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案後，新一代“混混”變種正捲土重來 | 文化縱橫_風聞

✪ 陳柏峯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導讀】**中國基層長期存在一個混混“江湖”。本文作者調查發現，這個江湖裏既有遊蕩滋事的無業青年，也可能有一些成功企業家，還可能有一些體制內人員。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混混歷經四代變化，如今第二、三、四代混混共存於江湖中，形成一種無形卻又實際存在的層次關係網絡，作為降低混世風險的“護身符”。真正“厲害”的混混，是能將關係網絡“玩轉”的少數人。**混混的關係網奉行習俗慣例，背後有着看不見的壓力，在這個壓力下誕生了“規矩”，並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關係類型：合作型和依附型。在這兩種關係的盤根錯節中，鄉村混混逐漸組織起了新時期的鄉村江湖聯盟。混混的“前途”一般有三種：一是鋃鐺入獄，二是“成年退出”，三是“混出來”，做成大混混。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成年不退出”、繼續在社會上游蕩的混混越來越多。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原題為《鄉村江湖中的“混混”羣體》，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混混”及其代際差別

“混混”是指那些在普通民眾看來不務正業，以暴力或欺騙手段謀取利益，對人們構成某種心理強制，擾亂社會正常秩序的人羣。混混組成的圈子可以稱為“江湖”。“混混”的譜系非常廣泛，既包括那些無業而在街頭遊蕩滋事的小青年，也可能包括一些成功的企業家，還可能包括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如警察、城管）。“混混”的標準難以言明，當地人卻可以根據其一貫的行為方式進行“準確”（一致認可）的界定。

改革開放以來的混混可以分成四代。1980年代鄉村江湖中的“頑孩子”可以算第一代，他們出生在1960年左右。第一代混混由於受1983-1986年全國“嚴打”的打擊而“消沉”。1990年代初進入江湖的混混是第二代，他們出生在1970年左右；1990年代末和21世紀之初進入江湖的混混是第三代，他們出生在1980年左右；現在進入江湖的鄉村混混是第四代，他們出生在1990年左右。現在，第二、三、四代混混都混跡在江湖中。

第二代混混是從村裏開始“混”的，至今還活躍在鄉村舞台上。他們一般在本地混，但混的範圍不盡相同，活動範圍比較小的在本村混，大一點的到鎮上混，再大的可能去縣城或市區混。他們大多從少年時期就開始混世，從學校出來後，就做過一段時間的“無業遊民”，成天四處遊蕩，不務正業，以偷雞摸狗、盜竊、勒索、搶劫等為收入來源，一些人因此曾被治安處罰或判刑。1990年代末期，國家轉型和社會經濟發展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一是縣鄉政府對鄉村混混的功能性需求。從1990年代中期以後，縣鄉政府對社會的治理難度越來越大，這尤其體現在各種税費的收取上，包括農業税費和城鎮的各種管理費等，這時政府開始利用鄉村混混幫忙收税。二是經濟發展使鄉村混混謀取利益可以從侵財型犯罪轉向“灰色”經營。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各地政府忙於開發各種項目工程，這對於那些頭腦靈活、與政府官員有特殊關係的鄉村混混來説，是謀取利益的大好機會。三是市場的發育，以及國家和集體公共資源的市場化，向混混提供了一個“原始資本主義”發展的機會，使得已經在侵財型犯罪中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混混可以開始以合法的形式追逐利益。四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當時社會秩序的混亂，使得企業發展需要混混“保駕護航”。其中既包括企業家為了更高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需要，要求混混提供各種保護；也包括借混混之手，用非法手段謀取更大的市場利益。

