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關於中德經濟依賴性的學術報告_風聞

來源 |  微信公眾號“新華二代在德國”

作者｜新華二代在德國

歐洲就中國問題研究智庫聯盟（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在今年四月份出版了第八份關於歐洲公共領域和政治辯論對中國經濟依賴的研究報告，以及對政治決策起到什麼影響。

該報告共有歐洲18個國家以及歐盟機構共同參與。這就是説，該報告對歐洲18個國家就依賴中國問題做了分析。德國只是其中之一。

報告的核心結論: 儘管普遍認為對中國的依賴性在增加，但歐洲各地對中國依賴性的公開辯論和政治看法卻大不相同。歐洲正在尋找開放與安全之間的平衡。

今年的報告由John Seaman、Francesca Ghiretti、Lucas Erlbacher、Xiaoxue Martin和Miguel Otero-Iglesias負責編輯。

《歐洲與中國關係中的依賴性》（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原文鏈接（英語版）:

https://merics.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4/etnc_2022_report.pdf

原文報告很長，內容很豐富。我個人沒足夠時間與精力為大家做完整分析，只介紹關於德國對中國的依賴議題。

德國版報告有四位作者（圖下）。多年前，我跟Bernhard  Bartsch在柏林有過一面之緣。Bartsch先生曾經是貝塔斯爾曼基金會亞洲項目負責人（Leiter des Asienprogramms  der Bertelsmann Stiftung）。Bartsch現如今是墨卡託研究所對外關係主管。

從1999年至2013年期間，Bartsch在北京生活。作為東亞記者對中國、日本和韓國進行報道，其中包括《新蘇黎世報》、《經濟週刊》、《法蘭克福匯報》和商業雜誌《brand eins》。他曾在漢堡、北京和倫敦就讀漢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新聞學。

四位作者在報告導語中這樣寫道:

近年來，在德國關於中國議題的辯論中，中德之間的依賴性已經成為一個核心問題。

作者們表示，德國對中國的依賴性不應該被高估。

長期以來，商業利益一直是德國對中國政策的主要驅動力。

人們認為，凡是對德國（駐華）公司有利的，也對德國整體有利。這種觀點越來越受到質疑。

在這項報告中，四位作者通過四個層面分析中德之間的依賴性。

與美國在這些領域相對比，德國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的依賴性相對較低。供應鏈的依賴性也很有限。但是，中德創新的依賴是相互的。

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幾十年來德國關於中國的辯論所圍繞的核心話題。這也是目前德國在後默克爾時代調整對中國政策的核心。

對於德國的關鍵行業如汽車或機械行業，中國是最大的市場之一，甚至就是最大市場。汽車是德國出口導向型經濟中最重要的行業。它在中國的生產量和銷售量都要高於德國。

商業利益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德國中國政策的驅動力，以至於有人聲稱，該德國的中國政策基本上是由大眾汽車、戴姆勒和寶馬的首席執行官決定的。這可能有點誇張，但其基本邏輯被廣泛接受，即凡是有利於德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利益的，也有利於整個德國經濟。

然而，鑑於中國近年來的發展和產業政策，這一觀點不斷受到質疑。

對聯邦議院演講的分析表明，近年來，同時提到中國與“依賴性”的話語總體上有明顯增加，並在2019年和2020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德國新政府於2021年12月簽署的聯合執政協議將“減少戰略依賴”作為其中國政策的關鍵目標。

儘管如此，對於德國企業或整個德國經濟來説，對中國的依賴到底有多深，尚且還不是很清楚。

本文試圖通過四個不同層面來探討依賴性問題，並提供有關數據和模式。

1. 貿易和投資的依賴性

2. 企業依賴性

3. 供應鏈的依賴

4. 創新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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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和投資的依賴性

傳統上，中德關係一般是指中德經濟關係。到目前為止，德國是中國在歐盟的最大貿易伙伴。2019年，德國佔歐盟對華出口的48.5%，該比例是法國的4.6倍。

中德之間的經濟關係在歐盟內部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多其他歐盟成員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只體現在與出口有關的供應鏈上。但這也可能導致在某種程度上高估了德國對中國的依賴性。

2020年，中國佔德國出口的8.0%（注: 有另外數據顯示，該比例已接近10%）。這一份額自2005年以來幾乎增加了兩倍（2.7%）。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是德國產品的最重要客户（8.6%）。然而，這一排名在2020年第二季度發生了翻轉，中國超越美國，首次成為德國最大出口市場，因為其他歐盟成員國和美國同時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影響。

在進口方面，中國仍然是德國最重要的供應商（排在荷蘭和美國之前）。同期，中國在德國進口中的份額大幅增加，從2005年的6.5%上升到2020年的11.4%，而美國的份額則有些停滯（2005年：6.7%；2020年：6.6%）。在過去的20年裏，德國在中國全球出口中的份額一直都在3%至4.5%之間。

在輿論上，中國在德國的投資佔據了顯耀地位，比如美的收購庫卡以及中國公司對德意志銀行和戴姆勒的投資。儘管如此，中國公司和中國在德國的總體投資的重要性或總額仍然相對較小。

美國與中國在德國的投資比較。中國對外投資總量佔歐盟總量的5%左右。這一份額在美國面前相形見絀，美國是歐盟最大的投資來源和目的地。另一方面，歐洲在中國的最大投資者是德國。大部分投資進入了汽車行業。

根據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的粗略評估，德國有90萬個工作崗位與中國業務有關，佔德國勞動力的2%。雖然這對德國經濟很重要（對個別公司也很重要），但這並不足已導致對德國整體就業的依賴。同時，德國公司在中國直接僱用了超過100萬名員工，其中還不包括由其中國供應商和合作伙伴創造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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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依賴性

