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瑋 李夢穎丨生活在“碼之城”：疫情下的社會機制再造_風聞

孫瑋 | 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李夢穎 |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站博士後

本文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8期，原標題為《“碼之城”：人與技術機器系統的共創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碼之城”：“媒體城市”的新形態

當前，中國已成為二維碼應用最為廣泛的國家，中國的二維碼應用佔全球九成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碼上生活”，集中呈現了當前中國人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生存方式，各類二維碼應用支撐着社會運轉和日常生活，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社會與人。這種數字技術與城市的深度嵌合，在“媒體城市”的演變進程中顯示出一種新的形態——“碼之城”。 

縱觀人類歷史，每一次媒介演變都會激發城市形態的變革。當數字媒介進入最新的媒介形態序列，我們必然要追問，它究竟在哪些面向上再度延伸了人？這種延伸與符號媒介、模擬技術的差異是什麼？從某種角度講，媒介研究的最新進展都可以看作這個追問的具體化。如斯蒂格勒技術哲學的核心觀點——技術是人的外置化——認為，技術延伸的不僅僅是人體的感官以及人類的思想，還包括空間，“人化便是外置化的過程：差異化的空間在生物空間外產生並且獨立於後者”。數字技術外置化的特異性不斷增強，近年來更呈現出同人類生物世界的高度融合與新型互動，數字媒介創造的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交織互嵌。諸如賽博空間、地理媒介、未來城市空間、賽博人等論述，皆是從不同視角揭示數字媒介開創的新型融合狀態。總覽當前數字技術的開創性實踐，無不是以打通線上線下為基點，撬動原有的社會基礎與系統，探索媒介與人、社會的新型接合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世界範圍內的人體接觸和移動限制，偶發性地造成了數字媒介再造社會機制的動能大爆發。如清華大學與騰訊公司聯合發佈的《2020碼上經濟“戰疫”報告》這樣描繪：通過二維碼，“構建人、物、場泛在的數字化連接，實現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映射……保障疫情下信息流、客流、商流、資金流的順暢流通與融合發展，是疫情中政府治理、企業運營、社會服務、個人生活的有力支撐”。數字媒介貫通虛實以重組社會連接的力量，在“碼上經濟”中得到極致體現。這種非常時期的社會實踐，推動二維碼這個看似簡單的技術整合各種社會系統，一時成為社會運轉的中樞端口。現今的城市生活中，二維碼已經成為最普遍的數字技術應用，散落在城市空間的各個角落，隱藏在人們隨身攜帶的“電子器官”——手機之中。這種星羅棋佈嵌入空間和物體以及與主體肉身緊密捆綁的態勢，織就了連接人、物、信息的天羅地網。形形色色的二維碼的湧現，實質是社會系統的重組與再造，以及人類存在方式的變遷。 

很顯然，“碼之城”無法簡單類比於“媒體城市”的過往形態。提出“媒體城市”概念的麥夸爾（或譯作麥奎爾），以批判媒介表徵論為研究起點，以媒體技術與城市形式間的關聯紐帶為線索，漸次呈現“媒體城市”的不同形態，焦點是“新媒體平台始終如一地有助於新的感知和認知模式的形成，有助於社會活動的新形式和新地點的產生”。在此，媒體與城市的勾連仍然是落在“感知和認知模式”上的，只不過將這種新型感知和認知模式的影響擴大到社會性方面。而當前二維碼與城市間展現的新型關係，已突破了上述視域。

其一，在“媒體城市”不斷演變的歷史進程中，二維碼作為一種移動數字技術的最典型形態，展示了媒介以動態機制匯聚城市社會異質化系統的動能，媒介成為社會系統及運作機制的傳導器和轉換中樞，由此區別於感知—認知模式維度，開啓了媒介介入社會的新型方式，也創造了數字時代“媒體城市”的嶄新面向。二維碼技術對於主體的影響，具有鮮明特徵：通過肉身及其活動狀態的數據化，將主體編織到二維碼中介的複雜系統中，以此實現對於主體的規約和改造，麥克盧漢“媒體是人的延伸”之觀點由此被反轉了，如今人成了技術的延伸。