當生於1980年左右的第三代混混在1990年代末進入江湖時，第二代混混正在轉型，重要的江湖位置已經被佔領，重要的資源也已被他們虎視眈眈地看守住。第三代混混要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實在很難，他們錯過了“跑馬圈地”的黃金時期。他們進入江湖時，第二代混混已經在江湖上摸爬滾打近十年，既有經濟實力也有混世經驗，初涉江湖的第三代要同第二代混混爭奪資源實在很難。他們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大多在外打工，因此沒有同齡幫手。鄉村利益的既定格局逼第三代混混到城市裏去發展。他們在城裏讀中專、職高時就開始混。他們在城裏的“地位”是“打拼”出來的，出來一個就帶一批。他們去城裏混，因為城裏的資源豐富，混世可以獲得的利益多。但是，如果鄉村中有巨大的資源，混世可以獲得巨大利益，第三代混混則可能繼續在鄉村混世，在鄉村中他們只能做第二代混混的“馬仔”和打手。鄉村社會的常規資源已經被第二代混混佔有控制，第三代混混只能往更有資源的地方去，“殺出一條血路來”。

與第二代混混一樣，第三代混混追求的也只有利益。利益之外，名氣、義氣等都只是權宜之計。第三代混混進入江湖時，崇尚實利的江湖格局已經形成，江湖上盛行對利益的算計，其中的“高明者”會飛黃騰達，不按照此規則行事者只能被甩到邊緣。這時的江湖再也包容不了其他東西，1980年代鄉村江湖的種種風氣早已成為笑料。等到199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輕人再要進入鄉村江湖成為第四代混混，他們就必須先“拜山頭”，否則根本無法混下去。這不再是一個“英雄”可以隨便進出的江湖。

第二代混混混世時，社會流動尚未普遍，那些兄弟多、家庭貧窮的人無事可做，很容易走上混混的道路；但到第三、第四代混混進入江湖時，他們大多都來源於學校不良少年或農村留守少年。甚至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學校不良少年、留守少年、無業少年是一支向鄉村江湖補充下層混混的龐大生力軍。許多學生剛上初中，就有高年級的“大哥”來找“小弟”。“小弟”交了保護費，在學校受欺負後就可以尋求“大哥”的保護。“大哥”們與校外的小混混有較多聯繫，成天到外面混，找學生敲詐勒索，甚至搶劫。“大哥”們畢業以後，往往也在學校附近混，其中一些人可能會逐漸進入“江湖”。他們最初小打小鬧，結識一些朋友進入混混的圈子；要麼小打小鬧有了一點“名聲”，被大混混看中，被當作“苗子”拉入圈子內進行“培養”。

▍混混羣體的“江湖”規矩

目前，第二、第三、第四代混混共存於“江湖”之中，他們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處世規矩和文化，其中最為核心的特徵是：混混羣體通過關係網絡，形成了一種無形卻又實際存在的組織結構。每個混混的關係網絡都以自己為中心，其外圍主要是同類混混。這樣，混混之間就通過關係網絡保持着鬆散的聯合關係。這些關係網疊加在一起，還形成了大致的分層體系。每個混混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活動範圍不同，在不同範圍內維持着一張以自己為中心的關係網絡。他們首先與自己“同一階層”的混混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其次與“上一階層”的個別混混保持良好關係，同時籠絡一批“下一階層”的混混“在手下”。市區混混中的“佼佼者”是這個層級體系中的領袖，其他混混是他下層的“士兵”；當然，那些相對獨立的在鎮混混和在村混混也是“領地”大小各異的一方“諸侯”。

這樣的層次關係網絡，是鄉村混混在混世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來的降低混世風險的“護身符”。因為混混混世主要依賴暴力威脅，而混世實踐使他們深知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團結就是力量”，只有將其他混混的力量也抓在手上，才能形成一個網絡和“幫派”，在需要的時候相互照應。這就要求混混們必須講義氣，“夠朋友”，這樣才能籠絡到同類混混，需要時才有援手，他們的“事業”才可能“有所發展”。當然，也有極個別的混混僅僅依賴個人力量“混”，他們或因心狠手辣或因不怕死而聞名於周圍村鎮，一般小心過日子的村民固然不敢惹這種人，就是一些外地經營者也因“強龍壓不過地頭蛇”而忍氣吞聲。這種混混因其痞氣、匪氣震懾鄉里，但終究難以進入鄉村混混的“上流”，其能量有限。一旦遇到不顧一切抵抗自己的村民，他們往往容易大傷“面子”，遇到有“幫派”背景的混混也難以應對。

