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什麼是新疆“三區革命”？如何評價“三區革命”？_風聞

新疆的“三區革命”，是在盛世才施行“反蘇反共”，對新疆各族人民實行殘酷的政治迫害和經濟盤剝的反動政策逼迫下，在蘇聯的策動組織下發生的一場革命風暴。

不過，受限於時代侷限性，在這場旨在爭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革命鬥爭中，也一度出現了分裂祖國、“反漢排漢”的嚴重錯誤。但在我黨和當地各族進步知識分子們的共同努力下，對促進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那麼問題來了，什麼是“三區革命”？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新疆三區革命歷史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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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期的新疆

**辛亥革命後，楊增新（1864—1928）主政新疆。**坦誠説，在他主政新疆期間（1912 1928），新疆政局基本維持着穩定的局面。1928年，楊增新在省城迪化（烏魯木齊）遇刺身亡，**政務廳長金樹仁（1879—1941）被推舉為省主席。**但在他主政期間，政府日趨蠻橫腐敗，民族矛盾愈演愈烈，新疆政局進入了動盪期。

楊增新和金樹仁

1931年2月，哈密回王府官員和加尼牙孜（1889—1941）聯繫西北迴族軍閥馬仲英（1908—1937）軍進入新疆，旨在共同對付金樹仁。

1933年2月，穆罕默德·依敏（漢名毛德明，？—1964）發起墨玉暴動並攻下和田，成立了所謂的“伊斯蘭教王國”；同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1883—1934）在英國的支持下，在喀什成立了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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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割據政權”並沒有形成什麼“氣候”。**1934年2月，被金樹仁擊敗的馬仲英，率軍輕鬆摧毀了“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同年7月，又輕鬆摧毀了所謂的“伊斯蘭教王國”。

《馬仲英逃亡記》中文版封面

**1933年，迪化發生“四·一二” 政變，金樹仁被推翻，盛世才（1892？—1970）接管新疆。**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他採取了“全面親蘇”的“外交”政策；對於蘇聯而言，新疆能存在一個穩定的“親蘇政權”，也是非常符合自己實際利益的。於是，雙方“一拍即合”，達成“合作”。

蘇聯從軍事、政治、財政經濟等各方面援助盛世才，助力他剪除政敵，穩定政權；作為交換，盛世才不僅給予了蘇聯貸款、派駐顧問等權利，連對外（包括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員任免，都必須告知蘇聯駐迪化（烏魯木齊）總領事兼全權代表。至於羸弱的國民政府，對蘇聯在新疆的各個領域的強力滲透，根本無能為力。

盛世才政權的“六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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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的“騷操作”

客觀地説，蘇聯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對新疆政局的穩定、經濟文化的恢復與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也讓新疆成為了我黨與蘇聯（共產國際）來往的戰略要地——大批我黨幹部來到新疆展開工作，在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缺乏準備的蘇聯在初期損失慘重，已無法再給予盛世才有力援助。可儘管如此，蘇聯從未打算放棄在新疆的特權和對當地事務的干預，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滿。

慣於投機的盛世才，在國民政府的威脅利誘下於1942年8月下旬“倒向”國民政府，並開始實行“反蘇反共”政策。

我黨在新疆的黨員幹部及家屬、子女全部被逮捕入獄，以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為代表的幹部均被其殺害；蘇聯駐疆的專家和顧問也被盡數“清退”，連駐守在哈密的蘇聯紅軍第八團也不得不在1943年4月撤回蘇聯境內。一言概之，蘇聯和新疆之間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宣告中斷。

新疆發行的“建設公債”（via 孔夫子舊書網）

對新疆各族人民而言，雙方“斷交”的後遺症是非常嚴重的。

盛世才實行“反蘇反共”政策後，一次又一次地炮製 所謂“陰謀暴動案”，不僅各地的共產黨員們受到戕害，即便是各少數民族的進步知識分子和代表人物們，也慘遭波及。如維吾爾族的包爾汗和阿合買提江、哈薩克族的艾林郡王和沙裏福汗親王、回族的大阿訇馬良駿、錫伯族的著名學者廣祿等人，都遭遇到了官方的強制拘禁。