其二，“碼之城”表明，媒介作為一種系統，不僅僅體現出“自創生”的典型特徵，在人與技術機器的深度融合中，更呈現出一種“共創生”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數字媒介正在成為作為城市全方位中介的技術機制與社會系統。在這個意義上，媒介已經從反映現實、建構現實，走向驅動現實，直接參與現實的運作，因此超越了媒介與實在之間糾纏已久的既有關係模式。“碼之城”作為“媒體城市”的最新形態，使技術與城市形成時空勾連，塑造着人與城市的新型關係，拓展了我們對於數字媒介作為社會動能的理解。

麥克盧漢的反轉：人體作為數據技術的延伸

在媒介最基本的內涵——複製與中介方面，二維碼在形式上即與那些典型意義上的媒介迥然不同。歷史上已有的複製技術主要包括兩大類：一類是抽象符號的象徵性轉義，如語言、文字等，依賴於後天習得的約定俗成的象徵符號意義系統；另一類是實在物的具象外在模擬，其無須通過抽象符號的轉義，而是以聽覺、視覺等直接的方式實現，如雕塑、繪畫、攝影、錄音、影像等。二維碼作為一種由黑白色塊組合而成的圖形視覺物，很難被輕易劃歸到這兩個類別中。就具體使用而言，二維碼不是屬人的，使用者的感官對其既看不懂也聽不見，“掃描”才是二維碼正確的打開方式。如有研究者指出，條形碼常常為人所忽略，因為它們本來就不是為人類感官識別所設計的，而是專屬於機器的——掃描儀可以讀取、信息系統可以處理。這意味着這種媒介方式不再侷限於和人類感官的接合。它在某種意義上印證了基特勒與麥克盧漢的區分：“和麥克盧漢不同，基特勒認為並沒有必要將所有媒介都擠向人類感覺器官的瓶頸……麥克盧漢對人類感官的聚焦正好是將他與基特勒區分開來的根本性差異。在基特勒看來，麥克盧漢‘對感官的瞭解要勝過他對電子學的瞭解’，因此他會試圖依據身體來思考技術而不是依據技術來思考身體。”二維碼的中介作用建基於數字技術的獨特方式——生產數據，它的核心是從技術出發思考身體。所謂掃描二維碼，不是人的感官識別信息，而是機器讀取數據，以此實現技術系統與人類系統即時即地的耦合。人們憑藉手機這樣的電子器官，才能識別二維碼，這正是技術將人作為自身延伸的絕妙體現——在二維碼系統中，人高度附屬於技術系統，呈現為機器的數據物。

