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 我為什麼要去泡酒吧?” 疫情背後的夜店文化真相 | 文化縱橫_風聞

✪ 李音 | 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社會學系

【導讀】 近日 ，某酒吧引發疫情傳播鏈，給特大城市疫情防控帶來新挑戰。關注疫情的同時，很多人也好奇：今天的夜店狂歡是一種怎樣的都市文化，為何會波及如此廣泛的人羣？

本文研究指出，“泡夜店”已不再是一種禁忌文化，而成為中國年輕人的一種習慣消費行為。 儘管社會主流話語常把夜店視為禁地，與毒品、暴力、酗酒等詞語畫上等號，但過去十餘年來，夜店酒吧仍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各大都市的繁華地段，消費人數也不斷增長。 然而，夜店並非與傳統社會一脈相承的文化產物，也不是改革開放初期“迪斯科風潮”的精神延續，而是受西方娛樂方式影響而產生的斷裂性文化複製品。 作者認為，這種現象背後是中國現代社會的個體化危機。

作者分析：泡夜店的吸引力在於，大部分參與者認為可以藉此擺脱社會慣習以及自我意識的束縛，展現與現實世界不同的另一個自己。 究其原因，是城市化將個體從家庭、家族、團體中分裂，切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 市場化的消費主義不斷激發着人們的物質慾望，卻無法填補內心空白； 社會原子化現象不斷加深，個體逐漸陷入“無緣社會”的孤獨處境之中。 夜店文化則以一種集體歡騰式的互動模式，消解個體化帶來的焦慮不安。 儘管如此，夜店無法從本質上治癒現代社會原子化危機的病根，只能讓參與者暫時達到忘我的狂歡境界，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泡夜店”往往是重複性、習慣性的行為。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7年第7期，原題為《現代性下的集體改造——基於B市W吧青年“泡夜店”行為的觀察與訪談》 ， 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現代性下的集體改造——基於B市W吧青年“泡夜店”行為的觀察與訪談

夜店，由英文單詞“Nightclub”意譯而來，顧名思義，指的是在晚間營業的娛樂場所，通常設有供人跳舞的舞池和提供酒精的吧枱，由“唱片騎士”(Disc Jockey，簡稱DJ)在現場播放事先錄製且節奏感強烈的電子音樂。談及“夜店”時，不同年齡層人羣的看法往往彰顯着一個時代的烙印。對於現代人而言，夜店是上演着社會亂象的灰色地帶，是媚外崇洋的午夜“麥當勞”(閻雲翔在《麥當勞在北京，美國文化的本土化》中提出:麥當勞餐廳跨洋來到中國後，其性質從發源地的普通“快餐”轉變為中國的現代餐飲消費象徵的本土化過程。筆者將麥當勞與夜店進行類比，意指夜店在中國的發展也經歷着相似的變化)，還是共同想象下的情感空間？該如何理解夜店參與者的一系列互動性文化實踐過程？嘈雜的音樂，昏暗的燈光，晃動的人影，而瀰漫於煙酒味之中的，是關於現代性下身體、意識、自我、他者的掙扎、迷失與迴歸。

本文以B市W吧的主要消費羣體(18~30歲的青年)為研究對象，基於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試圖剖析中國青年一代“泡夜店”(Clubbing)行為的內在動因，進而反思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化危機。

