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與代價_風聞

文 | sega

這兩天，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全國關注討論，人們憤怒於多年掃黑除惡的大環境下還有這麼明目張膽的黑惡勢力，也為被打人員無端橫禍而感同深受。由於經濟的發展和對社會的長期治理，當下中國治安環境的良好，犯罪率的低水平在世界上都是處於前列的，但正如掃黑除惡仍在進行一樣，當下我們遠沒到説已經根除黑惡勢力土壤的地步。

今天我們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聊聊，聊聊圍護社會穩定與代價之間的關係。

在某種語境下，社會安全和社會穩定是長期劃等號的，維穩這個名詞也因此被賦予了不言而喻的正確性，成為了全國人民耳熟能詳的特色詞彙之一，也成為各級政府最大的政治責任之一。當然，這裏的維穩，不僅僅指的是大家通常理解中的狹義的信訪工作或治安工作，更指的是宏觀意義上的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那麼勢必也生活在社會關係中，也就是一切人和一切人的聯繫裏。在微觀層面，具體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完全不可控，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很難存在客觀乃至主觀穩定的預期，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所謂“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頭各自飛”，所謂“久病牀前無孝子”，講的其實都是這種難以信賴的脆弱人際聯繫。處於這種自然狀態下，就會出現霍布斯所謂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層層對抗博弈，成本和風險同步飆升，勢必既不能穩定，更談不到安全。

所以，站在宏觀的整體的角度，與其關注每個具體的個體是否穩定，去站在每一個人的立場評判處理每一對關係，還不如塑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以集體性外殼平衡內生壓力，從而獲取表面的平靜——這是每個標榜不看對錯的成年人的必然選擇。

以穩定為目標的秩序，其自身也必須具備穩定性——對現實的接受度是對未來期待的折現，期待要穩定，折現率也要穩定，對現實的接受度才能穩定，哪怕是穩定的不接受呢，也是一種穩定——穩定是一切以塑造秩序為目標的行為的第一原則，就是秩序的第一性。

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穩預期”會是各級政府一切工作的“靈丹妙藥”，不管是就業還是房價，金融還是外貿，只有“預期”穩住了，才能把對未來的“預期”折現到今天，供人們理性決策。在理性人決策視角，預期不穩定和預期歸零幾乎是劃等號的，不知道今天開餐館明天會不會因為疫情被關門和確切的知道明天餐館不會有客人上門，理性決策都是不去開餐館；高考靠搖號分配學校和不管怎麼學習都最多考200分，理性決策都是放棄學習；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遇上2022年的恒大，理性決策都是絕不貸款三十年買房——

對未來在現有秩序下的預期歸零，勢必會傳導到對現實的放棄上，而心理上的放棄又會指向徹底躺平抑或鋌而走險，從而導致對現行秩序的脱離。前者相對單純，遇到合適的契機還能夠迴歸到正常秩序中來，而後者則會形成社會意義上的“遊民羣體”，徹底走向現有秩序的暗面，在角落中形成新的秩序。

一部《水滸傳》其實就是一部底層流民的生動畫像，有關“遊民”這個形象在我國曆史文化中的深刻藴意不是本文重點，但大家只需回憶下童年被李逵王英孫二孃們所支配出的心理陰影就能感受到，不管我們再怎麼努力賦予這些人以“好漢”的正面概念，他們對於生活在秩序中的普羅大眾們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

所以，為了規避這種大恐怖，在邏輯上，秩序自身的穩定性要高於一切，穩定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秩序本身的合理性，運轉效率，以及成本代價，都要讓步於這一點——也就是説，一個秩序在其誕生起，最大的成就就是維持自身，因此其最大的目的也就變成了維持自身。

當然，社會情況不同，穩定自身秩序的方法也不同，如美國我們在看起來，追求的顯然不是我們這種治安和社會羣體的穩定，它通過的是各種社會層面的減壓閥遊戲，通過縱容底層進行基於族裔，身份標籤，政治光譜等等進行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來維持其整個資本和政治秩序的運轉。

在現實中，我們都知道，當手段變成了目的，那麼原本的目的也往往就此異化。當我們為了保護自身而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秩序的穩定時，卻發現自身也成為了維護穩定的代價之一。

