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地中海霸權的興衰——全球化之前傳_風聞

疫情宅家讀歷史，花了一個星期才讀完英國歷史學者羅傑·克勞利所著《財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權》一書（陸大鵬，張騁譯，2017年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原著文筆優美，敍事流暢，翻譯水平也很不錯，很有可讀性。

2001年夏天和2007年春天，我曾兩次遊歷威尼斯，這個歷史名城的風貌非常有特點，但是當時我卻並沒有意識到，我們今天所謂的現代生活方式和全球化正是發端於800年前的這片潟湖之中。

一、 威尼斯海洋霸權的崛起

在第二個千年的最初兩百年裏，威尼斯依靠地中海區域內的航海和貿易而逐步發展成一個小型的城邦共和國，但是讓他們突然發達起來的則是抓住了十字軍東征帶來的戰略機遇，搶佔了東羅馬帝國的海權。教皇英諾森三世所發動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原本是借道埃及亞歷山大港的討伐穆斯林的東征，被威尼斯90多歲高齡的瞎眼執政官丹多洛用債務壓力所騎劫和利用，最終扭曲成了攻打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1202年，在十字軍第四次東征之前，法蘭西騎士們與威尼斯城簽訂的商業條約是以85000馬克的價格獲得威尼斯提供的艦隊，將預期中的33000十字軍將士運到1400英里之外的埃及亞歷山大港。但是歐洲各地十字軍動員的組織進程、人數規模和自身財力都遠不如預期，結果導致出征的行程有所推遲，而且還欠了威尼斯政府34000馬克，約合九噸白銀的債務。威尼斯執政官丹多洛以此為條件，要求十字軍幫自己攻擊背叛了威尼斯的地中海城市扎拉，這意味着十字軍征伐的首戰對象不是異教徒而是另一個天主教城市。為此，教皇對十字軍和丹多洛實施了宗教絕罰，而丹多洛等人隱瞞了絕罰之事，並繼續用債務問題逼迫十字軍還債。在債務壓力之下，十字軍臨時接了一樁大生意，前往君士坦丁堡幫助一位年輕的拜占庭貴族亞歷克塞·安格洛斯從他的伯父手中奪回本屬於他父親的皇位。在債主丹多洛的親自督戰之下，忘掉了聖戰初心的十字軍果真攻破了同為基督教勢力的君士坦丁堡，從而上演了一場貧窮好戰的拉丁勢力對富奢柔弱的拜占庭帝國首都的無恥瓜分和洗劫。這場洗劫中，威尼斯的戰利品除了有大量寶物古董之外，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希臘西部，科孚島，愛奧尼亞羣島，愛琴海基地，加里波利半島和達達尼爾海峽的統治權，以及君士坦丁堡的碼頭和船廠等區域，竊據這個千年古都八分之三的面積。由此開始，這個政權的自稱從“公社”和“共和國”悄然變為“宗主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地中海海洋霸權。

二 威尼斯的政治經濟體制

顯而易見，從其崛起開始，威尼斯城的真正信仰就是金幣而不是上帝。在他們的世界觀中，海盜才是犯罪，高利貸不算罪過，而利潤則是一種美德，基督也可以視作一位商人。威尼斯的海洋霸權，本質上是一個多民族的世俗政權，它既沒有令其他民族歸化的計劃，也沒有傳播天主教信仰的熱忱，即便偶爾搞一點傳教，那也是為了得到教皇的支持以獲取政治和商業利益。他們努力遊説教皇允許他們跟伊斯蘭世界做貿易，然而擊敗十字軍勢力的穆斯林政權正是從威尼斯人手中獲得戰略物資的補給的。他們總是將商業利益放在宗教意識形態分歧之前，在多數時期和多數地方，他們對不同宗教信仰是相當寬容的，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之間和平相處。威尼斯人所信奉的聖馬可，與其説是天主教的宗教人物，不如説是人格化的威尼斯愛國主義符號。

海洋貿易不僅為威尼斯帶來鉅額利潤，也培養出大量優秀的航海人才，還帶來造船和武器製造等方面的技術積累，而這些資金、人才和裝備技術方面的優勢又反過來維持和提升威尼斯的海洋貿易，使其稱霸地中海三百年。