▍“夜店”的起源與本土化發展

“迪斯科舞廳”誕生於歐洲大陸—浪漫的法蘭西共和國。“二戰”期間，法國籠罩在納粹德國的陰影下，饑荒、恐懼與仇怨是法國人對於這個時期的集體記憶。當時，爵士樂作為墮落的美國文化影響之產物被明令禁止，而嚮往自由和平等的法國人偷偷聚集於隱秘的地下室，播放遭禁的爵士樂和搖擺音樂，忘情舞蹈，以此抒發內心的憤怒與反抗。這些地下舞廳在法語中被稱為“Discothèques”，也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迪斯科”(Disco)一詞的由來。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也存在着很多這樣的地下舞廳，會集着不畏強權、追求自由的反納粹青年，當人性被徹底踐踏和蹂躪時，搖擺和音樂維持着不滅的希望。戰後，“迪斯科舞廳”這些黑暗狹小的空間便漸漸成了許多社會邊緣人士的秘密基地:賣苦力的人、同性戀者、非洲黑人、拉美裔、猶太人……他們不必拘泥於正式酒吧的規定，得以盡情地表達自我，遠離公眾的輿論與歧視。隨着《週六狂歡夜》在美國的上演，20世紀70年代中期，迪斯科音樂成為大眾娛樂的主流。直至80年代，風靡一時的“迪斯科”因過度商業化與自我損毀而遭人詬病並跌入谷底。儘管後迪斯科年代經歷了迪斯科的短暫復甦，但是由於電子音樂的流行化，“夜店”最終取代了“迪斯科舞廳”併成為新的寵兒。對於歐美人而言，夜店的誕生並未真正脱離迪斯科文化的內核，甚至被認為是迪斯科的一種變體形式(英文中，Nightclub與Disco Club同義，兩者的翻譯均為“夜店”或“夜總會”)。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夜店消費行為被西方社會各界人士所徹底擁抱，它的文化意涵和社會功能也早已植根於日復一日的平淡生活中，就像喝咖啡、吃麪包那般難以被洞悉和解讀了。

作為“舶來品”，夜店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卻不過短短十幾年的光景。夜店並非與中國傳統社會一脈相承的文化產物，也不是改革開放初期“迪斯科風潮”的精神延續(筆者認為，改革開放初期，20世紀80年代風靡全國的“迪斯科熱潮”與21世紀北京、上海等現代化大都市湧現的“夜店”並無直接關係，其原因在於：“迪斯科熱潮”退去與夜店出現之間存在近20年的空白;現代夜店中從不播放80年代中國的“迪斯科”舞曲;現代夜店中的常客也不是當年的“迪斯科”熱愛者)，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受西方娛樂方式影響而產生的斷裂性文化複製品。因此，中國夜店在形式上往往與西方夜店無異。然而，當“泡夜店”成為中國年輕人的一種習慣性消費行為時，夜店文化則在本土化的過程中開啓了新的使命與意義。事實上，自夜店誕生之日，中國社會的主流話語便賦予了它極為負面的形象，夜店常常與毒品、暴力、酗酒等詞語畫上等號。長久以來，夜店一直是許多人眼中的“禁地”，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邪惡之地。儘管如此，近些年，夜店卻依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中國各大都市的繁華地段，消費人羣的數量也在不斷增長。夜店的本土化實踐鑲嵌於中國現代社會的個體生命歷程之中，詮釋着文化如何通過有形與無形的力量改造着個體行動與思想意識。

▍初入“夜店”：被真實化的現代性空間

受到主流話語的影響，夜店被認為是法律和道德缺失的灰色地帶，人性中的慾望在夜店被徹底地釋放。正因為如此，夜店文化實踐與消費行為往往並非出於主動。更多情況下，“泡夜店”的原初動因與個體維繫關係網絡而導致的社交壓力密不可分。

“有天朋友問我敢不敢去夜店玩，我心想，有什麼不敢，就和他去了。”(WHY)“我不否認第一次進入夜店時那種緊張和害怕的心情。那時候，是我幾個朋友慫恿的，拒絕又顯得太矯情，就隨着去了。我甚至都不敢隨意地抬頭望向夜店裏的男男女女。只記得我侷促不安地度過了漫長的三四個小時，然後就和朋友們離開了。”(LQ)

“第一次去夜店是在西班牙留學的那年。歐洲人有句打趣的話，説的是:‘如果我不在辦公室或家裏，那就在夜店;如果不在夜店，那肯定是在去夜店的路上。’在西班牙，很多的社交活動都離不開夜店，所以我當時常常與西班牙同學出入夜店。也沒覺得是特別低俗或危險的事，只是當作逛街、唱KTV一般的娛樂活動。”(CJX)

