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龍: 不能讓高科技反過來壟斷我們的生存自由和思想自由 | 文化縱橫_風聞

張祥龍 | 北京大學哲學系

【導讀】過去數百年來，科技革命對人類文明的推動作用，無疑是巨大的，但科技突破所隱含的風險，也越來越引起注意。其中一種危險傾向，就是本文所揭示的**“高科技崇拜”**：它是這樣一種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即把高科技當作每個領域、事項的唯一真理，向全世界無條件地推行；同時把同一領域和事項中的其他研究或實踐方式，視為異端邪説或非真理，加以排斥和打擊。

本文作者、中國著名現象學家張祥龍教授基於對西方哲學、儒家哲學與東西方思想文化的長期研究，指出技術並非價值中性，**必須警惕高科技從幫助人、成就人的中介，變成控制人和帶人進入危險境地的牢籠。**他尖鋭地指出：人類從來就有技術，技術是為人類的幸福生活而存在的，但每個人對幸福的要求和理解不同，就要求技術應當是多樣化的，滿足不同要求的。但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的“西方數學因素”將技術研究大大提速，使人類掌握了改造自然的更大能力，以至於形成“高科技崇拜”。**這種崇拜本質上不是對“真理”的崇拜，而是對不斷增強的“力量”的崇拜。**在這種崇拜下，高科技帶來的問題也只能通過高科技解決，這是一種誤區。

他提醒：我們必須恢復對所有科技、包括高科技的選擇權和處置權，不能讓高科技本身的價值取向——追求強力和控制——壟斷我們的生存自由和思想自由。為此，有必要沿着一種“適生科技”的思路，倡導科技的多樣性和互補競爭性，以獲得最利於人類生存的效果。

2022年6月8日，張祥龍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張祥龍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西方歐洲大陸哲學（以現象學為主）、儒家哲學與東西方哲學比較。在他看來，哲學作為對終極問題的邊際理喻，其源頭在先於或後於主客二分的實際人生之中。而他從西方哲學復歸於儒家哲學的道路，正是這一哲學理解的體悟與展開。治學三十餘年來，著有《現象學導論七講》《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海德格爾傳》《中西印哲學導論》等。特發此文，謹以悼念。**文章原載《江海學刊》2021年第3期，****原題為《適生科技與高科技》，**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適生科技與高科技

對技術和科學的看法有許多種，可以大致分為三類。**一類認為技術與科學是改造自然的工具，**即人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有效能大小之別，但科技本身無好壞之分，這是一種科技價值中性觀。**另一類主張技術與科學不止於手段，對它的運用會反過來改變人本身，**比如説使用工具的勞動造就了人並不斷加深人對世界的認識的觀點，就屬於這一類有技術（或科技）樂觀主義傾向的看法。**第三類看法認為，技術與科學本身隱含着某種危險，**特別是當它發展到現代技術與科學即高科技階段，對人的影響就明顯變質了，從主要是幫助人、成就人的中介變為了控制人和帶人進入危險境地的構架。道家（提醒人要警惕技術）和海德格爾（批判現代技術）的技術觀就屬於這類，可視為某種程度上的技術悲觀主義或科技警示論。

本文同意後兩類看法共享的這樣一個觀點，即技術並非是價值中性的，同時重視第三類觀點的警示，並根據技術或技藝先於科學而構造人生的見地，提出適生科技的思路，主張科技的多樣性和互補競爭性，以獲得最利於人類生存的效果。

