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曉珊 | 高考時在考場睡着的農村娃，怎樣從底層“逆襲”？_風聞

編者按

最近，各省2022年高考成績陸續出爐，奮力拼搏後的廣大學子，對於所獲的結果是否滿意，冷暖自知。在當下的中國，高考是決定人生道路的關鍵環節，甚而被認為是打破階層固化的重要渠道。儘管如此，我們不必為一時的成績過於歡喜或沮喪，影響人生旅途的條件還有很多。本文作者以“自我民族誌”的方式，剖析了從農家子弟成長為高校教師的生命境遇。既展示了自身在高考失利後對命運的探索，也坦陳了獲取成就的人生動機、職業抱負以及知識的無力感等內在心理，十分形象地展現了21世紀初中國社會底層子弟流動和跨越階層的歷程。

高考時在考場睡着的農村娃，怎樣從底層“逆襲”？

林曉珊 | 浙江師範大學法政學院社會工作系教授，副院長

本文轉載於《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原標題為《境遇與體驗：一個階層旅行者的自我民族誌》

為閲讀方便，有刪節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一、底層子弟的階層旅行何以可能

有關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是流動還是固化的討論，近些年來已經從學術爭鳴蔓延到街頭巷尾，成為一個能夠產生強烈社會反響的公共話題。“階層固化”雖然是一種“老調”，但每彈一次總能在網絡上引發各個階層尤其是底層羣體的集體焦慮。儘管有學者認為，“階層固化”並非是一個經過反覆論證產生的嚴格的學術概念，而可能是一種被輿論放大的風險，但是，我們卻不能忽略這一風險所折射出的社會問題:對階層固化感到集體焦慮的背後，是人們對當前社會向上流動機制的普遍擔憂和不滿。

按照現代社會學的一般理論假設，在現代化程度越高的社會中，階層流動的開放性就越強，人們通過自身後天努力獲得地位晉升的可能性越大。而如果在一個看似現代化的社會中，人們的階層流動依然主要取決於家庭背景等先賦性因素，那麼這可以稱得上是這個社會中最突出的不平等。中國正在逐步邁向一個現代化的強國，有着非常廣闊的社會流動空間和向上流動的機會。然而，不能忽視的一點是，中國社會在當前也面臨着階層流動機會不平等的侵蝕。網絡上瀰漫着各種“拼爹”“富二代”“官二代”和“讀書無用論”等論調，個人努力拼搏的夢想很容易被現實擊得粉碎，什麼樣的人能夠獲得更好的社會資源和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多地取決於家庭背景等先賦性因素。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中，“寒門能否出貴子”成為一個備受現代社會拷問的問題。“寒門”即意味着貧寒的家庭出身，而家庭出身反映的正是一個人甫一出世即面臨的無法輕易改變的、結構化的生活環境和家庭背景。家庭背景一般包括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這些資本通常又是通過父母親職業地位、父母親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成分和家族社會網絡等變量來測量。不同於社會中上階層，農村底層家庭在這些資本存量上的匱乏，使底層子弟向上階層流動之路顯得更為艱辛。所幸的是，雖然艱辛困苦，但底層子弟在當代中國社會中並非毫無出路，教育作為實現代際社會流動的一條重要渠道，依然在發揮着重要作用。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就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趨勢而言，中國社會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分層固化的可能。通過教育而獲得自我提升的社會流動空間是一直敞開的”，每年仍然有不少的農村底層家庭的子弟通過教育上的高學業成就而改變自身和家庭的命運。實證研究也發現，我國代際間的總流動率在過去40年是持續上升的。

