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工業化之路：東亞治理之謎（二）_風聞
李建秋-李建秋的世界官方账号-2022-06-13 22:00
前幾天寫了關於走向工業化之路：中國繞過了那些坑？這段時間遲遲不發的原因，是因為在反覆研究整個東亞經濟之後，幾乎和我在五年前看待這段歷史沒有什麼兩樣：充滿了一系列的矛盾感，我刪除了我之前寫的大量的文字。所以這次我也不從資本角度説了，重點説説我的困惑。
大多數經濟學家喜歡這麼幹：從成功國家汲取一些“經驗”，然後把經驗理論化，再形成自己的經濟學理論，進而對外推廣，非常不幸的是，這種做法根本無法解釋：同樣的做法，在不同國家的實施，會出現天差地別的效果。
其實世界銀行早在1993年就出版過一本書《東亞的奇蹟 ：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概括出四個要點：
（1）堅持宏觀管理的重要性，保證穩定的商業環境和低通貨膨脹率，有利於鼓勵固定資產投資，實施謹慎的財政政策，並輔之以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其他措施等；
（2）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管理體系，保證長期增長意願的實現，追求產出與就業的快速增長以及工商業與政府之間的互動；
（3）實施政府積極干預的工業化政策，增加出口中的工業產品份額，並採取其他配套的金融、財政、外貿政策來促進出口
（4）政府清楚地表明企業獲得政策支持的條件，並在目標不能完成的時候將廢止這些支持。
但是根本沒什麼用，原因在於：如果採用世行的觀點，那麼實際上在搞大政府，而對於東亞經濟體搞大政府順風順水，政府和企業可以互相促進，進而分享經濟成果，。
而在其他國家，例如拉美地區搞大政府，只會導致腐敗橫行，政府低效。
所有的解釋都有自相矛盾之處，我們舉幾個例子：
第一：東亞模式一向被視為“出口導向戰略”，即通過減少貿易管制，鼓勵出口等貿易自由化措施來實現長期增長，這種説法一定程度上沒錯，但是隻能和自己比，也就是説如果東亞國家自己比自己更加自由化，可能會取得更好的經濟成果，但是隻要和其他國家一比，立即就出了問題。
原因無他，世界上很多經濟體比東亞經濟體開放的多，東亞經濟體也不是一步到位的開放的，日韓和中國都是如此，韓國一直到80年代因為要謀求OECD成員國的地位，才啓動貿易自由化改革，亞洲金融危機後，金融業才對外開放。
日本也好不了多少，80年代日本經濟爆棚增長的那會，在諸多國家裏面，日本開放程度最低。
中國就更不用説了。
世界上有一大把的國家比中日韓三國開放的多，但是又落後的多的。
借款搞基建---吸引外資---出口賺取外匯---獲得資本----產業升級，這個模式其實並不複雜。東亞搞可以，換個拉美國家搞，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它在國際貿易上是個逆差。
這一下把整個鏈條都打斷了。
就變成了這樣：借款搞基建---吸引外資---對外貿易逆差----國際收支出問題---美聯儲加息---資本外逃------金融危機。
這種戲碼在發展中國家一而再再而三上演。
第二：有序的國內保護。由於中日韓開放程度其實不如很多國家，又有人主張即開放應當有序的開放，開放順序不當會導致超出管控的能力，導致風險無法管控。
而實際上這類學説早在李嘉圖和李斯特時代就有所謂的“幼稚工業保護”，原理如下：
假設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先進技術發展一個特定的產業，將會對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作出很大的貢獻。
然而，如果引進國外技術和安裝生產設備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投資，那麼儘管這樣的項目成功的概率很大，私人企業家仍會因為其風險高而對是否接受它猶豫不決。
而且，還需要為新工廠和新機器的有效運行培訓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私人企業會擔心其他企業將其花了時間和費用培訓的工人招聘走。這個外部性和其含有的高風險一起，使私人企業家難以在自由市場的條件下發展這個新產業。從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供給方面看，發展中國家的私人金融機構為這種有風險的長期項目提供足夠信貸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如果預期今後會對國家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幼稚產業，當前無法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建立起來，那麼政府在幼稚產業成長為能在自由市場上競爭的“成人”之前對它們進行保護，就是必要的。
這個説法有道理嗎？