**▍**技術的原義和適生科技

人類從來就有技術（τέχνη,Technik, technology, technique；技藝），不存在一個還沒有廣義技術的人類階段。如果從這樣一個觀點——今天似乎沒有人會否認它——出發，**對“什麼是技術”就可以有一個簡易的看法，即技術是人類為求生存和舒適，歷時習得的基本能力。既然是“歷時習得”的，技術就與人天生就有的能力如吮吸、抓握、愛惡等不同，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學習經歷和熟練過程，甚至是可繼續改進和創新的過程；而説它是“基本”的，就使之區別於那些需要更充分的對象化意識參與的能力，如進行科學、哲學活動的能力。**在這樣一個視野裏，並從人類意識的生成角度來看，語言就是一個技術，而且是首要的技術或技藝。它既是歷時習得的，又是基本的和前反思的，儘管它與人天生就有的某些能力如發聲和想象能力內在相關，同時也是那些需要充分對象化、目的化意識參與的活動的前提。兒童玩玩具和做遊戲是一種技術，比起成人使用工具毫不遜色。當然，使用工具——從過去使用石器、犁鎬、蒸汽機，到今天使用汽車、電器、手機，明天使用機器人——的勞動能力是相當重要的技術，有些思想家甚至認為是它讓人成為了人，但這似乎是忽視了技術的童年和晚年而只關注它的成年的結果。應該説：**是包括語言在內的廣義技術或原初技術使人變成了人，**儘管有的技術如做遊戲和使用（及製造）簡單工具是人與其他某些哺乳類動物（如黑猩猩）共享的。所以，技術不止於“人類器官能力的延伸放大和投射”，而同時是或首先是這種放大和投射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此而言，技術也不止於“應用科學”。作為具有某種研究範式的精細探索，科學奠基於技術之上，有的學者因而提出“技術是汪洋，科學是孤島”的口號。沒有技術的鋪墊，比如高質量透明玻璃的發明和相應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的出現，相應的近現代天文學、醫學和材料學是不可能的。**説到底，技術並非應用科學，而科學反倒是技術的研究範式化。因此“科學技術”實質上是“技術科學”，儘管“科技”的習慣用法已經難於改變，本文也只好從眾。綜上所述，技術與相應的科學不只是中性的工具或認知，而首先是參與構造人類意識和世界圖景的策源地（matrix）****。**從一個角度來看，技術出自人，是人在運用技術，而且技術也的確放大了人的器官功能；但這運用會回過頭來運用其運用者，將後者造就成適應這運用的人。之所以會有這種“運用技術”和“被技術運用”糾纏出來的旋渦，是因為人不得不用技術，而不能像野馬、大雁一樣主要靠天然能力來維生。但這並不必然導致技術悲觀主義，即認為科技會完全控制人類並造成惡果，因為科技的根子畢竟在技術而不是剛性的研究範式，而人類自童年起就沉浸其中的技術遊藝，其中潛伏着不可測的變異可能，讓人具有再選擇的能力。同理，技術樂觀主義是更為膚淺的，因為科技並不總是聽話的僕人，而更是某種意義上的幕後主人，如果這身兼主僕者鬧起事兒來（現在已露端倪），後果堪憂。**既然技術是人“必有的習得”，或者説是與人共命運的，那麼就人是一種具有獨特生存特點或者説是有自己的幸福——最適生存態——追求的存在者而言，就應該有一種最適技術（optimal technique），**也就是最適合人的生存特點的技術或科技，可名之曰“適生科技”（the tech-science best-suited to human life）或“適度科技”（appropriate tech-science）。換言之，人類對技術或科技的追求應該有內在的價值收斂極，不應是無限發展的，也就是總在追求“更者”——如更高、更快、更強——的，因而永沒有“止於至善”的一天。**但問題在於，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們對於“什麼是幸福”或“什麼是人類的生存價值、終極意義”，總有不同的回答。**即便限於宗教和哲學的範圍內，古今中外對這個問題或類似的問題，也有相當多的答案。從先秦的百家爭鳴，古希臘、古印度的眾多流派，到各個民族的神話傳説、宗教信仰和倫理規範，其中映射出的生命意義觀或幸福觀，各種各樣，不一而足。這種參差不齊表明，幸福就像一隻自由的野生小鳥，不能被人們的觀念之籠養活。比如，一些哲學家覺得這一點是自明的，即幸福就是快樂，而快樂就是身體感到的愉悦而非痛苦。它當然有其不可輕視的道理，可一旦加入時間的考量，比如今天喝酒的快樂和明早因喝酒頭疼的痛苦，這種快樂幸福論就露出破綻。就是同樣主張快樂是最重要價值的功利主義者，也有邊沁的量化主張——認為快樂可以通過七個指標來衡量（其實它們之間就常有衝突）——和穆勒的質化主張（精神快樂比感官快樂更高級［但什麼是精神快樂就大有爭議了］）的爭論。正是因為有這種根深蒂固的不一致，所以科技就可以利用其中的某個或某些觀點，或今天利用這個觀點，明天利用那個觀點，來為自己的無價值收斂的線性發展尋找理由，或乾脆將自身隱藏在“技術中性工具論”的盾牌之後，相當成功地迴避了適生科技的問題，甚至培育起強大的科技樂觀主義，讓世人相信更高的科技就意味着更多的人類福祉。

