生命科學的內卷化困局及其破解之路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06-04 13:52
撰文 | 吳家睿（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
“內卷” (Involution) 是近兩年流行的一個熱詞。該詞與“進化” (Evolution) 可以説正好相反：“進化”意味着系統是開放的，目標是外向的，能夠不斷地演化出新的形態，而“內卷”則指系統是封閉的，目標是內斂的，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便停滯不前。上海交通大學李俠教授是這樣解釋的：“內卷化是一種規則範式在窮盡其生產力功能之後所呈現出的一種無差別吞噬或者沉沒效應。在原有的範式下，規則已經率先內卷化，變得無比細緻與繁瑣”[1]。筆者認為，當前的生命科學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內卷現象，需要給予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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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還原論的生命科學思維之內卷與破局
還原論是現代生命科學形成與發展之最重要的理論基礎。DNA 雙螺旋的發現者克里克 (Crick, F) 就是這樣認為的：“現代生物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用物理學和化學解釋全部生物學現象”。美國著名腫瘤生物學家温伯格 (Weinberg, R) 對此有過一個很好的總結：“在20 世紀，生物學從傳統的描述性科學轉變成為一門假設驅動的實驗科學。與此緊密聯繫的是還原論佔據了統治地位，即對複雜生命系統的理解可以通過將其拆解為組成的零部件並逐個地拿出來進行研究”[2]。
1.1 內卷：“盲人摸象”的碎片化生命觀
在還原論指導下，研究者通常把揭示構成生物“機器”的分子零部件之作用機制視為其研究的主要目標。研究者那種研究蛋白質等生物大分子三維結構的熱情正是這種研究策略的突出體現，即從原子水平去解釋生物大分子的空間結構及其功能，進而去發現生物體內精確的分子作用機制。需要指出的是，當今這種對“機制”的追求並不侷限於分子生物學等微觀生物學科，而是貫穿於整個生命科學領域。例如，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生命科學部公佈的“十三五”15 個優先發展領域的標題中，出現“機制”一詞的標題有9 個，其中就包括了“物種演化的分子機制”和“農業生物抗病蟲機制”等；而剩餘6 個沒有出現“機制”一詞的標題基本上也還是與“機制”有關，如“重要性狀的遺傳規律解析”、“神經環路的形成及功能調控”。
如果説這種追求“機制”的還原論思維模式在20 世紀中葉對現代生命科學的誕生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那麼今天則進入了一個“內卷”的狀態。首先是碎片化看待生命。在分子生物學發展初期，由於研究手段的侷限，研究者只能把生命這架複雜的“機器”拆解為組成的零部件，按照單個基因或蛋白質的方式逐個地進行研究；與此配套的是碎片化生命觀，即生物體的功能或活動通常可以從單個生物大分子的結構和性質得以解釋，“一個基因一種疾病”的觀點成為了“時尚”。但是，在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推動下，生命科學進入了“後基因組時代”，這種碎片化生命觀顯然就“不合時宜”了。英國《自然》雜誌曾經在一篇社論中明確指出：“分子生物學是自身成功的犧牲品。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從一個基因、一個蛋白質、一個分子、一次研究一個，轉變為所有基因、所有蛋白質、所有分子、一次研究所有。一切都按組學的規模進行”[3]。這種轉變不僅僅是研究對象的數量增加，更重要的是對生命的認知從簡單性思維轉變為複雜性思維。不久前，腫瘤生物學家温伯格在總結40 年腫瘤生物學研究的文章中這樣寫道：“從事腫瘤研究的科學家見證了這個時期的瘋狂轉變：從最初面對無數難以理解的病理現象的困惑，到樹立了還原論必勝的信念，最近幾年再回到重新面對腫瘤這個疾病無盡的複雜性”[4]。
1.2 內卷：困在決定論框架裏的因果推斷
