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人，我很慚愧——《高加索列國志》後記_風聞

從印度封城的時候開始寫，一直寫到上海封城——花了將近兩年時間，終於將《高加索列國志》寫完了——假如不是因為上海封城的話，我恐怕還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能把這個系列寫完。

之所以那麼糾結，是因為高加索系列寫起來實在太過費時費力。由於一開始標準定得太高，不僅想要在史料上進行橫向縱向的展開，還試圖通過文字、圖片、視頻三個維度來呈現——既然要搞，就得搞點有核心競爭力的東西對吧？結果就給自己挖了一個超級大坑……不得不整理天量的資料、照片、視頻素材……“拍片一時爽，修片火葬場”——這本該是由一個團隊完成的工作，而我卻只有我太太能幫忙做點視頻剪輯。

光是看着這麼多的素材便已讓人望而生畏，因此寫起來也跟擠牙膏似的，平均一天只能寫一兩千字。我看了下，僅僅是碼字這一部分的工作，在word文檔上就花了14萬多分鐘，超過100個日夜。這個系列最終雖然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只有十來萬字，但正所謂“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在寫作過程中查閲的資料至少有幾百萬字——並且這些資料至少有九成以上都是外文的。似乎之前從未有中國人系統性地梳理過這個地區的歷史和現狀，不但中文資料少得可憐，英文資料也頗為有限，為此我不得不通過翻譯軟件研究了許多俄語、格魯吉亞語、亞美尼亞語、埃塞拜疆語的資料，這讓我終於理解了為啥過去搞研究的學者得要精通多國語言。多虧如今互聯網查找、翻譯資料的高度便利，大大降低了研究的門檻，才使我最終能完成這個系列。

另外，寫高加索系列也有些“吃力不討好”，這些系列花費了我最多的精力，可由於其小眾的特性，每篇的閲讀量卻是我公眾號文章中最低的——要説完全不影響我寫作積極性，那肯定是騙人的。如果單從碼字收益來考慮的話，我早就該停更這個系列了。但我寫公眾號從一開始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流量，而是以文會友來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詳見《四十而立，歸來仍是少年》），我一直認為有興趣有耐心讀完我文史類文章的讀者才是最為硬核的，正是這樣一個動力讓我把高加索系列給堅持寫完了。羅永浩説：“我不在乎輸贏，我就是認真。”我也可以問心無愧地説一句——**“我不在乎流量，我就是認真。”**寫這個高加索系列，就跟寫論文一樣，是一個自己深度學習的過程，在完成《高加索列國志》的過程中也極大豐富了我自己的史地知識，這本身就是最好的回報。

不過呢，高加索系列依然有不少缺憾——一方面，這兩年裏我自己通過寫作在不斷成長，對文章的要求在不斷提高，以我現在的標準再回過頭去看這個系列的前幾個章節，總覺得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展開還不夠；另一方面，南奧賽梯、阿布哈茲，以及北高加索的一些區域我之前未能深入，這些地方將來有機會還是得要再去一趟。我這個人，只有自己親自去過的地方，寫起來才有底氣；沒去過的地方無論如何不敢信口開河，絕不願與那些拼湊資料胡編亂造的營銷號同流合污。很多地方在去之前看資料介紹所產生的印象，和親臨實地的感受往往會完全不一樣；在實地探索過程中，也能看到許多被資料所忽視的細節——資料再怎麼翔實，終歸是別人嚼過的饃。