**那麼，對於那些取得高學業成就的底層農家子弟來説，他們是如何突破家庭背景的侷限，最終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的呢?**借鑑國內外的一些學術研究，本文將那些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跨越的人稱為“階層旅行者”(class traveller)。**階層旅行這個概念，有着非常豐富的內涵，它將階層地位的流動過程視為一場旅行，這不僅意味着一個“個體從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躍升至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是一場漫長的教育與文化之旅”，而且還藴含着個體在階層旅行中所經歷的不同境遇和情感體****驗，這些是考察階層流動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往關於代際階層流動的考察，一般是基於大規模問卷調查數據的量化統計分析，其意義和貢獻自然不可忽略。不過，恰如一些批評者指出的，“數字既是雄辯的，有時也是蒼白的”，數據背後遮蔽了很多社會事實，忽略了對問題的結構情境和歷史背景的研究。階層旅行的概念，有助於我們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內，將個體複雜的情感體驗和生命故事完整地呈現出來。尤其農村出身的底層子弟，其情感結構具有隨時空發生轉換的情境性，數據很難捕捉其內在的情感體驗，只有局內人才能知曉其在階層流動過程中的境遇與體驗。此外，階層旅行不同於階層流動的地方在於，它把代際社會流動看作是一個未竟的過程，而不是某個時間節點上的固定狀態或一帆風順、直線式的上升，人們在階層旅行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情境中，會有不同的主觀階層認同，甚至階層流動也有不同的起落。從這一點來説，階層旅行是一個更適合用來描述通過漫長的教育過程而實現階層跨越的高學業成就者的分析性概念。因此，本文嘗試通過自我民族誌的方式，來探討社會結構變遷背景下個體從“草根”走進“象牙塔”的心路歷程，以更豐富的情感體驗和生命故事來彌補宏大敍述的缺失。

二、自我民族誌的探索

作為一種探討研究者自我生活經驗的自傳式個人敍事，自我民族誌的寫作傳統允許研究者用第一人稱進行敍事，因此，接下來文中出現的“我”，既是作為研究者的“我”，也是作為研究對象的“我”。這裏“我”的敍事，既不是故意對讀者的冒犯，也不是對敍事客觀性的迴避，而是包含了研究者的自我意識和批判性反思。我相信只有我自己才能寫出最真實的“我”的故事，而且我自己的故事就是無數同我一樣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跨越的旅行者們的一個縮影。

我是一個出生於改革開放初期的底層農家子弟，在我的階層旅行軌跡中，曾往返於農村和城市之間，既有農村生活、讀書與工作的經歷，也有在大、中、小城市求學、生活與工作的切身體會，而從高中到大學，從碩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從博士後研究經歷再到海外訪學經歷，還有從農村中學歷史老師到大學“雙肩挑”教授的職業身份轉變，更讓我嚐遍了“高學業成就”背後的辛酸與喜悦。但直到現在，我絕大多數的親人仍然生活在並不富裕的山區農村，我與生我養我的農村老家仍然有着難以割捨的情感聯繫。從這些方面來看，“我”的階層流動經歷和情感體驗在本研究中也就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

當然，自我民族誌並不僅僅是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是帶有學術追求的自我敍事和自我重構，重視對讀者的召喚與交流，它力圖“通過自我敍事，來開放邀請，鼓勵讀者來思考、對話那些影響和框定人們日常生活與生命事件的文化模式與社會結構，並通過對話來展示人們如何可能逾越這些限制人行動與日常生活的文化與社會結構”。再加上我的專業背景，這裏的自我民族誌更多的是一份對自己教育經歷的社會學內省和對當下階層流動狀況的反思。

三、家庭的突圍:

底層農家子弟的境遇與轉折

家庭是建立在血緣和姻親關係的基礎上，由特定的親屬成員共同組成的生活和利益共同體，是人類社會中一種滲透着情感和傳統的基本制度。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説，一方面，家庭是一個慰藉、安適、愛和情感支持的重要來源，而另一方面，家庭也可能是“一個剝削、孤寂和極度不平等的淵藪”。也就是説，家庭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分層和區隔機制，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所能獲得的資源和機會，塑造着我們的命運，成為社會階層再生產的最重要場域。如在教育機會獲得、代際階層流動、職業獲得與收入不平等等許多實證研究中，家庭出身始終是最重要的變量之一。甚至有學者直指“家庭是社會不平等的罪魁禍首”，或者説，“家庭是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機制”。