據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統計：“被逮捕監禁者，先後在十二三萬之眾，瘦死獄中及暗中屠殺者六萬人以上。” 考慮到新疆文化多元的大背景，對少數民族羣眾和宗教人士的侮辱迫害，嚴重傷害了各族人民的感情。

人羣聚在城門口聽故事（攝於1943年）

另外，因為蘇新貿易的中斷，人們的生活必需品，茶葉、布匹、食糖、肥皂、石油、火柴等供不應求，物價飛漲，但本地各族農牧民生產的農牧土特產品卻無人收購，斷了銷路。因此，各族百姓的生活變得更加困苦。

但是，盛世才及其親信仍然以各種名目強取豪奪，橫徵暴斂。如1943年3月，他要求新疆產馬地區（主要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捐獻軍馬1萬匹，無力獻馬者，“將馬折價每匹須繳700元新疆幣”，限一個月內交齊；同年5月，又要牧民製作毛口袋片（做馬鞍面用），牧民苦不堪言。一言概之，以“三區”為代表的新疆各地，已經燃起了“反抗新疆官方政府”的火種。

盛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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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縝密佈局”

1944年8月19日，眾叛親離的盛世才辭去省主席兼邊防督辦的職務。很快，國民政府任命一直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1884－1959）為新疆省政府主席。

**不過，擺在吳忠信眼前的，是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當時的新疆，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官民矛盾都十分尖鋭。吳忠信認為，新疆矛盾的“病根”是“極權暴政導致的窒息病”，因此提出“（政府）要以三民主義為行動指南”，“增進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綏定地方以安民居，維持幣信以利民生”的“治疆辦法”。

**不過，新疆的實際情況遠比他預想得複雜和殘酷得多。**因為在蘇聯的“縝密佈局”下，當地少數民族的暴動傾向已經無法逆轉。原因很簡單，從1943年開始，蘇聯就採取了多種方式，在新疆展開了一系列的謀劃活動。

反映20世紀30年代新疆亂局的漫畫

1） 散發關於民族、宗教認同的傳單和手冊

實際上，早在1943年8月，新疆當局就在喀什查獲了蘇聯傳單及小冊子，文字“均系蘇聯柯文，間有哈、維語文，絕非喀什印刷者”，內容以“詆譭本省當局，挑撥各族仇視漢族，反對政府”為主。

農民在耕地（攝於1943年）

即便在盛世才下野後，新疆各地依然不斷出現類似的傳單及宣傳冊。

維吾爾族學生在上課（攝於1943年）

2） 組織民族、宗教團體和組織

在蘇聯的刻意“引導”下，新疆多個地區均出現了帶有濃重宗教色彩的團體組織，宣傳“泛突厥主義”和“建立獨立穆斯林國家”的思想。1944年4月，在伊犁成立了包括12名核心成員，直接受蘇聯駐伊寧領事館領事達巴申和副領事波列索夫領導的“伊寧解放組織”。

3） 鼓動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人民參加暴動並移民蘇聯

數據顯示，1944年8月7日和12日兩天，就有阿山區哈巴河縣牧民約8000人，攜帶大量牲畜，經薩斯和哈拉哈巴一帶逃往蘇聯。駐蘇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蘇聯提出遣返要求，但為對方所拒絕。

維吾爾族農家（攝於1943年）

4） 通過報紙、雜誌等媒體進行“親蘇”宣傳

蘇聯利用開設在迪化的國際書店，“以廉價方法，大量傾銷以伊斯蘭宗教為號召之宣傳刊物，致使無知中民趨之若鶩，日有五六百人擁購。”

以烏茲別克出版的《東方公理雜誌》和阿拉木圖出版的《哈薩克國土》等書籍，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其中，《東方公理雜誌》就是“宣揚蘇聯境內維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蘇聯如何保障宗教，並宣傳民族思想與民族自由解放。”

蘇聯認為，對於信仰伊斯蘭教的新疆各民族而言，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是動員“暴動”的利器；對於不信奉伊斯蘭教的其他民族（蒙古族、滿族等）而言，民族主義同樣也能起到動員的作用。

不客氣地説，在蘇聯強大的傳媒機器的帶動下，新疆的民族矛盾一度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牧民放牧（攝於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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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革命”的前哨：鞏哈首義和伊犁暴動

