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後，為了論證土地私有化的合理性，富宋神論才出現的？之前都認為宋朝積貧積弱_風聞

【本文由“dc”推薦，來自《包偉民、吳錚強：華夏文化，造極於宋？》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科普一下：歷朝歷代史學家對宋朝的評價都是積貧積弱，只有改開以後為了論證土地私有化的合理性才發明了富宋神論

據對《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到嘉祐六年（1061）有關統計數字的平均計算，在此期間全國平均總户數為1051.5萬户，其中主户平均為656.27萬户，客户平均為395.2萬户，即大約有37.6%的農户失去了土地。另據呂祖謙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所作《為張嚴州作乞免丁錢狀奏》，在嚴州的主户中，第一至四等户有10718户，不到總户數的9%；第五等户合計111669户，超過總户數的91%。根據學者的統計，宋朝的土地集中度極高，主户中的前三等在總户數中所佔比例低於10%，佔有的土地資源卻超過三分之二，有30%～40%的農民沒有任何土地。

除了貧富分化，大土地所有者偷逃税收的問題也無法解決。美國經濟學家諾思在《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中強調“白搭車”會阻礙制度變革，所謂“白搭車”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諾思認為，在產權交易中個人收益如果超過個人成本，人們就會設法“白搭車”，對於宋朝的大土地佔有者來説，如果可以通過隱瞞田產、在户籍資料上造假等手段偷税逃税，也一定會這麼做，徐松在《宋會要輯稿》中就揭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富民買田而不受税額，謂之有產無税；貧民賣田而不推税額，謂之產去税存。”

看來“藏富於民”並不意味着“為國守財”，宋人呂陶曾説“天下自耕而食，為天子之逐者十無二三”，就連宋朝的皇帝對此也心知肚明，宋真宗時侍御史張廓奏報“天下曠土甚多，請遣使括責”，宋真宗承認這個現實，卻無奈地説：“此事未可遽行，今天下豪富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家地薄賦重，須漸次改定。”

宋朝長期與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對立，遼國的人口大概在300萬左右，西夏的人口最多時才240萬，金朝的女真人口約400萬左右，而宋朝人口平均在5000萬以上，最高時達到8000萬，論經濟實力、財政收入等雙方也不在一個等量級上，但宋朝屢戰屢敗，只能靠一個個屈辱的和約“花錢買太平”。

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受到了質疑，這支常年保持在80萬～120萬人的正規軍，論規模超過以往各代，論裝備十分精良，理應把周邊的任何對手都不放在眼裏，卻總打敗仗，原因何在呢？

也許要從兵制上找根源，宋朝之前各代通常實行的是役兵制，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就是其中之一，根據這種制度，當兵是一種義務，男丁到一定年齡就要服兵役，期間除生活所需及軍功獎賞外基本沒有額外報酬。到了宋朝，在兵制上也一改前代的做法實行了募兵制，當兵不再是義務，國家花錢募兵、養兵，由此產生了相當驚人的費用。據宋神宗時陳襄的奏疏，當時僅禁軍就有70萬之多，每年“三千五百萬緡之費”，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這也不是全部軍費。都説宋朝很富有，但大部分錢其實都花在了軍費上。

表面上看，宋朝的統治者實在是“錢多、人傻”，但其實是迫於無奈，之所以實行募兵制，是因為此時經濟和政治基礎發生了變化。唐朝的府兵制不是孤立的制度，它與均田制、租庸調製是一體的，國家通過對土地資源的干預而實現了對人的控制，為役兵制創造了條件。宋朝放任土地兼併，等於放棄了國家在土地資源分配中的主導地位，客觀上放鬆了對人的控制。蘇轍在《欒城集》中分析得很透徹：“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為兵而不怨。今民自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矣。”

説到底，自耕農是役兵制最重要的基石，放任土地兼併使自耕農階層不斷萎縮，對於失地的農民，再讓他們去服兵役既不現實也在道義上説不通。呂大鈞在《宋文鑑》中説“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實行募兵制並不是錢多得沒處花了，而是一種無奈。

募兵制不僅造成貪圖享樂、怯懦怕戰的風氣，也讓很多人想盡辦法去鑽制度的漏洞，宋軍中弄虛作假、騙取軍餉的情況十分普遍，在冊人數雖多，老弱充數者佔了一半，宋人尹沫指出“計今四方廂、禁諸軍，殆至百萬，其不可用者且半”，不少將士“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或散居郵亭，未嘗荷一戈也”。

最龐大的規模和最慷慨的投入到頭來只落了個“冗兵”“冗費”的惡名，宋朝軍制上的失敗其實是土地政策失敗的延續。宋朝的統治者自以為找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良策，殊不知由此產生的老問題沒有解決好而新的問題又產生了，結果也只是由一個惡性循環跳到了另一個惡性循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