威尼斯是一個商人貴族領導的重商主義國家，其政治體制自始至終都是貴族共和制度，因此可能算是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後來的荷蘭、英國和美國都是它某種形式的放大版。這個國家的政策目標是商業利益最大化，所有國家行為，包括戰爭、殖民、外交、情報，都緊緊圍繞長期商業利益來運轉的。商業資本控制政府和軍隊，為了確保其公權力服務於貴族的商業利益，所以對內實行法治，一切按照規則和傳統來運行。威尼斯以其嚴刑峻法著稱，戰敗的海軍司令和違反法律的海外領地總督都會被元老院的密令千里迢迢地抓回來下獄，有些人甚至會被判死刑。驅動着威尼斯霸權運轉的，是冷靜的商業理性和冷酷的法律體系，而不是狂熱的宗教信仰或者政治家個人的政治衝動。

貨幣體系上，威尼斯於1284年-1840年間持續發行的杜卡特金幣，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金幣之一。十三世紀後期的拜占庭帝國皇帝米哈爾八世降低了拜占庭金幣的成色，為了應對，威尼斯共和國發行這種金幣，直徑20mm，重約3.5克，含金量高達99.5%，是中世紀的技術水平所能達到的最高的黃金純度，該金幣取代了拜占庭金幣成為了歐洲最權威的硬通貨。它在東西方貿易中很有信用，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都有廣泛的影響力：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和《威尼斯商人》中所提到的金幣就是威尼斯的杜卡特，而遙遠的印度次大陸的人也對它高度認同，金幣上的兩個人物被他們解釋成了印度教中的兩位神祇。實際上，金幣正面印製的是歷代威尼斯執政官跪在聖馬可面前。天主教中的聖人聖馬可是威尼斯本城的“護法”聖人，其骸骨被威尼斯商人從亞歷山大港偷回，供奉在聖馬可大教堂中。

威尼斯體制帶有鮮明的中央集權和國家主義的色彩。造船業（兵工廠）和遠程航線是國有的，具體的航線與船隻運營權利會定期拍賣給商人；每一條商船都負有為政府打探消息的義務，法律規定航行歸來的船隻必須先到莫東和科羅尼（兩個雙胞胎港口相距20英里，在威尼斯的文件中往往作為一地來稱呼，被視作“共和國的雙眼”）停留，報告關於黎凡特地區的海島、戰爭和香料價格的信息。

三 威尼斯與熱那亞的競爭

1204年至1380年之間的地中海的歷史主題是威尼斯與熱那亞兩個共和國之間的競爭。這兩個共和國如一對孽緣，既高度相似而又相互仇視。

雙方都是利潤導向的共和國，都擅長海戰和貿易。但是熱那亞更加有個人主義色彩，更願意冒風險，更有創造性；而威尼斯則帶有鮮明的中央集權和高度組織化的特點。為了趕走競爭對手，獲得與黎凡特地區各位領主的排他性貿易權，熱那亞人、威尼斯人以及比薩人之間展開了長期的鬥爭。熱那亞打敗了比薩，而威尼斯最終打敗了熱那亞。

最早的戰爭爆發於敍利亞海岸的十字軍港口阿卡，熱那亞人與威尼斯人之間為了共享的教堂和私人鬥毆的事情釀成族羣衝突，最終演變成兩個海權貿易共和國之間的百年海戰。本是利益之爭，但是愛國狂熱和對彼此的文化厭惡讓他們雙方成了百年世仇。雙方互有勝負，教皇的調解勸和都無法化干戈為玉帛。雙方消耗過頭時也有屢次停戰，但是和平總是短暫的，每一代人都會掀起新的競爭和戰鬥。

1298年雙方的艦隊在亞得里亞海的庫爾佐拉島展開了一場大戰，共計170艘槳帆船參戰，熱那亞大獲全勝，威尼斯海軍司令被俘後自殺。被熱那亞擒獲的5000名威尼斯戰俘中，有一位富裕而又好吹牛的威尼斯商人與另一位難友魯斯蒂謙成了好友，這位比薩情感作家將威尼斯朋友的遊歷故事記錄下來，由此而誕生了馬克·波羅遊記，其中遙遠東方的黃金、香料、絲綢、風俗以及其它誇張離奇的故事，激勵了未來幾個世紀的歐洲人奔向東方。

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戰爭時斷時續進行了百多年，但最戲劇性也是最終決定性的一幕出現在1379-1380年。當時，熱那亞聯合了帕多瓦領主和匈牙利國王，從陸路和海路同時進攻幷包圍威尼斯本土，威尼斯處於生死存亡之際，欲投降求和而不得。在即將攻入威尼斯老巢的最後關頭，熱那亞海軍司令卻犯了優柔寡斷的戰略性錯誤，被威尼斯人絕地反擊。絕望中的威尼斯人迫使執政的貴族們將一位傳奇性的海軍將領皮薩尼從監獄中放出來並委以重任，皮薩尼利用威尼斯本城周邊的堤岸和潟湖，將熱那亞海軍反過來圍困在其中，最終迫使長期缺乏物資補給的熱那亞海軍因為飢餓和絕望而投降。