1.“農家”孩子：一種階層烙印

對農家底層子弟來説，家庭作為不平等的機制是我們在人生初始階段無法擺脱的枷鎖，“農村”的家庭背景始終是我們在階層旅行過程中要揹負的行囊。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家庭背景包含着家庭出身的城鄉差異。出身於農村家庭，尤其是偏僻的山區農村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決定了我們能夠獲得什麼樣的教育資源、接受什麼質量的基礎教育，這也註定了我們所習得的文化資本與城市裏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別，它成為塑造我們階層身份的第一個標籤，即我們是“農家的孩子”。

我的老家雖然是東南沿海的山區農村，但在20世紀80—90年代，並沒有給我的童年求學留下多少現代化的印記。我就讀的小學在當地歷史上還是很有名氣的一座書院。在我讀小學二年級和四年級的時候，因為教學樓出現危房，我們沒有教室可用，不得不搬到附近租借的幽暗的、擁擠的民房中去上課。那時一放學，便和同伴們撒歡似的往山上跑，玩得昏天地暗，課業則基本上拋諸腦後了，不可能有機會像今天的小學生們一樣去上各種輔導班或興趣班。我們的啓蒙老師，基本上都是民辦教師，上課的時候普通話摻雜着本地話。這種語言環境帶來的後果是，到現在我依然無法區分捲舌和平舌、前鼻音和後鼻音，只要我一開口説話，就無法掩藏那一口濃郁的鄉土口音，蹩腳的普通話暴露了我的階層出身。在後來我自己當大學老師時，只要看到學生皺眉，我就猜測他們可能是聽不懂我説的普通話，我只能尷尬地自嘲，“不好意思啊，我來自南方的偏遠山區，沒有接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拼音沒學好”。是的，我出生在福建仙遊、莆田和永泰三地交界的一個被羣山和丘陵環繞着的農村。我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成語就是“開門見山”，因為用它來形容我的生活環境再形象不過了。從我家裏到村裏學校，要經過彎曲山路和田間小道，步行半個小時左右。自小學五年級開始，我便在學校寄宿，通常是週末回家帶上一週的米和菜，每週生活費2~5元；從村裏到鎮上，要顛簸半個小時以上的車程，有時候等候公共汽車還要花去半天時間；從鎮上再到縣城，要坐上一個半小時以上的車程，繞過山路十八彎的“何嶺”，才能算是“下山進城”。縣城很小，但當時對我來説，無異於一個繁華的大世界了。在縣城讀高中時，經常有同學嘲笑我們幾個從“山上”下來讀書的人為“山頂人”——就像當年來自法國西南偏遠外省的布迪厄被巴黎的同輩人看作是“鄉下人”一樣，“山頂人”這種略帶輕蔑的稱呼，讓我感到很不自在。走出大山，是我從小的一個理想。

2.走出大山：“理想”與“懂事”

到縣城讀高中是我階層旅行的第一個轉折點。假如沒有讀高中，我可能像很多我的少年同伴一樣，初中就輟學打工或者去讀職業學校了，或者一輩子就在深山老林裏面養豬放羊、砍柴種地，人生軌跡將會完全不一樣。坦白説，在老家念初中時我的學業成績很一般，根本沒有人料到我後來會去讀博士。記得當時，我有個鄰居初中畢業後去廈門打工，不僅帶回了當時很稀奇的磁帶錄音機，經常在門口播放着流行音樂，而且還帶了一個女朋友回家過年，羨殺很多同齡人。那時我還較小，我曾很驕傲地跟家人説，“長大後我也要到廈門去打工賺錢”。儘管這一想法後來一直被家人罵沒出息，但我之所以有這樣的“理想”，是因為當時已深切感受到讀書給父母帶來的經濟負擔，所以想早點賺錢養家，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嘛。我讀初二的時候，姐姐在隔壁縣城讀高中，當時父母在老家種植香菇，雖然有一定的收入來源，但要供兩個孩子讀書，家庭經濟依然是非常拮据乃至入不敷出。至今仍讓我難以磨滅的一個記憶是，有一個學期的開學前，家裏沒錢給我繳納學雜費，母親領着我來到一個親戚家裏借錢，我蹲在門口用一種迷茫的眼神看着母親和親戚交談，貧窮帶來的羞恥感給我年少的心靈沉重一擊，我心裏從此暗暗埋下了一顆“將來一定要有出息”的種子。而要有出息，就必須闖出大山。山裏人“靠山吃山”，我對大山雖有着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但走出大山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強烈。