那麼，《高加索列國志》會付梓出版嗎？恐怕不會。我自己走過了一遍出版流程才知道，在中國出書，所有關於政治、宗教、歷史的觀點都必須與官方保持一致，審查之嚴格簡直能用“錙銖必較”來形容，一些用詞都需要反覆考量。書作為公共出版物，其規範化程度之高，實在不適合我這種口無遮攔的閒雲野鶴。就拿我的第一本書來説吧，編校早就完成了，後來審查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最近才把修改意見傳達了下來。我只能説——假如我一開始就知道會進行這麼大尺度的修改，我肯定不會同意出版——但我最後還是妥協接受了，純粹是為了體諒圖書編輯這一年多來為這本書付出的勞動（請不要來問我書名，我根本羞於啓齒，我沒寫過這種書）。高加索系列如此深度涉及政治和宗教觀點，基本沒可能過審——就算過了審，也必然被改得面目全非，不會是我想要表達的內容，所以我對出版高加索系列不抱什麼希望。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在於，傳統的圖書恐怕難以像網絡媒體一樣，同時通過文字、圖片、視頻這三個維度來呈現這個系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高加索系列的照片數量被砍掉90%、所有的地圖全部被刪掉，你們還會想看嗎？

我在確定《高加索列國志》文字風格之初，便側重於人文歷史的探究，有意識地避免寫成那種流水賬式的攻略遊記，期望在我這裏看到高加索旅行指南的讀者恐怕是要失望了。高加索讓我着迷的是其文化的多樣性，當地眾多民族在歷史上的糾葛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而我的目標正是把這些“糾葛”給梳理清楚。雖然我以“國別史”的方式介紹了這些國家和民族，但事實上全書有一個十分鮮明的主題——關於宗教和民族的討論。

高加索地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火藥桶，歷史上和平的年代少之又少，山河形勢為勢力割據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這裏長期拉鋸對峙，不同民族部落之間敵對、征服、仇殺、清洗、奴役、同化的情況史不絕書……就在我寫這個系列的過程中，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又打了一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勢力發生了此消彼長的變化。這個大火藥桶中的易燃易爆物，正是宗教和民族，而這兩大問題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際問題的根源——

什麼是宗教？——一羣人相信同一件事。

什麼是民族？——一羣人記得同一件事。

共同的信仰構成了宗教，共同的記憶整合了民族——前一句話容易理解，後一句話我稍微解釋一下——民族源於共同的祖先，但隨着一個民族不斷擴張征服，開枝散葉發展到後來，所謂“共同祖先”可能只是人們一廂情願的錯覺。就好像對土耳其人進行基因測序，發現他們引以為傲的“突厥血統”少之又少，反倒是有着極高比例宿敵希臘人的基因；又比如現代的卡爾梅克人，也並不全都是當年那批出走的土爾扈特人後裔，在漫長歲月裏，他們吸納了杜爾伯特人、準噶爾人、和碩特人、哥薩克人，以及其他遊牧民族。然而身為“土耳其人”或者“卡爾梅克人”的共同記憶，使他們凝聚成了同一個民族，產生了共同的對內認同與對外仇恨。這種能夠整合民族的記憶，通常是共同經歷一場重建秩序的社會革命，或者共同面對強大的外敵。

在某些情況下，宗教和民族的界限並不那麼清晰，宗教會“民族主義化”；民族主義也會“宗教化”，其重要特徵是對民族歷史的隱瞞和虛構。

宗教信仰的形成，尤其依賴於虛構歷史——要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必須要相信聖經“創世紀”中對世界和人類來歷的描述；要成為一個虔誠的格魯派藏傳佛教徒，必須要相信“達賴世系”的每一代轉世傳承都準確無誤；要成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更是絕對不能質疑古蘭經上的任何一個歷史細節。

民族主義的“宗教化”，指的是讓人民對自己的民族產生一種像宗教那樣狂熱而又盲目的優越感，並且無條件地捍衞。在“宗教化”的過程中，必然會有虛構民族歷史的需求。例如印度、韓國、土耳其都“創造”過能夠讓自己人民熱血沸騰的 “民族歷史觀”（詳見《解構印度民族主義虛構歷史》），通過一本正經地大談“神話歷史學”、“韓國起源論”、“泛突厥主義”，虛構了自己民族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這種對歷史的“創造”，本質上是在“創造”民族記憶。

世界上幾乎不存在真實客觀的歷史，即便是同一段歷史，由不同的經歷者來講述必然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觀點——再經過層層的敍述、理解、轉述，所謂“歷史”傳達出來的信息早已面目全非。就拿這個《高加索列國志》系列來説，由於我對伊斯蘭教和佛教的情感明顯截然相反，因此在敍述的時候必然無法做到客觀，難免影響到讀者的觀點。

