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西方如今流行的多重敍述，早被司馬遷給踐行了_風聞

怎樣讀《史記》，在當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蔚然成風的形勢下，無疑是一個大家很感興趣的話題。美國學者侯格睿《青銅與竹簡的世界》講述了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過程。“青銅世界”，指秦始皇用青銅武器創造的秦帝國這一物質世界，代表中國歷史的“帝制”模型。“竹簡世界”，指司馬遷創造的《史記》紀傳體史籍，它是一個道德層面的文化世界。侯格睿把秦始皇和司馬遷兩人作為中國歷史的代表，一個是物質世界即制度的創造者，一個是精神世界即文化對物質世界的模擬，並展開比擬的。比擬的結果，是“竹簡世界”取代了“青銅世界”，司馬遷通過“閲讀”歷史，實現了對歷史的把控與駕馭。那麼更深一層的追問是，歷史家筆下的歷史著作，是原本的歷史，還是歷史家“塑造”的歷史？

——摘編自張大可《怎樣讀〈史記〉——一位美國學者的答卷》

多重敍述

如果《史記》的讀者需要對歷史事件形成自己的解釋，他們也會被《史記》的形式所告誡，對任何一次事件的重建都要持懷疑態度。**在西方，歷史學家會對真實發生的事件提供他或她最恰當的評價，與此不同，司馬遷往往提供同一事件的幾個版本。**這些版本可能只是稍有不同，它們或許是由讀者組裝在一起的部分的敍述；或者它們實際上是不一致的故事，但讀者經常被警告，關於歷史沒有任何一個版本是完整的或絕對可靠的。讀者被要求比較和評估重疊的敍述，就像他們必須對個體的事實進行關聯和分類。

這種歷史模式與西方的史學傳統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多重敍述在西方學界並不陌生，但它們主要被如威廉·福克納或米蘭·昆德拉等小説家用於表達對同一事件的不同主觀感受（這種模式在電影中被運用得最著名的是《羅生門》）。正如漢斯·凱爾納（Hans Kellner）所説：“歷史散文的修辭力通常取決於單一的解決方案，真實地呈現過去，而不是在一個歷史敍述中出現多種相互競爭的版本。”然而，司馬遷有時就一絲不苟地這樣做。

例如，在《陳丞相世家》中，我們得知漢文帝登基後，陳平（死於前178年）就將右丞相讓於周勃（死於前169年）。不久之後，新的右丞相周勃因無法回答皇帝關於帝國管理的具體問題而非常羞愧。最後，陳平出面解釋了丞相的基本職責。司馬遷繼續寫道：“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通過將這兩句話並列在一起，司馬遷暗示了一種明確的因果關係。

在《絳侯周勃世家》中，我們看到漢文帝登基之後，任命周勃為右丞相（沒有提到陳平的辭職），大約一個月之後，有人向周勃指出，他的意外好運可能會招致災禍（因為在中國思想中，福兮禍之所倚）。司馬遷接着寫道：“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覆以勃為丞相。”

**這兩條敍述完全不同。在第一條中，陳平是英雄，而第二條的焦點在周勃身上。最大的差異是周勃辭去丞相的確切原因。是周勃認識到對手能力比自己強，還是因為周勃害怕命運的鐘擺搖擺不定？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司馬遷沒有説明，而且，他似乎並沒有因為提供了其他版本而尷尬，兩種版本還是出現在連續的兩卷中。司馬遷或許熟悉這個故事的兩個矛盾的版本，或許他在不同背景下強調了決定的不同方面，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司馬遷為同一個事件探尋了兩條不同的因果線。同樣重要的是，他沒有試圖將二者結合起來，也沒有試圖平衡二者之間的關係。顯然，每一個版本都獨立地構成一個充分的因果關係。這意味着司馬遷認為歷史是一個豐富的多方面的事實綜合體，對於同樣的事件可以找到不同但同樣有效的含義，這取決於敍述的背景。換句話説，司馬遷似乎意識到，同樣的事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鋪排。

