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公知們對一些政治概念的解釋是對民眾的忽悠_風聞

        從政治邏輯上解釋，專制不是一種政治體制，獨裁才是。

        專制只應該是政治行為。獨裁，就是從制度上由一個人掌握決策權力。

        但是實際上，這個制度上的獨裁者也許會願意、或者不得不考慮別人的意志與利益。也就是説，獨裁者未必專制。

        而共和制度下的執政者，也未必就願意、或者能夠不專制。

        比如經濟危機情況下，儘管人民要求的是減少資本利潤，確保普通民眾的利益少受損害，但是執政者卻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為了確保資本利潤而減少普通民眾的利益。這就屬於資本專制。

        所以説，專制的定義應該是“獨斷專行”，就是不顧人民的利益與意志，只顧統治者階層的利益與意志的行為或理念。

        可是現在政治理論界無論左右翼，似乎都把專制當做了一種政治體制，也就是把獨裁或者更進一步地，把西式共和以外的所有政治體制都當做了專制。

        這很明顯是違背邏輯與事實的。用這樣定義錯誤的概念去分析討論政治理論，當然是不會有正確答案的。

        説了專制的定義問題，就不妨再説説民主的定義問題。

        與對於專制的定義一樣，左右兩邊的意識形態分子都把西方政治制度當做了民主。

        其實民主與專制一樣，應該是一種行為或理念，而不是一種制度。

        美國人以前並不認為他們的制度是民主，只承認是共和；

        歐洲人早期也不承認英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説那是“貴族政治”、“寡頭政治”。

        其實，美國人説那是共和，從事實與邏輯上分析，都很正確。所以我把西方政治制度定義為西式共和。

        因為中國也有政治共和模式。古代就曾有過西周、前清時代的周召共和、八旗共和。今天的中國政治制度被奈斯比特稱為“縱向民主”，其實應該叫縱向共和。

        民主，公認的一個內涵就是人民做主。

        可是，西式共和的歷史與現狀都可以看到人民沒有做主的現象——這不奇怪，自從有了私有財產，人們的平等就被打破。沒有了平等，就沒有了民主。私有財產出現以來，民主就只是人民追求的一種趨勢。這種趨勢隨着生產力的發達而不斷增強。與政治制度沒有必然關係。

        相反，政治制度必須隨着經濟的發展與民主的要求而不斷改變。如果把一種與人民的利益與意志沒有直接關係的東西叫做民主，那麼就沒有什麼不可以叫做民主了。

        有人對我關於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不是民主的分析不同意，説“民主”不是筐，不應該什麼都往裏面裝——我不過裝了“人民的利益與願望得到滿足”在裏面。我想問，如果主張民主的你們，想要實現的東西與人民的利益與願望不相關，為什麼一定要實現它？

        右邊的一些所謂的學者照搬了西方國家的民主定義，給自己和學生們洗腦，洗出了這樣的結果：只要是來自西方的概念就不能質疑。

        左邊的一些學者也不對這個定義加以糾正，把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認同為否定民主。於是本來應該是學術之爭的問題，就變成了要不要民主的倫理觀的鬥爭。

        如果把專制與獨裁、集權，區分開來，把西式共和與民主，區分開來，把不同的行為與理念，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區分開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就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民主的問題。那麼討論問題就不會只是各説各話，也不會把政治理論的學術討論變成不同倫理觀的鬥爭了。

        現在主張西式共和制度的人們，都會把丘吉爾説過的一句話【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別的制度更不好】，因此，西式共和是【最不壞的制度】的話，奉為圭臬。以為任何國家只要實行了西式共和制度，不管目前如何混亂，將來終究會好起來；而沒有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國家，即使目前暫時很好，將來也一定會壞下去。

        殊不知丘吉爾説這話的時候，世界上除了西方几個經濟發達國家以外，其餘的國家幾乎都是獨裁政體國家。

        那時候，人們幾乎看不到實行了西式共和政治制度的國家中，有像今天索馬里、馬裏、菲律賓等等的貧困戰亂現象。也就是説，如果丘吉爾在今天，也許不會説西式共和【最不壞】的話。

