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長遠：供應鏈重組背景下的國際資本流動_風聞

6月1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舉辦了“如何看待當前部分中外企業向外遷移”視頻研討會。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會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羅長遠等專家學者、企業家作了發言，下面是他發言的記錄稿。研討會是由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主持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就是怎麼去看供應鏈重組背景下的國際資本流動。我的彙報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有關外資利用的幾個問題，第二是有關全球化發展的幾個趨勢，第三是針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幾點研判。

一、有關外資利用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引進來”和“走出去”有無實現良性互動？從數據來看，可以發現，外資進入的速度在放緩，但是“走出去”的速度在加快，這與二者良性互動的預期存在很大的距離。我們在的一個研究裏發現，“走出去”和“引進來”的良性互動是有條件的。為什麼呢？因為“引進來”和“走出去”都需要資源，如果把更多的資源配置給了“走出去”，那麼“引進來”就會受到拖累。2018年以來，由於貿易摩擦和疫情衝擊的影響，“走出去”和“引進來”雙雙受到拖累，都有所回落。

第二個問題，高標準對外開放有沒有促進來自美歐日的外資利用？在整個中國的外資利用裏面，來自美歐日的資本所佔的比例是比較低的，並且呈走低的趨勢。我們都知道，做自貿區，還有跟歐洲的CAI談判，包括奧巴馬時代與美國的BIT談判，我們在對外開放方面強調對接全球最高的投資和貿易規則，但是從數據上來看，這方面的成效還沒有呈現出來。

第三個問題，外資准入門檻的不斷下降有沒有實現外資利用的多元化？從數據上看，來自中國香港的資本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現在大概有超過70%的資本是來自於中國香港，離外資多元化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

第四個問題，產業結構調整有沒有導致外資利用過度或者過早的“去工業化”？截至2020年，外資流向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達到了75%。美國在2011-2020年間，美國製造業吸收的外資，佔了其整個外資利用的一半。這些年強調產業結構調整，是不是過度或過早地讓外資利用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

第五個問題，金融部門的開放深化有沒有實現外資利用的擴張？這些年來，金融部門的對外開放邁開了比較大的步伐，但是從數據來看，金融部門外資利用的規模和金融部門外資利用的佔比都在不斷的回落，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第六個問題，自貿區產生的是外資創造效應還是外資轉移效應？自貿區要對接全球高標準的投資和貿易規則，那麼自貿區對外資利用到底產生了什麼效應？我們的研究顯示，自貿區確實有利於促進外資的利用（所謂的“外資創造”），但是也把自貿區以外的資本吸引到自貿區來（所謂的“外資轉移”）。如果把二者合在一起，自貿區設立所產生的外資利用淨效應，就要打個折扣。

這是在警航巡邏直升機上拍攝的上海自貿區洋山港集裝箱碼頭。新華社記者凡軍攝

第七個問題，外資利用的獨資化有沒有打消“強制技術轉移”的質疑？這些年來，在中國的外資利用裏面，獨資的比例越來越高，現在約佔70%的水平，但是這似乎並沒有消除所謂“強制技術轉移”的質疑，這又是什麼原因？

第八個問題，2008年通過了《反壟斷法》，針對外資併購，有國家安全審查和市場集中度審查。在這之後，併購投資的規模和案例數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那麼，在規範外資併購行為的同時，是否也對外資的進入產生了一些影響？

二、有關全球化發展的幾個趨勢。這個直接影響到國際資本的流向。

第一個趨勢，國際貿易一定程度上讓位於國內貿易。到2020年，中國的出口依賴度約19%，在2008年這一比例是33%。與2008年相比，我們的出口依賴度已經下降了不少。目前美國的出口依賴度約10%，日本的出口依賴度約16%。一方面，伴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國內市場變得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與美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相比，中國在內部市場挖掘方面，空間還很大。

第二個趨勢，全球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讓位於區域貿易。在歐盟出口裏面，向歐盟國家的出口佔了60%。在美國的出口當中，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它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它們合起來佔了美國出口的33%，也佔到了美國前15大出口目的地的45%。如果看日本的話，它的前15大貿易伙伴裏面，來自亞洲的佔了11席，對中國的出口佔到了22%。我們國家在2021年，對美出口仍然達到了17%。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中國在發展區域貿易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

第三個趨勢，多邊貿易一定程度上讓位於雙邊貿易。在WTO呈“殭屍狀”的背景下，各種雙邊的FTA（自由貿易協定）就迅速發展起來。在中國周邊，韓國在李明博時期，就要打造遠東的FTA中心。截至目前，韓國已經與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主要經濟體都簽訂了FTA，包括在今年1月份與印度重啓了FTA談判。日本則與東盟、歐盟、英國、澳大利亞簽訂了FTA。在特朗普時期，日本與美國也簽訂了貿易協議。印度特別值得觀察，它一直是貿易保護主義比較嚴重的國家，但是今年以來，印度已經大幅度調整了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在自由貿易談判上表現出非常積極的姿態。印度已經與阿聯酋、澳大利亞簽訂了FTA，而且與英國承諾在年內簽訂FTA，並預計明年與歐盟簽訂FTA，還重啓了與加拿大的FTA談判。中國在FTA方面，已經邁出了比較大的步伐，但是主要的經濟體都還沒有與我們簽訂FTA。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年底，中國與歐盟完成了CAI談判。