關於多重敍述更突出的例子是魏豹在約公元前205年叛逃的五個版本。我將研究這些敍述，然後提出一些猜測，即為什麼司馬遷選擇把他的歷史構建在支離破碎的、重疊的卷中，致使這些卷出現瞭如此多不同版本的敍述。

魏豹是魏國貴族，項羽起兵反秦，魏豹加入了項羽的隊伍，公元前206年被項羽分封為西魏王。然而，之後不久，魏豹與漢高祖結盟，漢高祖是項羽戰場上的對手，而且在一個關鍵時刻，魏豹再次叛變—他要求漢高祖准許他回家探望生病的父母，但當他回到封國後，立即封鎖黃河邊上的關口，恢復了與項羽的關係。正是他的第二次叛變提供了多重敍述的鮮明例證。這件事在《史記》的九卷中被提到（卷8/16/18/22/49/54/55/90/92），並且在四卷中有詳細敍述。魏豹叛亂的基本線索似乎足夠清楚，但在每段敍述中，他叛亂的動機都不同，這在《史記》中是很典型的，動機通常是通過敍述而不是史家直接的評論來説明。

版本1來自《魏豹彭越列傳》：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

在這段敍述中，一次重大的失敗導致魏豹重新考慮他同漢高祖的同盟關係，儘管這種動機似乎是政治上的算計，但當漢高祖派遣使者試圖勸阻魏豹重新歸順項羽時，另一個原因被揭示出來。魏豹拒絕了漢高祖，他説：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

顯然，我們早前的評論中必須加入個人的仇恨。

版本2來自《高祖本紀》：

“（二年）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然後接着敍述漢高祖在河內和彭城的勝利，以及後來在彭城戰役中的慘敗。“當是時，諸侯見楚強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漢高祖隨後重組他的軍隊，贏得更多的盟友，擊敗章邯，命令祠官祭祀天地，招募更多的士兵，最後在滎陽附近擊敗楚軍。剛好在這個節點，我們再次聽到魏豹的消息：“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

擴展的背景改變了魏豹叛變的故事。我們瞭解到在彭城戰敗之前，魏豹的軍隊和漢高祖的軍隊共同經歷了一連串的勝利，我們或許會質疑這些勝利是否值得魏豹更多的忠誠。更重要的是，版本1中，漢高祖勢力衰弱時，魏豹反叛；版本2中，漢高祖勢力大增時，魏豹拋棄了漢高祖。這個時機或許表明了魏豹的原則立場（背叛絕望的人從來都是不體面的），但我相信，在這一卷中，魏豹的叛變似乎沒有太正當的理由，也更加危險，因為他背叛的這個人，奇蹟般地恢復了實力，表明上天已經選定他為下一個皇帝。

對天地祭祀的引用支持了這種解釋，司馬遷認為這些祭祀是神恩惠的神奇蹟象，事實上，這些祭祀活動在《史記》的《封禪書》中有詳細的記載。這一段記載中沒有提到漢高祖的可憎—這不奇怪，因為司馬遷經常在傳主自己的傳記中以最有利的視角去刻畫他們—但當將版本1和版本2結合起來讀的時候，我猜司馬遷是想讓讀者看到，魏豹被自己的小氣誤導，去反對上天所垂憐的人。當然，後面發生的事情證實了這一點（漢高祖建立了漢朝，而魏豹不光彩地死掉了）。

版本3來自《外戚世家》：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媪（王室成員）內其女於魏宮。媪之許負所相（算命的一種），相薄姬，雲當生天子（皇帝）。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高祖在彭城戰敗，在滎陽附近取得一次勝利，但是未能乘勝擴大優勢），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

僅是為了記錄薄姬最後嫁給了漢高祖，生下了後來的漢文帝。

當版本2的敍述讓魏豹的反叛顯得毫無理由和反常時，這裏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動機。魏豹保持中立，他希望漢高祖和項羽相互爭鬥，直到他的妻子生下一個未來的皇帝，這也暗示着魏豹自己想要成為中國的主宰。