在雄安新區建設中，有一種觀念流傳甚廣：要打造“每一棵樹都有二維碼”的智慧微城。這就屬於非常典型的數字時代話語，呈現了建設智慧城市、數字城市的必由之路：城市的一切必須數據化，無論是自然生成物、人工建造物還是人本身，如此才能織就覆蓋整個城市空間並接入各個社會系統的數據之網，以其作為智慧城市的基礎性設施，驅動城市系統的運作。將媒介技術與城市相互關聯的實踐和思考有着久遠的歷史，相關研究更是碩果累累，如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報紙城市）、鮑德里亞的擬仿（影像城市）、卡斯特的網絡社會（網絡城市）等。在這個可以延展很長的名單中，基特勒的獨特性表現在以技術本體論為視角、將城市視作媒介。他在風格奇異的文章《城市，一種媒介》中，以拓撲學、圖論、網絡、計算機技術為理論視野，用“首都”“技術”“網絡”“圖”“交叉點”“媒介”“數據”“地址”“命令”等關鍵詞，從技術變遷的歷史入手，描繪了城市的肌理和內涵，集中體現了“人是技術的延伸”的觀點，“隨着工業革命的開展，城市面貌以純粹技術的名義轉變為超生態規律的生活聚集地——特大城市……如果具有生態需要性的‘人’只不過是這些統治者的縮影，則我們能夠從技術破解‘頭’和‘首都’，而不是相反”。這個路徑為考察二維碼如何再造城市及人本身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二維碼短暫的發展史，是數字技術將人與物數據化並被編織到系統中的過程，也是數字技術延伸到社會組織肌理中的進程。20世紀70年代一維碼出現，人們給物品貼上條形碼，使得物作為信息可以被機器讀取。每一樣物品因而變得“獨一無二”——有了獨有的標籤，並且經由讀取設備和軟件，接入一個物的網絡，與不同的物或人產生新的關係。從一維條形碼到能包含更多數據的二維碼，“碼”具有以下技術特點及媒介特性：其一，“碼”使得人與物數據化以接入信息系統，象徵着人類邁向一個可以被機器全面讀取的世界；其二，“碼”提供了一種通過抽象和分類生成信息、知識，從而進行管理和控制的方式；其三，“碼”的最為特殊之處在於，其提供了一種連接所有實體和過程的方法，將那些構成日常生活的人、物、信息、交易、地域等，以複雜的方式動態互聯，形成一種緊密的“塊莖式聚合體”。這些技術特點和運作方式，使得二維碼支撐的城市與“媒體城市”的以往形態截然不同，這突出地表現為二維碼與空間的獨特連接方式。關注軟件與日常生活的研究者強調，空間視角是軟件研究的重要維度。當前的城市已經成為一種“代碼空間”，軟件和日常生活的空間互嵌共生，軟件的運行狀況成為空間轉換的重要因素。這種情形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比如在結算的機器無法工作時，超市就從一個買賣商品的地方變成了倉庫；當機場的值機軟件無法運作時，登機台也就成了一個鬧哄哄的候機區域。類似地，工作場所依賴辦公系統、電子郵箱等一系列工作軟件的正常運作。當一個地方擁有無線網絡時，經由手機、手提電腦等設備上的相應軟件，任何空間都可以瞬間轉化成工作空間、交流空間等。二維碼和空間關係的獨特性在於，它通過連接數據化的人與物，實現了虛擬空間和實體空間隨時隨地的穿梭與融合，不斷生成、轉換着形形色色的城市空間，由此嵌入各種社會系統，形成一種新型社會運作機制。

二維碼與城市的連接方式超越了以往“媒體城市”的所有形態。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媒體與城市的關係一直為媒介表徵理論所框限，這個理論預設媒體與城市是分離的，媒體是城市的再現，媒介被設定的最高目標是“仿真”。因此，關於“媒體與城市關係的討論，集中於政經、文化歷史等社會力量在這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中施加的影響，進而產生的社會結果”。麥夸爾在他的媒體城市系列研究中始終自覺、清醒地批判這種媒介表徵論：“我並未將媒體視為某種與城市相分離的事物——通過將都市現象轉變為圖像的方式來‘表現’它的媒體——相反，我認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空間體驗經由建築結構與都市領地、社會實踐和媒體反饋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相互構造過程而崛起。”他在2016年的《地理媒介》中，更是通過移動網絡時代數字媒介引發的多類型城市空間實踐，有力地詮釋了數字技術擊穿虛實隔絕而創造的嶄新城市形態，再一次抨擊了媒介仿真論。麥夸爾對於媒介與城市勾連方式的研究，一是關注媒體與城市空間的物質性融合（城市廣場大屏幕等），二是聚焦手機如何成為組織空間與社會交往的過程。而二維碼經由2020年疫情期間的爆發式應用，已經明顯超越了上述兩種方式。