(張祥龍教授1949年生於香港，後隨父母遷居北京。在家庭薰陶下自幼修習中國傳統文化，後受蒙於賀麟先生研讀西方哲學。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廣泛研讀西方哲學、道家思想，並對現象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86年負笈海外，六年後以博士論文《海德格爾與道家》獲得紐約州立布法羅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遂歸國回到北大任教。張祥龍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西方歐洲大陸哲學（以現象學為主）、儒家哲學與東西方哲學比較。在他看來，哲學作為對終極問題的邊際理喻，其源頭在先於或後於主客二分的實際人生之中。而他從西方哲學復歸於儒家哲學的道路，正是這一哲學理解的體悟與展開。治學三十餘年來，著有《現象學導論七講》《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海德格爾傳》《中西印哲學導論》等)

**▍**什麼是高科技和高科技崇拜

什麼是高科技？從字面上講，高科技就是高端的、先進的、前沿的科學和技術。但從其實質內容上講，高科技是被充分對象化的、能較快地產生新奇效果——新的生產力、商業利潤、諾貝爾獎項、科技異人名聲——**從而提升持有者對自然及他人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的新科技。**一種科技產品，越是被精確地對象化，即數量化和系統形式化，就越容易成為一種具有改造自然事物和人際關係的力量和手段。中醫與西醫的差異很能説明這個問題。時至今日，西醫對於人體和疾病的看法已經是相當對象化了。認識人的身體主要通過解剖學，由此而得知人體組織、器官、體液和神經網絡運行的知識；後來又發現了細胞、細菌、病毒和基因這些更精細的對象，通過它們來解釋人體的形成和疾病的原因及治療。特別是基因的發現，被認為是獲得了理解和改造生命體、包括人體的鑰匙。與之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反，中醫雖然也有自己的有效研究方式，基於陰陽五行、五運六氣等理論和假説，充滿了時間化或時機化的理解，但它對人體的認知不是精確地對象化或物理空間定位化的。即便是對“五臟六腑”的認知，也不等同於解剖學意義上的臟器（這曾成為攻擊中醫不科學的理由之一），更多的是功能性的、交疊式的或全局意義上的認知。經絡基本上是非對象化的，但又是真實的人體存在，將它還原到某種身體對象上，比如“細胞—縫隙—結締組織—血管—淋巴—體液（內分泌—免疫）—神經多元系統”，即便有所幫助，也替代不了中醫原本範式中直觀自明的經絡理解。通過脈象能知曉身體狀況和病情，也不是對象化的因果關係可以合理解釋的。至於“五運六氣”等時間化的學説，就更讓對象化思維摸不着邊兒了。所以，中醫不是高科技。**其次，**什麼是高科技崇拜？它是這樣一種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即將高科技的知識和成果當作每個領域、事項的唯一真理，要向全世界無條件地推行；同時將在同一領域和事項中的其他研究或實踐方式視為異端邪説，起碼是非真理，一定要排斥、打擊掉而後快和心安。這種崇拜的歷史來源或思想方式的來源，主要是西方宗教對於唯一至上神的崇拜。這些宗教堅信自己是關於這個世界和人生的唯一真理，信仰者有責任將其向全世界傳播；同時全力排斥其他宗教、包括它們內部的對手，視之為魔鬼唆使的異端邪説。當西方近代科學如哥白尼的天文學出現時，曾遭到天主教教會的嚴酷迫害，布魯諾為此被燒死，但當這種科學和技術取得類似當年天主教教會的統治地位之後，**某些人、首先是一些哲學家們乃至政治家們就擔當起了教會神父或宗教裁判者的角色，宣稱高科技的真理壟斷權以及那些不同於它的另類科技的低劣性、虛假性（偽科學性）及有害性。**用《舊約》的話來講，他們捍衞的是“一個妒嫉的神”（《舊約·出埃及記》，20：5)，決不容忍信徒們還同時信奉其他的神或替代品。簡言之，雖然這些崇拜高科技的人的具體主張與天主教會的主張不同甚至對立，但兩者的思想方式——唯我獨尊、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是一致的，有些科學史家還很有根據地做了這樣的論證，即西方近現代科學的出現與西方宗教之間有某種內在關係。科學史表明，一個時代的科學真理，可能被後來時代的新發現所修正，甚至在某些要點上被推翻，比如牛頓力學被相對論修正，平直空間的設定被推翻。而量子力學的某些發現如量子糾纏、疊加及其相關認知，更是顛覆了以往的多個科學真理，連愛因斯坦也接受不了，必欲去之而後快。這表明，所謂高科技掌握的真理，也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真理——如果那意味着完全符合實際並因此能給人生帶來幸福的話——而只是一些會給掌握者增加強力的知識和技術。**可見，高科技崇拜所真正崇拜的東西，並非真理，而是力量，並且是不斷增強的力量，**因為這高科技，如前所示，實際上是“更高化”的，即永遠還不夠高、總要更高的科技。