版本4出自《淮陰侯列傳》。漢高祖派韓信去攻打不與他合作的魏豹。這條記載描述了漢高祖在彭城的戰敗和後來在滎陽的勝利，然後按時間順序回顧了一下，寫道：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漢二年）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

這個説法使得魏豹叛變成為版本2中所提到的總的趨勢的一部分，而年代上的差異（漢二年對漢三年）表明魏豹在漢高祖滎陽勝利之前已經叛逃了。

版本5出自《秦楚之際月表》。這個表中並未提供關於魏豹叛變的記載，但是它記載漢高祖彭城戰敗是在漢高祖二年四月，魏豹反叛是在五月，沒有提到魏豹介入的勝利，也沒有提到其他叛王。這條記載支持了版本1和版本4的時間點，這兩個版本都假定魏豹是在彭城戰敗之後立刻叛變的（儘管確切的時間和版本4相差一個月），這條記載降低了版本3中魏豹是在漢高祖三年叛變的可信度（然而，《史記》中另外兩條材料支持這個時間）。

這個表記載魏豹在漢二年三月向漢高祖投降，加入漢高祖的隊伍，由此提供了一個新的版本。之前所有的版本都暗示，魏豹同漢高祖結盟是自願的，但這裏，讀者會被提醒，魏豹叛變有試圖擺脱被脅迫的目的，這種脅迫關係最多也只維持了三個月。魏豹真的曾效忠漢高祖嗎？還是因為失敗被迫改變立場，然後在第一時間就恢復了對項羽的支持？

如果我們轉向司馬遷的個人評論，以試圖獲得確定信息、解釋或信息來源，我們將會失望，因為司馬遷關於魏豹唯一的評論出現在《魏豹彭越列傳》篇末的“太史公曰”，司馬遷提到魏豹、彭越兩個人身陷險境時都未選擇自殺。司馬遷認為這是因為魏豹和彭越“智略絕人”，“懷叛逆之意”。因此，魏豹叛逆狡猾的性格或許是他背叛漢高祖的另一個因素。

通過對這五個版本和一條司馬遷個人評論的分析，關於魏豹叛變的幾種解釋已經提出。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解釋呢？魏豹叛變是因為（1）政治考量？（2）對漢高祖的個人憎恨？（3）拒絕承認一個未來皇帝表現出來的執迷不悟？（4）誤解了預言？（5）反叛聯盟的擴散？（6）逃脱武力脅迫結盟的慾望？（7）他的反叛和狡猾的性格？

一如既往，司馬遷並未比較或批判性評價這些動機，他只是把這些不同的故事聯繫起來。請注意，司馬遷並未提供他特有的對同一事件的不同主觀印象的敍述，他也沒有如希羅多德一樣明確地記錄不同的傳統。相反地，司馬遷以《史記》所特有的支離破碎、毫無人情味的客觀的敍述，記載了單獨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但是，讀者或許會質疑，魏豹叛變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或者每一條敍述都提供了一部分真相？不幸的是，儘管這些動機中的一些可以被看成是部分原因，但它們都不能被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因為其中幾個是互相矛盾的。動機1是對漢高祖勢力衰弱的理性回應；動機3是對他不斷增長的實力的不合理的反應；動機4假定漢高祖和項羽勢均力敵。因為這三個條件互相排斥，動機也就不能被聚合在一起。而且，魏豹既逆勢而動（動機3），又順應了潮流（動機5）。不能繼續忍受漢高祖的侮辱的弱點（動機2）似乎不符合“智略絕人”的狡猾（動機7），動機6減輕對叛變的指責，那是其他所有解釋的基礎。