與“仿真”相對照，二維碼技術或可稱為“仿生”。兩者最根本的差異是，在這個媒體與城市的互嵌系統中，人與技術的關係發生了反轉。仿真是從人的視角出發，藉由媒介儘量“逼真地複製”一切，大眾媒介是這種複製技術的巔峯。這正應和了麥克盧漢的觀點——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它彌補人類身體受到的時空限制，替代、增強、拓展人類的傳播能力。而仿生則是機器模仿有機物的機能和運作機制，數字技術的仿生邏輯不是侷限於“逼真地複製”，而是通過模仿大千世界各類有機體的運作原理，實現人類不能達成的各種機能。數字技術的仿生不同於早期仿生技術，它不再侷限於單個生物機能的模仿，而是越來越呈現為有機體整體性系統的模擬建造。數字仿生的二維碼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所有存在物數據化，仿造一個有機運作的系統；二是將整個城市變成人的生物有機系統與機器系統融合的新形態。由此，一種新型的媒介系統誕生了，在這個城市系統中，人成為數字技術的延伸。

許煜援引康德“有機模型”説以闡釋當前技術、環境與人的深度融合。所謂有機形式是指：“如果一個事物既是自己的原因又是自己的結果（儘管是在雙重意義上），那麼它就作為自然目的存在。”許煜認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生活在控制論的時代，因為裝置和環境正在成為有機性的。環境積極地參與進我們的日常活動中，而全球智能化的出現恰恰意味着，遞歸性將構成我們未來環境的主要運算與操作模式。配備大數據的算法遞歸性，將深入人體器官和社會器官的方方面面。技術參與的模式從根本上説是環境性的，它同時也改變着環境。”由這個思路出發，所謂“人是技術的延伸”，可以理解為：在人與機器的關係中，早期“器械適應於有機體”的狀況，正在轉變為“機器本身正變得有機化”。技術機器系統由此得以將人吸納進自身的有機性中，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的論斷就此反轉，人與技術的關係也面臨着一個轉折點。

突破錶徵論：從自創生到共創生的媒介系統

早在“健康碼”異軍突起之前，二維碼應用已經在各個領域鋪開。移動支付就是其重點之一。2014年中投證券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二維碼由於天生的線上線下同一性”，“在移動支付方面具有很強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這使得二維碼在第三方支付龍頭急需線下支付渠道的關鍵時刻脱穎而出。這篇研究報告謹慎地預測，在線下支付這個互聯網金融帝國的最後拼圖中，二維碼或將勝出。2017年7月16日《紐約時報》一篇題為“在中國使用現金？你已經過時了”的報道描繪道：“在中國大陸的城市裏，幾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機支付各種費用”，服裝店、早餐鋪、出租車甚至街頭的藝人和鎖匠都掛出了二維碼，接受移動支付，現金被“系統、快速地終結了”。如今，移動支付的迅猛發展早已超出了這些預測和描繪，二維碼幾乎滲透到中國城市生活的所有支付場景中。互聯網專業人士認為，二維碼之所以在移動支付競爭中大放異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隨着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各大互聯網巨頭開始瞄準線下，希望用互聯網工具改造傳統行業，滲入餐飲、百貨、服裝、打車等方方面面……互聯網可以加速整個第三產業的完善。”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移動支付領域的應用中，二維碼打破了媒介複製的意涵，凸顯了中介的意義。它將自己變成一個轉換、連接的中樞，創造了一個新型社會系統，這個社會系統可以和現有社會系統接合，產生關聯。另一個重要二維碼應用——掃碼點單，也呈現出相似的邏輯：“餐飲業正在被技術重塑……掃碼點單的出現，讓整個交易過程變得更加‘安靜’——二維碼代替了服務員，和消費者進行最密切的溝通。”這個看似簡單的系統，可以將一般餐廳的接單量提高1~1.5倍，大大節省了人力資本。這和支付碼的運作異曲同工，就是將二維碼作為中介，連接消費者和後台操作系統。點單碼的運作還可進一步擴展，如星巴克製作了一個“送心意”頁面，消費者可以給其他人點單。掃碼點餐的別稱“無接觸服務”，凸顯了二維碼作為城市媒介的一個典型特徵——人與人、人與物通過二維碼的中介而組合在城市系統中。