▍高科技為什麼能取得那麼出色的成果

按照目前通行的衡量標準，**相對於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科技，高科技取得了更令人矚目的成就。其原因何在？**以上講到，高科技通過科學假説和實驗檢測的結合來運作，而科學假説中浸透了西方形式化數學的精神。所謂經驗中的實驗檢測和反覆校正，甚至某種意義上的科學假説，是各種科技都會實施和提出的，**只有假説中的“西方數學因素”，為高科技所獨有。**所謂“數學因素”，**是指讓人能做一種自己與自己玩兒（總有新的組合可能，可判定輸贏成敗）的形式化、數量化遊戲的結構。因此，它具有一種內在於形式的推衍能力，讓科學假説可以探伸出超經驗的預設觸角，**比如根據某種引力異常，推想並計算出某個地方可能有一顆行星，或根據某些理論預設，推衍出光線穿過大引力場時會產生某個角度的偏斜。這樣，即便後來實驗的結果大多不是肯定性的，但從整體上看，這種在假説引導下進行的實驗，一旦應合，它們所達到的新奇和隨機引發的深度，是其他類型的實驗和經驗嘗試無法抗衡的。這種數學因素深刻影響了整個高科技探索。這就是康德講的“人為自然立法”的格局。人通過所謂“先天有效”的數學形式和概念化因果推理，形成能夠對自然進行精確對象化發問的科學理論和實驗設計，在反覆的檢測和理論修正乃至革新中，嚴刑拷問自然，逼她吐露出在別的情況下本會隱藏的秘密。所以科學探索和技術發展，在這種研究範式中，就不只是對經驗的觀察、歸納、消化、聯想、提煉乃至慢慢地體會（如廣義的博物學），而是主動地和殘忍地（想想那些以動物活體所作的實驗吧）定位逼問。因此，**它獲得的成果——不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就是更加突出的、充分對象化的、總無止境的和驚人的，**如果不是令人驚恐的話。**由此可見，在高科技中，體現數學因素的科學佔了上風，成為知識之神、國王、將軍，起碼是幫主；而技術則淪為實驗性的角色，**充任祭司、官吏、農夫、工匠、核查員、戰士、打手、行刑者，**喪失了它從頭引發思想的大部分功能。**上面的討論讓我們看到，**這種高科技的可怕創新力量建立在它的偏執之上。**數學因素既能出奇，又體現出了偏執，**它讓人只看到形式突出者的存在和價值，而且傾向於A∨┐A（不是甲就是非甲）的二選一架構。**以科學假説加極端化的實驗來拷問自然，居然就能拷問得出來，**這本身當然是了不起的成就，**違背了人們的常識，其中的關鍵還是數學因素。數學這種似乎是自戀的——直觀自明的純形式化棋藝——的遊戲，卻可以透露出茫茫宇宙和大千世界的某種關鍵信息，對於囿於日常經驗的意識而言，實乃不可思議之事。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提出“數是萬物的本原”，卻沒有講出很中肯的原因。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對此給出的理由是：數學是人類感性直觀的純形式（空間和時間）表達，而人類應對世界只能透過這種形式，就像你永遠戴了一副有色眼鏡。如果有一種知識，也就是數學，它能展示這副眼鏡（首先是鏡片）的內在構成機理，那麼對你瞭解世界的秘密肯定大有幫助，起碼能夠給出重要提示。康德的回答儘管很有啓發，但也有重大疏漏。比如，他斷定古希臘式的數學是感性直觀純形式的唯一表達，以及牛頓物理學是對物理因果關係的唯一表達，就失之獨斷；後來非歐幾何的發現表明，幾何學可以不只一種，過直線外一點可能做出不止一條平行線；而物理學在20世紀的新發現，以相對論、特別是量子力學為代表，也説明線性的或定域的（local）**因果關係，只是理解存在者關係的一種，而且是比較粗糙外在的一種。**雖然康德的這種判斷失誤似乎只是關乎西式數學和科學，但這種根底處的反例（結合庫恩的“範式”説）還是顯示出，康德所謂的“先天”有效範式，或人認知世界總會帶有的“必要偏見”（庫恩語），並非一元化的，也不必是形式化數學的和線性因果性的。只要能形成“研究範式”（paradigm），具有某種形態的推衍力，能直接體現先驗想象力的原構造，那麼就有伸展出理論預設從而引導實驗的能力。比如，數學可以不那麼形式化，就如中國的《九章算術》（劉徽注）所顯示的，甚至《易》象數也是一種有某種先天推衍力的“象思維”構架。並沒有一個標準能衡量盡所有範式的優劣。可見，不同的研究範式有不同的長處和短處。高科技研究範式的特點是數理形式化、精準對象化、強力化、競爭化，推崇這些長處的標準也屬於此範式，而以往的另一些範式，比如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泛神論的和亞里士多德的，並不會贊同這樣的標準。