到了縣城讀高中之後，人一下子彷彿變得“懂事”多了，不僅學業成績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家庭責任感也開始與日俱增，寒暑假在家裏總是不停地幫家裏幹農活，包括到山裏砍毛竹和木頭出去賣錢以補貼家用。所謂“懂事”，有學者認為是社會底層家庭常見的教育期待，也是孩子們的一種自然應對，包括愛、理解、疼惜、自立和回饋等多重意涵。在我看來，“懂事”還包含着一種“階層自覺”的內涵，它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領悟到的自身家庭的侷限性，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境遇，因而能夠感受和體諒父母的艱辛和不易，不會再像小孩子一樣向父母吵鬧和索要錢物。比如説，我知道我的家庭經濟能力有限，所以我不會跟城裏的同學進行消費攀比;我知道城裏的同學經常參加補習班和興趣班，而我沒有機會，只能自己拼命學習，高中三年我的學習成績基本上都是名列班級前茅;城裏的同學每天放學了都回家吃飯睡覺，但我只能吃食堂、住集體宿舍，因為營養和宿舍環境的問題，我在高二時神經衰弱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從不敢向父母訴説。因此，與其説“懂事”是家庭的教育期待，不如説是一種階層意識和思維方式的社會化過程，它撫平了我在青春期的煩躁與叛逆，在讓我能夠坦然面對生活窘境的同時，也孕育着抗拒和超越的力量，“改變命運”成為下一階段階層旅行的關鍵詞。

3.難以改變的命運：考大學與當老師

如果説“懂事”描述的是一種馴服和自覺的少年心態，那麼“改變命運”則是人生進入青年時期那種滿懷激情的行動目標。我深切地意識到，在高中階段，除了學習成績好一點，跟我的城裏同學相比，我沒有任何優越感。當時填報考志願時，我信誓旦旦跟家裏人説，非重點高校我不去讀。

然而，造化弄人，高考我卻考砸了。原來最喜歡和學得最好的歷史科目，在高考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居然在考場裏睡着了。雖然數學考了全縣第三名，但綜合分還差幾分才到本科線。那是1998年，高校還沒擴招。我本來想着一定要去復讀一年，圓一個重點大學夢，而考慮到家庭的經濟條件之後，最終還是去福建師大福清分校上了師範專科，畢業了就能包分配工作。儘管我很不情願，但對父母來説，只要考上了大學就是一種榮光，尤其是我和我的姐姐都在同一所大學，這在我們村裏還是僅有的。我記得我爺爺當時很激動地帶我去辦理户口遷移和糧食關係的手續。的確，户口遷移在那時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它意味着我從此跳出了農門，應該説就是命運改變的開始，這也是我階層旅行中的第二個轉折點。

在大學期間，我算是那種很活躍的學生，擔任過很多學生幹部職務，還是一個校園刊物的主編，也獲得了許多的獎狀。原以為自己變得足夠優秀的話就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然而，一畢業，我就被打回原形。因為原籍是農村，畢業了只能被分配回農村中學教書，儘管我的學習積分排在班級前列。但一些積分比我少的同學，因為原籍是城市，就分配回到了城市中學。在“階層固化”上，城鄉差異所造成的分野可能比家庭背景更為突出，我和城裏同學的工資、福利和工作環境的差距都顯著地表現出來。

