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濤：中東劇變視角下的土耳其模式｜文化縱橫_風聞

昝濤 | 北京大學歷史系(本文摘自昝濤著《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

**土耳其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伊斯蘭國家，其人均GDP一度超過1.2萬美元。**與很多國家相比，作為一箇中等發達國家，有78萬平方千米國土（比我國的青海省稍大）、8300多萬人口（其中99%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也算得上是個地區性強國和大國了，（中東地區還有三個在國土面積和人口方面都堪稱大國的伊斯蘭國家：伊朗、埃及與沙特。）更不用説它人口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經常有人問：哪個國家是最成功的伊斯蘭國家？基於某種外部視角，很多人會把答案確定為“土耳其”。**但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有學者還就伊斯蘭國家的體制總結出三個模式—沙特、土耳其和伊朗模式，並做過比較研究。**但就算這樣，我們也很難根據什麼標準斷言説誰是更為成功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儘量平衡面面俱到與簡潔概括的關係，儘量客觀地講述土耳其。

自20世紀初以來，土耳其就經常被當作亞洲其他國家發展的效仿對象。列寧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視為“亞洲覺醒”的重要一部分。繼日本這個東洋榜樣之後，土耳其在20世紀早期的民族獨立和凱末爾主義的現代化成就，曾使眾多的中國進步人士心嚮往之。當時，瞭解土耳其的國人認為，同為亞洲人的華夏後裔應該學習亞洲西端的土耳其，奮發圖強，努力推動中國革命與改革的成功。近年來，土耳其似乎也受到了格外的關注，這種關注不只侷限在一般意義上的中東研究領域，一些關注中國現實發展狀況的人，也因為對土耳其與中國之間一些特殊且敏感問題的興趣，從而再次產生了對土耳其的某種特殊的知識性需求。大體來看，將現代土耳其的發展視為某種模式的話，它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獨立革命、現代化、中亞的榜樣、中東民主化。

**▍**獨立與革命的模式

自20世紀初以來，土耳其的發展即被亞洲國家視為榜樣。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發生，被列寧視為“亞洲覺醒”的重要部分；及至1923年，凱末爾領導反帝民族革命勝利及建立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又被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多國精英密切關注。**在中國，一些對土耳其民族獨立豔羨不已的知識分子和年輕的政治精英表達了對“新土耳其”的敬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柳克述撰寫的《新土耳其》。**關於這本書在中國現代化研究史上的地位，我的老師董正華教授和林被甸教授曾提出：

第一部明確地以現代化進程為對象的史學專著，則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該書洋洋30萬言，完整地記述了亞洲另一個曾經被稱為“病夫”的老大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歷程。中國和土耳其近代以來有共同的遭遇，兩國探索現代化的經驗教訓足可相互借鑑……柳氏自述其撰寫《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國人”“喚醒民眾”。通覽全書，其希望中國走向獨立富強與現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鮮明的。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明確地使用了“現代化”這一幾十年後才開始流行於西方的新概念……柳氏則將“現代化”與“西方化”並提，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

林被甸、董正華：《現代化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歷研究》，1998年第5期。

出於跟柳克述相似的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中國學者對土耳其現代史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出版了相當豐富的研究論著。比如，在1928年，程中行編譯了《土耳其革命史》一書。程氏在該書的“譯者自序”中説：

“數年以來，國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國人但憂吾國革命之尚未成功，而不能通力協贊成功之原則。是書本旨，雖在鋪陳土耳其革命之事蹟，而國人讀是書者，不可不於其成敗之點，反覆三致意焉。”

程中行編譯：《土耳其革命史》，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譯者自序”。

1948年，邊理庭編著了《新土耳其建國史》，在該書第一部分，作者就論證土耳其人是黃色人種，其用意很明顯：

“……我們説土耳其民族乃是黃色人種的血胤。黃色人種在亞細亞洲的東西兩端，建立了兩個大國家—中華民國與土耳其，東西輝映，為世界人類生色不少。為黃色人種尤其生色不少。”

邊理庭編著：《新土耳其建國史》，獨立出版社，1942年1月第1版，第6頁。

《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

昝濤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5月

**▍**現代化成就

西方學術界經常樂觀地把土耳其看作西式現代化最成功的模範之一，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伯納德·劉易斯的《現代土耳其的興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已成為現代化研究範式之經典。劉易斯的書初版於1961年，他在“前言”中上來就説：“本書的主題是一個新土耳其從陳舊腐朽中的誕生。”荷蘭的小許理和（Erik J.Zürcher）教授在一次講座中談道：

“儘管劉易斯沒有在任何地方定義過什麼是‘現代’，但是，顯然這一概念對他意味着：民族國家、憲政—代議制和工業化。在他的現代性概念中，最根本的是世俗主義—從政府、法律、教育和文化中去除宗教因素。就如同對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者一樣，對劉易斯來説，現代化與世俗主義幾乎是同義詞。”

Eric J.Zürcher,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London:I.B.Tauris,2010,pp.50-51.