除了實質性的時間上的差異外，所有的都是這樣，魏豹叛變和被抓獲（或者這些事件的某部分），或者發生在漢高祖三年，或者如《秦楚之際月表》記載，在漢高祖二年九月結束。前面列出的矛盾，可以通過確定魏豹叛變、漢高祖滎陽大捷和其他諸侯叛變的時間來解決，但《秦楚之際月表》不夠全面，不足以提供這些信息。在這裏，我們只能猜測司馬遷發現了他自己的材料來源太模糊或不精確，無法給出清晰的判斷，因為在其他篇章中，他滿腔熱情地糾正了一些早期歷史記載的時間誤差。

**儘管存在這些內部的不統一，《史記》並不只是一個由描述和引用組成的混亂的集合體。司馬遷為理解提供了線索，但他是通過文學方式，而並非分析的方式。**換句話説，讀者必須依賴上一節中概述的聯繫和分類的技能。**事件必須放在整卷的上下文中解讀，各卷必須被集羣式地閲讀。有些事件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它們揭示了人物性格；傳記則是展示成功者和失敗者的模式；許多卷顯然運用了一種平行寫法；還有一些評論是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這就很明顯解釋了為什麼我選擇在一個非常有限的背景下分析一個小事件。要想充分理解魏豹的叛變，需要問他的叛變是如何融入他的整體生活的，它又是如何影響那些被捲入其中的人，為什麼他的傳記與彭越的傳記聯繫在一起，他的經歷是如何反襯高祖的，它與同時代人（既忠誠又不忠於高祖的人）的生活相比又如何，以及它如何與司馬遷感興趣的更大主題如忠誠度、私德與公德、實踐智慧等聯繫在一起。

例如，魏豹叛變在這四卷的敍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在魏豹自己傳記中（版本1）的記載是最關鍵的，它直接導致魏豹的死亡，但是魏豹的傳記是一個合傳，他的生命故事被與彭越合在一起，彭越是魏豹的相國。不幸的是，這一卷從未描述魏豹和彭越一起共事，讀者被指向將二人生活看作是平行的而不是直接的互動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肯定，正如司馬遷所指出的，是因為他們兩人都拒絕自殺，或者兩人都曾被漢高祖羞辱並因涉嫌叛變而被殺。在《高祖本紀》（版本2）中，魏豹的叛變是高祖登基之路上的一個小障礙，但是在薄姬故事（版本3）中，它引發了一系列事件，最終使薄姬具有成為皇帝母親的可能性（這一卷的主題是天意的不可預測性，“命”）。最後，在韓信傳記中（版本4），焦點是韓信重新捕獲魏豹，這一事件證實了蕭何對韓信戰略能力的判斷，事實上，這是唯一能提供韓信有關戰略和部隊調動信息的敍述。

司馬遷強調特定的事實，暗示某種因果關係，魏豹交替表現為叛變者和受害者，是野心勃勃的陰謀家和被動的時代追隨者。**這似乎是司馬遷通過對史料的文學加工，在同一組事件上附加的不同意義。**通過我自己對材料的選擇性引用和概括，我也會賦予材料某種意義。如果我在不同的時候結束或開始魏豹的故事，我們可能會有更多的選擇。重要的是，至少在一些生動的敍述中，魏豹在分封時被項羽欺騙（當然，一個人的欺詐可能是另一個人精心策劃的預防措施），或者，魏豹得到了漢高祖的原諒，並被派遣負責守衞一處戰略要地（雖然他後來被同僚們殺害，因為這些人認為他們不能信任一個曾經叛變的人）。

在下一章中，我將闡釋司馬遷如何指導我們理解他的敍述，但是在這裏，也許更實用的是停下來探究他的意圖。**為什麼司馬遷以一種容易前後矛盾、多重敍述的方式組織他的歷史？**再一次，《史記》是一種世界模型這種觀點是有用的，因為司馬遷的形式容許一種特殊形式的準確性。即使敍述必須強調一些有限的相對明確的因果關係，重要的決定和重大的事件通常具有多重原因。**如果材料來源容許對魏豹的行為進行多方面的解釋，司馬遷所設計的獨立的、對比鮮明的敍述就能反映出材料的模糊性，而這是以一種簡潔的、統一的敍述方式所不能實現的。司馬遷不願意選擇最可能的事件版本，甚至去創建一個原始版本（其中一些動機被判斷為不明確且被省略或降級為腳註），而是願意講述不同的故事，其中所有不同的動機都具有充分的説服力，即使這些故事不完全兼容。**簡短地説，《史記》複製了過去材料中所呈現的一些混亂的、不確定的因素，而不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合理化的歷史版本。儘管如此，讀者們可能會懷疑，多重的、矛盾的敍述會不會削弱司馬遷作為歷史學家的權威性？