▍適生科技為何必是多樣互補的

廣義技術或技藝的在先性使得科技本身一定會參與相關人羣的意識、價值觀和生命意義的構成，並不存在價值中性的科技。換句話説，**科技不只是工具和忠僕，而是人的幼年保姆甚至義母，以及成年人的師父和密友。所以對於人類來説，適生科技或最佳保姆和師友的問題是不可迴避的。**另一方面，對於“何謂適生”，即“什麼是最適合於人的生存方式”或“人生的終極意義何在”這樣的問題，也無法找到一個形式突出的唯一答案。**任何人羣都在追求他們認同的幸福生活，但只要以對象化的明確方式、比如邊沁式的幸福指數或快樂七標準的方式表達出來，沒有哪個會被普遍認為是唯一正確的。**甚至同一人羣在不同的時候，對其適生形式的表達也會不一樣。但這也並不是一個“怎麼都行”的相對主義的發散局面，不然不同的人羣之間就無法有效交流了。我們總能感到，這種適生追求是有收斂方向的，特別是當我們突破成人的標準化，將人生意義的視野拉長到也包括童年和老年時。比如，一顆赤子之心不只是追求滿足生理需要，也有恍惚中所朝向的價值追求。同理，我們知道應該有適生科技，但它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對之雖有感覺或直覺，但卻不能從正面説得完全清楚明白，或不如説是當它被説明白時，很難得到實際人生的普遍贊同。**然而，我們卻能從反面來接近它，也就是説，我們的確知道它不會是個什麼樣子，就像我們回憶一個名字時，雖然想不起它是什麼，卻知道被建議或被説出來的某個或某些名字不是它。****我們明確地知道，高科技本身不是適生科技，**高科技崇拜是一種誤人導向。高科技成果對於人類來説，有時是危險的，甚至是極度危險的，比如一些化工產品（塑料、殺蟲劑等）、廢氣排放、熱核炸彈、各種污染垃圾、納米材料、基因改造、超級人工智能（還有待實現）等等。一句話，**高科技有能力製造天使和惡魔，卻沒能力把惡魔關到瓶子裏。**而其他科技，比如中國古代科技、古埃及科技、印第安科技，雖然也能大致滿足當時的生存需要，卻不會帶來這類危險。而且，隨着高科技的“總要更高”本性的驅使，它的未來產品會更具有改造世界和人類基本結構的力量，也就更加危險。**但高科技崇拜讓人看不清楚這種危險的緊迫性和致命性，或者讓人相信這種危險即便有，也只能靠更高的科技來解決，絕無用其他科技來替代或部分替代以解決問題的可能。**例如，燒煤污染，就升級為燒油；更污染？那就用電，電動汽車會減輕城市污染。大量的電從哪裏來？熱電場也污染，就建核電站。核廢料會長期污染？那就在將來建核聚變的電站。生產和處理電池有污染？那就再找污染少的……地球被污染得讓人住不下去了？那就移居其他的“類地行星”。無論如何，總有“更高”的希望和許諾在前邊吊着，讓高科技引出的一切災難都成為永遠進步中的曲折。高科技的自我改進永遠可能，所以它也就總是唯一的人類選擇，只是因為它能大大增強我們改造自然和人類本身的能力，不管它是否正在將我們帶向越來越危險、也就是容錯空間越來越小的生存境地。想一想，如果人類的未來希望就在於駛離地球的小小宇宙飛船上，或在比地球生態糟得多的火星移民地上，那麼對於高科技及其意識形態將我們帶向何方，就會有一個直覺判斷了。高科技崇拜實際上是對人類意識的超級綁架，逼我們永遠付出信任這種科技的贖金。一句話，高科技崇拜壓抑了人們的先驗想象力，將其束縛於現代性和高科技範式所創造的高大形象和價值結構之中。甚至可以説，這是一種悶裹住人的本源思想自由的新宗教裁判所。儘管有這些批評，**但這裏也並非要主張所有的社團、民族乃至人類拋棄掉高科技。**先不説這種拋棄在現實上是不是可能，只就適生科技的思路本身來説，一種偏激、盲目但確有強效的科技，如果處置得當，打破其壟斷，避其短而用其長，對於人類應對未來不測的變化，也是有益的。關鍵是，我們必須恢復對所有科技、包括高科技的選擇權和處置權，不能讓高科技本身的價值取向——追求強力和控制——壟斷我們的生存自由和思想自由。人類首先要生存，而且是長久的良好生存，所以適生科技是我們的選擇方向。