位於B市的W吧擁有近15年的歷史，坐落於B市較為繁華的商業街區，人流量大，周邊匯聚着近十所高校和上百家公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W吧內的消費羣體和消費行為趨於大眾化，與該市其他的夜店相比，W吧也更具有代表性。作為一個獨立空間，W吧內充滿着各種基於社會羣體認可和理解的物化符號與感覺符號，例如燈光、音樂、酒水等。這些象徵符號的深層結構與青年人內在的現代性意識相契合，將夜店營造為一個西方文化主導下的現代娛樂場所，並通過符號的組合與強化，繼而賦予該公共空間較為明確的功能性與象徵性。W吧內較為黑暗，燈光微弱，僅能勉強視物。在燈光的襯托下，W吧的整體氛圍呈現冷色調的未來感。“黑暗”的環境為夜店參與者提供一種物理空間的未知感以及情感空間的安全感，視覺的暫時性麻痹有助於個體意識抽離出現實社會並投入某種難以名狀的儀式性狀態。

“夜店的燈光就是要暗。所有人的一舉一動不應該被看得那麼清楚，如此一來，大家也不會那麼拘束，反而有種躲在暗處的快感。”(ZL)

W吧所播放的音樂是富有節奏感的西洋電子樂，舞曲的選用基本參考美國Billboard音樂榜[美國Billboard音樂榜(BillboardHot100)是《公告牌》製作的一份單曲排行榜。榜單是根據歌曲的銷量、電台、流媒體等數據聯合得出的，被認為是美國乃至歐美國家流行樂壇最具權威的一份單曲排行榜]。不同於酒吧駐唱歌手所演唱的懷舊歌曲或原創音樂，夜店中播放的舞曲幾乎都是歐美音樂。W吧的酒水單懸掛於吧枱的正上方，但是不瞭解歐美酒文化的人定會感到一籌莫展:除了常見的軟飲(如可樂、雪碧等)，酒水單上都是各種各樣的雞尾酒，並未售賣中國品牌的酒水。夜店作為西方文化的直接複製品，是“全球化”進程中的異文化產物，也是與“傳統社會”形態所對立的都市文明的象徵。對於西方夜店模式的移植突顯了W吧作為現代性消費與文化空間的本質，而夜店內的一系列非本土化符號為夜店消費者構建了強烈的互動性情境，製造出脱離中國式社會現實的真實化空間。中國青年一代對於西方現代消費文化的“求而不得”在夜店中被合理化、明確化，甚至儀式化。

“音樂是夜店的靈魂啊。我就喜歡節奏感強的、歐美的那種舞曲。你説放中文的歌?那不行，我覺得很奇怪，氣氛就不對了。”(LQ)

“在我看來，去夜店是件很潮很酷的事。有的時候，和一些沒去過夜店的朋友説起，心裏還有些驕傲，感覺他們怎麼一點也跟不上時代的潮流。”(WHY)

▍步步深入：實踐的反結構力量

儘管進入夜店的原初動因往往出於人際交往的壓力，但是重複性“泡夜店”行為的發生卻歸結於兩種直接的目的:“結交朋友”與“釋放自我”。

“平時生活中沒有機會接觸新鮮的人和事物。但是在夜店裏，比較容易認識新朋友，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抱着相同的目的。與陌生人交談、跳舞，通過身體的動作來表達自己，這些在中國的文化中被看作是輕浮的表現，但是這樣的互動讓我感覺快樂。”(ZL)

“我去夜店就是去釋放自己的很多情緒，負面的，正面的，在夜店的環境中，在酒精的催化下，你必然會呈現出一些與平時不同的狀態，但是你很難説哪個情形下是真實的你，或許你會做出後悔的事情，或許你會有意地展現感覺自卑的部分，試探別人的反應，又或許你會假裝扮演理想中的自己過過癮。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我，包括我的朋友同事，從夜店回家後，轉天很少會提及在夜店中發生的事，或者去追究和詢問説過的話，大家都有默契。也不是説幹了多麼丟人、難以啓齒的事情，只是如果把它拿到現實生活中來談，就沒有一點意思了。”(WHY)

“在夜店裏，我可以成為任何人。你不需要向別人透露你真實的姓名或身份，對方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是假的，但是這都無所謂。去夜店就是去找一種不太‘正常’的精神狀態。”(LQ)

