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妝不夠，拿命來湊_風聞

印度富豪們的婚禮，沒少吸引全球民眾的目光。4月14日，寶萊塢的兩位巨星，阿麗亞·巴特和蘭比爾·卡普爾的婚禮就贏得了國內外的不少關注。

然而，更多印度普通人的婚禮，並非都像他們這麼甜蜜。

婚禮上的阿麗亞·巴特和蘭比爾·卡普爾

在某些時候，婚姻更像是一場“算計”，比起兩情相悦，更重要的或許是女方家給出的嫁妝是否合男方的心意。感情不和的結果不過是離婚，但“嫁妝不和”卻可能讓人丟了性命。

近日，20多歲的印度女性帕亞爾（Payal），在結婚一年後，因拿不出夫家要求的10萬盧比嫁妝，被活活燒死。這一年間，她還曾多次遭受來自丈夫和公婆的虐待。

人們常説，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對於一些印度女性來説，婚姻可能就僅僅是個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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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錢殺妻

帕亞爾來自印度北方邦的阿格拉地區。去年5月24日，她與哈特拉斯縣欽塔加里村的阿尼爾（Anil Kumar Singh）結了婚。

對帕亞爾來説，不幸從這一刻就開始了。據她父親描述，婚後，帕亞爾的丈夫和公婆曾多次向她索要鉅額嫁妝。因為拿不出夫家要求的10萬盧比嫁妝，帕亞爾受盡了折磨。

離兩人結婚才過去一年多，帕亞爾便被一場由嫁妝引發的“大火”焚了身。6月8日，村民正在田裏幹活，偶然發現了農場裏的火光。正值妙齡的帕亞爾被活活燒得只剩下一隻左腿。

受害者的父親認為，阿尼爾及其父母是該事件的罪魁禍首。據當地媒體報道，帕亞爾可能就是因為不堪丈夫和公婆一而再、再而三地索要嫁妝，最終才選擇了自殺。

印度博帕爾，新娘在婚禮前舉行儀式

警方在現場找到了死者被燒燬的衣物，並逮捕了帕亞爾的丈夫和公婆三人。目前，依據《印度刑法典》的相關條款，他們已被起訴。

“為嫁妝殺妻”的邏輯聽起來很荒謬，但在印度卻並不少見。在印度的傳統婚姻中，女方的父母通常會為男方家庭準備黃金、汽車、珠寶等。一個女人在婆家的地位，很多時候就跟她帶過來的嫁妝數額有直接關係。

數據顯示，新郎家庭送給新娘家庭的財物平均約為5000盧比（約合430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新娘家的嫁妝價值約高達3.2萬盧比（約合2780元人民幣），是前者的6倍多。對於較貧困的家庭來説，一筆嫁妝可能相當於幾年的收入。

此外，印度甚至還出現了這樣的説法：長得醜和殘疾的女孩更難結婚，因此新郎的家人會要求更高的嫁妝。

嫁妝的數額並非定數，這便導致雙方家庭常常為嫁妝的數量發起爭執。有的男方家庭甚至會在婚後要求增加嫁妝的數目，如果女方家庭給不起或拒絕，新娘就會面臨被虐待和謀殺的危險——包括餓死、焚燒她。有的女性不堪壓力，便選擇了自殺。

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NCRB）的數據，2020年，該國發生了近7000起與嫁妝有關的死亡案件，此類起訴也高達1萬件。

不僅如此，受高額嫁妝的影響，許多家庭中的女兒便成了一種“負擔”。這些家庭要麼把錢留作嫁妝，從而放棄教育；要麼在女兒出生前後就將其殺死，一勞永逸。

201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約有40%的15至18歲印度女孩失學，其中近65%的女孩被在留在家裏做家務。

此外，據2015年《時代》雜誌的一篇報道，印度每天有2000名女孩被殺害，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剛出生或即將出生的女嬰。這篇文章還指出，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2011年5月的一項研究發現，自1981年以來，印度的被流產女嬰約有1200萬。

印度嫁妝之重，重於教育，重於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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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妝大山

印度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些非人道現象。早在1961年，印度就出台了《反嫁妝法》，並在1984年和1986年對該法進行了兩次修訂。

它規定，凡是接受和索取嫁妝的行為皆屬犯罪，當處6個月以上2年以下監禁。此外，20世紀80年代，立法者還在刑法典中引入了一些條款，允許當局以“嫁妝死亡”的罪名，指控男子或其家庭成員，這其中包括妻子自殺案件。罪犯可被判處7年至終身監禁。