而如上所論，“適生”有意向（或意象）卻無定形，所以適生科技也沒有清晰可辨的明確形態。高科技不是適生科技，但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科技，如以上提及的中國古代科技、古埃及科技、古羅馬科技、印第安科技等，在現在的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就其整體而言，也不是適生科技。那麼，為什麼各個非適生科技的並用就可能產生適生科技呢？這應該不難理解，就像每一個還不是鐘錶的零件的恰當組合可能產生準點報時的鐘表一樣。**首先要有組成適生科技的“零件”，也就是多種功能不同的科技。**既然我們知道適生科技不會是單一科技，那麼無論某種科技在某些方面表現得多麼搶眼，也絕不能讓它獨霸天下，而要樹立科技領域中的反壟斷意識，儘量鼓勵不同種類或不同範式的科技的共存、競爭和相互間的取長補短。簡言之，**適生科技必須是多樣化的，而且這種多樣也不是散漫無歸，而是內含人類良知（比如表現為否定形式的良知判斷）的隱形制約。**如果所期待的多樣化和良知導向果真能同時存在，那麼我們所處的生存形勢就會大大改觀。比如現在交通憑藉的主要是高科技產品如汽車、飛機、高鐵等，如果科技適生化了，那麼在可行的地方，就會盡量鼓勵傳統科技和綠色科技（它可能是高科技與傳統科技結合的改進型）的參與，比如憑藉改進過的馬車（美國的阿米什人一直到現在，都基本上在用馬車出行）、自行車、風力工具等來實現。為此，**完整的、體現人類生命時間、尤其是代際時間的技藝或技術，應該取得優先地位。**我們必須為人類後代找到柔和善良和多種多樣的保姆和師友，而不能讓某一位狠角色獨佔家的生存時空。雖然現在“他”——科技“老大哥”或“Big Brother”——已經成了家庭管家和教頭，但技術首先面對的畢竟是小孩子，他/她們還聽不懂“天演論”那樣的弱肉強食的道理和“高科技是唯一真理”的佈道，也玩不了手機，而只願聽兒歌母語、被撫愛，喜歡真情的歡笑和互助公正的行為，所以，儘管高科技越來越控制大局，但其他的可能也還有，只要赤子之心和親親之愛還存在於這個世界，只要人們還能傾聽大自然本身的呼聲。畢竟，是技藝引領科學，童年的技藝還沒有與親愛完全分離，而大自然對童年和青春的感召也還在。以親愛或親親為源頭，儒家主張“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即有道德和“多”“藝”（《論語·子罕》）、“遊於藝”（《論語·述而》）的人，不應讓自己侷限於某類技術的“容器”裏。以自然為源頭（《老子·二十五章》），道家主張“有什伯［佰］之器而不用”（《老子·八十章》），也就是不可使用那種成十上百倍增長效能的巨力器具；因為“有［此‘有’可理解為‘貪有’‘崇尚’］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莊子·天地》）當然，我們關注和借鑑儒道的技術觀，不等於將中國古代科技等同於適生科技，但也不認為那種傳統科技及其價值觀完全過時而無用了。華夏古代智慧的要求是，技術或科技不可反自然或摧毀自然整體，不管這自然意味着人生自然（比如家庭）還是生態自然。只要滿足這個條件，那麼任何科技都可登台。**適生科技歡迎多種多樣的科技，包括高科技，但條件是任何科技都要有利於、起碼不破壞人類的長久和良好的生存，其中當然包括對人文自然及生態自然的保護。**即便我們不明確地知道最佳科技的細節，但我們已經知曉，某些科技發明或它們的某種應用是會破壞人類生存的，比如上面例舉的一些。我們還知曉，一種科技絕不足以應對當今和未來的複雜挑戰，必須有儘量多樣科技的各擅勝場、相互補充和應時啓動，才有可能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所以，中國、各國及聯合國應該設立相關的研究院來評估眾科技的適生性，並由各自的科技部來據此管轄科技，按照適生科技的思路來立法並貫徹執行。