追求“機制”的還原論思維模式的第二個重要特點是認為生命這部“機器”是按照決定論的方式運行，正如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Schrödinger, E)在其1944 年發表的《生命是什麼》一書中所提出的：生命體內部發生的事件必須遵循嚴格的物理學定律。對決定論指導下的研究者而言，生物體內一切活動或過程的發生發展都有着確定的因果關係；而生命科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去揭示這種因果關係。但事實並非決定論者所想的那樣，大多數生命科學研究實驗所發現的因果關係實際上只是事件發生的“充分條件”，並非事件發生的“必要條件”，更不是滿足讓一個真正的決定論事件發生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條件”。例如，通過實驗把一個腫瘤裏的基因A 敲除，該腫瘤就停止生長，基因A 的缺失就是該腫瘤停止生長的充分條件；但基因A 並非控制該腫瘤生長的唯一基因，因此它的缺失不是該腫瘤停止生長的必要條件。打一個比方，用若干條木片構成一個盛水的木桶，如果其中一條木片壞了，水就漏出來了，這個壞木片就是木桶漏水的充分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因為如果該木片沒有壞而是另一木片壞了，木桶依然漏水。然而，在當今的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者往往把其實驗中的個別生物因子視為相應的生物學事件之“充分必要條件”，二者的關係就被刻畫為決定論的。
決定論者還面臨一個更大的挑戰：生物體本身並非一個確定論系統，體內的各種生命活動都充斥着被稱為生物學噪音(biological noise) 的隨機擾動，如基因轉錄過程中啓動子被激活和滅活時間響應的快慢差異，或者蛋白質合成反應和降解反應速率的隨機差異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生物體中的噪音並不是簡單的隨機擾動，它們在生命活動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不久前的一項研究工作表明，在小鼠骨髓調控血細胞發育的過程中，轉錄因子的基因表達噪音能夠影響這些細胞的命運。還有重要的一點不能忘記：生物體是一個緊密依存於外部環境的開放系統，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也導致了生物體的生存和演化表現出明顯的偶然性特徵。
1.3 破局：系統論思維與開放的心態
要想打破這種生命科學碎片化和確定論之內卷，首先需要重塑我們的科學觀，從還原論思維轉換為系統論思維，從複雜系統的角度認識和研究生命。這不是簡單地從技術層面進行調整，而是要從根本上進行科學研究範式的變革。基金委李靜海主任在2019 年發表的題為“抓住機遇推進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文章中明確指出：“傳統的科學研究在激烈競爭中獲得發展的機會將越來越少，只有主動適應範式變革才能佔據更多發展先機。比如：人們期望通過越來越深入瞭解一個現象的所有細節來解決問題，但其實不然。新範式下除繼續深入瞭解細節外，還必須進一步認識這些細節如何相互作用及其與整體行為的關係，並關注由此產生的複雜動態變化等等。這是範式變革的要義之一，必須引起各學科領域的充分重視”[5]。
要想打破這種生命科學碎片化和確定論之內卷，還需要重塑我們的審美觀，從熱衷於把研究工作按照“套路”描繪成一個有頭有尾的敍述性故事，轉變為把研究論文創作為啓迪他人思考和想象的開放性文本。英國劍橋大學學者伊萬諾娃 (Ivanova, M) 最近在評論科學實驗的審美價值一文中這樣寫道：“正是實驗設計和意義之間的相互作用讓我們認識到實驗最顯著的美學價值” [6]。著名藝術評論家陳丹青在其視頻講座《局部》裏曾經指出，西方古典畫家基本上是按照一定的“八股”模式，在一個事先設計好的自我封閉框架裏進行創作，從開始落筆就知道結尾，追求的是一個“圓滿”的作品。但是，從印象派開始的現代藝術卻“反其道而行之”，作品總是處在一種開放的未完成狀態。陳丹青強調説，真正具有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傑作，其最大特點是未完成度。這種未完成度往往只有在事後才能夠看到；究其原因並非偷懶或者故意不做，而是創作者把當時的技術手段推到了極限，以足夠的勇氣和探索精神去做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事情。筆者認為，這正是現代藝術創作給生命科學研究範式變革提供的審美參照點—— 追求和欣賞開放式的研究風格；研究者只有清楚一個知識的邊界或缺陷，才能真正擁有或欣賞這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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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專業化的實驗生物學方法之內卷與破局