此戰之後，熱那亞共和國的國運開始走下坡路，而威尼斯霸權則迎來自己的全盛時期。1381-1425年是威尼斯霸權的擴張期，這個階段的地中海政治格局是拜占庭帝國繼續衰落，匈牙利國王失去對巴爾幹半島的控制，而奧斯曼土耳其則向西不斷擴張。地緣政治的結構性變動，迫使原本長期抵制和敵視威尼斯勢力的地中海島嶼和城市，紛紛開始接受和主動尋求威尼斯的庇護。此後又恰逢奧斯曼土耳其在蘇丹死後四個兒子之間陷入內戰無暇顧及威尼斯的擴張，威尼斯的領土面積和人口在此期間都翻了一番，其中既有意大利本土的擴張，又有在地中海沿岸諸多關鍵島嶼的收穫。當然這個過程中，所謂的威尼斯人也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1204年的威尼斯人，大多數男性都是水手，而十五世紀的威尼斯人，則越來越多是移民的後代，水手的比例也大幅下降，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對於一個靠海吃海的海洋霸權而言，不是什麼好消息。

四 威尼斯的衰落

十五世紀末威尼斯的衰落，與他們的兩大對手的崛起有關，一是東方的陸上霸權奧斯曼土耳其於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後，繼續西進蠶食，並開始發展海權；二是西方的葡萄牙人繞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橫穿印度洋到達印度的加爾各答，打通了歐亞之間的印度洋大西洋航線。1500年前後，在這一東一西、一陸一海兩股力量共同作用之下，威尼斯的地中海霸權戛然而止。

威尼斯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之間的對抗，是近現代戰略史上海權與陸權之間的競爭的預演。

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新生海軍力量，在1416年代曾經遭遇過威尼斯人的毀滅性打擊，不僅十幾艘戰艦毀於一旦，而且所有被俘虜的水手，包括土耳其人和受僱的基督徒全部被殺，以至於此後數十年裏沒有一支成規模的奧斯曼艦隊出海。但是奧斯曼土耳其人花了大半個世紀逐步重建其海軍力量。15世紀後期的奧斯曼土耳其蘇丹們不僅重視艦隊的建設，而且重視人才和知識，將大量土耳其海盜納入其帝國艦隊，將各族航海造船人才納入其裝備製造隊伍。在軍艦下餃子一般地大規模下水的時期，奧斯曼土耳其還努力隱藏其戰略意圖，假裝為清剿海盜而建設其海軍；直到1499年4月，也就是離對威尼斯正式開戰僅僅兩個月的時候，蘇丹史無前例地熱情款待新任威尼斯大使，不但給予很高的禮遇，還承諾永遠不會背棄與威尼斯的和平條約。當然，這些花招騙不了精明的威尼斯人，他們派遣的間諜雖然在買兇刺殺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的事業上屢戰屢敗，但用密信將戰略和軍事情報及時傳遞到威尼斯母城的工作還是能做到。因此，雙方言辭友好，但是都在認真備戰。

戰爭中，土耳其蘇丹很好地利用了大陸帝國在土地和人口上的相對於海洋霸權的優勢，避免賭博式的大海戰給威尼斯發揮其技術和質量優勢的機會。大艦隊建成之後，奧斯曼土耳其人知道自己的海軍雖然規模比威尼斯人大，但是海戰經驗和技巧不如對方，因此避免與威尼斯人進行外海上的大決戰，而是將海軍用作陸軍的輔助手段和後勤工具，幫助陸軍將火炮與後期物質運送到希臘海岸線上那些威尼斯貿易站點和獨立城市的附近，然後藉由陸軍的規模優勢來一個個拔釘子。最典型的戰例是1499年8月的宗奇奧海戰，威尼斯艦隊由於內部指揮失當和部分艦隻的臨陣膽怯而錯失了在外海殲滅奧斯曼土耳其海軍的決戰機會，後者得以把攻城炮運送到勒班陀，與正在陸地上圍攻此城的土耳其陸軍會師，勒班陀不得不投降。次年7月，類似的一幕在科洛尼和莫東重演。這兩個雙胞胎城市的陷落，意味着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中威尼斯海權初建時所獲得的殖民地正在被大陸霸權所一瓣一瓣地剝離。