▍應對新冠疫情中的科技

這次新冠疫情的大規模流行和應對，暴露出高科技的一些侷限，特別是高科技崇拜的漏洞。首先，在非典出現僅僅十幾年後，又暴發與之類似的病毒所引起的大規模疫情，説明高科技面對威脅人羣的新疫情，還缺少有效的預知、預防措施和治療辦法。而且，高科技目前還不能提供可直接消滅該病毒的特效藥，於是只能將希望寄託於疫苗。即便廣泛注射疫苗抑制了疫情，但也已然喪失了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時機。在許多情況下，這並非科技人員的無能，而是高科技的特點決定的。精確對象化的研究方式要求對象出現後並且是被仔細（比如基因層次上的）辨認後才能研究，這就預設了一段時間差。此外，傳染病的病源也不是完全可對象實體化的。你可以用疫苗控制甚至消滅天花，較有效地應對霍亂、瘧疾和血吸蟲病，但病原體是活物，它們中的一些會隨時間進程而變異，適應新的醫藥、人體環境，產生所謂的“耐藥性”或新型的傳染方式，所以我們在高科技的視野中還看不到消滅所有疫情的可能，甚至看不到有效預測和防控大疫的辦法。再次，由於高科技醫學對於人體的充分對象化的研究角度，它的治療方案絕大多數是針對病原體和發病器官的，採取的是直接對抗即“上帝對抗魔鬼”的策略，也就是殺滅病原體或激發抗體以殺滅之和切除患病部位等“戰爭化”策略。這種策略在一些情況下是必要的，也很有效，但註定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如上所述，充分對象化的應對方式跟不上生命時間的流變，比如病原體變異以及形成耐藥性就是高科技醫學無法測度和有效應對的。其次，這種治療方式還會產生兩個不良後果，即辨識疾病、尤其是流行性傳染病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以及用藥和手術的毒副作用。總會有新的病原體及其變異出現，所以只憑借高科技醫學辨別眼前的疾疫現象到底屬於哪種病就變得越來越繁瑣、專門和困難，需要專業人員的長期培訓和高端設備。尤其是傳染病流行期間，在蜂擁而來的患者體徵中有把握地區別出它們，特別是新出現者或有重大威脅者以便行政部門能夠採取決斷措施，是相當困難的。至於高科技醫學的另一個問題，即用藥和手術的毒副作用，也是觸目驚心的。中醫藥強調要關注人的身心整體活性（陰陽相交而產生的元氣），診斷和用藥的時機性強，對象性弱，方劑講究藥物之間“君臣佐使”的互補搭配效果，又重視“治未病”——治療或預防那些還未對象化的疾病，所以總體而言毒副作用相對小很多。中成藥如果只是像西藥那樣呆板地應用，有些的確會產生不容忽視的毒副作用，但它們在中醫的原本範式中是可以避免或弱化的。由於上次應對非典的經驗，這次中醫比較早就介入了新冠疫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並起到了與高科技不同的、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中醫學理解和治療這類疾病有自己的獨特範式，也就是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論、思路、術語、診斷、用藥和檢測方式，與高科技有質的不同。簡單説來，高科技醫學對待疫情類似於現在流行的對付夏季洪水的態度，即修建大壩、水泥堤岸、排水管道的思路，簡言之就是堵截和排掉；而中醫則近乎對於江河湖沼的親水性調節，或俞孔堅教授等人講的“大腳革命”（指放開束縛河沼的“裹小腳”策略）或“海綿城市”的致思方向，當然中醫有更長久和獨立得多的歷史和更豐富的內涵。從目前的現實情況看，兩種乃至多種思路和應對策略都是必要的。總之，異質於高科技的中醫對於這次疫病的預測、診斷、治療和預防，都有獨特的不俗表現。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成績，與中醫理論和實踐中含有的非對象化、陰陽時機化的維度密不可分。所以中醫不止於“治未病”，對於已然形成的疾病乃至重症（比如這次疫情中的重症病人），也有應對之策和相應效果。如果能夠充分尊重中醫自身的研究範式和歷史傳承，那麼在目前的狀況裏，有機的、靈活的和相互平等的“中西醫結合”，乃至各種醫術比如再加上藏醫、蒙醫等的多元結合，的確是一條比單個的西醫或中醫應對方式更佳的防控疫情的路線。醫學領域中的高科技崇拜的主張——唯有高科技醫學掌握了關於人體的真理，中醫等另類醫術根本不是科學，甚至是有害的江湖邪術——是錯誤的，盲目堅持這一理念，帶來的只是危險和災禍，而不是繁榮和強大，更不是和諧與久遠的美好生存。

