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的《寄生蟲》真的能算是“全員惡人”嗎？_風聞

如果用「全員惡人」這種表述，是不是模糊了這個故事裏真正的「惡」？真正的「惡」又是什麼？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寄生蟲》中的人物，與其説是“全員惡人”，更接近於一種階級固化意識之下的“習慣性思維”：對於其他的階級，他們並不想真正打破屏障、接觸對方，只會用自己原有階級的眼光，將對方揣測成自身立場出發的定式形象。而這種揣測帶來的必然偏頗，並非是有意的惡，而是一種羣體性思維的客觀結果：在階級固化的意識中，他們必然做如此之為。

在以《殺人回憶》為代表的過往作品中，奉俊昊所體現出的，是其超脱於韓國電影創作普遍性的視角。他的創作內容、核心母題，並沒有跳出韓國影人的習慣領域，但同樣是紮根於韓國現實社會、具有充分社會批判性的作品，他卻能夠免於其他導演流俗而刻意的誇張化手法，從不大聲叫喊，而是保持了充分的理性和適度。而這一個獨特的優點，也被繼承在了《寄生蟲》當中。

在這部電影裏，奉俊昊依然將目光放在韓國現實社會中的普通民眾身上，試圖去探討當代韓國民眾的心理特徵與傾向性。而上述的階級固化意識帶來的所謂“惡”，便是這種心理傾向性的具體內容，由此形成了對釀成此種意識的社會的批判式表達。

這種傾向性，在電影的開頭，已經被奉俊昊用一種極其象徵化的手法，呈現了出來。第一個鏡頭，是半地下室角度下拍攝的窗外風景，隨後鏡頭下移、地下室的房間入鏡的同時窗外風景上升，進一步強化了一家人所住的“地下”的概念。藉由這一個鏡頭，主人公一家所處的生活狀態已經一目瞭然：社會中的低等階層——緊接着的“廁所找wifi“，讓這一生活狀態變得更加直觀。

而在這一段的結尾，奉俊昊則展現了一種出色的象徵手法運用。一家人學習包披薩盒，以零工這樣一種標準的”貧窮階層“謀生手段來維持生計，而窗外開始噴灑殺蟲劑。但在父親的帶領下，一家人卻在殺蟲劑的巨大噴霧中端坐不動，而父親更是若無其事地繼續學習包披薩盒。處在社會底層的他們即是殺蟲劑所殺的”蟲“一樣的低微存在，而父親作為”蟲“繼續安於”底層生計“的行為。這更加地揭示了奉俊昊對於韓國民眾心理傾向性之表現的最終落腳點----”貧窮階級安於自身的階層和生活狀態，沒有做出改變的積極性“。

並且，在隨後的吃飯段落中，這一層表達也被進一步地強化了。鏡頭中位於上半部的窗外，醉漢在門口小便，而半地下室的一家人卻只是在屋內坐視咒罵，沒有任何實質性行為。所處”地下“之階層、被”地上“不公平對待後的無所作為，凸顯了出來。

隨着電影的展開，奉俊昊為主題的表達帶來了新的變化。隨着兒子的大學生朋友邀請他進行家教，一家人獲得了一次生活階層晉升的機會。從主題的表現上講，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側面：當這一家人身處高等階層後，他們會做出什麼反應呢？是對高等階層的生活充滿了佔有慾，還是對迴歸下等階層產生憤怒，還是無動於衷？實際上，下等階級的心態，此時已經有了再一次的暗示。面對大學生送來的、象徵“好運勢”的石頭，母親嘟囔“還不如送點吃的”，一句話揭露了母親“只想作為下等人解決温飽，而沒有生活進步意願”的心理。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一家人的表現，看上去走向了”對階層晉升、生活狀態改變“的奪取和佔有慾望的路線。當兒子偽造了大學畢業證去面試的時候，他對父親説”明年我就會拿到真正的學位證”。在他看來，大學生的身份、憑此獲得的家教收入、甚至包括代替大學生朋友與社長女兒戀愛，都是他未來即將獲得的紮實東西，而非虛無縹緲的偽造。而妹妹、父親、母親，也都憑藉着“美術”、“開車”、“家務”的本領，並通過舉家之力的詭計，獲得了對社長豪宅的“進駐“。

看上去，這家人擁有着充分的階級晉升之慾望，而非開頭所表現的那樣安於現狀、渾渾噩噩。他們有意願，也有各自的求生本領，去過上如他們設計那般的生活。兒子與女兒針對教育和美術與上流夫人侃侃而談，擁有學識而又懂得禮貌。父親與母親待人得體，而又業務能手。

