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的硬科技和世界差距如此之大？_風聞

一

先來看一看一些簡單的事實——

1.我國有世界最多的移動互聯網網民，但我們的手機中的操作系統幾乎100%是蘋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手機的核心——芯片也幾乎依賴進口，2014年，芯片超越石油成為我國進口中佔比最大的品類。

2.我國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計算機工程師，但幾乎沒有發明任何編程語言，來自中國並在世界廣泛應用的開源框架、協議、標準也寥寥無幾。

3.我國有全世界產值最高的遊戲公司，但遊戲行業的“賣鏟人”、兩大遊戲引擎——Unreal 和Unity全部誕生於國外公司。

4.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高端數控機牀、工業設計軟件、智能製造等領域的基礎設備卻嚴重依賴進口。

5.我們有全世界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基地，但我們的玉米、土豆、蔬菜種子大部分依靠從拜耳、孟山都等國外巨頭引進，全球十大種業公司，我國只有先正達和隆平高科兩家，其中前者還是收購。

6.我國養殖並吃掉了全世界最多的豬肉，但被稱之為“豬芯片”的“種豬”超過90%依賴從美國、丹麥、法國進口，而雞肉中佔比最大的白羽雞的“種雞“也全部依賴進口；

7.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藥品消費國，但我國的創新藥產業離發達國家的差距極其巨大，全球十大製藥巨頭裏中國公司沒有一家上榜。

8.我們還造不了高端的光刻機，甚至我們連牛奶包裝的紙盒子極大比例都只能用歐洲的利樂。

……..

這個清單其實還可以列很長。

毫無疑問，在過去四十年，中國的整體科技實力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然而，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是——今天中國在諸多核心技術領域離世界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硬科技還太少了。

我們津津樂道的中國新四大發明——”掃碼支付、共享單車、高速鐵路、網絡購物“，在本質上還是應用層和商業模式的領先，而非底層技術的領先。

歸根到底，我國的硬科技和世界先進水平還有不少距離。

先簡單解釋一下“硬科技”這個詞，它並非指硬件的科技而是硬核科技（Key & Core Technology）。

一般是指基於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而產生的技術產品、設備和系統，具有較高技術門檻和技術壁壘，難以被複制和模仿，對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引領和支撐作用。

2010年中國科學院西安光機所米磊最早提出硬科技的概念，“硬科技”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術、光電芯片、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智能製造八大方向。

二、

那麼造成中國硬科技和世界差距較大的核心原因是什麼呢？

本質原因在於我國過去的發展一直在摘“低垂的果實”。

“低垂的果實”是西方社會學裏一個常用的比喻，意指“容易完成、成本很低的任務。”

如果你由此認為“摘低垂的果實”是一個貶義詞，那麼你就錯了，相反，這一策略是我國基於現實條件的理性選擇。

這背後的核心背景在於——中國經濟建設的起點實在是太低了。

低到什麼程度？

我們從兩個簡單歷史細節中感受一下——

1.1978年，時任副總理谷牧訪問歐洲五國，在這一次開眼界的訪問中，我方代表團成員在考察過程中多次出現了撞上透明玻璃門的尷尬情節。

期間，法國人在午餐時招待給代表團成員冰淇淋，結果有一位代表説：”這個太涼了，能否加熱一下？“

2.前《人民日報》總編輯梁衡分享過一個經歷——

“1984年我任某大報駐省記者一次到辦公室，看一羣人圍着一件東西看，這是報社駐西柏林記者帶回來的一張綿紙，八寸見方，雪白柔軟，上面還印着極精美的花紋，那位記者説，這是人家公共廁所的擦手紙。

天啊，我簡直要暈了過去，老外這樣闊氣，又這樣浪費啊，我把這紙帶回去，給很多人傳看，無不驚得合不上嘴。”

沒錯，這就是40多年前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其起點之低甚至今天的Z世代都無法想象。

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1.7%，無論是在資金、技術還是其他要素層面，當時的中國連現代經濟的門都沒有摸到。

彼時的中國沒有發展“硬科技”實力，更沒有發展“硬科技”的需求，它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讓人民儘快吃上冰淇淋、用上紙巾。

三、

中國摘“低垂果實”的策略具體就是通過合作引進技術，利用人力成本優勢擴大生產。

這在經濟學上也是有重要依據，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後發優勢”理論很好地解釋了這一策略的合理性。

“後發優勢”理論的核心，簡單地概括是以下三個邏輯——

1.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取決於三個因素——要素稟賦、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其中技術水平是三因素中的核心。