而健康碼將二維碼的媒介特質推向了極致。這個新型媒介系統和以往媒介系統的關鍵區別在於，系統與社會的勾連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加塔利在第三代系統論基礎上提出生產性機器論：“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將機器描述為‘其組成部分的相互—關係的集合，而不管其組成部分本身如何’……他區分了兩種機器：‘它生產的’機器（生產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與‘自創生的’機器（連續地孕育和規定它們自己的組織和它們自己的界限）。”加塔利讚賞“自創生”概念的創新性，但他同時表達了不滿，因為“自創生的資格被瓦雷拉留給了生物學領域；被排除在外的是社會系統、技術機器、晶體系統等”。加塔利認為：“各種建制和技術機器表面上屬於‘它生產’；然而，當我們在它們與人類所構成的機器性裝配的背景下來考慮它們時，它們實際上變成了‘自創生’的。因此，我們從機器界特有的個體發生和種系發生的角度來考慮‘自創生’，而機器界是與生物界重合的。”由此而觀，健康碼可謂集中呈現了機器界與生物界高度重合的狀態，展現出人的生物系統與社會系統、技術機器深度融合的最新狀態。

健康碼首先可被視為一種自創生機器系統。它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為應對春節後復工潮而出現的。1月30日和2月1日，廣州、深圳依託騰訊微信平台，相繼推出小程序“穗康”和“深i您”，要求返穗、返深人員自主申報健康狀況和行程信息，填寫完畢後會形成二維碼，供卡點工作人員掃碼查驗。其設計初衷是為了取代傳統的“紙質通行證、紙質登記”的管理方式，實質就是一個電子信息登記表，需要查驗人員掃碼讀取二維碼包含的信息，因此騰訊開發了供掃碼人員和數據管理人員使用的端口。公眾如果填寫了當地公安局發佈的“防疫報備登記表”，則不需要另外通過該平台申報。可見，早期的健康碼只是蒐集和彙總人員信息的方式之一，尚不能被視為一種媒介系統。緊接着，杭州市餘杭區聯合數字企業推出紅黃綠三色健康碼，後在杭州市和浙江全省推廣。與深圳、廣州等地不同，這種健康碼的顏色分類直接影響到持有者是否可以自由流動。杭州市政府發佈了針對不同顏色健康碼持有者（被稱為“黃碼者”“綠碼者”“紅碼者”）的分類預防指南，其顏色判定依據空間、時間、人際關係三個維度。在極短的時間內，健康碼擴展到杭州市內不同的管理場景中。此後幾周，健康碼迅速在全國鋪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聯合騰訊、支付寶等互聯網公司，推出本地健康碼。

健康碼的主要技術原理，是查詢和比對不同類型的數據，並將這些數據與兩個系統掛鈎：一是與每一位市民的身份信息捆綁，成為一種特殊意義上的“電子身份證”；二是匯聚在相關機構的信息平台上。由此，健康碼從最初簡單的電子信息記錄，轉變為中介和轉換各種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媒介系統。這個系統本身是一個典型的自創生機器系統，它處於一個動態過程中，健康碼的每一次使用，都和特定時空的人相關聯，這種狀態好似巴洛在《賽博空間獨立宣言》中所描繪的，賽博空間由信息傳輸、關係互動和思想本身構成——“我們的世界既無處不在，又虛無縹緲，但它絕不是實體存在的地方”。健康碼系統和巴洛意義上的賽博空間之不同處在於，它將虛擬世界的信息傳輸與關係互動延伸到了實體空間。因此，它既是虛無縹緲的——數據流在平台系統中的運轉並不能為具象方式所把握，但也是實體存在的——它規定了人們在城市空間場景中的移動。健康碼呈現出“自創生”系統的明顯特徵。“機器的再生性不是一種純粹的、被編程的重複……瓦雷拉對機器性的自創生的描述，依據的是統一的個體化，既沒有輸入也沒有輸出……技術機器的再生性——不同於生物的再生性，並不建立在編碼的不同序列之上，而這些序列完全被限制在界域化的基因組之中。”健康碼的媒介系統並無固定的先天性界域，它的運轉及有效性，正在於持續的數據流轉換。每一次數據信息的輸入或輸出，都孕育了新的系統狀態，延展着系統的邊界。