今年5月24日，印度一名男子就曾因嫁妝問題虐待妻子，導致她自殺身亡，從而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在這起案件中去世的維斯瑪雅·奈爾

然而，它的效用似乎並不是那麼理想——至少不足以斬斷該國的高額嫁妝惡習。在實際操作中，“嫁妝制度”仍然在印度的一些地區盛行。從1960年到2008年，在印度農村的4萬場婚姻中，有3.8萬個家庭備了嫁妝。

相關的案件也不在少數。2019年，印度就有超過1.3萬起與嫁妝有關的訴訟，和7100多起與其相關聯的死亡案件。在法院審理的3516起與嫁妝有關的死亡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案件真正被定了罪。

這樣的效果，看起來的確是令人失望的。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印度的嫁妝問題也許並非立法所能根除的。

首先，印度的嫁妝習俗涉及到當地的歷史、宗教和文化，長年累月中，已經成了人們的一種行為“模板”。要真正切斷印度婚姻與嫁妝的聯繫，只靠《反嫁妝法》恐怕遠遠不夠。例如，雖然它禁止了男方索要嫁妝，但女方還是可以“自願送禮”。

這一點便讓新郎們有了“漏洞”可鑽：他們大可以聲稱，自己只是接受了新娘家自願提供的“禮物”。

因此，“嫁妝”這座無形的大山依然牢牢壓在不少女性的身上。

其次，堅持嫁妝制度的印度人往往比較保守。在傳統觀念中，嫁妝是新娘家庭給新郎家庭的“補償”，因為後者要支撐妻子未來一生的開銷——在他們眼裏，家務和生育顯然算不上可以計量價值的勞動。

此外，這些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較低。2020年，因嫁妝死亡人數最多的是北方邦，其次是比哈爾邦。根據印度國家統計局（NSO）2017-2018年的數據，它們在28個州中的識字率排名中，分別位列倒數第五和倒數第三。

從畸形的嫁妝制度延伸開來，印度職場也面臨着巨大的性別差異。2019年，印度的勞動力中只有25%是女性。印度婦女對國家GDP的貢獻率只有18%，該數據在各國排行中接近墊底。

沒有工作，就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沒有經濟能力，在家庭中就難以擁有話語權。財產、工作得不到保障，婦女就難以改變弱勢地位，以及對家庭的依賴性。

如果將“嫁妝制度”看作一場瘟疫，那麼它的病症已經滲透了印度社會的皮膚和內臟。它侵蝕的不僅僅是女性的財產，還有人們對婚姻、權利的認知。

3

社會停滯與愛的嚮往

在印度，包辦婚姻仍然是印度人進入婚姻殿堂的首選方式。

諮詢公司IPSOS在2013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年齡介於18至35歲的印度年輕人中，有74%的人更偏向由父母選擇結婚對象，而不是自己做主。

如果以婚姻自由為衡量標準，我們似乎看不到印度社會在這大半個世紀的進步。據2021年12月的一篇報道，在2018年對16萬多個家庭的調查中，高達93%的已婚印度人接受了包辦婚姻，只有3%的人“為愛成婚”，2%的人“兩者都有”——由家庭撮合後同意結婚。

光從這一點來看，20多歲的年輕人和八旬老人好像也沒多大區別，後者中包辦婚姻佔了94%，而前者中的比例也超過90%。

如果説解脱嫁妝制度的是法律，那麼解脱婚姻的是什麼呢？來自古吉拉特邦的卡莎瑪·賓杜（Kshama Bindu）心裏也許已有答案。

6月8日，24歲的賓杜在家中與自己舉行了婚禮。據稱，她是印度第一個選擇“自婚”的人。

這場婚禮沒有牧師見證，也沒有盛大的宴席，只邀請了寥寥10個親友同事。她穿上紅色的晚禮服，走完所有儀式，把自己嫁給了自己。

不可否認，此行此舉頗有些行為藝術的嫌疑。但從另一個角度想，她算是真正實現了一位女性對婚姻的最大期盼：嫁給一個自己愛的、也愛自己的人。

賓杜説，婚禮結束後，她打算到果阿邦去度蜜月。

作者 | 劉陽

新媒體編輯 | 吳陽煜

美編 | 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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