我們知道，在一個充滿黑天鵝的世界上，“穩定”其實是最大的奢侈品。穩定意味着“防守”，就是保護我們的“現代生活”，但是“只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防守一條寬度十幾億人、長度近80年的巨大戰線是不可能的，除非讓一切人去防守一切人，但那樣一來所謂的戰線也就蕩然無存了。所以，在成本許可的範圍內維持穩定，勢必要有所取捨，比如，個人的私力救濟權。

正如前文所説，穩定最大的敵人，就是過多的社會關係，尤其是具備衝突屬性的社會關係。如唐山事件中大家討論的，為什麼現實中用暴力手段制止兇徒式的見義勇為往往代價很大，就是因為對私力救濟權的限制，甚至在法律明文許可“正當防衞”的前提下通過司法手段對其打壓，就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壓制和減少可能的民間衝突，將所有的暴力權、審判權、制裁權集中在秩序本身的手裏，以確保秩序不受外界衝擊和撼動。

而在秩序覆蓋掉絕大多數人的基礎上，只去處理個別脱離秩序的異常離散值，就是一項成本很低且又完成度較高的優質決策了。2018年崑山龍哥事件之後我們看到，國內對於正當防衞行為的判定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目前積累的時間和案例仍然還不足以完全扭轉不敢見義勇為的心態。

秩序是社會第一法則，穩定是秩序第一目標，成本又是穩定第一考量，換句話説，維穩成本已經成為更為直接和強約束的行為指南了。那麼當有更低的成本選擇出現時，決策是不是又會再一次偏離呢。

比如説，原本還要主動積極的去識別和鎮壓這些異常值，現在是不是可以乾脆被動等待，縱容這些異常值活躍着，直到他們觸發了更高一級的原則——系統性的影響了羣眾的穩定預期（俗話説的鬧大了）再去處理，是不是更省力?再進一步呢，把一部分離散值收編起來，讓它們去鎮壓另一部分離散值（所謂保護傘），招安宋江打方臘，豈不是更加一石二鳥？這就是在社會穩定治理過程中需要時刻警惕和反思的問題。比如唐山，在這幾年去產能，經濟和就業大不如前的情況下，是不是又有了容忍這些打人者的空間？藉由這次事件推動起掃黑風暴固然是當下必需任務，但之後如何防止再出現這樣的土壤更是長久的關鍵。

拋開道德批判，在地方政府長期事權遠超財權和決策權的背景下，在無限的權力收的的起、無限的責任擔不起的客觀規律下，我們當然知道利維坦不可能全知全能，可以理智的承認這是一種必要的惡，也是保持穩定所必要的代價——可當代價越來越真切和貼近，人人都突然意識到“我真的有一頭牛”時，這種代價所換來的預期，可能會突然的向零點大幅收縮，以至於讓穩定本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突然弱化，那麼這種代價就會變得無法接受和容忍，越來越多人的就會開始遊離於社會秩序之外。

而這一點，很容易引發惡性循環。因為社會秩序的成本本身就需要社會秩序內部的人進行分擔，而治理的成本卻受秩序外部的異常值極大影響的，而基數縮小的情況下，成本卻可能反向增長，那麼攤到秩序內的人的代價也就水漲船高，進一步加劇了人民的脱離秩序——歷朝歷代土地兼併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大量自耕農投靠官紳地主抑或變成失地流民，導致國家税基減少，不得不涸澤而漁，對僅剩的羣體加倍徵税以保證運轉開支——等脱離到一定程度時，社會的秩序也就崩壞掉了。

當然，傳統農業社會的模型相對簡單，不能直接套用到現代化工業大國身上，但道理相通：維護秩序穩定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是需要人來承擔的，誰來承擔這個代價，如何持續的分擔代價，就成為一個越來越現實，越來越不能迴避的話題。

現實總會讓弱勢一方成為最後代價，而這個弱勢，可以在不同情景下，切換成不同的羣體，可以是經濟上的，可以是身體上的，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我們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會在某些場合成為代價。

代價是必要的，我們要為自己已經享受到的生活買單；但代價也需要是公平的，我們也要為自己所希望獲得的生活抗爭，只有這，或許才是歷史週期律的車輪之下，所能內生出的進步的阻力和動力吧。

後面有機會我們會組織文章聊聊我國的治安環境與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間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