事實上，無論是“結交朋友”或“釋放自我”，夜店文化的實踐過程將個體從長期扮演的社會角色中抽離，突破個體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經歷“閾限”狀態之後重新迴歸至日常生活的現實之中，即“再次交融”。大部分的夜店參與者認為在夜店中可以擺脱社會慣習以及自我意識的束縛，展現與現實世界不同的另一個自己。進入夜店之時，作為“閾限人”的參與者便開始經歷某種程度的“分離”，酒精、音樂、燈光等元素通過對於感官的直接刺激將夜店塑造為現代生活中的“閾限”地帶，個體意識的模糊、扭曲甚至錯亂將參與者從固定的社會位置或文化結構中“逃逸”出去並進入一種特徵並不清晰的過渡階段。如果以二元論視角對作為“閾限”主體的實踐行為進行解讀，則夜店參與者在現實社會與夜店中所呈現的不同狀態可表示為:

理性/瘋狂穩定/混亂不平等/平等有序/無序複雜/簡單智慧/愚蠢性節制/性開放……第一類型的狀態是正常情況下，個體所依託的社會位置和文化結構呈現的表徵特點，第二類型的狀態則是對於前者的絕對反抗與徹底顛覆，而夜店行為便是兩種對立狀態相互轉化的中介過程。這種隔離或中介階段通常會具有一些與社會結構所奉行的原則有所聯繫的象徵元素，例如，夜店中播放的電子音樂的歌詞往往充斥着一種“及時行樂”的灑脱與叛逆，這種表達指向的便是對現實世界所倡導的價值觀或道德規範的否定。中介過程本身並無結構，卻藴含着極為強大的反結構力量，破壞性的、無邏輯的、不受安排的意識與行為在夜店中被釋放，同時也被消耗，最終再次併入結構，趨於穩定。夜店參與者正是因為難以迴避社會結構所賦予他/她的既定位置與責任義務，才選擇在夜店中尋求日常狀態的解放與突破，完成“結構—反結構—結構”的重生過程。

▍無緣社會：集體歡騰式的互動改造

夜店文化實踐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在於羣體性互動行為。儘管人羣的互動關係常常受制於客觀事實，例如外貌舉止、消費水平、風俗習慣等，但是互動本身並不必然與這些結構性事實形成對應關係，事實上，互動行為或以一種與結構相矛盾的方式流暢地進行，而不會對結構性事實構成劇烈的改變。這種互動實踐在夜店中被生動地還原，主要體現在來自不同階層、不用背景的人主動地聚集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從事一項集體行為:扭動身體、呼喊和舉手，並由此產生生理與心理的雙重愉悦。

“我就是喜歡人多的感覺，這種舞蹈、喊叫是大家一起進行的，認識的不認識的，大家聽到喜歡的歌曲或節奏，開始扭動身體、喊叫。你常常聽到DJ説:‘Put your hands up(舉起你們的手)’，大家紛紛會舉起手呼應，這是一種集體的互動，你一定要參與其中，才能感受這種快樂。”(CJX)

“有的時候，音樂會被有意地中斷，大家便會發出噓聲，要求音樂繼續。音樂再次響起時，大家又一次跳起來，氣氛比原來更好了。在這裏，我是‘有伴’的，我不是一個人。”(WHY)

筆者願意將這種看似膚淺直接的身體行為描述成某種形式的“集體歡騰”。“可以想象，當一個人達到了這種亢奮的狀態，他就不可能再意識到自己了。他感到自己被某種力量支配着，使他不能自持，所思所為都與平時不同，於是，他自然就會產生‘不再是自己’的印象了。與之同時，他的夥伴們也感到自身發生了同樣的轉化，並把這種情感表達為叫喊、動作和共同的姿態，一切都彷彿是他們果真被送入另一個特殊的世界，一個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這段話被涂爾幹用來描述澳洲瓦拉蒙加人有關火的儀典，不難發現，宗教儀式上澳洲人這種如醉如狂的共同姿態與夜店人羣的精神狀態無異，均是通過羣體內密切而活躍的互相關係將個體從凡俗世界帶入理想境地，這種激情的鼓舞來源於個體所構成的整體，同時又不斷感染着整體中的每個個體。然而，夜店人羣“集體歡騰”的狀態並非植根於充滿神性的原始宗教力，而應歸因於中國現代社會的個體化危機。