而另一方面，健康碼在機器與人的高度融合方面已經超越了加塔利意義上的機器自創生系統。這集中表現在，人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編織到這個系統裏。首先，人及相關信息必須被數據化，人的身份、居住地、移動軌跡、健康狀況、人際交往等信息，都被作為基本數據輸入儲存於系統中；其次，肉身主體在城市空間的各種場景中，憑藉所持手機健康碼通過機器（二維碼）或人設置的接口，從而跨越某個實體空間邊界（當然也可能受阻）；再次，每個個體即時即地的掃碼信息，或者僅僅是被動地留下的電子痕跡，又回饋到系統中，成為新的數據輸入，引發系統的重新集合及下一輪線下行動。比如，工信部於2020年3月6日推出“通信大數據行程卡”，納入全國一體化平台的健康碼服務，由此，經基站獲取的城市間移動信息，成為健康碼的數據來源。一旦某地出現疫情，即採用大數據排查密切接觸者及去過此地的市民。被納入疫情風險人員庫的市民，其健康碼顏色迅即變化。如此循環往復，通過數據化的集合，將作為生物有機系統的人與技術機器系統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人與技術機器系統“共創生”的嶄新狀態。這種狀態對媒介表徵論形成了顛覆性的衝擊。

基特勒一再強調模擬技術與文字印刷技術的斷裂，表現在“它們能存儲和傳播聲音以及視覺數據（這些數據以前只能通過象徵的方式在寫作中被編碼）”，“新的攝影和留聲機媒介為視覺和聽覺數據提供了自身的存儲和傳播渠道，這些渠道不再依賴象徵的媒介作用（symbolic mediation）。一直以來，由熟悉字母排序的讀者經過訓練的頭腦才能想象出的景象和聲音，現在直接被展現給眼睛和耳朵”。但若以數字技術為視角反觀象徵和模擬媒介，這兩種媒介的共同點就凸顯出來了。它們都可被視為一種複製技術，基特勒所謂的斷裂，不過是複製方式的差異，前一種是通過象徵符號轉義的複製，後一種是直接模擬感官感知的複製。而健康碼這一數字媒介與之完全不同，從二維碼的形態及其使用來看，這個圖形既不是共同體通用的象徵符號，也不是具象世界的直觀影像，人只有通過技術系統的中介才能獲取其中的信息。更為特別的是，這個系統中運作的信息包括數據化的活生生的人。健康碼作為二維碼的極致形態，不僅僅把活的人吸納進系統，而且系統的輸出直接規約着人的活生生的現實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二維碼是機器自創生和人類自創生系統的進一步融合，可稱為“共創生”系統，機器和人的集合由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如果説自創生系統論強調的是一個系統自我生成的能力，有機體的人、具備有機形式的技術機器系統，都可視為自創生的；那麼共創生系統則展示了數字技術的最新進展：打破自創生系統的自我封閉性，將多個自創生系統融合為一種新型系統。控制論的預言正在變為現實：“維納關於牛頓力學和伯格森生機論的對立已經過時的觀點，標誌着一場認識論革命的開始，這場革命將有效地把人和機器整合進諸多反饋迴路中。”從自創生到共創生的演進，體現出生物有機人與技術機器系統的深度融合，由此，媒介的意義從再現、建構現實，拓展到直接驅動實在的生成。