鄉村混混與市區的大混混一般都會保持良好的關係。許多鄉村混混與大混混維持着一種鬆散的依附關係；退一步，如果條件不足，無法與大混混形成依附關係，至少也不要形成敵對關係。如果得罪了大混混，尤其是本村本鄉混出去的大混混，鄉村混混很容易遭到打擊。這種打擊甚至不需要大混混親自動手，大混混指使依附他的小混混便能輕易製造麻煩。鄉村混混對市區的大混混一般都有所畏懼，這是因為雙方勢力大小有別，混世方式殘忍度也有差距。在鎮混混“混”的手段主要還是灰色的，而市區混混的手段已經超越灰色，常常達到了黑色的境地，用村民的話來説，就是“市裏的混混有槍，這些小混混能不怕？”

混混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組建關係網絡的方式很多，可能是依賴血緣關係天然形成的，如本來就是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同村等關係；也可能是通過戰友、同學等關係形成的；還可能是特意通過聯姻、拜把子、結乾親等擬血緣關係形成的；或者僅僅在混世過程中偶爾建立起來的良好關係。總之，關係網絡建立起來，混混也就有了自己的“組織”。在社會學意義上，組織就是由許多個人經過排列組合形成一個可標識、有功能的統一體。因此，關係網絡也可以算是一種組織，它類似於團體和單位，也能粘合、凝聚人羣，形成一個特定的結構。這種特定結構對於鄉村混混而言，也更能規避政府的打擊風險。連一般的村民都清楚，真正“厲害”的混混就是能夠將關係網絡結構“玩轉”的，而那些正兒八經地制定章程、成立組織、宣稱團體目標的，不過是涉世不深的小混混或年幼無知的小孩鬧着玩而已，他們很容易遭到政府的打擊。

鄉村混混通過關係網絡所結成的這個結構中，不像正式的團體有明文的章程和准入證。它並沒有正兒八經的明文制度，甚至沒有成員和非成員的明確分界線，只有模糊不清的習慣，心照不宣的規矩，和通過交換而來的特權和利益。關係結構的建立和運作依靠的是人情交換制度。混混圈子內部流行“趕人情”，結婚、生子、生日、父母生日都屬於趕人情的場合。藉此，鄉村混混之間建立了一種“熟人關係”，以熟人關係規則行事。不過，大混混與小混混的人情交換在數額上並不平衡。大混混向依附於他的小混混趕人情的數額比一般水平高很多，他們在趕人情和日常生活中都應該表現出慷慨。大混混平時對小混混會非常“仁義”，比如經常請小混混們吃飯喝酒、給錢花，這樣，才能獲得對小混混的支配力，一旦要求他們出去打架，他們就聽命前往。小混混們甚至以被他叫出去打架為自豪，認為是看得起自己。大混混和小混混的關係，構成了布勞所説的社會交換關係。布勞認為，在社會交換中，為了獲得利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會甘居臣屬地位，選擇尊敬、服從等作為回報，這就等於認可了強勢地位者的支配權力。

混混的關係網奉行習俗和慣例，沒有人刻意去制定規章，但背後卻有看不見的壓力，在這個壓力支配下誕生了“規矩”，規矩實際上就相當於正式團體中的“制度”。關係網內沒有嚴格界限，兩人間守規矩就是關係，不守規矩就不再有關係，來去自由。比如在打架時，大混混叫不動某個小混混，他以後就不會繼續給小混混恩惠，甚至可能將他辭退。而在關係網絡結構中，大家都知道，是小混混違背了關係結構中的人情交往原則，從而會逐漸被這個關係網絡結構甩出去。關係網絡結構隨意、自由，其運行靠的是模糊邏輯。説它模糊，但在鄉村混混的圈內，人人都很明白。這樣，通過關係網絡結構，混混羣體就完成了組織化重構。