▍結語

如前所及，**適生科技是最適於地方社團乃至整個人類的長久總體生存的科技。**講得更清楚一些，從時間角度看，這種科技讓人們可以最佳地結合當下亟須和長遠未來的利益；從方法上看，它既可以是對象化的，又可以是非對象化的；從它促成的生活質量上看，它使人們能夠將安全與舒適、物質（生理）與精神、保守與進取（或傳統與創新）、簡樸與豐富、自然與人為等，最大程度地相互嵌入和糅合起來，從而體驗到一種美好的生活。比如，造就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思想和技術，在歷史上就是構造華夏適生科技的參與者；《農政全書》《天工開物》《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中的許多技術和知識，如果結合地方實際情況運用，也是適生科技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上還講到，**高科技有它的特別強大之處，但也有它的無能和危險之處，如果能夠善用之，則會參與適生科技的構成，造福於人。**但要善用它，首先就要破除高科技霸權，**讓別的科技平等地參與進來，**這樣才能彌補它的缺失，剋制它的毒性，就像中醫方劑讓不同性質的藥材（有的單用時有毒）相互生克，從而達到最佳效果。然而，“平等”這一條，在高科技崇拜流行的時代，是很難實現的。這次疫情防控中，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對於中醫的懷疑、誤解、否定和抹黑一直大量存在。只是由於中醫這二十年來在抗疫中的出色表現，這次中醫才能更多地介入主流診治。中醫在國家醫療事業中佔有的資源和比重乃至享有的容錯空間，與高科技醫學相比，差距極大。造成這種不公正、也不科學的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科技崇拜。所以，要恢復中醫乃至各種當代還有益的傳統科技——比如傳統的天文學、數學、農學、綠色耕作法、傳統手藝、食品加工、紡織布藝、金屬冶煉及加工——的元氣，讓它在未來發揮更大作用，就必須首先深刻反省這種崇拜的謬誤，去除高科技及其意識形態一家獨霸和排斥異己的惡習，讓“和而不同”的思想和實踐不打折扣地進入科技界。當然，**這些傳統科技的復興也不只是復舊，而是要相互借鑑，包括適度地吸收高科技的某些方法和技術，以創造出特別能適應當下和未來的適生技術或適度技術。**中醫要選擇性地汲取西醫的某些東西，如對人體的解剖知識和藥材的微觀認識，技術上更是如此（如手術、注射、生命支持術等），但這些都絕不等於硬性的“中醫科學化”“中藥有效成分化”，因為那樣會使中醫和類似的傳統科技喪失自己的思想生命。所謂“適度地吸收”意味着既要向高科技開放，又絕不能開放得被打散被收編，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研究範式，也就是自身的哲理、理論、話語、方法、實驗的完整獨立性，由此而具有自主選擇權，也就是由自己來決定吸收什麼，不吸收乃至抵制什麼，絕不能“被吸收”，即被強迫着吸收那些足以扼殺自身範式的東西，比如用高科技的組織解剖化人體理論來代替陰陽五行、運氣經絡的理論，用CT等對象化診斷方式來頂替望聞問切的傳統方式，完全用西式大學和西式醫學界的方式來教育、培訓和鑑定中醫師。**一個社團乃至一個國家或人類共同體要有自主選擇使用何種科技或何項具體科技的能力和權利。它們不能被高科技崇拜所掌控，**不能一看到能提高人對自然和他人控制力的高科技新產品，就覺得采用它們是硬道理，就像電腦、手機、應用軟件和網絡的不斷升級似乎是逼迫人接受的硬道理一樣。要像在經濟領域中反壟斷一樣，設立科技反壟斷法，消除和避免某一種科技獨霸所有研究資源和思想空間的狀況，其中要包括旨在阻斷科技研究與商業利益串通一氣而掌控全局的條款。通過這種以及相關的一系列措施，逐步改變社會和政治單位的科技態度，也就是從高科技崇拜轉變到科技多元或適生科技的生存策略和發展道路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