到2002年《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三版出版的時候，劉易斯還自信地堅持自己以往的觀點。他進而認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土耳其在兩方面已然成為他人的效仿榜樣，“在奧斯曼人時代，是戰鬥的伊斯蘭；在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那裏，則是世俗的愛國主義”。劉易斯深情地展望了土耳其將會創造的第三個成就：

“如果他們能夠在不失掉自己的個性與身份的情況下，成功地創造自由經濟、開放社會和民主政體，那麼，他們就會再次成為其他民族的榜樣。”

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3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xx.

劉易斯所謂的下一個榜樣，顯然是就土耳其在西式的自由化、民主化等方面的成就而言的。**不過，劉易斯隨後看到具有伊斯蘭主義背景的正發黨上台執政，也對土耳其一度感到失望，遂認為民主化不是伊斯蘭世界的出路，轉而主張：**只有自由主義才能拯救“伊斯蘭世界”。

**▍**中亞的榜樣

由於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聯繫，土耳其與中亞之間形成了某種天然的親和關係，這種關係一度被冷戰格局所限制。隨着蘇聯的崩潰，中亞地區出現了幾個獨立的國家，它們大多數是由講突厥語族語言的民族構成的，土耳其與這些中亞國家的關係迅速發展。在談論這些國家的未來時，同樣是講突厥語族語言的、位於小亞細亞的土耳其共和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參照。對中亞國家來説，隨着獨立的激情逐漸降温，一種無所適從感油然而生，它們急於尋求國家發展的新方向。在這種情況下，土耳其的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就被當作了一個可以被效仿的“模式”。同時，土耳其也欲發揮其作為東西方橋樑的地緣作用。不過，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輸出它的“模式”，至今，中亞諸國也沒有實現所謂的“土耳其化”。

**▍**中東劇變視角下的土耳其模式

2003年的第二次海灣戰爭後，美國開始着手於伊拉克重建，並推出了所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在這一背景下，土耳其作為一個模式的代表被美國官方和學術界在不同場合談論，他們認為土耳其作為一個伊斯蘭國家成功地建立了穩定的、世俗的民主制度。2005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在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成員發表演講時，將土耳其作為一個典型，説土耳其模式代表了“伊斯蘭教、伊斯蘭世界與民主制”並不矛盾。在2006年的一次有關中東民主問題的辯論會中，土耳其模式也被當作一個專門的議題討論。

2010年底，中東地區發生了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劇變。“阿拉伯之春”自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開始，蔓延到了埃及、利比亞、敍利亞、也門等阿拉伯國家，使這些國家遭遇重大政治動盪，短期內仍難走出困局。中東這場影響深遠的劇變所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專制的世俗政權被推翻後，各色伊斯蘭主義政治力量開始通過後革命時代的民主程序登上了這些國家的政治舞台，這引起了有關“阿拉伯之春正變成伊斯蘭接管”的擔憂：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上台，利比亞“過渡委”欲以伊斯蘭教法為法律依據，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也一度上台掌權。在劇變之後的阿拉伯國家，為了打消國內外的憂慮，躍躍欲試的各伊斯蘭主義政黨曾紛紛表示要效法土耳其的正發黨，走温和伊斯蘭主義的道路，敍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也曾表示支持“土耳其模式”。對比來看，土耳其在中東地區可謂“風景這邊獨好”，其在地區事務中也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也力圖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埃爾多安在推銷“土耳其模式”的時候也不斷強調，正發黨領導下的土耳其的政治基礎是世俗主義。

**土耳其似乎是西式變革最成功的現代伊斯蘭國家。**作為一個地理上連接歐亞大陸、文化上又具有東西方雙重色彩的特殊國家，尤其是，作為一箇中東大國和伊斯蘭國家，土耳其較早地進行了民主化、世俗化和現代化（主要是西化），是非西方國家中較早躋身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土耳其還是北約成員，又積極地向歐盟靠攏，以適應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近20年來，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發黨在土耳其連續取得政治勝利，成為自1946年土耳其實行多黨民主制以來在該國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早在2007年正發黨第二次贏得大選的時候，筆者就撰文斷言，**正發黨在土耳其儼然已經“將自身塑造為代表土耳其大多數民意的政黨”。**在正發黨與埃爾多安的領導下，21世紀的土耳其宏觀經濟在大部分時間裏也表現良好，保持着較高速度增長，民生也得到了極大改善。作為世界第16大經濟體，土耳其仍然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放寬歷史的視野來看，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瞻望西亞的土耳其—這個國人早已不放在眼裏的曾經的榜樣，它到底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可被稱為“土耳其模式”的道路？**在最近的歷史中，它又有什麼樣的新變化？埃爾多安所説的建立在世俗主義基礎上的土耳其模式跟之前的凱末爾主義有何區別？“土耳其模式”是否可以被未來的其他中東國家借鑑？在這一部分中，筆者希望能夠從多個角度討論並闡明從凱末爾主義到埃爾多安時代的所謂“土耳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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