在混混的關係組織結構中，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關係，一種是合作型關係，一種是依附型關係。合作型關係中，混混個體本身是獨立的，他的混世行為和混世空間具有獨立性，他與其他混混之間保持合作，在混世過程中出現困難，需要“人多力量大”式的援助時，其他混混基於合作關係出面幫忙。此種合作是混混個體保持獨立性基礎之上的合作。在依附型關係中，混混個體本身並不獨立，他們的混世行為受一個或幾個大混混的庇護，混世空間來源於大混混的“恩惠”，是大混混的“勢力範圍”。大混混要維護其勢力範圍需要更加日常性的威懾力和暴力威脅，因此需要手下有許多小混混依附於他。無論是合作型關係，還是依附型關係，關係本身都具有互惠性，人身控制有限度，並不像黑社會組織那樣嚴格受江湖規矩和“幫規”的控制。

一般來説，市區大混混手下都有許多與其保持依附型關係的小混混，部分勢力範圍大的在鎮混混也是這樣；而在鎮和在村的混混大多是獨立的個體，互相之間保持合作型關係。鄉村混混與市區大混混之間常常也保持合作型關係，雖因“勢力範圍”不同，平常聯繫不多，但必要時保持互相合作。當然，混混之間保持何種關係，還與混混所把持的資源條件相關。依附性關係的成本更高，需要高資源才能維繫，只有可以謀取更多的非法利益，才能支付保持依附型關係的成本。在合作型關係和依附型關係的盤根錯節中，鄉村混混逐漸組織起了新時期的鄉村江湖聯盟。

▍在江湖中出人頭地

混混是一般民眾害怕的羣體，也是他們看不起的羣體，因為沒有多少混混最終能“混出名堂”來。江湖中有很多機遇，但只有少數混混才能把握住。混混在江湖中的“前途”一般有三種情況：

一是受到公安機關的打擊。那些在打架中心狠手辣、出手重的混混比較容易遭到打擊，因為一旦致人重傷或死亡，就很難逃脱公安機關的懲罰；那些吸毒惡習或賭博惡習嚴重的混混也比較容易受到打擊，因為這些惡習需要很多錢財去支撐，而他們通常會選擇盜竊、搶奪、搶劫，作案多了，最終也難逃公安機關的懲罰。如果在監獄裏蹲的時間比較長，出來後想重新融入關係網絡就不那麼容易。

二是“成年退出”。很多沒有“混出來”的混混，最終會返回正常的生活軌道，回家做農民種地或從事工商業。多數曾經在“道上”的混混最終結局都屬於“成年退出”，尤其是他們結婚後，受老婆的“規訓”日益明顯，養家餬口的壓力日益增大時。這種人退回村莊後，與一般的老實農民還是有所不同，他們中的一些人會繼續在村莊裏混，危害村莊內部，就可能成為“在村混混”。世紀之交以來，“成年不退出”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三是“混出來”，做成了大混混。那些“混不出來”的，大多是沒有長遠的目光和打算，有一點“收入”就吃喝玩樂掉。“混出來”就是自己獨立出來單獨混，這不是説他們脱離原來的關係網絡結構，而是説他們手下可以籠絡到一些小混混，有了獨立的混世經營能力，可以獨立開賭場、接工程，為手下的小混混提供保護。

大混混也有上述幾種不同的“前途”，可能“見好就收”，退出“江湖”；也可能受到公安機關打擊；還可能“混上道”。“混上道”就是最終改變了混混的身份，成為企業家或工商業者。一個混混可以通過打架、賭博或其他方式聚斂錢財，完成最初的資金積累，然後將這些資金投入到做生意或開企業中。打架本身可以成為一種“資本”，打架出名後，一般人就不太敢惹他，於是就可以利用這種“名氣”強行承攬工程，或壟斷某一行業的經營。在這個過程中，認識的人逐漸增多，能夠借到錢；經常給人好處，手下可以籠絡到一幫願意賣命的兄弟；經驗增多，懂得如何打架，如何敲詐勒索，並規避懲罰。等變成這樣的“老手”，他就可以改變混混的身份，成為企業家。