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當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出現在《史記》中時，它們當然是相互競爭的，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也確實顛覆了讀者對作為歷史學家的司馬遷的信任。他們根本無法確定該相信哪一種解釋，因此，他們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他們必須自己學會權衡變量，對人物和事件的解釋要靈活，並且要明白，《史記》中的敍述或評論沒有一個是完全代表作者的觀點或歷史記載的複雜性的。

然而，司馬遷在他的讀者中所引起的懷疑，被由他的文本所獲得的更高的權威平衡掉了。因為他故意讓自己與歷史脱節，要求他的讀者積極參與，以確保他們在字裏行間發現的教訓是由歷史本身呈現的，而不是由公認的受限制的歷史學家提出的。司馬遷不宣稱提供歷史的最終真相—他能做的就是成為一個有用的嚮導—但讀者必須同意保持閲讀和分析。事實上，這種做法是由《史記》碎片化、開放性的形式所決定的，它不鼓勵或獎勵有序的、依次進行的閲讀。那些試圖從過去找出經驗教訓的人，必須不斷地在本紀、表和列傳中跳來跳去，那些讀到最後一卷的人會發現一組對前面所有各卷的簡短的評價性描述，這些描述將為他們提供另一種新的視角，並將他們送回前面的文本中。

**中國的史學家早就認識到司馬遷“互見法”（觀點互補的技巧）的優勢。**朱自清曾説，《史記》碎片化的結構容許司馬遷既尊重他的主人公，又能批評他們，又能在不違反文化傳統的範圍內提供新的解釋。朱自清指出，例如，儘管在自己的本紀中，漢高祖被描述為“仁而愛人”，並提供了説明這類行為的實例，而在其他卷（包括魏豹的傳記）中所提供的信息呈現了漢高祖與此完全不同的特徵。司馬遷尊重他所在的王朝的締造者，但也保留了一些間接的批評意見。張大可補充道，通過在各卷中分配材料，司馬遷可以自由地在傳主的傳記中塑造傳主的形象，而在其他的卷中保留了一些相反的例子。

儘管如此，我認為西方讀者可能仍然對前後矛盾、多重敍述很敏感，因此在這裏，我們可以關注那些也注意到歷史學家有時會對同一歷史事件做出衝突描述的西方歷史學家的態度。路易斯·明克認為，歷史敍述不能聚合成一元化敍述，事件之間的關係是不明確的，並對各種解釋開放，他對構成“事件”的概念提出了質疑。因此，在史實中沒有一個等待歷史學家發現並傳播的普遍存在的故事。

同一事件，在相同或不同的描述下，可能屬於不同的故事，其特殊意義將因其在這些不同—經常完全不同—敍述中的位置而不同。但是，正如材料自身並不能決定它要構建哪個故事一樣，一個故事也無法決定它對另一個故事的影響。當談到對一系列相互關係的敍事處理時，我們信任歷史學家個人的想象、情感或洞察力。

看到一位歷史學家在同一部歷史書中闡釋這些觀點略顯怪異，但司馬遷似乎利用了一些穩定的材料來構建許多敍事，就像一個接一個地把珠子串成幾串項鍊一樣。事實上，人們很容易認為司馬遷是在實踐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魏豹叛變在眾多大的事件中只是一個小插曲，但它或許正好可以解釋《項羽本紀》為什麼是悲劇，而《高祖本紀》為什麼是傳奇（懷特所用的四種模式中的兩種），儘管這兩卷的故事情節基本一樣。人們甚至認為表提供了編年史記載，列傳就是在此基礎上完成敍事。

