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抱弘｜網絡信息時代如何抵禦集體非理性的擴散？_風聞

孫抱弘｜上海社會科學院國民精神與素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5期，原標題為《個體—羣體心序與文明的演進》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孫抱弘教授

在晚年的著述中，費孝通一方面通過展望未來，勸導青年們要有一個21世紀的腦筋；另一方面通過反思歷史上的社會大變革，首次提出人類心態秩序的問題。就人的素質而言，這兩者關聯互動、相輔相成，更對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演進有着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更應深入思考與探究。在這裏，腦筋當指心智或思維水平，心態秩序（以下簡稱心序）則是本文要展開討論的問題。

探討人的心序，應當注意人性特質、時代特徵與系統性、過程性的建構特點。首先，人的心序與人性特質緊密關聯，人的心序變化明顯受到人性演進與發展的制約。其次，在網絡信息時代，個體的心序往往受到羣體心序的裹挾，以致迷失自我。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當特別關注非理性羣體心序的擴散，抵制民粹羣氓，培育民主羣英，重建世界秩序。再次，個體的心序是人類成熟理性心序的基礎。成熟理性心序的建構是一個過程，是系統中各要素的良性互動、耦合的漸進過程。逐步認識、自覺把握系統各要素的內涵以及可能的相互關聯，應是我們建構新時代個體與羣體心序的關鍵。唯有在系統各要素不斷優化、良性互動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擺脱地域性族羣生存文明，建設地球生物圈人類共生文明，走出叢林，擺脱危機，永續和平。

伴隨着一次次的工業革命，人類心序的調整演進也是一個不斷告別舊文明、建設新文明的過程，當人類從舊文明的桎梏中走出之時，一個更符合人性需求的新文明就將展現在我們面前。

心序、人性與文明的演進

**何謂心序？筆者以為應是指人的內心秩序，也就是人的內心需求的秩序或輕重順序。**這個需求可從內外兩個方面來理解：

**一方面，從內部變化來看，心序與人性的發展緊密相連。**梳理各種關於人性分析的研究，從人是具有“思維—反思”能力的高級動物這一基本點出發，人性就是人的理性，不過這種理性是分層次的，大致可分為：生存理性、生活理性、存在理性。人的生存理性是低層次的人性，在相當程度上趨向人的本能和動物性。生活理性關注和要解決的是人際關係、日常倫理和對一定生活質量的追求，這是人的一種工具性、功利性的需求，傾向於對物質文明的崇尚。存在理性則是人對人文價值與精神生活的崇尚，傾向於對精神文明的追求。

**另一方面，從外在制約來看，人的理性的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變遷、文明的演進有着明顯的同步性關係。**也就是説，人的內心需求的秩序在不同的社會與文明發展的背景下，往往有着不同的秩序，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的行為取向，乃至人的認知傾向。

人的內心需求的秩序、社會的發展與人類的發展走向是一個系統結構的多個側面，關聯互動、相嵌共進，特別是隨着現代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勃興更為明顯。在前現代社會，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人與人、族羣與族羣之間常常處於野蠻的叢林狀態，大多數人的心序往往處於最低的物性水平。進入現代社會，人類物質生活的需求得到了相當的滿足，人的理性層次得到提升。人類藉助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可以通過合法合理的途徑來實現自己的需求，成熟理性的心序成為人類生活常態。當然，這些理性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追求，以致使人過度地耽迷於物性，阻隔干擾着人的理性的進一步提升。在後工業社會里，人類本當使功利理性與人文理性均衡發展以應對現代化生態危機，在“美美與共”等同理心的基礎上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奈何新文明建設阻力重重：舊文明—地域性生存競爭文明的既得利益者們，為了維護以往用各種殖民手段獲取的利益，常舉人文價值之旗，行功利價值之實。

個體—羣體心序與世界變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個體的心態往往會受到羣體心態的裹挾而扭曲變形。**當下，我們身處高度互聯互通的社交媒體之中，一些思維方式簡單、知識結構單一和易情緒化的個體，更易受影響和蠱惑。羣體心態的失序與有序有其特定的原因與不同面相：

**第一，警惕羣體自戀，告別地域性利益競爭的舊文明。**歐洲社會心理學家塞奇·莫斯科維奇指出，和個體一樣，由於過度的功利理性的追逐，往往使個體—羣體十分自戀，進而自大、自私，於是“返祖”現象出現，像動物一樣劃定領地範圍、組織小圈子維護私利等。不少歷史學家的研究指出，一戰之所以發生，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一些大國的利益集團想擴大自身的勢力範圍，由一幫政客和野心家挑動發起的。也有觀點認為，當今的大變局具有與一戰相近的背景：西方有的霸權國家的政客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利用現代媒體助推族羣、種族走向自戀、自大，煽動民粹羣氓，挑動地域性利益的惡性競爭。而伴隨着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正如羣體心理學家研究指出，也有部分民眾正從自卑走向自得，進而自戀、自大，這是不成熟、不理性的表現，更不是一個有擔當的大國國民應有的心序。