並且，作為對開頭”地下室與窗外風景“的對比，當醉漢再一次小便時，兒子不再沉默忍受，而是憤然抗爭。這對應着開頭中大學生朋友的所為，女兒也特意錄像留念。這一變化的發生，展示了主角一家人對於自身所處生活狀態的”默認、習慣“到”反抗、不滿“的態度轉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家人階層晉升的意願。

並且，排除劇情層面，我們也可以從奉俊昊頗具設計感的鏡頭手法中，感受到這一部分的表現。兒子離開地下室前去面試的時候，鏡頭先拍攝地下室門口的陰影中站立的父親，隨後平移到走向光明大街之中的兒子。兒子進入社長豪宅的時候，鏡頭跟隨着他的移動走到庭院，庭院從光線驟亮的過度曝光逐漸變成適應亮度的清晰-----對兒子來説，富貴的生活從不可及變為了可觸及。兒子被社長夫人帶着前往二樓，在一個全景鏡頭中，左邊的兒子走上了二樓，而右邊的女傭出現在一樓，作為兒子的所處生活狀態即將升級的暗喻。

類似的鏡頭，也出現在了社長女兒偷聽兒子和社長夫人對話的場景中。此時畫面左側的女兒先上樓，而後兒子上樓。又一次地，女兒偷聽社長夫婦的場景裏，也出現了相同的構圖。左側的女兒站在樓梯口，並走向右側的社長夫婦。

藉由這三次相同的“樓梯與客廳”構圖，奉俊昊強調了主角兄妹與社長一家的平級關係，突出他們相對於自身階級的晉升。女兒首次家教後，坐在社長司機的車中，脱掉內褲，試圖通過陷害司機的方式，來讓自己的父親奪取他的職位，進一步完成一家人的”晉升“。同時，鏡頭給到了車窗外正在打架的出租車司機。車窗隔絕了女兒與司機，點出了女兒此時藉由內褲而試圖與車窗外的階級分化開來、完成晉升的意願。兒子、女兒等通過水果來陷害女傭，以此來獲得她的職位。

在一家人全部進駐豪宅的段落中，慢鏡頭、明亮的打光、漂亮的構圖，表現出一家人即將迎來美好新生活的前景。手段未必是善，但“打破階級之牆”的向上意願是有的。

但是，準確地説，在電影的前半部裏，真正製造了徹底的“階級晉升”之美好畫面的，只有兒子當家教之後、女兒入駐之前的一段，帶來了一家人努力結果的不樂觀。以女兒進駐為開端，奉俊昊在前半部中或明或暗地，加入了一種負面信息的傳達：所謂的階級晉升，都只是一時的泡影和虛幻。究其原因，則是”對各自原階級的意識固化“。

首先，奉俊昊着力地表現了上等階級的社長一家的內在心理。當社長和夫人發現司機”偷情“後留在後排座位的內褲時，二人表現出的，是對司機的惡意揣摩，稱之為“可能吸毒了”，以及對司機之物顯而易見的排斥。奉俊昊用多個“夫人戴上手套觸碰內褲”的特寫鏡頭，對應上社長“非要將精液留在我的座位上嗎”的台詞，從而表現出上等階級二人對於司機這一階層之人，於潛意識中的隔離傾向。

隨後，社長坐着父親的車，談論外食排骨的段落中，社長先點明“我喜歡懂得分寸的人”。而隨後發生的一幕則更加強化了這句台詞：全程愉快交流的二人，因為父親逾越分寸的一句”你還是愛她吧“，而陷入了尷尬。奉俊昊在父親話音未落時，馬上給了鏡頭的反打到社長，加快剪輯節奏，強化了這種突然的尷尬緊張氣氛。而突然並道插隊的卡車，則進一步烘托了這層尷尬。最後社長説”你看前邊吧“，強行地終結了話題，也徹底地確立了他並不想與父親越過界線的態度：雖然平日裏可以和諧相處、似乎沒有階級之分，但這一切的前提都是”不越階級的分寸“，一旦逾越過線，則上等階級發出的一切善意，馬上就蕩然無存了。

從另一個角度上講，當兒子初任家教之時，一切都是相對單純的“賺取一些生活補貼”。而從女兒擔任美術家教開始，以一個“脱內褲”的過火舉動為起手，一切就走向了“不努力讓自己賺取、而是作為窮人去竊取富人果實”的惡劣方向了。