**在蘇聯的支持下，伊寧“解放組織”和塔城“戰鬥小組”均具備了比較強悍的戰鬥力。**與此同時，從新疆撤出的蘇聯紅八團，一直駐防在中蘇邊境的霍爾果斯河附近候命，並做好了隨時加入戰鬥的準備。

當各種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後，蘇聯採取了多個重要的舉措，為伊犁暴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首先，蘇聯在阿山（今阿勒泰）和蒲犁（今塔什庫爾幹）支持當地少數民族的武裝鬥爭. 以吸引盛世才和國民黨的注意力和軍事力，為鞏哈暴動創造有利條件。

阿山哈薩克族人民羣眾反抗盛世才政府的武裝暴動，起始1940年2月，導火索就是對以艾林郡王、沙裏福汗親王等上層人士的關押和迫害以及對當地牧民槍支的收繳運動。

到了1943年，當地反抗勢力先後得到了蘇聯和外蒙古的援助，規模日益壯大。因此，盛世才不得不將主要注意力放在阿山，遣重兵近萬人（大部分是戰力不俗的正規軍）集中於阿山、奇台、迪化一帶。

阿勒泰風光

1944年7月，由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1902—1949）領導的由柯爾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組成的游擊隊，從蘇聯境內返回蒲犁，與當地的地方武裝匯合成為一支戰鬥力不容小覷的武裝，吸引了盛世才在南疆的注意力。

與阿山和蒲犁相比，伊犁的局勢“看起來比較平穩”，這就給盛世才造成一種錯覺，即“伊犁不會發生大的問題”。

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柯爾克孜族，2012年，吉爾吉斯斯坦為他發行了一枚紀念郵票

其次，蘇聯在外交上施加壓力，迫使國民政府撤銷盛世才職務，為鞏哈暴動提供有利的時機。

1944年6月上旬，斯大林在會見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和來訪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時，兩次強調免除盛世才職務對改善蘇中關係的“重要意義”。他提出，國民政府只要將盛世才調離新疆，當地局勢自會平息。

6月18日，華萊士在重慶將斯大林的“建議”轉告給蔣介石，迫使其下定調離盛世才的決心。1944年8月12日，蔣介石告知吳忠信接替盛世才在新疆的職務。8月14日命朱紹良飛赴迪化，勸盛世才辭職離開新疆。

1943年8月29日，宋美齡作為蔣介石的全權代表，在朱紹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烏魯木齊）“宣慰”

恰在此時，在蘇聯阿拉木圖接受軍事和政治訓練的帕提赫·莫斯里莫夫（1900年－1980年））等七人按照蘇聯的指令，從霍爾果斯越境到鞏哈縣（今尼勒克縣）境內的烏拉斯台山區建立游擊隊，並於8月17日發動了暴動。

考慮到當時新疆政局正處於新舊交替之際，國民政府在當地立足未穩，對各方面情況不熟悉，不可能對鞏哈暴動採取有效的措施。10月7日，烏拉斯台游擊隊順利攻佔了鞏哈縣城。

尼勒克縣自然風光

第三，鞏哈暴動吸引了國民政府在伊犁地區的主要兵力，給伊寧暴動製造了機會。

鞏哈暴動發生前，國民黨在伊寧的兵力約有2500人左右，裝備很差，戰鬥力較弱，分散駐紮在當地的多個重要據點。烏拉斯台游擊隊攻佔鞏哈縣城後，國民政府急忙從伊寧調兵合計1600餘人予以鎮壓。11月3日，國民政府重新奪回鞏哈縣城。不過，國民政府無疑中了游擊隊的“調虎離山之計”。

第四，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給國民政府的行軍，造成了極大的麻煩。

伊犁的東南北三面處於天山山脈的環抱之中，只有西面的開闊地與蘇聯接壤，兩地交通極其便利，蘇聯進行援助十分方便；但對國民政府而言，進攻伊犁不得不翻越終年積雪的崇山峻嶺，行動極為不便。

另外，新疆的11月已經屬於嚴冬期，各山口的氣温常在零下35°—零下40°之間。從內地調來的國民黨官兵人生地不熟，衣裝單薄，不耐嚴寒；反觀當地的少數民族游擊隊員和羣眾，不僅人地兩熟，還備有禦寒的皮衣、皮帽和氈靴禦寒，又有馬匹騎乘。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根本不利於國民黨軍隊展開有效進攻。