2.提高技術是有成本的，而引進技術的成本遠低於自主研發新技術的成本。

3.技術水平低的國家由於有現成的先進技術可以引進，因此在經濟發展中佔有“後發優勢”。

所以，根據“後發優勢”理論，我們面對的是一顆既有低垂果實也有高掛果實的果園。

毫無疑問，先摘“低垂果實”是最優選擇。

畢竟搭梯子去摘高處的果實費時費力，甚至連搭梯子的木頭我們當時都買不起。

先賺錢再説。

四、

馬雲和柳傳志的兩個例子生動地説明了我們的策略——

1999年8月日，35歲的馬雲在杭州的湖畔花園開啓了他既黃頁中國之外的第二次創業——創辦阿里巴巴。

為了鼓舞員工的士氣，馬雲當時在湖畔花園的房子裏慷慨激昂地演講，其中一段是這麼説的——

“美國人強就強在他們的硬件，強就強在他們的系統，這方面的確他們做的比較早，但玩信息玩軟的，中國人的腦袋絕不會比外國人差，我們在座的各位絕不比別人差。”

“玩信息玩軟的”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後來幾乎所有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模式。

不用去做底層創新，應用層面的巨大市場已經夠創業公司

無獨有偶。

1998年3月，《計算機世界》雜誌發表了柳傳志《貿工技、三級跳》的文章，以此為轉折點，聯想拋棄了技術優先的原則，選擇了先做產品貿易、再做工業生產、最後做技術研發的“貿工技”路線。

馬雲和柳傳志二人不約而同採取類似的策略並非偶然，而是在當時發展水平、技術水平的客觀條件下做出的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人家摸着石頭過河，咱們摸着人家過河。

在博弈論中，也有一個著名“智豬博弈”的模型，大概描述是大豬和小豬按管道的一頭的按鈕，另一頭就會出來食物，如果同時按，大豬的收益會比小豬大，但按這個按鈕是需要付出時間成本。

此時小豬的最優策略是——站着不動，等待大豬去按。

我們曾經就是那頭聰明的小豬，只是一直積蓄力量的我們今天慢慢變成一頭大豬。

於是，策略也需要隨之發生改變，摸着別人的石頭過河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五、

因此，總體而言，中國硬科技落後的核心原因在於兩點——

1.從主觀上，中國的發展起點低，引進而不是自主開發對國家和企業而言是經濟上更合理的主觀選擇。

2.從客觀上，硬科技資金要求大、開發成本高、前置條件多，過去很長時間中國不具備發展的條件。

中國過去高增長主要來在全球化背景下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術紅利的擴散，我們合理地利用了國內大規模人口紅利和引入了國際技術，在全球分工中找到了合適的定位，完成了經濟層面和技術層面的原始積累。

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用“中心-外圍”理論(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來解釋之前世界的全球化分工——

美國等發達國家是模型中的“中心”，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居於模型中的“外圍”。

“中心國家”佔據產業鏈的高端部分，“外圍國家”佔據產業鏈低端部分，二者通過貿易相互獲利。

然而隨着“外圍國家”的技術不斷進步，其產業鏈也會由低端走向中高端，這樣的結果就是外圍國家產業鏈越來越長，而中心國家產業鏈越來越短。

這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過去產業變遷的全部歷史。

在全球進入存量博弈、本輪技術週期進入末端、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的歷史背景下，各產業大國都不約而同地將戰略目標鎖定為硬科技——

中國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美國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德國強調工業 4.0 戰略。

作為曾經的“外圍國家”，我們已經逐漸開始成為東南亞等小區域內的“中心國家”，而要進一步在全球產業鏈上佔據更加戰略的地位，中國必須啃下“硬科技”這塊最後的硬骨頭。

而這必然是一條不平坦的路，其過程並不像很多鍵盤俠説的那樣簡單。

六、

任何一個先進技術都不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它依賴諸多條件、生態和時間。

以芯片所在的集成電路產業為例，它涉及的上下游鏈條非常長，從大的環節上看至少包括芯片設計、製造、設備、材料、測試、封測以及工業軟件等，每一個環節都有着極為複雜的技術。

**以媒體曝光度較高的光刻機為例，**它只是芯片製造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但它卻極為關鍵，目前5nm及以下的先進製程芯片製造只有荷蘭ASML公司的EUV光刻機才能勝任。