在這一部分的表述中，最出色的，要屬對於女傭這個人物的利用。在電影中，女傭的存在，可以説是主角一家人的一個”標杆“和“前輩”——原本身處下等階層的她，連續侍奉豪宅的兩代主人，從而讓自己長久地居住在優越的環境中，在平日裏與夫人和諧相處互相尊重，甚至與主人的小兒子建立了感情，似乎已經成為了上流家庭中的一員，完成了一次階級的晉升。

在她的第一次出場中，無論是以女主人之姿迎接，以至於被主人公兒子錯認為“夫人”，還是引領兒子進入屋內時持續不停的拍打蟲子——對應開頭被殺蟲劑“殺”的主角一家人，象徵着女傭相對於主角一家的階級上位——都體現着女傭自身的“上等”。而在主角一家人完成自身晉升計劃的最後、也是最難的一步時，他們要替代的，也正是這個女傭：用自己來替換掉現在的”晉升者“。

但是，在前半部的結尾，我們可以看到奉俊昊一種頗為冷酷的表達：即使是這位女傭，實際上也並不是上位者，而只是一個貌似晉升成功的下等階級。在社長一家開除她的部分，奉俊昊給出了一個與司機部分高度一致的根源性理由：社長一家對於下等階級之物的下意識排斥。主角一家人陷害女傭為肺結核患者，而最終導致夫人崩潰並且下決心開除掉她的，正是女傭吐出的“血“，作為司機”精液“的對應物。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奉俊昊在着力強調的，依舊是社長的那句”分寸“：上等階級對下等階級的和藹，並不意味着他們對於下等階級的平視和下等階級的升級，而只是一種各安其位前提下的得當共處，基於階級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使得上等階級下意識地排斥着下等階級，拒絕對方任何”逾越分寸“的接觸---1物質上，如精液和血液；非物質上，如司機父親的打探家事。

而女傭，雖然貌似是一個階級升級的存在，但這也終究只是幻影。她依舊是那個下人，一旦逾越”分寸”，就立即被解僱逐出。在社長首次出場的段落中，鏡頭先是給到從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狗，再切到同樣從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女傭，已然揭示了女傭的實質身份。

而相對地，取代了女傭位置的主角一家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一種“不得晉升”的存在。實際上，對於這樣一種結果，奉俊昊也早早地就做出了持續性的暗示。在兒子這一邊來説，奉俊昊有一個非常巧妙的段落對應手法。初次進入豪宅時，兒子透過二樓的窗户，看到了庭院中女傭對着打瞌睡的夫人拍巴掌，用一種逾越身份的失禮舉動喚醒夫人的場面，隨後他自己開展了一系列的“晉升”行動。而在女傭被解僱時，二樓窗户邊站着的變成了社長的小兒子，而他眺望下庭院裏的依舊是女傭和夫人，只是這一次女傭被夫人解僱。

這兩個場景的對應中，可以看到奉俊昊十足的構思和創意，它的表達是多樣化的。首先，兒子和社長兒子在位置上構成了對等的關係。社長兒子的畫作和瘋癲，都是由於遭到了女傭丈夫的驚嚇，他只是單純的精神病，而不是光鮮的藝術天才。而與他對等的兒子，則自然也成為了一個類似的存在：看上去階級晉升、實則遠非如此光鮮的富人財富竊取者，一個徹頭徹尾的下等人。另外，兒子首先站在二樓看到了女傭”力量壓過夫人“的上位，隨後自己也展開了上位行動。而社長兒子的這一段，則成為了一種對本質結果的揭露：”最終身居上位、力量更強的，依然是夫人，而女傭仍舊只是下等階級“，這也預示了兒子行動的必然失敗。最後，兩段之中，站在二樓俯瞰庭院的人，從”兒子“變成了”社長兒子“，身居二樓這樣一個”高點“的人物發生變化，也揭示了兒子階級的實質：雖然一時貌似登上高位，但終究要被上流人物踢掉，被奪回位置。

更加有趣的是，在電影的前半部，奉俊昊並沒有一味地展示主角一家人階級晉升的失敗必然，更不忘提出他們失敗的原因：下等階級的自我認知導致的安於現狀。這也正是電影開頭的段落中呈現出來的東西。