人類畢竟不是魚類，能量和物資都必須經常性地從陸地來獲得補充，因此海洋霸權其實非常依賴陸海交接處的港口補給站。或者説，堡壘堅固的港口拓展到哪裏，海權就可以此為節點輻射和拓展出去。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海軍建設上的韜光養晦和海軍對抗中的費邊主義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他們雖然從沒有贏得任何一場偉大的海戰，但是卻成功地將威尼斯的海權降服了。威尼斯海軍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在東方的貿易和補給據點一個個淪陷，自己的海洋力量漸漸萎縮回意大利半島東側的海灣。1503年，威尼斯屈辱地接受了土耳其蘇丹巴耶濟德二世提出的和平條約：威尼斯人從此在海上遇到奧斯曼船隻的時候，需要降下他們驕傲的聖馬可旗幟，默認自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附庸。 

幾乎就在同時，葡萄牙的瓦斯科·達伽馬所開拓的繞過好望角直接前往印度的新航路，將威尼斯從東西方貿易的樞紐位置上變成了邊緣區域。從此，整個地中海區域的貿易都衰落了，航海商業霸權的天命轉移到了地中海西門口的伊比利亞半島。德意志人給威尼斯的訂單不斷縮水，商人陸續遷往葡萄牙的里斯班。1502年去往貝魯特的槳帆船僅僅運回來四大包胡椒，因為與葡萄牙人的直達遠洋航線相比，原本通過伊斯蘭世界和威尼斯的層層販運的東西方貿易已經變得毫無競爭力。歐洲和亞洲之間的生意不再讓穆斯林各族和威尼斯人做中間商賺差價。地中海也從東西方交流的黃金水道變成了一個夾在歐亞非大陸之間的半封閉湖泊，自古興盛的所有商路及其沿線城市突然成了一潭死水，開羅、黑海、紅海、大馬士革、貝魯特、巴格達，乃至君士坦丁堡本身，全都被大西洋沿岸的配備重型火炮的大型蓋倫帆船逐出世界貿易圈。1500年，意識到巨大危機的威尼斯人曾經向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提議共同開挖一條運河打通地中海和紅海，但是馬穆魯克王朝已經處於內憂外患和風雨飄搖之中，此時離他們的末代統治者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吊死在開羅城門前還有十七年。

五 從威尼斯地中海霸權看現代市場體系與海洋資本帝國

1500年前後的大航海以來，現代市場體系的歷任主導者，包括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和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這些塑造了我們所謂的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的霸主們，身上有着一系列共同點，比如依重海洋貿易和海軍優勢，比如充分利用世界市場賦予他們的力量，比如在其崛起過程中喜歡殖民冒險和重商主義，比如強調規則和法治等等。如果説葡、荷、英、美是近現代海洋帝國的成長成熟的過程的話，那麼在威尼斯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類海洋帝國的胚胎髮育階段。這個小小的中世紀城邦從地中海的運輸和貿易中形成了自己的小宇宙，雖然相比於後來者其軍事力量和財富規模不過是茶壺裏的風暴，但是未來的一切都已經具體而微地藴含其中。

貿易驅動知識、技術和產業鏈在不同民族之間的轉移，在今天正在重塑太平洋西岸的地緣政治面貌，但是700年前這種機理主要作用在地中海的東部。威尼斯商業帝國的運轉加速了中東伊斯蘭地區（黎凡特地區）相對於歐洲更為先進的經濟技術和知識向歐洲基督教世界的轉移。原本令黎凡特地區富甲天下的產業，包括肥皂、玻璃、絲綢、造紙和製糖行業，要麼被威尼斯共和國所篡奪，要麼被其海運體系所瓦解和轉移。威尼斯商人從購買敍利亞玻璃轉為進口敍利亞沙漠裏的蘇打灰，玻璃製造的關鍵原材料，然後將更好工藝的玻璃出口到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宮殿中。糖的生產則從敍利亞轉移到了威尼斯控制下的塞浦路斯，肥皂和造紙行業也發生了類似的轉移。