第四個趨勢，自由貿易一定程度讓位於公平貿易。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化往前推進的一個大麻煩。一是要素收入分配失衡。在收入分配裏面，越來越多的收入給了資本，而不是勞動。二是所謂的頂層收入增長。根據皮凱迪2018年的研究，超過70%財富由整個社會里面收入最高的10%的羣體所把持。而根據2021年美國財政部的一個研究，三分之二的財富被整個社會里收入最高的10%的羣體所把持。收入分配不公平很容易讓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走向民粹主義。另外就是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先後對中國發起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但到2021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仍然達到了3900億，佔整個美國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美國內部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它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不平衡，使得它越來越強調所謂的公平貿易，而不是自由貿易。訴諸公平貿易的話，未來可能就有兩個趨勢，一是強調對等開放，要求在市場準入方面，做到對等。二是在一國內部，強調各羣體要利益均沾。

第五個趨勢，便利化貿易一定程度上讓位於安全化貿易。在以往，各種多邊的貿易談判都是去推動貿易便利化。但是這些年來，安全越來越成為各種談判或貿易協定的主要議題。以前的產業鏈安排，追求的是JUST IN TIME，現在叫JUST IN CASE。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安排，要考慮安全因素。拜登在他2021年的一個行政命令裏就提出，要有一個有韌性的、多元化和安全的供應鏈。以前，國際貿易以效率論英雄，現在強調兼顧安全，再往下可能是安全優先、兼顧效率，再接下來，安全議題可能被泛化和濫用。

第六個趨勢，性價比貿易一定程度上讓位於綠色貿易。所謂的性價比貿易，就是成本決定了競爭力，要素價格決定了競爭力。在雙碳背景下，要追求所謂的綠色貿易。以前，國際貿易以性價比論英雄，現在強調兼顧環保，再往下可能是環保優先，再到環保議題可能被泛化和濫用。

第七個趨勢，價值鏈貿易在一定程度讓位於價值觀貿易。美國、歐盟、日本，還有印度，都在嘗試建立所謂的價值觀貿易。印度的工商部長，最近有個講話，就是印度將優先考慮與民主國家簽訂FTA。

第八個趨勢，所謂的“去俄化”貿易與“去中化”貿易。所謂的“去俄化”貿易，就是在能源貿易裏降低對俄羅斯能源的進口依賴。“去中化”貿易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去中心化”，強調產業鏈的本地化、區域化和多元化。二是“去中國化”，就是要降低對來自中國進口的依賴。以美國為例，2016年，美國來自中國的進口占到21%，到2020年這一比例已經回落到19%。

三、有關國際資本流動的幾點研判。

第一個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的資本已經在轉移，在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頒佈以後，以及在最低工資標準不斷被提高以後，勞動密集型外資就在不斷地調整和轉移。但是對資本密集型的資本而言，就沒有那麼突出。

第二個是出口平台型和市場追求型。在中國，加工貿易佔比不斷下降。以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的資本，未來的發展空間會相對受限，但是把中國作為目標市場的投資，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第三個是工業導向型和服務業導向型。伴隨經濟的服務化，服務業領域的外資空間很大。

第四個是產業導向型和產業鏈導向型。對於前者，它主要依賴從母國採購，離開中國相對容易。對於後者，它非常依賴中國本土的採購，這類資本不一定離開中國，即使在亞洲地區重組，中國也仍然是它整個投資裏面很重要的一環。

第五個是傳統經濟導向型和新經濟導向型。中國在新經濟方面有巨大的潛力，包括數字經濟、數字貿易、物聯網、人工智能、低碳經濟等。最近針對美國一個研究表明，美國機器人的使用，使得原來在墨西哥的投資迴流到美國。中國如果把這些領域的優勢進一步夯實，新經濟領域的外資空間還是很大的，像特斯拉。

第六個是國計民生型和非國計民生型。涉及技術前沿和國家安全的投資，會有一定程度的轉移。還有民生型投資，如口罩、防護服等的生產。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初，新加坡當時的貿工部長就講了一句話，產業鏈過度依賴於一個國家，是不安全的。所以，涉及民生的投資也會有一些調整。

第七個是硬環境型和軟環境型。在硬環境方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做得不錯。如果在軟環境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中國的引資空間還是很大的。

第八個是港澳台資本和非港澳台資本。香港資本的佔比已經很高了，做更高的期待是不合時宜的。新加坡和韓國是僅次於香港和維京羣島的外資來源地，從它們與中國的經貿聯繫，以及它們對IPEF的立場而言，它們對中國的投資還是十分可期待的。關於歐盟，如果協定（CAI）能通過雙方的法律程序而付諸實施。來自歐盟的投資也是值得期待的。最大的不確定性是來自於美國、日本，包括中國台灣地區的投資。

喬依德：我向羅長遠教授提一個問題。你最後講到外商投資，特別強調美國和歐洲對中國投資的佔比一直不是很高。我的問題是，除了數量以外，它的質量怎麼樣？高科技含量怎麼樣？直觀來説，歐美企業對於中國的投資，技術含量應該是比較高的，你對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羅長遠：針對這個問題，我有以下幾點思考供參考。第一，在整個中國的外資利用裏面，其實港資還是大頭，美歐的資本相對比較少。第二，從技術含量上來講，這也是共識，港澳台資本要比美歐資本的技術含量低。第三，其實也是研究方面的一個困惑，從跨國研究的角度看，也包括針對中國的研究看，外資的技術溢出一直是一個研究上沒有共識的話題，就是説外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給東道國帶來技術溢出。無論是針對中國還是其他國家，一直沒有一個共識性的結論。比較而言，美歐資本給中國技術溢出的空間，可能要高一些。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本是獨資，它有更好的辦法去阻礙本土企業的學習。另外，外資在帶什麼技術到中國來、以什麼方式與本土企業進行合作方面的自由度越來越大。我覺得這方面有期待，但是從數據上來看還要觀察。

（來源：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