        因為今天一方面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大多數國家，社會狀況都很差——不但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社會狀況幾乎都不好，就是在西方國家中，也有一些國家在越來越不好。同時，沒有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中國卻在越來越好。

        對於這一點，只要是以人民生活改善，作為社會文明衡量標準的人，都會承認。而不以人民生活改善為社會文明衡量標準，邏輯上當然就與民主沒什麼關係了。

        也正因為如此，過去曾經一邊倒稱讚西式共和制度的人，後來也會質疑“民主為什麼不民主”，邏輯上也就是【最不壞】為什麼不【最不壞】了的原因。

       在邏輯上與事實上，【最不壞】的社會現象應該是社會和平。因為社會文明只能在和平的環境中，才有可能得到實現。

        我這個觀點應該沒人能夠反對。可是我們看到，在西式共和制度下，連這個【最不壞】也往往實現不了，還能夠被叫做【最不壞】嗎？所以我認為，丘吉爾如果在今天，也許不會説西式共和制度【最不壞】。

        看到資中筠的一篇演講，《我覺得我們有一種走向野蠻的趨勢》。説了如下一些話：

        【我覺得經常聽到的都是令我感覺到沒話可説的。違背常識背離知識，簡直多得不得了，天天聽到這本書被禁了，明天聽到那個書下架了。還有聽到説，不要公開説下架，出版社自己再偷偷把它買回去，不許傳播某一書。這種事簡直是越聽越覺得難受】。

       【最近幾年來走向野蠻的趨勢是越來越厲害，你從網上看的人的發言，某一部分人用的語言和被看重的那些人水平越來越低】。

        【一個賣菜的，他天天罵政府説損害他自己的利益，可是一閲兵，一説小日本怎麼怎麼樣，他馬上架式就起來了。我覺得這樣一種思想就是民粹主義，對我們走向文明是一個絕大的阻礙】。【很多人講到聖經上説要有光，還有有光先生，這個光是什麼？就是啓蒙，啓蒙是enlightment，這就是光。讓智慧之光驅散愚昧。然後這個愚昧裏頭最重要的就是目前一個民粹主義一個國家主義】。

        從資中筠的上述言論來看，很明顯沒有把人民生活的改善當做社會文明的標準。

        她對於文明的判斷標準，只是精英們的自由空間是否足夠大。所以，對人民生活的改善這個事實她不置一詞，而對於【經常聽到的】關於一些言論自由方面的限制行為，就認定是社會野蠻的表現。也就是在她看來，人民生活的改善與文明無關，或者不是主要內容。

        她應該想一想：

        自己對國家這麼嚴厲的批判性言論，都能夠在媒體上公開發表，是不是可以認為，中國的言論自由空間已經夠大了？

        她聽到的那些消息是不是事實？即使是事實，是不是因為那些被限制的言論，即使在西方社會也會被禁止？

        即使也有一些在西方社會不會被禁止的言論被禁止了，是不是因為在中國現有環境下必須對精英階層的自由有一定限制，才能保證中國社會文明的持續進步？

        最後，哪一個國家的社會沒有負面現象？如果看到國家有負面現象，就認定是在【走向野蠻】，這個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不是在【走向野蠻】？

        畢竟這些年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當然如果不以人民的生活改善、國家的富強為主要內容，只以符合西方意識形態的要求為標準的話，是不是要説印度、菲律賓、海地的社會文明程度更高？如果這樣衡量社會文明，我猜人民會寧願要中國【走向野蠻】。

        資中筠要對人民”啓蒙“。

        按照主觀價值理論，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是合理的。而對人民”啓蒙“，就是要用被她們認定為”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對人民進行單向的意識形態灌輸，也就是用她們認為正確的價值觀，對人民的思想進行強行統一。這是違背主觀價值理論的。也是違背民主意識的。