首先，從前半部中，一家人三次聚餐。第一次是開頭段落，眾人貧困潦倒，在地下室就餐。第二次是兒子和女兒當上家教，晉升計劃處於進行中，眾人經濟好轉，在司機餐廳就餐。第三次是一家人集體入駐豪宅，晉升計劃似乎成功，在豪宅中望着庭院喝威士忌。在這三次就餐之中，自家人的生活狀態有了不同階段的提高，但父親卻永遠用着同一個表情，説着同樣的“開場祝詞”。這種一致性暗示了：對於父親來説，生活狀態的變化並沒有很大的觸動和影響，即使身處豪宅，他的心態依然如開頭身處地下室中一樣。無論物質條件如何變化，父親內心的自我認知永遠沒有變，保持着開頭窮困的下等階級狀態。

並且，當父親前去社長公司面試時，他坐在會議室外邊等待社長，鏡頭從會議室裏拍攝外邊的父親，父親的對焦良好，而其他人的對焦虛化，結合社長與父親隔離開來的窗户，暗示了社長與父親的天然階級分化。但面對這一切，父親只是做出了與開頭身處地下室被殺蟲劑噴射和容忍被尿在門口時一樣的似笑非笑表情。對於自身和社長等人的階級差距，他內心默認並安於此狀，如同開頭所展現的一樣。

而在兒子這一邊，開頭時窮困潦倒的他先通過耍滑頭的要挾，拿到了披薩店的鈔票。鏡頭給到披薩店長拿出鈔票的特寫。隨後，他當上家教時，同樣有一個夫人拿出鈔票的特寫。如此一來，無論生活狀態如何，他的本質並沒有變，依然是“金錢的被賜予者”。

另外，從劇情層面上看，一家人雖然收入已經不菲，但依然住在地下室，沒有改換住房。即使四人身上的“地下室味道”被社長兒子聞到，計劃有敗露危險時，也依然如此。這一行為也同樣表現出了一家人內心狀態上的“下等化”：對於下等階級的自我認知，類似於“味道”的個人氣質，是不會隨着物質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

縱觀整個前半部，一家人中真正展露出一點積極性的兒子，在開頭時表達出了“明年爭取考上大學”和短暫的“反擊隨地小便者”，但也都只停留在了一時的興起而已。

在前半段，奉俊昊創造了一個表面上似乎完成晉升的狀態，而又用種種的隱喻性手法，暗示了這種晉升的虛無實質。而到了影片的中段，奉俊昊則給出了一個非常標準的“轉向”場景：社長一家人去野營，主角一家“竊取”了社長的豪宅。

在本段的前半部分中，奉俊昊用“父親用地下室中一般的表情説祝詞”的“聚餐場景呼應”手法，暗示一家人自居於下層階級的本質心理。而在敍事層面上，兒子表達與社長女兒結婚之意、父親母親展望婚後生活的橋段，也呈現出一種“表面嚮往階級晉升，本質上仍然安於窮困的自我認知”的狀態。這也與電影的前半段形成了對應。

而到了本場景的後半段，奉俊昊的筆鋒突然轉向。展望兒子進入豪門的父親母親與兒子，發出一種戲謔般的大笑，彷彿這一切希冀都只是笑談。兒子説着“妹妹你才像在這裏居住的人，不像我們”。一家人為了因為自己計劃而丟掉工作的司機擔憂，表現出了一種屬於下等階級的惺惺相惜、”無法下定決心去為了自己的利益獲取而犧牲他人“的所謂善良。面對父親的”我們現在不就住在這裏嗎“的説法，母親將父親形容為“社長一回來就像地下室的蟑螂遇到開燈一樣躲起來”的存在，對應了開頭一家人被當作蟲子“噴殺蟲劑”的段落，一家人在這裏依舊是下等階級的“蟲子，而父親也只是佯裝憤怒，實質上自認為”蟲“。一家人暢想着兒子入贅豪門時，雷鳴閃電在一家人方才如主人一般躺倒嬉戲的庭院裏作響，預示了”這不屬於你們“的現實。

更甚的是，主角一家討論”富人因富裕而變得善良“，也充分地對接了奉俊昊此前對於”富人和窮人階級的自我意識之分界明確”的伏筆。主角一家人，進行着一種基於下等階級的，對富人階級的想象。對他們來説，沒錢才是一切問題的核心，並且就此認為，有錢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讓人變得善良。但這無疑不是事實，只是窮人的臆想而已。主角一家人的這一層觀念，再次表現出了他們自居於窮人階層的自我意識，而這也恰恰構成了奉俊昊眼中，窮人階級不得晉升的本質原因。