記得我第一天到中學報到的時候，我們同時進來的七八位新教師的宿舍被安排在馬路邊同一間兩個籃球場大的破舊廠房裏，隔壁住的就是工人們。那種失落的心情旁人無法體會，我真的為此偷偷掉過眼淚，感慨命運捉弄，我拼命要跳出的農村，卻又把我生生地拽了回來。在當時的農村，“中學老師”美其名曰體制內的工作，但在身邊的親戚和羣眾看來，其實並不是一份有多體面的職業，收入低(那時到手的工資只有600多，還被拖欠了半年多)，自己花都不夠，更不用説接濟家裏，還沒有房子，娶媳婦都很難。即使考上了大學、參加了工作，我也沒能改變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我的階層旅行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4.希望所在：高學業成就的獲取

在一個文憑貶值的時代，大專畢業根本就算不上高學歷。我也曾付出極大心血蔘加過本科自學考試(直至畢業論文答辯)，但在很多人心中一樣不是什麼高大上的學歷，甚至在現在的精英學術圈中，這是一種比農村出身更容易被鄙夷的學歷出身，因而不能寄希望於它來改變階層地位。假如接受命運的安排，我也可能在中學安安穩穩地度過平凡的一生。實話説，回憶起在中學當老師的兩年時光，應該也是我最快樂的日子，沒有工作壓力，每天傍晚，我和阿苗，一個非常要好的同事，就騎着摩托車，把學校周邊的山路都轉了個遍。那裏雖然經濟不發達，風景卻非常優美。但沒有奔頭的工作環境，留不住我的心，更何況每一個人都有向上流動的渴望，我始終還是想要走出大山。

當時，我們有一些同事，通過一些方法，調動到縣城的中學去。而以我的家境背景，既沒有關係網絡，也沒有經濟資本，工作根本調不動。給我最大的觸動是，一個同事考上研究生後調走了。對出身底層家庭的我來説，似乎也只有靠自身努力去考研，才是走出大山的捷徑。當然，我也慢慢發現，以我的個性和興趣，也是比較適合讀書做研究的。從那以後，我勤奮和專注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由於擔心在宿舍被吵，我找了學生食堂旁邊一個廢舊的柴火房，把自己關在裏面，沒日沒夜地複習考研。2003年春，“非典”肆虐，我被通知不用去福州參加考研面試的環節，而後順利考上了福建師範大學的研究生。這應該是我階層旅行中最具決定性的一個轉折點，它在我山窮水盡之時，打通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一開始，由於生活的窘迫，我也在外面兼職授課，月收入比當農村中學老師多了幾倍，經濟上的壓力慢慢得到了紓解，終於可以不用依賴父母養活。不過，我並沒有迷戀於兼職賺錢。如果説人有一個脱胎換骨的過程，那麼我讀碩士研究生的三年就是這樣一個脱胎換骨的過程。以前我喜歡讀閒書和文學歷史作品，但這時我已然深深愛上了社會學這個專業，迷戀於閲讀一些學術著作，開始嘗試給報社寫評論(猶記得第一次拿到報社稿費時我多麼興奮不已)，也開始寫專業學術論文。有幾篇論文僥倖發表在了《青年研究》和《中國青年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儘管這些文章現在看起來很幼稚，但對當時還是碩士研究生的我來説是一個莫大的激勵。從此以後，我真正開始審視自己的人生道路，開始堅信自己是塊“讀書的料”，我的學術生涯也從這時啓航。起點雖然不高，但我樂此不疲地讀書寫作，我相信“天道酬勤”，也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然後，考博順其自然成為一個目標，也很幸運的是，我順利考上了中山大學的博士，在階層旅行中又經歷了一個關鍵轉折點。凡有讀博經歷的人都知道，這更加是一番磨礪心智的艱苦歲月。如果説讀碩士研究生讓我學會了專業化的思考，那麼讀博之後，才讓我真正有信心開始攀登學術之梯，將學術研究作為人生的志趣。我理解的“高學業成就”，正是這樣一種有過較為嚴苛學術訓練的經歷，而非只是以文憑為象徵的制度化文化資本。**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我意識到了階層旅行並非僅僅是通過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的累積而實現向上流動，也可以是通過文化資本上的積澱讓其獲得精神上的昇華和文化上的超脱。**至此，我對階層旅行有了更多的期待，就像户外旅行一樣，我在意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欣賞沿途的風景。

