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拍教育改革十年：那些孩子改變命運了嗎？_風聞

南方週末2022年06月11日 09:13:120人蔘與0評論

**▲**紀錄片《真實生長》用了十年時間，在第一批素質教育改革試點的北京十一學校裏，跟拍三個學生的成長過程。 （受訪者供圖/圖）

“真正可以複製與發揚的是教育改革的底層邏輯，比如對孩子的尊重、鼓勵他們閲讀，或者加強體育教育……説到底，好的學校教育只能讓學生一定程度避免不好的教育，從而擁有更多的可能性。”

自由寬鬆的氛圍主要針對高一和高二的學生，等到了高三，一切又回到傳統的模式，大家要重新面對題海與考試。年級主任王春易説：“誰都要成績，學生要，家長要，社會也要。”

2014年，導演張琳參與了一部反映北京十一學校教育改革的紀錄片。在此之前，這個項目進展得並不順利，數次更換導演，經費也所剩無幾。當拍攝素材越積越多，主創團隊卻發現這部作品的主旨似乎正在漸漸偏離最初的方向。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發佈，主要內容之一是推進素質教育改革試點。同年8月，北京十一學校在時任校長李希貴的牽頭下，決定組織教學形式變革，以“選課走班”的方式代替傳統的班級制度，同時推出導師制、選修課等舉措。次年，北京十一學校被確定為國家辦學體制和高中特色發展改革試點。

當時，這種高中教學方式的轉型引發了強烈的反響，讚美聲和質疑聲幾乎同時到來。在高考選拔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這樣一場教育實驗如果不成功，影響的將是數百孩子的前途；就算成功了，面對地區之間的差異，十一學校的經驗又如何複製呢？

伴隨着沸沸揚揚的討論，十一學校成為媒體的焦點，媒體人粟國祥意識到，教育改革的成效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2012年，他決定自籌資金，以紀錄片的方式進行長期記錄。

2014年，北京十一學校成為教育部等部委向全國推出的唯一一個基礎教育改革典型。很多城市都派出代表赴北京學習經驗，十一學校的盟校開始遍佈全國。李希貴接受媒體採訪時説：“十一學校的經驗不可以複製，但是可以嫁接。可以萃取其成功因素，將之移到不同的土壤中，使其與那裏的氣候相適宜，從而產生具有共同文化基因而色彩繽紛的不同學校。”

與此同時，這部原本名為《教育突圍》的紀錄片卻遇到了瓶頸。導演團隊原本計劃拍攝三年，以孩子們的高考作為結尾，來展現這場教育改革的成果。但當剪輯成片後，內部放映會的效果讓大家沉默了。

張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最初的版本效果不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隨着各種教育實驗在全國範圍內有條件的學校展開，十一學校的實踐已經不再那麼新穎。而且如果僅僅描繪一場教育改革如何進行，作為紀錄片工作者，其實無法去評判這場改革是否成功。最終導演組商議，將片子的主題放在三位主人公的個人成長上，呈現他們如何尋找“內驅力”的過程。

2022年，系列紀錄片《真實生長》上線後，片中的主人公與普通觀眾一樣，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這部伴隨他們成長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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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狀態下的微型社會”

回望15歲的自己，主人公之一週子其將這段高中歲月形容為“展現了一個接近理想狀態下的微型社會應該有的樣子”。

周子其是從十一學校初中部直升進入高中的文科生，高中時代的他喜歡歷史，手邊經常拿着一冊《劍橋中國史》。作為學校辯論隊的主力，他説話習慣引經據典，但課餘時間總是偷偷打遊戲，是張琳眼中的“非典型學霸”。

2012年，為了讓學生們更好地適應軍訓，年級書記、歷史老師李亮以“軍訓時是否可以違背命令擦汗”為題展開了一場關於規則和自制力的演講。

開學之後，周子其沒有放棄對“規則”的挑戰，他翻看了學生管理手冊後，立刻動筆給校長李希貴寫信，表達了自己對軍訓制度和禁止早戀的不滿。“學生手冊上説，男女不當交往產生不良影響的會記大過，可什麼是‘不當交往’，什麼是‘影響不良’，這個自由裁量度太大啊……”

兩封信寫上去，李希貴組織開會研究，事後還在“校長有約”環節（每週例行的學生和校長飯局，學生可自行報名），對學生代表説：“儘管有些事情，你們瞭解得不是那麼全面，但是你們的眼光很好，你們的視角很好，老師們特別感謝你們。”很快，周子其的意見被採納，十一學校宣佈取消初中部軍訓，高中部軍訓減少了兩天。

周子其還和幾個同學成立了“學生內閣”，參與到學校的具體管理中，針對學校方方面面的問題提出意見。他的種種“離經叛道”沒少讓導師李亮發愁。升入高二之後，面對高考的壓力，周子其不得不放棄辯論隊的訓練，導致他們第一次輸掉了比賽。憤怒之下，他寫了一篇名為《還“自主”以自主》的文章抨擊學校的改革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發到了網上。