可以看到，在本場景的後半段，奉俊昊已經開始藉助一家人的交流，讓前半段的”暗示性內容“逐步表層化。這種表層化的巔峯，即是本段的結尾——女傭的歸來。

如前所述，女傭貌似“晉升成功的富人”，而她最終被社長夫人開除，成為了“窮人無法逾越界線”的揭示物。在本段中，女傭一改此前的端莊裝扮，以破敗和潦倒的造型出現，也再次強化了她此前的“富人表象”與實質的“窮人內裏”。而一家人，則成為了行為上的女傭繼承者。特別是一家人設計母親來替代女傭職位的行為，讓這一層繼承的關係變得徹底確鑿了。

而到了這裏，女傭對一家人的類比象徵關係則變得更加明顯了——她在豪宅的地下室中，偷偷供養着自己的丈夫，丈夫也與主角父親一樣，曾經做過古早料理店。這一切無疑與全家進入豪宅、竊取富人果實的主角一家，構成了高度的對等。因此，與這樣一個女傭形成對等關係的主角一家，其行為本質也就表露無遺了——他們與女傭一樣，終究是永遠的下等階級，只能夠自認下等階級而去”偷用”富人的物質，而缺乏自身創造這等優越物質條件的努力。

從鏡頭層面上看，奉俊昊也給出了一個極具表現力的畫面。女傭打開書櫃後的暗門，鑽入了地下室，而鏡頭停留在了漆黑的暗門和兩邊擺滿華麗酒水的書櫃上，隨後主角母親鑽入暗門，此畫面再一次出現。對女傭和主角來説，他們表面上佔據了華麗的“書櫃”----豪宅，富人的果實----但這實際上並不屬於他們。屬於他們的，只有那道門後的黑暗和地下室。女傭進入的地下室，對應了主角一家此前的地下室生活。

從地上豪宅到陰暗地下室的切換，揭示了下等階級理應所屬的“世界”，而奉俊昊讓攝像機隨着母親的走動，逐一拍攝了地下室的通道、廁所，也再一次強化了地下室破敗的現實。奉俊昊的鏡頭長久停留、居於畫面中央的暗門之漆黑，象徵着下等階級的實質地位，就此給出了電影後半段中“”一切泡影幻滅轉入表層”的開端。因此，總的來看，這個全片正中間的段落，總結了前半段的敍述，而又引領了後半段的基調。手法規整、而又表現力豐富。

真正進入電影的後半段，奉俊昊就開始揮舞起了他的大刀闊斧，讓一切階級晉升的虛幻都破滅，讓窮人的實質狀態在表層行為上顯現，讓下等階級不得晉升的自我意識完全外露。正如中間段落由前半的暗示性到後半的明示性轉變所引領的那樣，在電影的後半段，奉俊昊將讓他的表達主題，從隱喻性的表達轉向直接的明言。

首先，奉俊昊用又一個設計感很強的鏡頭前後呼應，開始了這一切。女傭夫婦控制住了主角一家人，而女傭用手機拍攝了主角等人被揭破“富人的寄生蟲”真面目的受制模樣。”手機屏幕中的錄像“鏡頭，形成了與此前“主角勇鬥隨地小便者的手機錄像“的呼應關係：一度從默從小便者變成反抗小便者，似乎擺脱了下等階級“安於潦倒現狀”狀態的主角一家，卻再次被揭開了“下等寄生蟲”的本質。

同樣的呼應關係表達，也發生在了音樂環節上。在社長一行人回家之時，主角等人倉促地收拾屋子，體現了各人的想法：他們自認為寄生蟲去寄生富人，富人一回來就宛如“開燈後地下室裏的蟑螂”一樣四散潰逃。而此時的背景音樂，也正是前邊主角一家人設計女傭、完成“晉升”計劃一段中音樂的變奏版本。音樂的變奏呼應，讓此前主角“貌似迎來美好未來的晉升”與此時的“不變的下等寄生蟲本質”，形成強烈的對比。

隨後，奉俊昊在“方向”元素上，也進行了和前半段的強烈對比。前半段中，主角登上樓梯進入豪宅庭院、主角走上二樓、女兒走上二樓，以“下等階級的向上運動”來象徵主角一家人的貌似階級躍升。而到了後半段，奉俊昊則對應地給出了一系列的“向下”運動：女傭和主角一家走下樓梯進入地下室；社長夫婦睡在沙發，鏡頭向下移動拍攝到躲藏着的主角一家；主角一家逃離豪宅回到自家的過場中，奉俊昊更是給出了“離開豪宅後走下坡”、“走下行的階梯”、“穿過下坡的通道”等一系列連續的“向下”運動。