現代生命科學不同於傳統生物學的根本在於，前者是依靠技術和儀器的實驗科學，而後者則是以觀察為基本研究手段的經驗科學。在還原論的指導下，研究者發展出了各種用於生命科學實驗的物理學和化學的技術與儀器，從化學小分子探針到細胞培養液，從揭示生物大分子結構的X 射線儀到分離生物組分的離心機，等等。此外，研究者還建立和發展了許多生物學研究系統和研究手段，如各種細胞模型和模式生物、轉基因或基因敲除技術等。這些實驗技術和儀器的應用，極大地推動了生命科學的發展。但是，實驗科學的成功同時也導致了思想和想象力貧乏的深度專業化研究範式之流行。
2.1 內卷：基於專業化“流量”的研究目標選擇
現代生命科學研究處於專業化“流量”的裹挾之下，研究論文的“影響因子”和“引用率”等通常是眾多科研人員最為關注的研究目標，從而使得研究工作出現明顯的偏好性，因為選擇一個受到高度關注的基因或蛋白質作為研究對象比選擇一個無人關注的顯然更有“流量價值”，即研究成果容易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或者容易獲得高引用率。一位英國研究者把這種現象稱為“文獻發表偏差”(publication bias) 或“研究人員偏” (researcher bias)——“這是指我們對於某些基因與過程和某些疾病的研究要遠多於其餘的”[7]。在2017 年一項對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文獻的分析發現：四分之一的研究論文只涉及到人類基因組2 萬多個基因中100 個“明星”基因；其中的“冠軍”是一個腫瘤抑制基因——“p53”，直接相關的文章近萬篇，平均每天有兩篇關於p53 的生物學研究文章發表[8]。2021 年在《自然》期刊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這種“大部分關注聚焦於少數基因”的問題仍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善，p53 依然是“冠軍”！該文作者特別強調説：“當前生物學面臨的一個挑戰是，要認清進行研究的動機是什麼。研究者是應該把經費、時間及精力投入到最重要或最緊迫的工作上，還是因為能可靠地獲得資助和喝彩而投入到更多同樣的工作上？”[9]
對“流量”的追求還導致在各個研究領域中形成諸多稱為前沿或熱點的專業“ 賽道”， 如CRISPR/Cas9 基因編輯或生物大分子的相分離(phase separation)。在當前的科研體制下，選對“賽道”成為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員職業生涯是否成功的關鍵。而在追求“流量”和“馬太效應”的“雙輪”驅動下，一些研究方向迅速發展成了熱點。例如，根據對生物醫學領域最大的文獻數據庫PubMed 的分析，從2012 年8 月發表第一篇CRISPR基因編輯的論文到2021 年末近10 年的時間裏，共發表了大約3 萬篇相關研究論文，其中2 萬5 千篇是最近5 年內發表的，平均每天發表14 篇，充分顯現出該“賽道”的熱度。但是，這種熱點“賽道”的形成往往不利於原創性研究工作的開展。古生物學家周忠和研究員在其關於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的十個困惑之一“究竟什麼才是前沿？”中這樣寫道：“真正原創的成果或許能夠發表在高端的刊物上，尤其是已經成為了‘熱點’的前沿；然而，那些並沒有成為熱點的探索性工作（所謂0到1的研究），恐怕很多時候不會享受‘前沿’的殊榮” [10]。
2.2 內卷：學術圈對“完備性”的技術追求
現代生命科學的發展離不開學術期刊的支撐和影響。英國著名的Pergamon 出版社的老闆馬克斯維爾(Maxwell, R) 在1974 年該出版社的一次編輯會議上曾經這樣説過：生命科學的未來在於回答生命科學的無數個小問題，針對每一個問題都要有相應的專業期刊；就在那年，該出版社推出了大約100 種新的專業期刊！而生命科學今天的內卷與學術期刊同樣有着密切的關係，如“影響因子”和“引用率”都是通過學術期刊來體現的。重要的是，學術期刊催化出了大大小小無形的專業學術圈子，因為研究論文通常都要通過學術期刊指定的專家進行“同行評議” (peer review) 才能得以發表。隨着實驗技術的進步，評審專家對研究工作發表的標準和對實驗數據的要求也在迅速提升——僅僅研究細胞不夠，應該補充動物實驗，如果涉及疾病還應該補充人體方面的數據；僅僅從動物整體進行基因敲除 (gene knock-down) 不夠，應該在動物特定的組織中進行基因敲除 (tissue-specific gene knock-down)，最好再在已經敲除基因的動物體內把基因敲回去(gene knock-in) ；等等。諾貝爾獎得主凱林 (Kaelin, WG) 2017 年在談到自己過去發表的那些獲獎論文時感嘆道“大部分論文是淺顯的、初步的，如果在今天將很難被髮表。比如一個關於氧氣信號通路需要一種腫瘤抑制蛋白的論文，放在今天會由於沒有清晰的機制以及動物實驗而遭受批評” [11]。