歸根結底，歷史觀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某些人希望我們相信的事情，人們永遠都會有極大的動機去粉飾和虛構。因此，我們平時能夠瞭解到的歷史，即便沒有被篡改，也多半已被斷章取義，並非歷史的全貌。

歷史的研究者往往很孤獨，有時候還會很痛苦，因為他們往往會一不小心就走進隱秘的黑暗角落，看到歷史被隱藏起來或被故意忽視的另一面。我有一個好友李碩，可能一些讀者也認識，他是清華歷史系碩博，寫過不少歷史著作。他最近幾年完成了一部關於先秦“人祭”文化的研究著作，通過考古材料把新石器時代到夏商的“人祭”梳理了一遍，結果搞這個研究直接讓他整個人都不好了……他説那些歷史實在太黑暗，把他整出了抑鬱症，再也回不到從前的狀態。李碩的部分研究結論或許存在爭議，真實歷史的黑暗卻是千真萬確。

我在開始寫高加索之前，完全沒有想到這個系列竟會以“種族滅絕”為始，最後以“種族滅絕”作結。對我們來講，“種族滅絕”似乎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多數人所知道的種族滅絕事件可能僅限於納粹屠殺猶太人以及盧旺達大屠殺，但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發生了無數次。大部分被滅絕的種族永無機會開口，尤其是像美洲原住民這種連自己文字和歷史都沒有的種族——試想假如二戰時納粹真的將猶太人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又有多少人會為猶太人發聲呢？“種族滅絕”四個字説起來輕如鴻毛，背後卻是一座座屍山一片片血海。

寫高加索系列過程中，我所研究的不少民族都是從前聞所未聞的。在綜合世界史中，這些民族可能壓根兒都不會被提到，以“高加索山地民族”一言以蔽之。他們雖然是些極度缺乏存在感的小民族，但也不乏幾十萬、上百萬的人口體量。這些小民族長期以來都只能在夾縫中生存，充當帝國博弈的棋子，在大時代的浪潮中隨波逐流。他們在歷史上一些時期的艱難生存狀況常令我感到震驚……在經由瞭解了大量關於民族和宗教的歷史之後，我看透了一些事情——

人類的種種“惡”，並不一定是因為“壞”，更多是由於“蠢”，一種叫做“執着”的蠢——執着於自己看到的事、聽聞的事、經歷的事，以及某些意識形態組織希望我們相信的事。

從某種意義上講，“宗教”也好“民族”也好，都並非客觀存在的實體，只是人類主觀心理活動產生的一種執念。換言之，造成世界諸多問題的根源，其實在我們心裏。關於這一點，包括佛陀在內的許多哲人和先賢都早已經指出過。

大家想象一下，既然一切問題都源於我們的思想，假如世界上有一種科技，能夠直接作用於人的大腦，批量地改寫人們的想法和記憶，重新構建人們的三觀和自我認同，那麼我們就有辦法以完全無痛無感的方式清除掉人們關於宗教和民族的分歧——倘若真能實現的話，世界無疑能夠減少許多紛爭……聽起來是不是相當令人嚮往？

但是，這幾千年來，人們難道不是一直都在試圖用物理手段改寫同類的思想嗎？激烈的改寫叫做“意識形態戰爭”，温和的改寫叫做“意識形態教育”。所以就算有這種改寫人類思想的科技，恐怕也避免不了分歧——改寫？要以什麼樣的標準改寫呢？又由誰來制定標準呢？土爾扈特人願意被改寫成東正教徒嗎？東正教徒願意被改寫成共產主義無神論者嗎？亞美尼亞人願意被抹去被土耳其種族滅絕的記憶嗎？