中國日益增長的創新能力和充滿活力的市場影響了歐洲的企業決策。然而，企業的整體依賴性仍然有限，因為歐洲和美國市場對他們的業務同樣重要，甚至比中國市場更重要。

作為一個製造業巨頭，中國已經是許多行業（如化工、塑料、電子、汽車）的最大市場。對來自不同行業的七家大型德國上市公司進行抽樣調查，有助於評估中國市場對其收入所起的作用。雖然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但它並不主導德國公司的收入。

對於大多數抽樣調查的德國公司來説，歐洲和美國和中國市場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西門子是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先驅。中國是該公司的一個關鍵市場，收入份額為9.2%，但它比德國市場（12.3%）要小，比美國市場（21.6%）要小得多。

汽車行業對中國市場的是德國和歐洲依賴中國的看法的一個關鍵驅動因素。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對德國的工業，包括大眾汽車及其供應商來説是非常重要的。德國和歐洲對中國的依賴性説法主要跟汽車業有關。

2019年，大眾汽車集團旗下品牌在中國銷售了420萬輛汽車，佔其汽車總銷量的近40%，中國成為其最重要的市場。然而，只關注銷售量，而忽略大眾汽車在中國公司的所有權結構，會扭曲該集團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中國大眾並不單獨擁有中國大眾，而是有中國合夥人，因此它在中國的銷售收入和利潤並不全部流向德國大眾總部。據估計，大眾汽車2019年在中國的收入只佔大眾汽車全球收入的21%。

隨着創新和產品質量的提高，聯想、海爾、大疆或阿里巴巴等中國品牌已經成為德國和其他歐洲市場上家喻户曉的品牌。華為、小米，以及最近的vivo正在擴大它們在智能手機市場的影響力。華為和聯想在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創造了近四分之一的收入，其中歐盟至少佔到50%。這表明，歐洲市場對一些中國公司的重要性幾乎與中國市場對抽樣的德國公司的重要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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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的依賴

中國在歐盟的許多產品類別中占主導地位。關鍵性戰略依賴在這裏被定義為: 歐盟是某個商品的淨進口國，歐盟從中國進口超過50%的商品，而中國控制了該商品全球市場的30%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對某類產品的有限准入會擾亂一個國家的經濟或使其在其他方面處於弱勢。

對於整個歐盟以及德國等一些成員國來説，某些產品確實存在着戰略依賴性。2019年，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定義的5.600多種產品類別中，歐盟有659個產品對中國有戰略依賴。這些產品佔從中國進口總額的43%。歐盟以及德國對中國的關鍵戰略依賴在電子行業最為明顯。

然而，關鍵的戰略依賴只限於相對有限的產品類別。在大約103個產品類別中如電子、化工、礦物/金屬和醫藥/醫療產品，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有關鍵的戰略依賴。

德國知名經濟研究所ifo將2021年德國5%的進口產品歸為高度依賴型。然而，就供應鏈而言，某些部分的戰略進口依賴性是相互，而非單方面的。德國公司的優勢建立在其較高的專業化程度和對利基市場的佔領。同時，中國對傳統歐洲高科技產業，如機械工程的依賴性要大得多。基於此，中國在精密機械等高端領域尋找能替代歐洲作為供應商的可能性會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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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依賴性

對於德國公司來説，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市場和生產地。它的創新能力、充滿活力的市場和完善的監管體系正在影響商業決策。德國公司通過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並將其大部分利潤再投資於中國，來挖掘中國的創新和人才庫。例如，西門子在中國設有20個研發中心，包括其全球機器人研究總部。

另一方面，許多中國公司和研究機構還依賴德國的技術，而德國的技術在許多領域對建立中國國內創新體系仍然不可或缺。在技術能力落後領域，例如半導體或基礎研究情況更為明顯。

除了建立研究中心或併購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與歐洲公司、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研究合作。這可以從歐洲大學中的大量中國學生能看出來。

（完）

編者有話説

以上是《歐洲與中國關係中的依賴性》（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就德國部分的內容。

這份報告是對過去幾十年德國的中國政策的描述與總結。它不一定完全客觀或完整，但可以借鑑。

我暫時不想對這份報告多做評價。我想説的是，基於德媒在過去三天就兩個問題的報道來看，這份報告中的結論大概率會被調整。

比如，報告最後一段這樣寫道: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與歐洲公司、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研究合作。”**預測，在今後一年內，部分中歐大學或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大概率會做出顯著調整。我不是指孔子學院。

其次，如果有人昨天打開《明鏡》網站或收聽巴伐利亞廣播電台（Bayerische Rundfunk），就會明白我在説什麼。簡單地説，從昨天起，又多了一個能高度影響德國企業開闢多元策略的潛在外在因素。

這份報告的四位作者在結尾時寫道，德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性有限，但被政治化的概率大幅度增加。比如俄烏戰爭在德國公司總部引起了地震式的反應。基於此，往常的種種無法想象逐漸提上議程。在純理論的無法想象的外衣上添加了一層能成為現實的潛在可能。

因此次上海防疫措施，很多人都在關心德國駐中國，尤其是上海與長江三角洲企業的未來走勢。

對我而言，有兩組數據引起我的額外關注: “德國有90萬個工作崗位與中國業務有關”和“德國公司在中國直接僱用了超過100萬名員工，其中還不包括由其中國供應商和合作伙伴創造的工作崗位。”這對分析中德相互依賴關係很有幫助。

大家可以參考我之前寫過的文章，再結合今天這篇學術性報告。希望大家能得出一個更加客觀的結論。

我現階段還在蒐集信息和數據，等我感覺到已具備充分的數據後，再去分析中德經濟關係的依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