要指出的是，過去傳統的紙質版期刊因其容量需要限制一篇文章的長度和數據量，而今天的電子版期刊則可以無限制地收錄數據。在研究論文的正文之外加一個電子版數據附錄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已經成為了當前學術期刊的標配；有時發表一篇帶有附錄的文章，其總的頁碼相當於出版一本書。這些技術的出現支撐和強化了同行專家對一項研究工作完備性的渴望。《Science Signaling》主編亞法 (Yaffe, MB) 在一篇批評同行評審的社論中指出：“作為編輯，我們需要確保審稿人不要提出過分的要求，不要通過‘移動球門’ (move the goalposts) 的方式對新提交的修改稿件進行第二輪或第三輪的評審”[12]。
這種追求研究工作完備性的渴望不僅表現在研究工作發表之前，而且還表現在發表之後—— 追求實驗結果的“可重複性” (reproducibility)。大約在10 年前，美國研究者啓動了一項名為“腫瘤生物學的可重複性項目” (The Reproducibility Project: Cancer Biology)，選擇了發表在高影響力期刊的23篇文章中50 個實驗進行結果復現驗證實驗。從目前該項目的研究結果來看，可重複率為46%。《自然》雜誌最近專門為該項目寫了一個題為“重複科學實驗結果不容易但很重要”的社論，強調指出：“研究者、研究資助者和出版商必須更嚴肅地看待可重複性研究工作”[13]。該項目負責人埃林頓 (Errington, TM) 在其最新的工作總結中，甚至提出要把可重複性提升到與研究新穎性 (novelty) 一樣重要的地位：“可重複性是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是，當代研究文化往往強調新穎性等特徵，而把可重複性放在一個次要的位置上” [14]。可以想見，如果將來研究成果都要達到這種可重複性標準，那每項研究將需要增加相當大的工作量。
2.3 破局：給想法和觀點留出“呼吸”的空間
當前，生命科學研究基本上成了技術至上的競技場，研究者則往往表現為思想貧乏的數據生產者。英國皇家學會前主席納斯 (Nurse, P) 最近在一篇題為“生物學必須產生思想和數據”的評論文中指出：“我經常去聽一些研究講座，感覺自己被數據淹沒了。一些講者似乎認為，他們必須放出海量數據才會被認真對待。可理論框架卻被忽視：也很少提及為什麼要收集數據，正在測試什麼假設，出現了什麼想法”[15]。因此，我們需要鼓勵研究者釋放出自己的想象力，不是單純地依靠技術而是要注重從理論的高度去思考；同時還需要學術界形成包容乃至鼓勵新想法和新觀點的氛圍，讓研究者勇於亮出自己的想法和觀點，即使看上去沒有充足的實驗數據支撐，或者跨出了其專業或學科的邊界。科學研究本應是人類理性思維的展現平台，即使是依靠實驗技術和儀器的現代生命科學，也應該表現出那種基於思考和想法的精神性探索活動。正如納斯教授在其評論文中所倡導的：“要想讓理論和知識成為主導可能需要研究文化的轉變。實驗的理論化應該得到鼓勵；理論應該納入到實驗論文中以便讓數據突顯出相應的意義”[15]。
我們還需要改變科學交流的方式，從主要依靠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轉向更為開放的預印本 (Preprint) 等新型傳播方式。最早的預印本平台是1991 年美國科學家建立的“arXiv.org” (https://arxiv.org/)，主要發表物理學和數學的研究論文；目前在生命科學界最有影響的預印本平台是美國冷泉港實驗室在2013年建立的“ bioRxiv” (https://www.biorxiv.org/)。預印本模式對當今的“技術型”內卷是一個很好的破局手段。首先，預印本沒有“影響因子”和“引用率”等專業化“流量”指標，表現出更為純粹的學術交流。其次，研究論文在預印本網站上的發表不需要進行同行評議。這種策略大大提升論文發表的速度；這一點在新冠疫情暴發以來表現的尤為突出，眾多研究病毒的重要論文都是搶時間首發到預印本網站上。重要的是，沒有同行評議的策略打破了廣泛存在的學術小圈子，有利於新想法和新觀點的傳播。預印本模式的第三個特點是，不同於論文在學術期刊發表時的“完成時”，在預印本平台發表的論文屬於“進行時”，從初稿發表之日起可以被作者通過“迭代” (iterate) 的方式主動更新，進而在同一網站上發表出一個比一個更為完善的版本。一方面這能夠為在預印本平台快速發表的無同行評議文稿提供修改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去滿足研究者對“完備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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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義牽引下的科學精神之內卷與破局