由於《史記》從不同角度重述了故事，從不同角度選取史料，暗含不同的因果關係，明克和懷特的建構主義史學頗有吸引力，但是最後司馬遷走得太遠了。雖然《史記》中的多重敍述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單一而穩定的歷史事件的不同方面，但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敍述調合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正如我在討論魏豹叛變時試圖表明的那樣。其他的例子還有：項羽在曹咎愚蠢地失守成皋之前還是之後打傷高祖；章邯是自殺還是高祖的部隊殺了他；景駒是自己登基還是被秦嘉所擁立；等等。

面對互相矛盾的材料，人們傾向於把年表作為更客觀的證據，但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它們的證據並不總是完整的或有説服力的。由**於它們的特質，它們對精確性有更高的要求，這讓它們在某些方面更加可疑。**在敍述者沒有提供充分解釋的的情況下，大事記和某些細節敍述會出現矛盾，有時候年表本身也有問題。例如，就在同一個年表中，魏豹既死於漢三年八月，又死於漢四年四月（另一個明顯不可調和的矛盾）。最後，正如我在別的地方提到的，這些表絕不是思想上完全中立的，因為它們的結構是以對政治權威和歷史變化的特殊理解為前提的。

人們可能將這些矛盾做普通的解釋：或許司馬遷在他的歷史完成之前就死去了；或者他的父親要為一些矛盾負責；或者在文本抄寫過程中出現竄改或錯誤；等等。**或許有人會質疑，《史記》中的許多矛盾是在意志和責任的邊緣出現的：在巨大的軍事災難面前自殺真的是出於自願嗎？一個人能強迫另一個人獻出王冠嗎？一些人投降是戰略性選擇，而不是被迫的嗎？**所有這些考慮對理解《史記》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們無法解釋矛盾的普遍性和司馬遷並不十分關注矛盾的奇怪事實。

或許更具吸引力的解讀是：司馬遷是一位故事的收藏家，這些流傳下來的故事在來到他面前時，已經圍繞不同的核心人物展開敍述，並帶有它們原作者態度的烙印。司馬遷可能已經調整了一些語言，並解決了最嚴重的矛盾，但是他也有興趣儘可能維護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即使這意味着要容忍一定數量的矛盾敍述。**這個假設很適合《史記》，司馬遷顯然是把自己當成中國遺產的保管員，但這與文本的其他方面明顯不合拍。**那些可能引領人們將《史記》看作一部開拓性、批判性歷史著作的段落又如何呢？

我們不能説司馬遷對探尋歷史真相漠不關心，因為在他個人的評論中常常顯示出他對精確性的執着追求。正如我們在《史記》最後一卷中看到的，他糾正了一些他認為是錯誤的、廣泛流行的傳説和年份記載；當他的材料不充分時，他拒絕猜測；他仔細地辨別書面的、口頭流傳的史料；他試圖通過廣泛的旅行和與目擊者面談來核實有關情況；他可以批評儒家經典，甚至批評自己的主觀印象；而且，他承擔了將數十個國家的編年記載同步到一個表中的艱鉅任務，雖然他並沒有對這些事件之間的相關性給出確切結論。

**在這裏，我們對司馬遷和《史記》的描述十分矛盾。司馬遷是關心精確性，還是冷漠地忽視了一致性要求？**這個問題太尖鋭了。司馬遷顯然願意接受他的歷史著作存在一定程度的鬆散，儘管他在各卷中的編輯和寫作可能出於某種特定的原因，或是為了塑造某種典型性格的人物，但我懷疑他故意創造了所記述的歷史事實上的差異。相反，這些差異來自他採用的史料。**一個更好的問題是，他把細節和觀點的多樣性看作是一種必要的缺陷還是優點？**這要求我們更仔細地審視司馬遷如何在更大的層面上塑造他的歷史。

本文摘編自《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第三章“歷史之網”

作者 （美）侯格睿，商務印書館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