無論是農耕時期的合作生產，還是傳統社會的有機團結，人與人之間強調一種緊密的夥伴關係，現代性制度的建立卻從本質上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精神意識，城鎮化將個體從家庭、家族、團體中分裂，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市場化導致的消費主義不斷激發着人們的物質慾望，卻無法填補內心的空白;社會原子化現象不斷加深，個體逐漸陷入“無緣社會”(“無緣社會”原為日本NHK電視台2010年製播的一檔專題節目，後發展為一個新名詞，指的是人際關係極度萎縮、個體失去所有緣分聯繫的現代社會)的孤獨處境之中。因此，夜店文化參與者所追求的這種集體歡騰式的互動模式實則產生於一種“去個體化”(“去個體化”指的是因羣體思想、情感的一致性發展，個體認同被羣體的目標認同所取代，個體難以意識到自身的價值與行為的現象。羣體中的個體因自制力與思考能力的下降而加入重複的、衝動的、情緒化的行為中。這個概念起源於1895年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對羣眾的研究)的邏輯。不同的是，夜店羣體中的個體選擇意識與行為的自覺性喪失，並主動加入重複的、衝動的以及情緒化的行為，進而試圖縫合現代性下個人與羣體、社會的內在撕裂，消解個體所承載的不安與焦慮。儘管夜店文化的實踐過程與精神共鳴不足以強大到形成一套完備的信仰體系，因人而異的理想世界由於缺乏絕對權威同樣也不會產生任何的道德約束。但是，以夜店形式呈現的“集體歡騰”假象在某種程度上為缺乏信仰的當代中國社會下了一個別樣的註解。

“我讀的大學不太好，專業(會計)也不是我自己喜歡的，每天的生活像一潭死水，而我的內心卻很不安，很躁動，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看不到未來。想要逃避現實的時候就來夜店裏，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覺自己變得飽滿了，反而有情緒和知覺了，不再麻木了。但是隻要從夜店出來，我就一下子清醒過來，知道自己又回到現實生活了。”(LYX)

▍結論

一定的社會精英和階層左右着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也決定着時代所處的價值觀念與文化自覺。然而，大眾文化的傳播、參與和實踐有時卻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成為與主流文化並行相悖的文化形態。夜店文化，作為這種文化形態的代表之一，正在迅速地發展壯大，主流話語也未能阻止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忘我地投入夜店。

夜店在中國語境下的誕生與發展烙印着西方化的痕跡，卻並未延續當年迪斯科文化所承載的精神與內核。夜店的感官世界充斥着各種西方文化的符號元素(音樂、酒水、DJ等)，刻意營造的氛圍建構了一種異於轉型階段中國社會形態的西方現代性空間。“泡夜店”行為展現了無拘無束的消費觀念以及崇尚自由的西化生活，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帶有明顯西方文化觀感與消費資本主義特色的物理空間中，不斷髮酵着中國青年一代的身體與情感慾望。夜店的特殊環境賦予個體意識強大的反結構力量，夜店參與者利用由酒精、燈光、音樂製造的麻痹體驗，經歷“分離”“閾限”與“交融”三個階段，暫時消解了社會道德與文化結構的束縛，實現個體意識的逃逸與迴歸。

此外，“泡夜店”行為不僅僅體現着年青一代對於現代文化與意識自由的嚮往，同時也投射出一種“反現代性”的深層邏輯。現代性的成長始終伴隨着“去傳統化”的傾向，個體日益從血緣、地緣、社緣等社會紐帶中脱離出來，越發孤獨與自我。夜店參與者與空間內的人羣的集體互動行為，修補了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鬆散耦合”狀態，將個體“強行”融入羣體，以排解這種分裂性痛苦。個體對於現代文化的主動追求以及現代化危機下的潛意識反抗在夜店空間內交疊重合，相互排斥，最終和解。但是，夜店文化的實踐不過是“集體歡騰”的假象，無法從本質上治癒現代社會原子化危機的病根，反現實、反結構的作用力也終將被結構的力量所吞噬。這也解釋了為何會出現重複性的“泡夜店”行為。

中國式的現代性是獨一無二的，而西方現代性是一本影響巨大的參考書 。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充滿爭議的青年一代“泡夜店”行為以微觀層面社會個體的生命體驗為載體，述説着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次次身體與心理的集體改造。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7年第7期，原題為《現代性下的集體改造——基於B市W吧青年“泡夜店”行為的觀察與訪談》，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