對於“混上道”的企業家，即使他不再依靠混混和暴力經營企業，他在經營過程中所遇到的麻煩也比一般經營者少，混過也算有來頭，無人敢惹。當然，也有混上道的混混繼續利用混混和暴力經營的。這種情況下，他擁有穩定且正當的收入來源，有籠絡、保護其手下的資源，其團伙的穩定性就更強，故而更容易向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發展。一旦混混“混上道”，公安機關對其進行打擊的難度就比較大。原因有二，一是這些企業家和工商業者根本不需要親自參與案件，甚至策劃都不需要，只要稍微一暗示，其手下的混混就明白意思，主動去辦，在法律上追究責任時幾乎不可能找到證據；二是這些企業家和工商業者有足夠的經濟實力，無論是否“出事”都可以買通小混混，讓他們將責任全扛起來。

在江湖中出人頭地的混混，有一些特別的條件。一是處事有度，不是一味暴躁蠻幹，能做到有勇有謀。手段過於毒辣，不能保持一個互相支撐的朋友圈，從而無法維持自身發展。使用暴力過於肆無忌憚，容易觸犯國家的底線，會招來國家政權的毀滅性打擊。處世有度，講義氣，“夠朋友”，能籠絡到同類混混，在發生事情時，同類混混會給他們一定的支援，這樣他們的“事業”才有可能“有所發展”。

二是久混江湖，運氣好，犯罪行為沒有被發現，或者關係強，犯罪行為被發現也能開脱而沒有受到嚴厲打擊。這種混混大多有着強大的家族背景。沒有強大的家族做背景，很難在當地有暴力威脅效果；而且，家族勢力大，碰到麻煩時可求助的對象也比較多，解決混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比較容易，那些出自小家族的混混更容易受到公安機關的打擊。

▍混混與新窮人時代

目前，這種“成年不退出”、繼續在街頭遊蕩的現象越來越常見。1980年代，混混屬於青春期問題。很多混混等過了青春期，也就開始過老實農民的安分生活，最終會返回正常的生活軌道。世紀之交以後，成年不退出現象越來越顯著。其中一部分“混上道者”是因為有足夠的江湖利益可以謀取，而且通過關係組織結構來規避江湖的風險。另外更多的混混，不再以暴力混世，過上了在街頭遊蕩、漫無目的、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

這種變化背後有社會變遷和心理結構方面的原因。世紀之交以前的農村社會，雖然與傳統社會相比已有很大的變遷，但基本上還是“窮人”的社會、貧乏的社會。大家都還比較相信勤勞致富、勤儉持家這些理念。“混混”因此多是青春期問題，混世是年輕人在貧乏社會中對生活的一種想象和突破。多數人也僅僅在青年階段停留在這一層次上，很少在整個生命歷程裏突破這種“窮人社會”的限制。因此，當他們結婚後，受老婆的“規訓”日益明顯，養家餬口的壓力日益增大時，就很容易返回傳統時代農民的老路上，突破窮人社會的想象也就戛然而止。

但是，隨着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的加劇，越來越多的混混通過混世而成為富人、企業家。人們越來越發現勤勞致富越來越難，越來越不可能，他們相信混世的成功，相信“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與身邊那些生動的致富故事相比，“勤儉持家”的人生太無趣了，甚至很多小康生活的人也越來越有失落感。人們生活在一個分化的世界，過去大家都是窮人，如今身邊有了很多富人，勤儉持家、努力工作的人也越來越成為窮人。在這種“新窮人社會”中，那些隨着年齡增長喪失了暴力能力的混混，不可能再以暴力混世，也不願意與祖祖輩輩那樣勤勞致富、勤儉持家，他們生性懶惰，沒有技能，不願意努力工作，因此成天在街頭遊蕩，靠打牌、賭博混日子，以家裏供給為生活來源。這些不願意成年退出的“老混混”實際上也正是“新窮人時代”的一角。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5年2月刊，原標題為《鄉村江湖中的“混混”羣體》。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號並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