伊犁風光

11月4日，蘇聯駐伊寧領事館派人與游擊隊取得聯繫，指示他們於11月6日兵分三路，繞道進攻伊寧城（伊犁首府）。11月7日（蘇聯國慶日）凌晨，伊寧發生暴動。

城內以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從蘇聯帶回的武裝隊伍為骨幹，大批少數民族羣眾也加入了進來。11月12日，殘存的國民黨軍警及其家屬與漢族羣眾，被迫退出了城區。在控制了伊寧城區後，“伊寧解放組織”宣佈成立臨時政府，“三區革命”的大幕就此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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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革命”的全面勝利

**在蘇聯的幫助下，臨時政府組建了正規的“民族軍”，結束了游擊隊的發展階段。**這支民族軍在組建之初，總兵力約1.5萬人，以騎兵和步兵為主，也有少量的炮兵。

他們按照蘇聯紅軍的建制，實行軍銜制和一長制，設政治工作機構，另設“宗教副團長”一職，專門對官兵進行伊斯蘭教的宗教教育，並組織宗教儀式。

簡單地説，這支軍隊的下級軍官和士兵，大多數為農牧民出身；中上級軍官中大多數為舊封建上層分子，其中有不少“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者。至於高級軍官，大多數是俄羅斯人，有的是從蘇聯派來的軍官，有的是僑居新疆的俄羅斯人。

新疆“民族軍”

**不久，民族軍便向塔城、阿山、南疆等地發動了全面進攻。**在蘇聯軍事顧問團的指導下，民族軍於6月初擬定了中、北、南“三線作戰”的軍事計劃。

**1）中線——進攻精河和烏蘇。**1944年4月起，民族軍對駐守精河、烏蘇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並派出騎兵游擊隊從精河、鞏哈等處的山口襲擊精河—烏蘇—沙灣的國民黨公路交通線、通訊聯繫和橋樑。

**2）北疆——進攻塔城和阿山。**在進攻精河、烏蘇的戰事呈對峙狀態下，民族軍留部分兵力牽制精河、烏蘇之敵，調派重兵開啓了攻佔塔城、阿山地區的戰鬥。待得手後，再從西北兩個方向總攻精河和烏蘇。

**3）南疆——進攻阿克蘇和蒲犁。**由阿巴索夫等率騎兵游擊隊進攻阿克蘇，切斷焉耆和喀什之間的聯繫；另派一支游擊隊繞道蘇聯進入蒲縣，切斷喀什、和田之間的聯繫，牽制南疆的國民黨軍隊，保證伊犁的安全和中線作戰的勝利，並佔領阿克蘇、喀什、和田等南疆重鎮，將三區革命從北疆擴展到南疆。

攻佔塔城和阿山的戰鬥，是從1944年7月份打響的。民族軍同在塔城地區作戰的游擊隊匯合後，於7月31日佔領了塔城。稍作調整後，民族軍進入阿山地區，同當地武裝力量匯合，先後攻佔了布爾津等地， 於9月6日佔領承化縣城（今阿勒泰市）。

電影《孤女戀》中的新疆民族軍形象

在民族軍攻佔塔城、阿山區的同時，對烏蘇和精河的總攻於8月下旬全面開啓。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空軍、重炮和裝甲車部隊也參加了戰鬥。9月8日，民族軍攻佔烏蘇，切斷了精河國民黨軍隊的退路，精河守軍被盡數全殲。

進攻阿克蘇的民族軍隊曾攻佔拜城、温宿縣城，並兩次圍攻阿克蘇城。進攻蒲犁的民族軍與當地游擊隊匯合後，一度逼近英吉莎、疏附、莎車，並佔領葉城和澤普等縣城，完成了牽制在南疆的國民黨兵力、保證伊犁安全和中線戰事勝利發展的戰略任務。後來，這支軍隊主動撤回了伊犁。

截止至1945年1月底，游擊隊幾乎全面殲滅了伊犁境內的國民黨武裝力量，統一了除精河外的伊犁全區。**到了9月，民族軍已將戰線推進到僅距省城迪化（烏魯木齊）150公里的瑪納斯河西岸。**此時，迪化的國民黨軍隊只有6個營的兵力。倘若三區民族軍乘勝進擊，迪化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