二戰以後，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就採取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即採取關税等手段把國外商品抵擋在外，同時國內大搞工業化，使用本國的產品逐步取代外國產品，在付出巨大代價後，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尤其是以拉美為甚。
但同樣的貿易保護，在中日韓三國大獲成功。
從經濟學上描述拉美的失敗是很簡單的：
由保護政策產生的超額利潤，大部分被諸如尋求保護和加強貿易管制，以及外匯控制的政治遊説這樣的尋租活動消耗掉了，而並沒有用作旨在提高生產率的長期投資。大企業裏的工人可通過工會施加壓力實現工資的較大增加，從而獲得一部分超額利潤。
其結果是，儘管大量低工資的勞動力不顧一切地尋找正式就業機會，但正式部門內的企業卻試圖利用匯率高估，以進口價格相對較低的資本品替代勞動。因此，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既沒有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也沒有實現收人分配平等的目標
但這不能解釋為什麼東亞國家的保護政策就起作用了。
東亞實施的政策和拉美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區別，在政府管制上甚至更甚，以韓國朴正熙時期為例，所有正式貸款都得按照政府意願通過國有銀行配置到目標產業。
指令性貸款被分撥給指定的公司。不僅正式的國內儲蓄，而且國外貸款都主要由國有銀行分配，而直接的外國投資則被控制得很緊。導致韓國的工業生產高度集中在少數大企業內，比如説三星。
如果按照拉美的劇本，那麼接下來就是類似於三星這些公司獲得了大量的國家投資的傾斜，要變得更加官僚和腐敗，缺乏競爭力。
然而……就不是。
為什麼中日韓之類的國家沒有拉美的問題？
在所有的發展經濟學解釋中，把這個解釋為：
東亞政府和拉美不同，東亞發展過程中對於公共財政管理有條理，不會發生危及到經濟增長的通貨膨脹，雖然政府幹預範圍很大，但是市場機制依然起作用，政府穩定的宏觀管理，以及有秩序的金融體系和基礎建設，增加了市場生產活動的盈利機會，這樣可以誘導資本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場競爭上，而不是制度尋租上。
但是進一步再問：如何獲得像東亞一樣，有管控能力，且還不過分干涉市場的政府？
這時候一般的經濟學就不起作用了，各式各樣的玄學解釋就出來了，例如把功勞記在儒家思想之類的，關於儒家思想在東亞經濟中的作用，各式各樣的論文堆成山。
以至於伊斯蘭研究學術期刊還發了一篇論文：
《儒家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
裏面還專門對比當年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
《金融時報》最近發了一篇文章：
這種“為經濟賭一把”的思想，是來自於牛津大學經濟系的經濟政策教授，非洲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斯特凡·德爾肯。
斯特凡·德爾肯的理論是：在治理問題上，不用拘泥於某種形式，比如説提高選舉質量，比如説搞公民社會，你不必創造一個完美的系統，然後讓系統運行，只需要凝聚政治精英的共識，朝着一個方向走即可。
不停試錯，錯了不要緊，但是必須要有勇氣去賭一把。
他認為對於精英階層有三個要求：
第一：精英階層之間必須有一個長久的政治和經濟交易，有和平和穩定，增長和發展需要長期的視野，而衝突和不穩定會縮短政治和經濟決策中的視野。
第二，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有很大差異，成功需要在國家應該做什麼和可以做什麼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這個平衡點因國家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該國的精英階層必須足夠成熟和理智。
第三，有能力從錯誤中學習並糾正方向，發展是一場賭博。不能保證成功，會有錯誤發生，對精英階層的信心有時會被削弱。穩定可能會受到威脅，因此精英階層內部必須有問責機制，及時糾偏。
斯特凡·德爾肯特別點到中國，認為中國有幾千年的成功的國家歷史，但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但是不要緊，其他國家也沒必要像中國一樣，在過去有成功歷史，只要努力也沒什麼不好啊，比如説像孟加拉國，6% 7% 8%，雖然政府混亂，也腐敗，但是經濟增長不錯啊，所以不必做的完美，只要肯嘗試，也可以獲得不錯的速度。
上一次西方高看了埃塞一眼，於是埃塞打了內戰，這一次吹噓孟加拉國，我就很替孟加拉國擔心。
其實這種理論就算對了，還是沒有解釋一個問題：如何擁有這樣的精英階層？
而更進一步説：發展中國家如何擁有像東亞社會一樣的治理能力。
這似乎很難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