向下成為了向上的一種反襯，表現着主角階級“向上”的破滅和“居於下層”的本質。這種向上與向下，也正吻合了片中“下等韓國人的地下蝸居”和“上等韓國人的地上豪宅”這個基礎設定。

更有過之的是，隨後，奉俊昊更是用一種有些粗暴的手段，稍嫌用力過猛地強調了主角身為下等人的生活實情——大水淹沒了地下室，主角抱着象徵“發財希望”的石頭，身形在壞掉的燈光中明暗不定，女兒坐在地下室的馬桶上，堵住湧上來的臭水。雖然有點生猛有餘，但其意已明：窮人，終究也只是窮人，只能活在屬於自己的狼狽生活裏。

而從劇情上看，在奉俊昊大量升格鏡頭的強調之下，女傭夫婦與主角一家人的打鬥，成為了一種窮人心理的彰顯。下等階級，終究只把精力放在與下等階級的競爭中，所爭者無非是富人的寄生蟲位置。作為表現，奉俊昊在這裏安排了女傭丈夫的幻想：他與女傭竊取社長豪宅後悠然自得地享受，但這卻遠不是自己通過努力成為富人階級、爭取屬於自己的豪宅的畫面。哪怕在極致的虛妄之心裏，他都沒有想過階級的晉升。

而作為此表達的進一步明示，女傭丈夫説出了一段台詞，表達了自己在這裏“有衣服穿、有飯吃、這裏很好，感謝社長，住地下室的韓國人有那麼多”的內心想法。到了這裏，奉俊昊一直進行暗示的“窮人心理”，也就明白無誤了：他們從根本上安於着自己作為下等人的現狀，並不真正嘗試做出階級跨越的改變努力，所求者無非當一個吃富人、用富人的寵物狗或寄生蟲。

隨後，作為這一點的後續表現，當主角一家人再次接到了工作，回到豪宅之中時，無論是望着窗外富人們嬉戲而發出”大家都好自然啊“的兒子，還是與社長一起cosplay，但已經深知二人階級鴻溝的父親，都無法再與富人階級和睦相處了。

特別是父親，曾經對社長私生活關心而短暫地越過階級之線，在當時被委婉提醒後，現在終於徹底擁抱了身為窮人的自我認知，並深切地感受到了與富人的階級差異。隨後的殺社長，則是父親對當時的劃清界限行為，作為窮人階級而對富人的憤怒反抗，性質等同於同場戲裏的女傭丈夫。他們都表現出了一種對於自己這種“虛假富人”身份的消化不良——他們的頭腦中，終究將自己當作了窮人。

與此同時，在後半段中，富人階級與窮人階級的涇渭分明，也得到了更明顯的明示。首先，奉俊昊表現了社長夫婦與窮人階級的界線：社長走過走廊，地下室中的女傭丈夫遙控着走廊的感應燈，而社長對此卻恍然未覺；社長夫人則是看到了一閃一滅的感應燈，但只是稍感奇怪便罷——對於女傭丈夫的“傳信”，社長夫婦根本無所察覺，這成為了對兩個階級之間鴻溝之存在的隱喻。在沙發上睡覺時，社長將主角父親稱之為“越線者”而自上向下地評論，聞到父親的味道後表示“地鐵裏常有這種味道”，則是對這種鴻溝的進一步明示。

另外，奉俊昊也通過對社長兒子“精神病”的解釋，表現出了社長兒子與窮人階級的界線。小孩晚上偷吃蛋糕，遇到了從地下室走上來的女傭丈夫。而在孩子的主觀鏡頭中，此男人如同惡鬼，隨後他便出現了精神病。而女傭丈夫利用感應燈明滅傳遞“求救”信號的摩斯電碼，也被孩子熟視無睹，沒有收到任何回應。

可以看到，在這兩組關係中，富人階級對窮人階級，交流是無從進行、甚至完全被阻斷的。這個狀態，也正吻合了前半段中社長的“分寸”之説所體現的韓國社會現狀：富人與窮人階級劃清界線，各自擁有着各自階級的自我認知，意識的固化讓富人對窮人的靠近排斥，窮人也安居於下位。