總而言之，經過攻戰塔城、阿山，特別是烏蘇、精河戰役的緞煉，民族軍的發展得更為強大，不僅建立了正規化的騎兵、步兵和炮兵部隊，而且有了少量的裝甲車和飛機，軍事上達到了鼎盛時期。

另外，三區政府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地區建立了專署，在25個縣建立了縣政府，轄區達28萬餘平方公里，人口達70餘萬。

電影《孤女戀》中的新疆民族軍形象

**1945年10月17日，國民黨政府和三區政府的代表開啓了和平談判。**1946年6月6日，雙方簽署了《和平條款》，7月1日成立省聯合政府。坦誠説，三區革命的勝利，本質上是軍事鬥爭的勝利。那麼問題來了，民族軍取勝的關鍵是什麼？學界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盛世才對新疆各族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

三區革命爆發後，得到了當地各少數民族人民羣眾的大力支持，人民羣眾的支持保證了兵員、糧食、被服的供應和槍彈醫藥的輸送。

相反，國民黨軍隊根本得不到少數民族人民羣眾的支持和幫助，從內地調來的軍隊人地兩生，不瞭解新疆的情況，不耐嚴寒，新疆公路運輸線長，供應跟不上，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在蘇聯的指導幫助下，民族軍不僅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還能在戰爭發展的每一階段均能制定出正確的軍事計劃。**相反，受各方面因素制約的國民黨軍隊，準備不足，倉促應付，最終被各個擊敗；軍事指揮笨拙，失誤百出，處處被動。

電影《孤女戀》劇照

第三，蘇聯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大力援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伊犁暴動前，在阿山、蒲犁等地發生的武裝鬥爭，幾乎都得到了蘇聯的幫助。鞏哈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等7人，都是在阿拉木圖接受軍政訓練後，被蘇聯派回烏拉斯台山區發動鞏哈暴動的。

領導伊寧暴動的“伊寧解放組織”，是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一手建立的；伊寧暴動在城內的主要軍事力量，是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由阿列克山德洛夫和阿巴索夫帶回的一支60餘人的精鋭武裝；從外圍返回伊寧，由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率領的200餘人的騎兵游擊隊，也是長期在蘇聯接受軍事訓練的。這三支游擊隊都是伊犁暴動的主力，也是組建民族軍的骨幹隊伍。

伊犁暴動發生後，蘇聯派出了兩個軍事顧問團，主持軍事計劃的制定和重大軍事行動的決策。在一些重大的戰鬥戰役中，蘇聯軍隊甚至直接參戰，起到了“扭轉戰局”的作用——例如攻克綏定和惠遠的戰鬥和烏蘇、精河戰役中，都能看到蘇聯紅軍的身影。

電影《孤女戀》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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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革命”的歷史侷限性

三區革命，固然是旨在反抗國民黨政府壓迫，要求改善各族人民政治、經濟地位的革命。但在革命初期，因為參加革命的人員成分極其複雜，因此“民族軍”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犯下了不少“致命錯誤”。

簡單地説，在1944年至1946年這段時間內，三區革命的主要領導權一度掌握在封建宗教上層人士的手中。他們中的不少人，憑藉自己的權勢和地位，大肆宣傳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推行了一系列帶有“反漢”、“排漢”等嚴重地違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破壞祖國統一的行動。

艾力汗·吐烈，後來被蘇聯軟禁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最終在當地病死

1944年10月，以艾力汗·吐烈（1885—1976）為首的反動宗教上層人士篡奪了革命領導權。1945年12月15日，他宣佈將“臨時政府”改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並在《和平條款》即將簽署時，一度要動用衞隊消滅革命力量。

這些宗教上層人士，頻繁在羣眾集會等公開場合發表分裂祖國統一、反漢排漢的演講。在宗教狂熱和狹隘民族偏見的驅動下，很多少數反動分子、社會上的不法分子以及一些受矇蔽的羣眾大肆“反漢排漢”，搶劫漢族百姓財物和殺害漢族平民的惡行事件，更是時有發生。