而這一樣一台價值1.5億美元的機器整整需要超過100000+個零件、3000+根電纜、40000+個螺栓。

這些零件來自多個國家超過5000家供應商，核心的光源來自美國，光學透鏡來自德國，其中美國光源佔27%，荷蘭腔體佔32%，日本材料佔27%，德國光學系統佔14%。

一台EUV光刻機機器重180噸，需要40個集裝箱才能完成航運裝載，其調試過程就超過12個月。

EUV光刻機的一部分

英特爾光刻部門主管 Sam Sivakumar曾表示——

“高端光刻機是一項非常困難的技術，就複雜性而言，它可能屬於曼哈頓計劃的範疇。”

很多人説，我們當年原子彈都能造出來，難道還搞不出一台光刻機？

沒錯，它的難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原子彈這樣級別的，在短時間內突破幾乎沒有可能，它一定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硬科技突破的難點在於專利等技術本身的壁壘、產業鏈壁壘和時間壁壘。

而這些壁壘都並非僅靠簡單的短期資金和技術投入就能快速突破的，中國的硬科技之路任重道遠。

七、

國內許多底層技術之所以發展動力不足，還有一個容易忽略的特徵是——相對於應用層，底層技術的絕對產值通常較小。

比如，數字經濟是一個全球產值32萬億美金的大市場，而下一層的電子信息產業（包括計算機、通信、電子）為5萬億美金左右。

再下一層的芯片行業，全球規模就只有 4400億美金左右，再到更底層的光刻機細分賽道，就僅僅到了百億美金的級別。

當整個賽道的產值只有百億美金的級別，且存在穩固頭部公司的情況下，資本通常是不願意下注的，因為想象空間太小，即便佔據了100%的份額，其吸引力也不大。

與此同時，底層技術的回報週期也比應用行業要慢得多，它往往需要長時間的冷板凳積累。

比如芯片行業的王者台積電誕生於1987年，光刻機龍頭ASML誕生於1984，都是幾十年如一日的長期技術積累的結果。

這和互聯網項目用燒錢的方式幾個月結束戰鬥相比有着天壤之別。

資本不願意等，中國資本更是缺乏耐心，根據Pitchbook數據，中國VC項目持有期平均只有3.3年，相比之下，美國VC平均為8.2年。

因此，垂直細分行業產值小、回報週期長也是國內資本不願意下注硬科技細分領域的重要原因。

八、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硬科技層面一些可喜的變化，這些變化來自於多個層面——

首先，國家層面頂層設計不遺餘力。

中國的國家戰略已經制定了到2035年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2050年中國要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在這個大的框架下，《中國製造2025》推出、科創板的推出集成電路國家基金的推出都是加碼硬科技的具體措施。

事實上，美國、歐盟、韓國、日本的硬科技產業崛起的過程，都得到了政府長期大力支持。

74年前，美國科學家範內瓦·布什給時任總統杜魯門寫了一份關於國家科技政策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

在這份有着開創意義的報告的指引下，美國擺脱對於歐洲基礎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賴，成就了美國今日的科技強國地位。

其次，產業界在投資取向上，越來越多的資本開始進入硬科技領域。

近幾年甚至進入到了一個硬科技投資高潮，其中，2020年是一個歷史性拐點——半導體投資首次超過互聯網，成為中國的第一投資賽道。

資本的大量投入是好事，但其實也要防止過熱的負面效應，比如某些細分領域本身可能需要集中高技術人才飽和式研發才能圖片，但過熱的資本會分散部分企業的人才密度，有可能影響行業的整體健康度。

再次，有一些產業存在“換道超車”的機會。

科技行業一個重要特徵在於其不連續性，即有一些技術不是漸進式改進的而是跳躍式發展的。

比如汽車產業，如果讓中國汽車產業在燃油車發動機領域達到並趕超寶馬、奔馳的水準，可能給20年時間都不夠。

但在電動車領域，國內企業和世界頂尖水平的差距其實就要小的多，而且在電池等核心環節我們甚至還有領先優勢。

今天，在各國都在搶佔科技制高點的大背景下，從政府到資本、從產業到公司，整個硬科技行業都被動員起來了。

硬科技的征程開始了，這注定是一段漫長和艱難的路，其中會遇到比想象中更多的困難，產業界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勇氣。

九、

從本質上講，經濟是不斷熵增的體系。

今天很多行業內卷現象其實是技術停滯不前導致熵增的具體表現，而減小經濟系統的熵最重要的策略就是為經濟系統中注入新技術。

創造新的生產函數，不斷技術進步是對抗熵增唯一解決之道。

“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很多貢獻，但為什麼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在中國發生？”

這是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著名的“李約瑟之問”。

的確，前三次科技革命都沒有發生在中國，但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不應該成為旁觀者。

加油，中國的硬科技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