**第二，倡導羣體自省，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地球生物圈共生新文明建設。**自從20世紀末羅馬俱樂部的報告相繼發表以來，地球的生態問題已引起人類的高度關注，面對全球性的天災人禍，各族羣應反思深省、共同分擔治理之責，人類必須告別以往自私自利的惡性競爭，才可能避免全球生態災難。我國已積極行動，建設“綠水青山”，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近年來歐美的政治家們也提出了共建“地球生物圈”的同理心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同理心文明的建設都是基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美美與共”“人同此心”的理性心態，體現了最根本的人文關懷，是人類攜手共生共建，永葆和平，共享美好生活的思想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人類個體—羣體的心序終將實現從無序到有序的重新建構。

心序的系統性建構

個體之所以為羣體所裹挾，除了人依戀羣體的本能之外，在很大程度還是由於個體心智開發不足，未能形成成熟理性的心序。因此，應不斷開發個體的心智，逐步培育成熟理性的個體心序。但這個過程不宜過度理想化，現階段對於廣大民眾而言，關鍵在於理性培育、社會發展與文明演進的同步性，這應是功利理性（第二層次）與人文理性（第三層次）均衡發展的理性。當然，人的理性的提升是一個系統性的建構過程，需要系統各要素整合、關聯互動。筆者僅就此係統的幾個核心要素略作闡釋：

**第一，決定、制約着人的心序的理性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系統結構要素中最核心的無疑是人的“思維—反思”能力。**這種能力除了最基本的概括、歸納、演繹等邏輯思維外，主要是思維方式的演進發展。伴隨着科技進步、社會發展、文明演進，人的思維方式從簡單趨於複雜，從因果走向關聯互動。由於走出了簡單的線性因果思維方式，我們看到了事物多側面的關聯性；也由於擺脱了二元對立思維，我們才有可能走出極端、超越兩難，從而在面對複雜的事物和局面時，顯現思維的張力，在確定性中看到不確定性，在不確定性中探尋確定性。這正是費孝通所説的21世紀的“腦筋”和現代社會的“心序”的人性基礎，也是我們構建新時代新文明所必備的成熟理性。

**第二，文化基因是成熟理性的又一核心要素。**文化基因主要指文化傳承，走出極端的思維方式，將有助於我們對文化傳承問題的理解與把握。為了順應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也為了同步建構人的成熟的理性與健康的現代心序，我們應對文化傳承問題持一種批判的精神，既不全盤接受，也不全盤否定，而是基於新時代的發展立場，對文化（含生活方式）進行盤點與梳理，在科學審慎的探討中揚棄與轉型。這樣的工作迄今似乎並不系統，甚或時有偏頗。比如，在傳統文化的傳承上，傳統廟堂文化中的清官文化、皇權文化還不時被過度褒揚；江湖文化中的痞子文化、流氓文化遺毒於今的危害欠缺深入的解析；書院文化的精髓與意義也欠缺真正的探討；紅色文化精神內涵的開掘還不夠深入，所謂的傳承經常流於形式。至於對外來文化，我們很多時候還處於急功近利的非理性之中，更因極端思維的作祟，常常搖擺於全盤肯定與全盤否定之中。所以，靜心反思文化傳承中的各種問題，進行科學的總結與前瞻，或許會大大有益於成熟理性和功利—人文價值追求的均衡之心序的生成。

**第三，文化的傳承與成熟理性系統建構的另一要素“集體記憶”有着極大的關聯。**顧名思義，“集體記憶”主要就是對人類方方面面的知識，特別是人文、社會、歷史諸多事實、觀念的羣體性認知、認同和傳播。一般來説，普通民眾的集體記憶主要來自所學的書目和各類傳媒，以及各種普及讀物。因此，信息的傳授、傳播更應真實而準確，但凡因信息不全、資料不足而傳授、傳播的內容，在被證“偽”“錯”的情況下，應予以充分説明。以這種科學態度形塑“集體記憶”的過程，其實也是成熟理性與健康心序的培育過程，更是社會進步、文明演進的過程。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構的“集體記憶”，自然會成為成熟理性的結構要素和核心支柱。

**第四，制度作為上述系統結構的又一核心要素，其對於人的理性與心序的決定性影響力，需要重點加以強調。**制度的設計安排，需要注重長時段設計與短時段安排的有機結合，注重人文關懷與經濟效益的均衡兼顧。傳統制度設計安排是為了社會的管理或治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內在要求從社會管理轉型為社會服務。比如，通過從牧民式管理到服務式治理的過渡，真正將管理變成服務，讓“主人”與“僕人”各就其位。而這一系列的“過渡”“就位”都需要制度設計和政策創新。制度設計、政策創新的過程，內含於國民由被教育者成長為自我教育者、由被管理者成長為管理者的進程中，伴隨着個體和羣體理性的自我提升，並得以與社會的發展、文明的演進趨於同步。

歷史發展到今天，對於古老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何以轉變思維方式，形塑集體記憶，傳承優秀的文化遺產，實現制度創新，造就面向未來的腦筋與心序，無論是個體還是羣體，都必須儘早、盡好地拿出自己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