現代科學的發展得益於舉國體制的科學建制化模式—— 從事科學研究不再是一種個人的業餘愛好，而是一種建立在國家安排的科研框架裏，以腦力勞動為特色的職業；研究者在政府或社會組織的資助下開展研究活動，並獲得相應的報酬作為其主要生活來源。科學建制化模式不僅保障了職業研究人員的衣食無虞，而且為其提供了相應的社會地位和個人發展空間。但是，這同時也給從事科研活動的職業研究人員帶來了強烈的功利主義之影響。
3.1 內卷：追求成功的功利導向
近年來中國科學事業快速發展，僅研究論文的發表總數若干年前就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科學家的創造力，尤其是原創能力並沒有出現相應程度的提升。為此，國家科技部等5 部委於2020 年聯合印發了《加強“從0 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的通知。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追求成功的功利導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國學術界流行甚廣的“不發表就玩完” (publish or perish) 就是研究者追求成功的一種典型表達方式。今天中國科技界流行的“四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同樣反映了研究者追求成功的“標配”。英國皇家學會前主席里斯 (Rees, M) 2022 年在一篇題為“Lessons for a young scientist” 的文章中，明確告訴青年科研人員如何“計算”科研的成功：“只有天才 (或者怪才) 才會直奔最宏大、最基本的問題。而你則應該這樣做：將科研問題的重要性乘以你可以解決問題並實現產出最大化的概率”[16]。按照這個“公式”計算，從“從0 到1”研究工作的成功可能性顯然是“零”。
追求成功的理念廣泛地流行於科研人員的培養和他們的工作中。於是乎，研究者關注的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期待儘快取得成功，並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成功。與此同時，研究者非常擔憂自己是否會失敗。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2021 年發佈的《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指出，近1/4 的受訪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鬱表現，超過1/2 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表現；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自我評價偏低——不斷對標國內外同行“大牛”的科研人員，很難對自己滿意[17]。因此，眾多研究者只願在其擁有的知識和技能所圈定之範圍內開展研究，而不會去進行超越已知範圍的學術探索和智力冒險。在這個意義上説，追求成功的功利導向為研究者提供了平庸的誘惑——“成功者的平庸”。他或她可能取得了很多公認的成功，但是，思想貧乏，眼界很小。
3.2 內卷：趨同化的學術生態
追求成功的價值觀推動了一種趨同化的學術生態環境。眾多研究者紛紛湧入那些有可能或者容易成功的熱點研究領域，採用相似的研究技術和路線，沿着成功人士的研究方向進行同質化的研究，如上文提到的PubMed 數據庫收集的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相關論文，前5 年總共發表了4 千多篇，最近5 年則發表了2 萬5 千篇。但是，這種趨同化研究通常並不能導致研究者的認知邊界獲得相應的擴大。值得注意的是，一項最新研究發現，在一個研究領域內發表論文的數量與變革性程度 (disruptive measure) 之間成反比關係：同一領域在一年內發表的論文總數越多，其具有變革性的論文比例越小[18]。也就是説，在某個領域發表大量的論文不僅無助於研究者創新思想的產生，而且還可能會導致其思想或理論的僵化。