結語：人與技術的共生互動

麥克盧漢在1964年寫道：“採集食物的人以採集信息者的面貌重新出現。”他的預言走在了時代的前面。現在，“信息是我們這個世界運行所依賴的血液、食物和生命力……甚至連生物學也成為了一門研究訊息、指令和編碼的信息科學。基因封裝信息，並允許信息的讀取和轉錄；生命通過網絡擴散；人體本身是一台信息處理器”。數字城市正是這一思路的延展。所謂數字城市，本質就是一個信息處理系統，其不斷地輸入、輸出數據，以維持自身的運轉和發展。人通過數據化將自己變為客體，與物等量齊觀，才造就了貫通人、物、信息多重網絡的媒介系統。這個自我悖論在影像時代就出現了，比如攝影的自拍顯示了一種自相矛盾，“為了證明自我作為主體的存在，而使其客體化”。但這個悖論在模擬技術時代是經由將主體影像化的方式，肉身主體的實踐系統與影像客體的呈現系統並不能實現即時即地的交互。而在數字技術時代，主體通過數據化將自我客體化並融入城市系統之中，同時與數據化的物形成勾連，再由系統輸出信息返回主體，這個返回不僅是通過人的意識，而且是通過運作社會系統來實現的。如果説大眾媒介是通過複製技術符號化地生產實在，數字技術就是通過數據生產系統直接驅動實在的生成，這個系統構成了社會基本架構。

在肉身主體這一端，二維碼可視為肉身主體的一個個電子替身，在疫情暴發的極端時刻，健康碼這個“電子人”甚至擁有了某些相對於肉身主體的優先性，“只認碼、不認人”，成為這一系統運作的基本前提。在二維碼的另一端，則是供技術機器識別的數據，它源源不斷匯入技術機器系統的數據洪流，無機的技術機器系統獲得了有機性。如此，**人作為生物的自創生系統和技術機器的自創生系統融合，形成一個共生系統——“碼之城”，它持續性地孕育着自己的組織和邊界。**如果説“賽博人”是數字技術與主體的融合，那麼上述兩個系統在城市運作層面的互嵌，標誌着人與機器的結合正在邁向一個新階段。

人與技術機器系統的共創生，帶來了人類社會的重大變革，由此激發的動能不可限量。與此同時，這種人機共創生狀態，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對於人類文明危機的擔憂與警惕。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追蹤、記錄人類移動軌跡的技術應用，導致了世界範圍內的巨大爭議。目前相關議題主要聚焦在兩個方面：一是公民隱私權可能受到侵犯；二是人類主體性或為技術機器所瓦解。本文認為，應對變革的積極態度是正視整個社會虛擬性不斷增強的趨勢，而不是簡單拒斥。正如海勒所言：“在很多地方，通過很多方式，信息世界與真實世界相互交織在一起……到了20世紀末期，從DNA編碼到全球性的計算機網絡（World Wide Web/www），所有的物質對象都被信息流滲透、貫穿，技術與感覺的鏈接也無處不在。”就城市生活而言，不能僅僅將數字技術視為災難的來源，應對危機的方案或許就潛藏其中。媒體城市經歷了文字之城、影像之城的階段後，正在邁向數據之城，通過數據集合一切、夷平一切的方式，直接以技術機器系統驅動社會組織的運作，這在社會機制、法律倫理、個體生活等方面，都帶來了巨大挑戰。人們在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時，也擔憂城市生活自此被機器的刻板秩序與工具理性所鉗制，喪失了異質性與多元文化的活力，而這正是城市性的精髓。但換一個視角看，數字技術嵌入城市，大數據運作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理性的操控，也藴含着廣大市民進行多樣化城市實踐的可能。比如，在城市生活越來越趨向於網絡化、虛擬化的情形下，大眾可憑藉智能手機虛實交融之便重返實體空間，本雅明倡導的城市身體體驗以別樣的方式復興。線上瀏覽與線下打卡不僅不是對立的，反而構成了循環往復的城市生活日常。實踐的城市、感官的城市，構成了數據之城的另一個側面，與理性的城市形成鮮明對照，從而構成了城市異質性的平衡張力。

可以看到，中國的數字城市實踐正在展現乃至超越思想家們的理論暢想。當前的實踐表明，簡單將人視為宇宙的主宰，或認為其將淪為機器的奴隸，恐怕都是極端化的思維。人類與技術機器的共生互動，才應成為未來數字技術與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