5.回到“象牙塔”：中產的生活與境遇

當時我以為考上了研究生，未來就會有無數個更好的選擇，但被歲月磨平了稜角之後，最終還是隻有一個選擇，就是回學校當老師，這就是宿命吧。不過，比起中學老師，在“象牙塔”中當一個大學老師，既能教書育人又能按自己的興趣做學術研究，更符合我的職業期待。只是，人才市場的競爭是非常現實和殘酷的，尤其是在近10多年的高校中，並不是拿了個國內名校的博士學位之後就能找個好工作。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海龜”比“土鱉”更有優勢，像我這樣沒有顯赫教育履歷和海外經歷的本土博士，知識結構和研究視野都有較大的缺陷，很難進入精英大學。進入而立之年的我，最後選擇在一所位於中等城市的省屬重點高校安了家，生了娃，買了車，分了房，評上了職稱，生活日趨安穩起來。

按照社會學對職業階層的定義，一個大學老師，應當屬於城市中產行列了。而表面光鮮的背後，實際上卻隱藏着一顆疲憊的心，“青椒”們所經歷的焦慮和困惑我也都經歷過，教學、科研和行政上的一些壓力令我疲憊不堪。母親常常憐惜地問我，你們大學老師怎麼比我們農民幹活都累?事實上，“象牙塔”裏面的生活並非想象中的自由、純淨和輕鬆。副教授分三級，教授分四級，只要你不甘心當一個末流的學者，那麼學術之路就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攀爬階梯。為了彌補自己在知識結構和研究視野上的缺陷，我先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訪學一年。這些經歷，並不意味着階層位置的變化，但它們讓我在階層旅行上有了更多的收穫和體驗。

就像斯賓格勒所説的，“願意的人，命運領着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着走”，我不願做一個被命運拖着走的人，因此在每一個人生路口，我總覺得需要不斷朝前走，才會發現更美的風光。用社會客觀標準來評判的話，我的確通過學業成就實現了階層地位的跨越，從一個“草根”成長為一個專業知識分子，獲得了一份有尊嚴的職業，使家庭經濟生活等方面擺脱了窘境，過上了比較安穩的中產生活。需要説明的是，這不是對現狀的沾沾自喜或自滿，我想要表達的是一個個案所彰顯的社會學意義：對一個底層農家子弟來説，教育依然是實現階層流動的一個重要機制，通過自身努力，還是有機會一步步突破家庭的侷限性，來獲取高學業成就，進而改變家庭經濟社會地位。雖然我的個案不具備代表性的意義，但我和許多農村80後青年有着類似的生活境遇和教育經歷，我鮮活的生命故事應該可以喚起一些人的情感共鳴。

四、“出人頭地”：

底層農家子弟的激情與體驗

影響人們階層流動的因素除了家庭背景之外，還有一些外在的社會因素和內在的心理因素。“威斯康星模型”就是在“布勞-鄧肯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智力”“學業成績”“重要他人”以及“職業抱負水平”和“教育抱負水平”等變量，使模型的解釋力更強。其中，“重要他人”就是一種家庭之外的社會因素，通俗地説，就是一個人命中出現的“貴人”。他們常常在一個人的階層旅行中起到重大的促進作用，這種力量既包括精神上的鼓勵和感召，也包括言行中的垂範和指導，甚至包括物質上的幫助和外在資源的鏈接。

我很慶幸，在每一個人生階段，都能遇到一些“重要他人”，如碩導、博導、博士後導師和海外訪學的合作導師，他們沒有嫌棄我的愚鈍和出身，他們的提攜、教誨和引導讓我彌補並積澱了家庭所不能給予的文化資本和人生經驗。當然，“重要他人”還包括一些在重要時刻提供幫助的親戚、同學、師友和學界同仁，不過，為了避免把自我民族誌寫成論文後記或致謝，我打算把這份感激放在心裏，接下來重點從個體的角度討論人生目標、教育期望、成就動機、職業抱負以及知識的無力感等內在的心理因素和情感結構對階層旅行的影響。其實，“重要他人”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也都轉換成了一種心理上的激勵作用，提升了我們的抱負水平，成為我們激情和夢想的一部分。