《張治中回憶錄》中如是寫道：“這次伊寧事變也未能例外，三區漢人被殺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婦孺數十人，在伊寧殘留的漢人中，也是老弱婦孺佔大多數，青壯年都被殺光了”，“阿合買提江對我（張治中）説，如果放任這些極端分子去幹的話，恐怕一個漢人也剩不下來”。

張治中將軍和三區民族軍將領合影

**對此，三區革命的進步力量和各族人民羣眾進行了抵制。**特別是在1946年6月和平談判條款簽訂後，伴隨着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為代表的革命派的思想日趨成熟和力量逐步壯大，革命最終走向了正軌。

1949年5月20日，阿巴索夫在《目前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深刻檢討了過去民族政策的錯誤：

“我們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沒有顧及統治民族中有被統治被壓迫的人民，因而未分清統治民族內部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所以產生了一種將國民黨反動派與整個漢族看成一體的錯誤，以至到現在少數不良分子還對漢族採取敵視的態度，甚至搶佔漢人財產，拒還債務，以至威脅生命，不顧漢人在法律上的權利”。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與妻子

1949年5月25日，阿合買提江在《民主報》（漢文）發表了《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某些錯誤》的署名文章，針對三區革命前期發生的錯誤，進行了坦率的自我批評：

“（三區革命前期）曾把全體漢族人民同國民黨強盜等同起來，把全體漢族人民同撮腐敗的國民黨漢族貪官污吏、匪兵和警察混淆起來，而認為所有的漢族人都是敵人，結果，我們便不分青紅皂白、不分敵我地打擊和槍殺了自己的朋友；而比國民黨任何反動官吏還要兇惡得多的那些本民族的死敵——民族敗類，卻受到了我們的保護⋯⋯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不正確的政策。”

一言概之，我們不僅要理性看待三區革命前期所犯的民族分裂及民族迫害的嚴重錯誤，也同樣應該看到三區革命後期，相關領導人們的主動糾錯的舉措。

阿合買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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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伴隨着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阿合買提江等人日益增進了對黨的方針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他們也將三區革命的前途，同解放戰爭的發展緊密地聯繫了起來。

1949年4月8日，阿合買提江在引用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關於少數民族政策的內容以後指出：

“中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推行的民族政策是錯誤的，主張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因此，三區人民應對目前反對國民黨的民主戰爭所導致的國共兩黨和平談判予以高度關注。國共兩黨和平談判的結果必然會影響到新疆今後的命運。”

三區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部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南京國民政府宣告覆滅。6—8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

在6月27日的會談中，斯大林提出：（解放軍）不應當拖延佔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美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他們可以使穆斯林活躍起來，以繼續進行反對共產黨的內戰。

7月11日，蘇聯得知美國正在策動“西北五馬”在新疆建立所謂“伊斯蘭國”的消息後，馬上向劉少奇建議：“新疆有三區革命力量與國民黨對抗，中共可先派人去聯絡，再命人民解放軍挺進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

7月25日，劉少奇將毛澤東的回電轉交斯大林，即“同意派鄧力羣去新疆，其任務是在那裏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絡。”簡言之，雙方就解放軍進軍新疆“如何與三區建立聯繫”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

三區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部

1949年8月14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回國，代表團政治秘書鄧力羣以中共中央聯絡員的身份，帶3名工作人員和一部電台從莫斯科出發順利抵達伊寧。

經蘇聯方面安排，8月17日，鄧力羣正式會見了阿合買提江、伊斯哈拜克以及阿巴索夫等人。次日，毛澤東主動給阿合買提江發出正式邀請信，邀請三區方面派代表參加即將在北平舉行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得到了對方的積極且熱情回應。

三區革命歷史博物館圖片牆

不幸的是，**阿合買提江等人在乘蘇聯的飛機飛往北平途中，於8月27日在蘇聯伊爾庫茨克地區飛機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11月22日，毛澤東在致新盟中央的唁電中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後指出：“阿合買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為新疆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鬥，最後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業而犧牲，值得全中國人民的永遠紀念。”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20日進駐省會迪化，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告成立。

三區革命的進步力量，為我黨提供了一大批優秀的少數民族幹部。他們在我黨的培養下，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為新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胡日查；來源：汗八里文藝之聲，在此特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