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能夠統一思想統一世界的真理，都認為只要全世界都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就能天下大同——或許真如此。在絕對理想化的狀態下，假如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能篤信古蘭經，並且也不存在教派教義之爭，大家都是侍奉真主的兄弟姐妹，世界可能真的還挺和諧的。但問題正在於，人類永遠無法在“究竟要用什麼樣的思想統一全人類”這個問題上達成統一……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一切對意識形態強制性的審查和改寫，最終都會以慘劇收場。

我有時會覺得，是“思想”讓人類有別於動物，但“思想”是一把雙刃劍，它帶來創新、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仇恨、殺戮。我們越是無止境地探索思想，反而製造出了越多的分歧和苦難。絕大多數人類之間的自相殘殺都是“思想”差異造成的，動物絕不會因為“思想”不同就非要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們似乎被困在一個悖論中——“百家爭鳴”會產生紛爭，“萬馬齊喑”同樣會造成反抗和極端化。

相比人類社會，螞蟻、蜜蜂那種沒有思想的社會反而效率更高、犯錯更少，每個個體只要按照信息素的指示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能保證整個族羣像機器那樣精密地運作。這樣一種冷酷、機械的機制或許能夠獲得最高的生存效率，但假如人只能像螞蟻、蜜蜂那樣行屍走肉般機械且禁錮地活着，難道不悲哀嗎？

於是乎，關於宗教和民族的問題，把我們帶到了最終極的哲學問題——人，究竟為什麼活着？

以我短短幾十年白駒過隙的生命，顯然無力回答這個問題。生命的意義就跟宇宙的真相一樣，越是探究就越是讓人絕望。拿高加索地區的紛爭來説吧，這一切究竟有什麼可爭的呢？“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斗轉星移滄海桑田，終有一天連整個高加索山脈都會消失不見，那些民族不惜代價堅守自我究竟又有何意義呢？

這是因為人類的壽命實在太過短暫，我們所能體驗到的僅僅是自己在世的這幾十年；活動範圍也實在太過狹隘，只看得到自己家門口的一畝三分地。假如有一個觀察者從恐龍時代活到現在，他能觀察到喜馬拉雅從海洋中升起，能觀察到大西洋的海水倒灌進直布羅陀海峽形成了地中海；能觀察到統治地球的恐龍如何在小行星的撞擊下覆滅，能觀察到人類的祖先如何演化出智能並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脱穎而出，甚至還能觀察到地球的自轉速度在不斷變慢……這樣的觀察者，不會對任何生滅產生觸動，因為他知道任何事物都像朝露般轉瞬即逝，我們千方百計為自己尋找的所謂“意義”亦如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可是我們畢竟看不見，以為眼前的苟且就是生活的全部，以為自己的生活就是世界的全部，同時被想要生存繁衍下去的動物本能所支配——生存繁衍幾乎是動物活着的唯一目的，缺乏這種本能的動物都註定滅絕。大多數讓我們感到快樂的行為，在過去叢林求生的時候都有利於人類族羣的延續；我們自認為崇高美好的“情感”，也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生理構造決定的——作為哺乳動物，人類的繁衍策略高度依賴於“母嬰聯結”這一情感紐帶——所有不愛自己後代的哺乳動物，都已滅絕；為了確保我們繼續繁衍下去，大腦釋放出催產素、內啡肽、多巴胺等化學物質鼓勵我們去“愛”和“被愛”。

母愛非但不無私，恰恰是最自私的，只有平等對待所有人乃至所有眾生的愛才能稱之為無私，演化出“母愛”的唯一目的卻只是為了提高自己基因延續的概率，具有強烈的指向性——偉大的母親可能會很博愛；可再偉大的母親，也一定更偏心自己親生的孩子。結果這種自私的感情被冠以“無私”之名，成為了人類社會一切倫理的基礎，這就導致了我們在進行道德判斷的時候存在難以逾越的侷限性。