趨同化的學術生態有利於“圈子”文化的形成。一般科研人員和青年研究人員容易追逐和崇拜成功人士，圍繞着成功人士形成學術小圈子，從而表現出相對單一和封閉的專業或研究方向之學術“生態位”，並衍生出各種功利性行為。2022 年2 月，211家中國科協全國學會聯名發佈《中國科協全國學會學術出版道德公約》，倡議科研人員、期刊編輯和審稿人破除“圈子”文化和利益紐帶，加強行為自律，抵制各種人情稿、關係稿等不正之風；不在無實質學術貢獻的論文中“掛名”，不在成果署名等方面侵佔學生、團隊成員的合法權益。美國研究者通過分析1975 到2003 年在生命科學領域過早死亡 (premature death) 的452 位傑出科學家與他們去世後所屬領域的“活力”之間的關係發現，同一學科分區 (subfields) 中從未與他們合作的科學家論文發表數量提升8.6%[19]。更重要的是，“外來者在明星科學家活着的時候顯然不想來挑戰他們在領域裏的權威，而名人的離世則為其領域的進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即形成了拓展知識邊界的新方向”[19]。
趨同化的學術生態伴隨着相應的物質待遇催化了主流科學家和邊緣科學家在學術研究以及生存狀況的“兩極分化”。不久前發表的一封科學家公開信呼籲要關注和支持邊緣科學家：“大多數主流科學家—— 即符合主流文化所期望的科學家形象和行為的科學家—— 不知道或不理解邊緣科學家遇到的挑戰”[19]。在這樣的主流科研文化中，流行的是一種排斥多元化的“卓越觀”——“這種對卓越的狹隘看法導致資源傾斜到已經得到認可的、確立了地位的主流科學家手中”[20]。
與此同時，成功人士的價值往往被虛假地放大，讓其相對意義上的“某個專業的卓越”變成了絕對意義上的“卓越”，導致專業上的卓越影響力“外溢”到專業之外。顯然，這種排斥多元化的科研生態限制了新思想的產生和交叉科學的發展。2020 年11月，基金委成立了交叉科學部，負責該科學部的管理人員最近在一篇討論交叉科學發展的文章中，提出了限制其發展的三個主要因素：(1) 交叉學科獲得研究經費資助率低於單一傳統學科；(2) 青年學者從事交叉科學研究取得成果較難；(3) 交叉學科的學術成果難以獲得現有學科體系合理評價——“上述三個方面的制約因素相互耦合，形成一道制約屏障，對交叉學科與跨學科合作等學術研究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挑戰，進而影響到創新性和突破性科學研究的開展”[21]。
3.3 破局：讓科學精神擺脱功利之束縛
筆者曾這樣評論過當今的科研範式：理想的科學結構應該是在物質性追求和精神性追求之間保持一個恰當的張力。但是，在美國主導下發展起來的科研範式卻打破了這種張力，專注於追求科學的實用價值。在科技產品極大豐富的今天，人們“仰望星空”和“追尋心中道德律”的科學精神卻在明顯的衰退[22]。
如何才能恢復衰退的科學精神？我們不妨通過日本花樣滑冰選手羽生結弦在北京冬奧會上的表現來看一下他帶給科研工作者的啓示。羽生結弦是前兩屆男子單人滑奧運冠軍。在許多人看來，他的目標應該是爭取在北京冬奧會衞冕，成為奧運三連冠得主。可出人意料，他卻把目標定為完成花滑中難度最高的“阿克塞爾四周跳” (4A。這個動作實際上要跳4.5圈) 。這是一個“性價比”極低的選擇——最容易出現摔倒等動作失誤而失去很多分，而成功時卻得分不多——4A 的基礎分值僅比排名第二的“勾手四周跳”多1分。要知道，當前男子花樣滑冰領域正處在“四周跳的內卷”之中，即選手們傾向於追求在一套動作中完成多個四周跳，從而得到更多的技術分以贏得比賽。顯然，羽生結弦有足夠的實力按此套路玩下去，可他心心念唸的卻是挑戰4A這個人類花滑的極限，並把這個挑戰帶到了北京的賽場；結果是挑戰失敗，排名第4。羽生結弦賽後這樣説“我付出的可能是沒有回報的努力”。顯然，他真正追求的是奧運精神“更高、更快、更強”，而非金牌、銀牌、銅牌。今天的“科研競技場”正是需要研究者去發揚這樣的精神，追求這樣的夢想！
筆者常常想起法國20 世紀著名思想家福柯 (Foucault, M) 的一段話：“至於激發我的動機, 它非常簡單。這是好奇心，即在任何情況下值得多少固執地任其驅使的唯一一種好奇心。它不是那種試圖吸收適合於自己認識的東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種能使我們超越自我的好奇心。如果對知識的渴望僅僅應該保證知識的增長，而不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有知識的人踏上迷途的話，那它還有什麼價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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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生命科學”，原文刊登於《生命科學》2022年第34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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