高潮到結尾的部分中，奉俊昊用一個信息量極大、表達豐富的段落，去再一次重申了所有的信息。女傭丈夫衝出來，殺掉了社長的小兒子——對於自身發出的摩斯電碼不被回應、身為上等階級而拒絕自己的反擊。社長聽到倒地的女傭丈夫對自己表示“尊敬”時，再次聞到“地鐵裏的臭味”——對於越線的下等階級的、來自上等階級的下意識排斥。

更加有趣的是，父親看到這一幕後，突然暴起，殺死了社長。他終究是一個自認的下等人，作為下等人看到了上等人對其他下等人的排斥後，以下等人的立場進行了反擊。隨後的一組鏡頭中，父親從明亮的庭院進入了漆黑的地下室，也再次表現了他作為“地下室中的下等寄生蟲”的自我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奉俊昊特意給了一個監控攝像頭的特寫：女傭剪斷攝像頭，從結果上保護了父親，讓他不被抓住。這個巧合道出了下等人之間無形之間的同階級抱團。它所表現的，也正是女傭夫婦和主角一家人同樣的階級自我認知。

值得一提的是，在結尾中，奉俊昊沒有表明社長兒子的死活，只是明示了兩個下等階級的死者：女兒和女傭丈夫。這個設計，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電影中，下等階級的角色裏，只有這兩個人，一直持續地釋放着一種“試圖越線而進到上等階級”的強烈意願。女傭丈夫向社長和社長兒子傳達着”尊敬”和交流的意圖，而女兒則從頭到尾都頗為積極地行動，試圖為自己爭取利益。開頭抓住披薩店老闆軟肋的，是女兒通過朋友瞭解到的信息。脱下內褲而讓計劃開始走向惡性過火的，也是女兒。一家人都對被解僱的司機表示擔心時，只有女兒表示“我們管他幹嘛，管自己就好”。女兒也被兒子稱作”看上去應該住在豪宅裏的人，不像我們”。

但最終，也只有這兩個人，面臨了最壞的死亡結局。這無疑形成了一種隱喻性的表達：其他人擁有着自居窮人的自我認知，而富人也擁有着自居富人的自我認知，兩個階級間的界線分寸被維護着，因此一切和諧，而當窮人階級試圖跨越界線時，則必然遭到誅殺和厄運。其他人的生死可以被淡化，即使發生意外也不一定就會喪命，而“逾越者”的死亡，則是必須被重點強調、給予明確的必死無疑。

在全片當中，奉俊昊先暗示性、後明示性地，表達着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剖析着”窮人之所以為窮人“的根源，和韓國階級固化的社會現實。而在電影的結尾，奉俊昊給出了一個十分精彩的升級、一次深水炸彈式的”包袱“，讓影片主題的表達效果更加深刻了。

首先，父親居於地下室，用摩斯電碼和兒子達成了溝通。這一幕顯然對應着此前女傭丈夫用摩斯電碼向社長兒子求救而不得回應的段落。富人與窮人之間是存在鴻溝的，而只有窮人與窮人之間才可以暢通無阻。階級分層的固化，在這裏再一次呈現。

隨後，最精彩的”包袱“來了。兒子寫信，表達了自己要成為富人，買下豪宅，讓父親堂堂正正地走出地下室來到庭院的願望。隨之，鏡頭也來到了那一幕希望感強烈的畫面之中---明亮的光線之中，兒子功成名就，與父親在庭院之中擁抱，曾經屬於社長、而他們只能”竊用“的庭院，屬於了他們自己。這一切似乎成為了現實，成為了下等人周然醒悟而奮發、實現階級躍升的”韓國夢“。

但馬上，一切的”韓國夢“都破滅了。鏡頭再次回到了電影第一個畫面中地下室的窗户，鏡頭也如同第一個畫面一樣地下移，做向下運動，構成對階級下等的暗示，最後落到了一片黑暗中正在寫着“等我努力到那一天”的兒子身上。

這個結尾的鏡頭，明顯地對應着開頭的第一個鏡頭，這種對應性強烈地傳達着一個信息：兒子描繪中的一切，都只是又一次的虛幻，一切都只會像全片的情節那樣，再一次重蹈“虛幻的希望，希望的破滅”的覆轍，而兒子此時的自我認知，也依然是如同開頭那般無二的“窮人階級意識”。