人類特殊而複雜的情感讓我們具有了人性，可是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辯自古以來都從未休止。我們可以説出一萬個正面的故事，來體現人性的高尚；但同樣也能舉出一萬個負面的例子，來證明人性的醜惡。問題在於，跟人性之惡相比，善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弱——以宗教之名確實拯救了許多生命，但死在“聖戰”名義下的“異教徒”難道不是更多嗎？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散盡家財，才終於救下了1100名猶太人的生命，然而因為大屠殺喪生的猶太人卻多達600萬——“大惡”可以一下子讓數百萬人死於非命， “大善”卻沒有辦法讓這些人起死回生；甚至有時候，“善行”由於其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還會釀出“惡果”——比如“非暴力”雖然避免了印度內戰，卻間接導致了數百萬人死於印巴分治後的宗教仇殺以及後來的一系列長期戰爭……或許正因如此，人類才需要想象出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會在審判日降臨時主持公道。

另一方面，在更普遍的情況下，被本能所控制的情感讓人變得脆弱、自私、盲目、狹隘和愚蠢。從情感上來講，相信有天堂有來世、相信世界上有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相信我們是萬物之靈，遠比認為死後沒有靈魂、認為宇宙是隨機且無意義的、認為人類終有一天會滅絕，要更容易讓人接受（詳見《關於宗教的一些祛魅和反思》）——因此人永遠會傾向於相信那些美麗的謊言。高加索系列的留言裏，總會時不時冒出幾個無知無畏堅信“西方偽史論”的何新門徒來，説雅利安人不存在、古典歐洲文明也不存在——認為西方文明都是偽史、中華文明天下第一，恐怕是因為被自卑的內心情感所驅動，無法正視任何他人的進步。

最要命的是，由於大腦本身被原始的動物本能所控制，我們經常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被婦人之仁感動，為匹夫之勇喝彩；我們盲目地崇拜力量，將那些“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征服者視作偉人和英雄；為虎作倀之時意識不到自己的惡，把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對立視作理所當然，以各種各樣“崇高”、“正義”甚至是“神”的名義，毫不留情地殘害自己的同類——十字軍也好，納粹德國也好，軍國主義日本也好，都絕不會質疑自己行為的正當性。

在一般情況下，情感通常不至於如此極端。然而總有人不惜虛構出了宗教的“歷史”和民族的“記憶”，試圖激發出情感不可忽視的巨大力量，讓人們變得狂熱，甚至甘願付出自己的生命——越是單純善良的人，越是容易聽信蠱惑，被轉化到另一個極端。“愛之切，恨之深”，説正是情感的一體兩面——這是創造的力量，也是毀滅的力量。比方説，我所認識的絕大多數穆斯林都非常温和友善，他們虔誠地遵守着教義中要求他們與人為善的教條；然而正是這樣的人，由於腦子只有一根筋，最容易被教唆綁上炸彈去跟“異教徒”同歸於盡。

所以真正的原罪並非“思想”的爭鳴，亦非“人性”的反覆，也不是“情感”的執着，而是將這一切極端化。

這兩年許多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的環境，意識形態極端化、民族主義極端化隱隱有爆發之勢，其表現主要是輿論的撕裂，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觀點的限制——這些情況在全球範圍內都相當普遍。許多觀點本無所謂對錯，無非是大家的風險偏好、利益相關度不同；然而在輿論撕裂的大環境下，無論是親朋還是好友，都可能一夜之間反目成仇。我有一個朋友就私下跟我吐槽，説他好想殺了他大姨，因為他覺得他大姨被洗腦……

通過一些文章的留言，我知道有些讀我公眾號的人估計也很想殺了我。我對此一點都不生氣，我相信他們大部分人在生活中都不壞，只覺得可笑可憐又可悲——這就是我們變得極端化之後的執迷與瘋狂。

避免這一情況最有效的方法，恐怕只有學習儘可能多的知識，瞭解儘可能多的觀點，探索儘可能多的世界，體驗儘可能多的生活——因為無知和盲目正是最容易滋生極端化的土壤。可我前面就説了，我們的生命太過短暫、精力太過有限，夏蟲不可語於冰，井蛙不可語於海，這就註定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還會繼續興高采烈地幹蠢事兒。**這種“蠢”是我們生而為人的侷限性——永遠被自私的基因所支配着，**無法改變，無藥可救。

生而為人，我很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