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麼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再迷信西方？ ——我這麼看《這就是中國》_風聞

（2019年初在東方衞視開播的《這就是中國》）

我們國家過去的20多年發展得既好（社會安定）又快（經濟和社會增長迅速），根本得益於開放改革的基本國策得到了很好的堅持、貫徹和執行，通過推進和深化市場化改革成功實現了整個國家經濟工業化；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得到很大重視，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口的規模上來了（儘管總體的教育質量不夠好），加上近20多年出現了一批重視現代科技開發與應用的民營企業，讓相當一部分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擁有了實現個人成長與發展，以及實現出國觀世界的條件和機會。

國家教育特別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持續提高，這些人工作生活日常所思所想所能見識到的，自然和之前大量被“捆綁在機器上”的藍領工人和“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不一樣。知識走出象牙塔，離開學術圈走向了大眾，從此不再被少數知識精英階層所壟斷。工人和農民會用手或腳感知這世界，知識分子所使用的是實踐、閲讀和頭腦，新時代國人思想轉變再一次得解放，根本上是從這裏（人口及就業結構巨大改變）開始的。

青年人需要有這類的媒體節目，印證他們自己對當今世界（在海外就是對當今中國）的一些看法和想法，這或是《這就是中國》之所以得到很大反響的原因，

如果一個“節目”缺乏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現實的依託，它不可能得到這麼多人的關注與認可。中國的老百姓不信宗教也不信神，一直很務實。信心也好，自信也罷，不是靠某一個媒體節目就能樹立起來的。2016年之前，我們國家所謂的“公知”有很多，不僅在學術界，不少也活躍在工商界。民間流行一句話，“教授更加像商人，商人更加像教授”。像張教授這樣清醒、理性做研究、做學問的專家確實不夠多，互聯網與現代傳媒的社會影響力很巨大，一定程度彌補了體制教育明顯的不足。

認為一些“公知”影響了中國很多人，乃至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知識進程的説法恐怕不是誇大其詞，但也未必不是言過其實了。自娛自樂的“公知”佔多數，相互吹捧或者相互否定的“公知”佔多數，事實上都是近些年高等教育和互聯網媒體大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內容和精神的泡沫。無論教育界、學術圈，還是媒體傳播領域，真正發揮思想（而非輿情）主導（或引領）作用的是少數人（遵循社會現象所謂“二八”定律）。

“公知”在任何時代都存在，其真正的社會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侷限在他們自身所處的各個追求時髦與切身利益的小圈子以內，無論企業家、政治家，還是正直誠實的學者與科學家、科技工作者、工程師，還是普普通通的工人、農民等等老百姓，打心裏相信他們既不着調，也不接地氣的話的人並不多。以為這些人會影響中國“主流敍事”的也不多。他們帶給國人娛樂消遣嘮嗑的成分，遠大於對民眾思想的啓迪和碰撞。對“千禧一代”之後的年輕人，“公知”的説服力就更差，顯得更無能。

當今中國人的自信和自覺，主要是建立在中國自1990年以來經濟社會大發展、大進步的基礎之上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基本面，國家政治清明，向着現代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的方向不斷地邁進是重要的社會環境的依託。張教授有句話説得很到位也很實在，“最重要的是我們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國家，從事着一個偉大的事業 ”。

在看待有關於美國挑戰的問題上，也一樣。老一輩革命家所講所一直強調的，美西方政界和美西方的人民還是需要有所區分。所謂美國的“主流敍事”，我們還是需要清楚那並不代表全部的美國和美國的全部。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社會生態和政治皆是密不可分的整體或系統，需要理性、剋制地去分析和看待。非黑即白或非白即黑，無助於促進彼此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政治、學術和社會，有聯繫，有交融、有分野。

因此，我想我們還需要認識到，

近20多年來，我們國家不少領域的改革還是滯後的，中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需要不斷打破和突破各種既得利益格局的多種體制性阻礙和障礙依然非常大，包括徹底取消城鄉户籍人口社會待遇的差別、高中階段全部納入義務教育、城鄉居民大病和重病醫療保障、強化城鄉社會基層管理與服務的財力和共識，大齡人口充分再就業保障和支持、省市一級國有企業市場化再改革，探索進一步理順地方政商關係的入口和切口等等，如果這些領域深化改革的措施能跟上，我們國家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潛力仍很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也能得到更好地改善。

2012年之後，經濟社會發展正面臨更大也是史無前例的兩個根本性的大挑戰（或機遇）：

一是再工業化進程還沒有走完，滯留在農業上和農村中的勞動力還很多，數目龐大，佔比也不低。

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在工業化的後半段所能吸納的粗勞動力只會越來越少，而且所需要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是一種不可逆轉逆行的趨勢，除非我們從此反對經濟全球化。而這些人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經不可能也沒有機會了再進入到製造業工廠了。

城市化已經狂飆突進二十年，與高速城市化過程中的房地產大發展相比，鄉村居民生活城鎮化明顯是滯後的。這導致絕大多數鄉村人口的老齡化的程度和速度明顯超過了城市。

二是我國已接受和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快速地提高，整個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速度跟不上，未來實現充分就業和抑制通脹成為大難題。

一個大的經濟體，在實現工業化邁進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市場經濟和全球經濟條件下的國內就業與再就業以及抑制通貨膨脹的矛盾只會越來越突出且更加具有政治挑戰性，19世紀的工業化歐洲是如此，20世紀工業化的美國也是如此。前者擺脱困境主要依靠的是海外殖民，後者依靠的則是美元霸權國際化。這中間，至今沒能找到良好出路的是日本。

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進程中，已經徹底消失的就業機會（比如説之前大量的小農經濟的就業機會），加上需要加速淘汰掉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就業崗位的數量，遠遠超過了新經濟新經營方式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的數量，體現為國家當前不僅大學生就業難，而且市場經濟體系之內的中壯年人口再就業也難，疊加社會人口老齡化和經濟轉型升級多重壓力，經濟持續下行，供求矛盾在疫情之後很可能更嚴重。

我們在既往的市場化進程中經受的挫折並不多，即使有一些也不嚴重，這讓一小部分知識精英自以為“得法”而又忘乎所以。實踐出真知，實踐才是最好的老師。人民大眾會從市場經濟的實踐和歷練中真實體會到經濟世界的複雜、巨大的競爭壓力及其挑戰性，甚至也很冷酷，很“殘酷”。並非所有人在所有的時候都能享受到和並堅定認可市場經濟（尤其是工業化）所帶來的的社會優勢和長處，他們會思索、會反思、會對比、會回顧、會總結，甚至會質疑。

過去的十年尤其是近幾年，我們國家為應對這兩大根本性挑戰問題上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探索，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格局快速演變的今天，任何再一次突圍和破局，使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像以往那樣發展得既好又快，內外部的矛盾衝突得到更好地實質性地化解或稀釋，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

“成功是一個討厭的教員，它誘使聰明人認為他們不會失敗，它不是一位引導我們走向未來的可靠的嚮導。”成功可以帶來別人的表揚（羨慕，甚至是嫉妒），但不會讓你更進一步。

以上，是《這就是中國》帶給我兩點學習的小結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