為了這件事，李亮罕見地動怒了，但他沒有在周子其面前拿出老師的威嚴，而是以“亮哥”自居，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正如李希貴強調的那樣：“師生關係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現了”。

在一次老師的聚餐中，李亮酒後興奮地站起來向其他老師“炫耀”：“我的這批學生非常厲害，他們能改變十一學校食堂的價格，你服了，我也服了！”在張琳看來，周子其在十一學校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可謂是“如魚得水”。

“我沒想到他們能管得這麼松，可幸福了。”面對鏡頭，陳楚喬總顯出一種與年齡不符的成熟與冷靜。陳楚喬是從其他初中考入十一學校的理科生，幾乎是一個典型的“文藝青年”。她承認自己不喜歡承擔責任，迷戀看電影、讀小説、聽搖滾樂。

偶然的機會，她選修了一門只有八個人的魯迅研究課程，本意只是希望多瞭解魯迅的作品，結果卻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開設這門課程的黃娟老師特別喜歡提問，從魯迅小説裏的“我”是不是新黨，到“為什麼人需要有歸屬感”，有時候辯論到興奮的地方，學生們還會盤腿坐在桌上。陳楚喬覺得這門課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要求學生有一顆對生活敏鋭的心、一顆對情緒和思緒敏感的心”。她在課堂上給同學們分享了萬能青年旅店樂隊的歌，還創作了人生中第一部小説。

高二那年，陳楚喬加入了微電影社，想盡辦法説服校方投資七千多元拍攝了一部校園題材的電影，竟然還在後續的“發行”中把錢賺了回來。

陳楚喬對南方週末記者説，十一學校帶來最大的影響就是培養自己學會觀察身邊的人，並對他人保持着長久的興趣。“十一學校有各種各樣的社團，可以説已經是一個小社會了。在這裏你可以遇到很多擁有相同愛好的人，不會像其他學校那樣，畢業後和同學就漸行漸遠了，直到現在我和當初電影社的小夥伴還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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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就是擁有更多可能性

《真實生長》是張琳第一部獨立署名導演的作品。2005年，張琳考進了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從本科到研究生，在清華園度過了7年時光。從大學期間，她開始接觸紀錄片。

“某種程度上，我是應試教育的既得利益者，至今都認為高考是一個相對公平的選拔方式。我甚至會想象，未來我的孩子如果成績不好，我可能真的會很難受。但如果我們（過分）強調高考對人生的決定作用，這是不對的，人生的評價體系太多了。”張琳坦言。

回看長達八年的拍攝與製作，張琳覺得自己之所以能夠堅持完成這部紀錄片，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她漸漸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比幾個孩子大十歲左右，“處在一個既可以冷靜觀察，又可以設身處地的位置上”。她和周子其同為頂尖大學的學生，經常互相吐槽對方的學校；和陳楚喬是同行，關注領域和朋友圈都有重合；而二十年前，她的性格和李文婷相似。

李文婷是三位主人公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她出生于山西，因為父親的工作，一家人搬到了北京生活。她初中的成績很亮眼，以懷柔郊區某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十一學校。面對鏡頭，她總是顯得靦腆和羞澀，不像其他人那麼喜歡錶達自己。

“最初，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拍我，我以為是學校安排的，其實有一點厭煩，覺得拍攝影響我的心態，也有點耽誤時間。”李文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進入十一學校後，自己產生了落差感，從普通學校的尖子生成為了好學校裏的中等生，一度壓力很大。談及高中時代，她不覺得很難忘，但也沒有不堪回首，總體是平淡的。

在導師方習鵬的幫助下，李文婷在高二終於考進了年級前一百名，拿到了“雙科飛躍獎”。她還出人意料地選擇了舞蹈課，在期末彙報的時候，穿上背心、短褲、高跟鞋向大家展示了一段韓國女團舞。“片子還是側重表現我的成長，只能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校園簡單快樂的事情少了些。”李文婷説。

在時任北京十一學校戰略顧問李茂看來，《真實生長》更多聚焦在少年人的成長故事，而不是展現學校教育改革的全貌。

從2011年到2017年，李茂主要負責十一學校的經驗梳理和媒體、出版策劃，同時參與教師的培養和課程的開發。他在紀錄片中出場不多，卻留下讓人印象深刻的話語，面對鏡頭他直言不諱地説:“如果十一學校的教師沒有一點社會情懷，你教得再好，無非就是為一些中產階級的後代，提供一個升學服務。”

“我們很難去評估三年的教育是否真的可以對一個人的一生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就算是像衡水中學那樣以‘標準化’聞名的學校，我們也不能判斷裏面的孩子每個就都是所謂的‘標準件’，有時候你很難判斷決定孩子教育的究竟是什麼環節。”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從事教育多年，李茂經常有無力感。教育界很早就流傳着“5+2=0”的説法，意思是説，一個孩子在學校5天，週末在家2天，等到下個週一回到學校，往往會發現在學校受到的教育成果又“歸零”了。面對社會上“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之類的説法，李茂感到無奈。