        民主為什麼需要言論自由？就是因為不同的價值觀各有其合理性，因此不應該禁止不同價值觀的表現。

        當資中筠認定需要對人民“啓蒙”的時候，就是在邏輯上不允許人民的各種價值觀存在——否則大家各説各的，又何須“啓蒙”？當然在邏輯上也就不應該允許言論自由了——本來就不應該存在的價值觀，還應該讓它出來蠱惑人心嗎？

        因此，資中筠們主張言論自由，並不是主張人民自由，不過是她們的自由，而且是不許別人自由的自由。是專制的要求。

        當【一個賣菜的】【一閲兵，一説小日本怎麼怎麼樣】，就表現出愛國情緒的時候，資中筠就認定是【一個民粹主義一個國家主義】的【愚昧】表現——如果他只罵政府，估計資中筠不會指責他【民粹主義】的。

        這該是對中國有着多麼深重的仇恨才會產生的偏見啊！不但是對中國這個國家有着嚴重的仇恨偏見，還對中國的底層民眾有着嚴重的蔑視——她認定底層民眾的價值觀如果與她不一致，就一定是【一個·民粹主義一個國家主義】，就是不應該的。

       崔永元的一篇演講《市民不等於公民》，説【我們鄉村老師培訓的這些孩子可能沒幾個大學生，但我覺得他們可以培養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公民。一個國家的強大就看它公民數量的多少。坦白地説，我們現在近14億人口中公民的數量非常少，絕大部分是由市民組成的】。【合格的公民他會監督政府】。        按照崔永元的這段話的意思，不監督政府的人只能算是市民，不能被稱為公民。

        他的這個定義可能符合西方意識形態的要求，卻不符合一般的邏輯定義要求。

        因為公民的一般定義是【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根據該國的法律規範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自然人】。而崔永元卻把【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根據該國的法律規範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自然人】中的【絕大部分】排除在了【合格的公民】之外。

        在概念上把絕大多數人排除在了【合格的公民】之外，當然就是蔑視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觀，要求他們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要求統一價值觀。

        這是什麼意識形態表現？很顯然這是違背自由、民主、平等原則的專制意識形態表現！

        社會自由應該指的是所有人的思想與行為在法律秩序範圍內的自由，按照崔永元的概念定義，沒有監督政府意識的人就不配被稱為公民，也就是公民不能有與他崔永元的價值觀不一樣的價值觀，於是公民的言論與行為自由，除了必須符合法律要求以外，在這裏還應該受到崔永元的限制了。

        不符合崔永元的要求的人就不配被稱為公民，崔永元這不是把自己抬到了法律之上嗎？

        民主，最簡單的理解是人民做主。當然在經濟社會里不可能實現。因此合理的定義應該是人民的利益要求與意志得到實現。而按照西方主觀價值理論——這個東西崔永元不懂也很正常——的解釋，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是合理的。

        也正應為這樣才會有民主的要求——每個人都有堅持自己價值觀的權利。

        可是崔永元告訴人們，中國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堅持自己價值觀的權利——你要堅持自己不監督政府，就不配被稱為公民，當然就不應該享受公民的權利。

        把絕大多數人的要求排除在了權利範圍以外，很明顯是違背民主原則的。

        用超越法律之上的要求，作為衡量是否配被稱為公民的標準，就是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要求凌駕於絕大多數人之上。

        這樣的人當然也就不會有平等觀念了：既然只有履行了公民義務的人才配享有公民所應該享有的權利。而按照崔永元的標準，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公民，於是只有極少數人才配享有公民的權利。這還有平等原則存在的餘地嗎？

        由此可見，崔永元的公民觀，是違背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普世價值原則的、意識形態專制表現。

        而他的這種公民觀，其實也是絕大多數所謂“民主人士”的共同觀點。

        這種觀點經不起事實與邏輯的分析，不過是從西方意識形態教條中抄來的。

        因為今天的西方國家還處於相對先進地位，於是以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也就一定是對的。就好像崔永元有了高的社會地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些人，就以為他説什麼都是對的一樣。這樣的盲從態度，是社會上錯誤意識氾濫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