也就是説，在結尾中，奉俊昊先是製造了一個夢幻的未來，讓觀眾信以為真、獲得希望，隨後再破滅這個未來，告訴大家：兒子此時的奮鬥願望，都只是和開頭他那句“明年我就會考上這個學校，成為真正的大學生”一樣，只是窮人的一時之想，終會化為泡影，而窮人永遠只會自居於窮人，永遠如同電影開頭第一段那樣，沒有任何改變。

可以説，在電影裏，各自階層中人的自我認知、自我意識的固化，讓他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想要改變階級的強烈願望。即使他們運用詭計，試圖進駐豪宅，獲得優質的生活，也只是一種對於上等階級的“物質索取”，是上述那些“被賜予金錢”的特寫鏡頭。他們想要去享受上等階級的東西，而非通過自身的努力而讓自己階級晉升，從而獲得屬於自己的物質條件。

這樣的狀態，也正是片名所揭示的：主人公一家人，並非階級的晉升努力者，而是安於下等階級的現狀，試圖做上等階級的“寄生蟲”。

而另一方面，在電影裏，奉俊昊也沒有如同流俗的韓國電影那樣，去展現上等階級對下等階級的欺壓，從而批判上等階級，將上等階級的打壓，作為下等階級躍升不能的原因。在電影中，上等階級對下等階級的態度是有理有節而和諧共處的——一種建立在“各自階級擁有分寸”之前提上的和諧。電影裏的“相對反派”上等階級，很難被看作“”壓制下等人的惡棍”。社長一家人在界線以裏所釋放的和諧之意，讓他們顯得不夠窮兇極惡，很難被看作是傳統韓國批判現實主義電影裏的那種主觀意識不良的為富不仁者。

在本片的呈現中，富人階級基於自身的階級意識，存在對窮人階級的下意識排斥，但並沒有如其他韓國電影一般的，對於窮人階級的有意欺壓和作威作福。悲劇和衝突的根源，在於“階級的越線”導致的“下意識”反應。女傭丈夫因為越線交流被無視而殺人，社長因為被越線而排斥，進而引導出窮人階級父親的暴起。

顯然，富人不是窮人階級的加害者，反而也是某種程度的受害者。電影里社長死亡，小兒子也死於非命。奉俊昊的矛頭，指向的不是某一階級，而是導致各階級產生固化自我意識的社會現實本身。

在奉俊昊的眼裏，上等階級和下等階級，各自都擁有着基於各自階級的自我認知固化。他們身處於各自的階級意識中，和諧相處，但不能逾越階級差異形成的分寸界線。他們都是“壞人”，但又都不是“壞人”。

雖然如上所述，在後半段的“水淹地下室”和互相搏殺的高潮段落中，奉俊昊為了強化主題，未免有些用力過猛、火候失當的嫌疑，導致影片的表達似乎變得有些粗糙直給，但豐富的前後對應、多樣性的表達，都可以看出奉俊昊對於表現手法的匠心。而從主題上看，看到上述現象的奉俊昊，又一次地讓自己的視野站在了普遍的韓國導演之上，排除了憤怒的主觀，而試圖去擁有理性的客觀。

有些自媒體，認為本片高度的概念化，人物失去了行為的內在動機和合理性從而變得工具化。固然，人物的概念化、立意的先行化是存在的。但是，本片並非一部非常現實主義走向的作品，而更像是一則喻示性豐富的當代寓言。

奉俊昊以人物的內心剖析和社會現實的展現為核心構建影片，人物的表層行為並非基於“日常現實層面的合理”，而是基於”電影內人物心理和自我認知表現的指向，幷包含強烈喻示性的信息“的考量，來進行安排。同時，諸如從客觀現實邏輯出發的bug點，如“有了錢為什麼還住地下室”等問題，也顯然並不符合電影內表達系統的語境——這一行為是影片內人物自我意識的表現，而不作用於電影外現實之日常角度。因此，從客觀的日常現實角度出發，以其邏輯來對照電影內情節和人物的行為，是脱離了電影表達系統和語境的一種“文不對題”。

電影的鑑賞，還是要根據電影本身的系統、而非觀者的視角出發。否則，按照日常現實的邏輯評判，恐怕《白日美人》、《八部半》、《狂人皮耶羅》裏的主角，其行為全都是成為”不合理、不合邏輯“的”巨大缺陷“了。在寓言的形式之下，《寄生蟲》所呈現的“無主觀惡意的全員惡人”，對接了對於釀成如此現狀的韓國社會的批判，達成了現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