李茂認為，中國的學校要實現素質教育，首先要改變薄弱的基礎。從十一學校出來後，李茂參與了一些農村學校的建設和課程設計，同時培養教師人才。他主要向有志於實施教育改革創新的學校提供諮詢服務，這樣的學校總體還不算多。

《真實生長》上線後，不少網友表達了對三位主人公的羨慕，認為只有大城市才能擁有這樣優質的教育資源。李茂不完全認同，他總結：“真正可以複製與發揚的是教育改革的底層邏輯，比如對孩子的尊重、鼓勵他們閲讀，或者加強體育教育……説到底，好的學校教育只能讓學生一定程度避免不好的教育，從而擁有更多的可能性。”

某種程度上，85後張琳的“可能性”就被無意間剝奪過，面對十一學校的孩子們，她開始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以至於，某天她正在做後期剪輯，突然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憤怒。

張琳是山東濟南人，當地教育的競爭十分激烈，她形容自己是“父母用手指在地畫個圈，我站在圈裏，絕對不會邁出一步”。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族，但竭盡全力讓她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從4歲到12歲，張琳學了八年的鋼琴，還曾為山東省鋼琴考級做示範錄像。

在傳統的音樂教育裏，沒有人關注學生的性格和喜好，只用考級來衡量學習成果。長大一點後，張琳覺得自己不喜歡錶演性的演奏，加上越發高昂的學費，放棄了音樂的道路。後來回想，如果當時有人告訴她，她的性格更適合學習作曲或者指揮，也許人生就是另一番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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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在十一學校，有一句流傳較廣的口號——“不為高考，贏得高考”。自由寬鬆的氛圍主要針對高一和高二的學生，等到了高三，一切又回到傳統的模式，大家要重新面對題海與考試。就像片中年級主任王春易説的那樣：“誰都要成績，學生要，家長要，社會也要。”

面對變化，周子其漸漸有了情緒，何況他內心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煩惱。周子其喜歡歷史，父母卻希望他選擇更容易獲得高薪的金融專業。思來想去，他決定妥協，結果因為高考分數不夠，“如願”進了北大歷史系。

高考對於大部分人來説，僅僅是人生新篇章的開始，周子其卻陷入了精神危機。他覺得注重考據的歷史系不適合更關注現實問題的自己。焦慮和失望中，他選擇經濟學作為第二學位，並在畢業後留學美國，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公共政策。

“如果人生再選一次，我可能會換一個專業，但是事實上專業也不是我定的。怎麼説呢？我覺得我讀書都是讀最好的書，選無可選了。”周子其出國半年後遭遇疫情，滯留在美國上了一年半的網課。回國後，他進入了一家頭部教育培訓機構，入職兩個月後，教培行業開始整頓，他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失業。

目前，周子其就職於一家留學諮詢公司，工作之餘思考着自己的未來。“這工作不加班，薪水也還可以。”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父母曾考慮給他出買房的首付錢，但他算了一筆賬，以自己的工資，根本還不起月供。

陳楚喬高中畢業後去紐約視覺藝術學院讀了四年電影，現在在北京為電影夢奮鬥。回國那年，正好遇上影視寒冬，她沒有找到適合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幾個影視劇項目，以場記的身份入行。

看着周圍大她兩三歲的朋友已經有項目入選創投提案會，陳楚喬有些焦慮。2021年，陳楚喬在一部小成本電影裏擔任執行導演，她對未來規劃清晰：留出時間寫劇本，以後還是要做導演。父母對她的選擇表示理解，陳楚喬笑着説，倒是過年的時候，姥姥忽然問她，“你幹這行，以後有退休金嗎？”

回憶起高考那段時光，李文婷覺得，“高三心態蠻好的，其實就是忙了些，每天很充實，很努力地做一件事，少了些休閒時間。雖然會有些苦乏味，但回過頭會覺得很佩服當時的自己。”

李文婷一直和縣城同學保持着聯繫，在傳統教育體制下，他們中不少人考上了比她更好的大學。張琳有時候會思索，如果李文婷不是在十一學校經歷了漫長的迷茫期，她會不會擁有更好的高考成績？

不過，在李文婷看來，十一學校讓她清楚地認識了自己，在高中時代就學會了做出更適合自己的選擇。大四那年，她本來有兩個保研的選擇：偏重學術的中央財經大學與偏重實踐的對外經貿大學。經過分析，李文婷覺得自己不適合走學術的道路，果斷選擇了後者。

畢業後，她進入北京的一家銀行做櫃員。“賺錢不多，但是穩定，工作環境也很單純。偶爾會被批評，那也沒事，適合自己的就是好的，傻人有傻福。”談及現狀，李文婷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對比一路走來認識的同學和朋友，陳楚喬越發覺得，高中階段經歷的教育實驗並沒有拉開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她認為：“對比受應試教育長大的朋友，我們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説實話，高中三年的學校教育對一個人來説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張琳很喜歡《真實生長》的片尾曲《白牆》，歌詞中的一句“漫長路如何獨自前往”，在她看來道出了這部紀錄片的主旨，“每個人都要經歷尋找自我的階段，這是最能夠和廣大觀眾共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