威尼斯造船工業的現代化特點，充分地體現在兵工廠裏模塊化流水線生產方式上。槳帆船的所有部件以模塊的形式儲藏在乾燥倉庫裏，戰時可以迅速組裝起來。1436年夏天，西班牙旅行家佩羅·塔弗爾目睹了威尼斯兵工廠快速建造一隊槳帆船的過程：船體一個接一個地下水，數組木工安裝船舵和桅杆。航道兩邊的兵工廠房屋的窗户都打開着，一艘小艇拖着一艘槳帆船從航道中駛過，工人把繩索、武器、弩炮、臼炮、船槳等等所有配件從兩側的窗户裏送到船上。槳帆船到達航道的盡頭，所有人都上船完成了裝配。以這種流水線方式，六個小時內，十艘全副武裝的槳帆船便準備就緒。在兵工廠，所有的工序都有落實到人的責任制，每一位麻繩製造工人的卷線軸都有標記，以識別每條繩子出自何人之手，每根繩子出廠之時，便被附上一個彩色的標籤，説明其正確用途。這種責任制和對質量的嚴格監管，是航海生活的內在要求：若是在造船和制繩中偷工減料，那麼船隻、船員和船上的昂貴商品都將毀於一旦。造船匠的技能和秘密知識代代流傳，是威尼斯一直小心守護的重要無形資產：負責造船的兵工廠有城牆護衞，夜間有警衞巡邏，嚴防競爭對手前來竊密。

威尼斯（和它的競爭對手熱那亞）很可能是第一批以虛擬經濟為主的國家，一個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離岸保税倉庫。在威尼斯地中海霸權的時代已經發展出了頗具現代特點的金融體系，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信用貸款業務，國際銀行業務，承兑匯票、複式記賬和新形式的企業組織形式也都問世了。新型交易手段的發明促進了貿易規模的空前發展，也推動了歐洲的城市化進程。現代金融體系支持的消費主義文化在威尼斯身上得到相當清晰的展現：城市中產階級的壯大使得商品的需求品種出現升級，比如對香料的愛好就是現代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早期雛形。除了鹽之外，香料對食物的存儲並無幫助，但是胡椒、生薑、豆蔻、肉桂、紅糖等等被歐洲人稱為香料的東西，能讓菜餚更加美味，並可用以展示財富，滿足歐洲貴族和富裕的中產階級追求享樂與奢靡攀比的需求。香料是剛剛開始發端的世界市場上的最理想商品：重量輕、體積小、價值高、易於長久保存和長途運輸、便於分拆包裝後零售。等到17世紀荷蘭崛起的時候，香料仍然是他們的主要貿易品。

商業的繁榮帶來工業、服務業、金融體系的發展和城市規模的擴張，使得生活在不同語言不同國度不同宗教文明體系下的人之間的相互分工和合作得以可能，從而使得人們的就業和收入逐步擺脱土地和資源的約束，越來越依靠人自身的勞動和創造來生存。進而，在人的勞動中，人類也越來越擺脱肢體和力量的限制，而更多地依靠知識、技能、設備和創造來形成新的需求和供給能力。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儘管伴隨着族羣和階級之間的奴役、剝削與暴力，但相對於傳統的農耕與遊牧帝國，海洋商業帝國的發展代表着人類晚近千年歷史的演化方向。

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500年來越來越多的民族被世界市場體系所裹挾和滲透，參與到所謂的全球化之中。許多非海洋文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對這種歷史潮流採取了排斥和批判的態度：有的側重於其唯利是圖，有的側重於其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有的側重於其種族主義色彩和對其它族羣與文化傳統的瓦解作用。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是，以海洋貿易為基礎的世界市場體系帶來了更多的產出，更高的效率，更強的科技和更長的人均壽命，而那些試圖自絕於這個體系的民族，其結果是貧窮、落後與封閉。如果封閉和對抗不行，那麼模仿和融入是否可行？在我看來，日本、新加坡等中小型國家也許可以，但對於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和古老文明而言，這恐怕也不是真正的出路。

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具農耕、遊牧和海洋文明特質的多元一體的混合型文明，所以，她的適應、學習和演進能力非常可觀。最近的四十年，我們向大大小小的海洋性經濟體學習到如何在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工業化，並迅速成為了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如今，我們面對海洋霸權的正面競爭和圍堵，要想獲得最終的勝利，我們需要的不是對海洋霸權的道德指責和政治批判，而是要深刻地理解、學習並超越對方。我們將保留我們傳統中的某些大陸文明的特質，但是我們也必須學會走向藍海，擁抱和掌控世界市場體系。只有比我們的對手更好地理解海洋和市場，我們才能戰而勝之，最終取而代之。而這個深度理解戰略對手的有趣過程，也許就可以從解剖威尼斯這個胚胎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