1.目標導向性：“出人頭地”的渴望

王寧在探討低階層家庭子女是否還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一問題中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認為，階層能動性是階層文化的體現，低階層子女也具有階層能動性，他們可以通過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充分利用公共資源等外生資源，以克服階層背景的物質資源劣勢，從而實現向上流動，這種能動性發揮的根源之一，在於他們的行動具有了更遠大的目標導向性。回想我個人的成長經歷，可以不用掩飾的獨白是，在我內心確實充滿了一股頑強的“拼勁”，直接奔向想要“出人頭地”的目標導向，也就是一種從心底想要掙脱底層困境而獲得體面、尊嚴生活的渴望。小時候，奶奶經常跟我説，“實心打石石成花，實心讀書早做官”，但我從不奢望升官發財，我想要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贏得別人的尊重，讓別人不敢瞧不起、不敢欺負。這一目標也是從家庭背景中孕育出來的。小時候家裏很窮，不過，因為有個勤勞能幹的母親，我和姐姐也不至於缺衣少食，只是沒法像家境殷實的同伴那樣無憂無慮，有時候相比較起來，難免會落得自卑。更重要的是，我父親幼年失怙，母親幼年失恃，在村莊生活中遭遇到的苦難和受人欺負的往事讓我心裏久久不能平靜。記憶中，在無數個田間地頭或桌前灶下，我淚眼迷濛地聽母親一遍遍地講述家庭的歷史，就像我那個時候學的中國近代史一樣，常常讓我感到屈辱。沒有受過家庭“屈辱史”薰陶的人，可能很難理解“出人頭地”的渴望為什麼會這麼強烈地埋藏在我心中。對我來説，母親就是我最早的勵志榜樣，母親講述的家庭故事就是我最早的啓蒙文學，她讓我將“出人頭地”“活成人樣”的目標轉化成我階層旅行中最強勁的驅動力，持續地激發了我的階層能動性。

因此，底層子弟也並不是全然沒有文化資本，只是它不同於中上層的文化資本。有學者歸納了底層所具有的獨特形態的文化資本，包括先賦性動力、道德化思維以及學校化的心性品質，並認為底層子女取得高學業成就的關鍵不在於獲得了中上階層的文化資本，而恰恰是充分利用底層特有的文化資本的結果。的確如此，底層特有的文化資本非常具有感染力，對底層子弟的目標、道德的形塑作用非常強大。小時候我很喜歡看莆仙戲，尤其是莆仙戲傳統劇目《狀元與乞丐》。這部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它的精華就在於它向底層社會宣揚這樣的一種價值理念:讀書可以改變命運，哪怕你被斷定為“乞丐命”，也可以通過考取功名來改變個人和家庭的命運。用社會學的話來説，就是“人並非環境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命運的積極行動者”。隨着年齡稍長，我越發理解劇中“文龍”發憤苦讀的內心世界，其母柳氏在兄嫂欺凌、丈夫遠去他鄉的困境中，依然含辛茹苦地教養他的過程，讓他更加渴望出人頭地、改變現狀。他最終考上了狀元，可以為母親出人頭地。但我的高考考砸了，沒有“狀元命”，不過在我的青春歲月裏最凝重的四個字依然是“出人頭地”。然而，目標導向是有情境性的，小時候的我還沒想明白，怎樣才能做到“出人頭地”，我也沒有能力做到很早就把目標導向清晰地規劃出來並付諸實施。有時候想着“長大後到廈門打工賺錢”;有時候也想着離家出走去少林寺學武功，讓人不敢欺負；更多的時候，還是被“中狀元，着紅袍，帽插宮花好哇，好新鮮哪”的傳統故事所牽引。這種心態，是一種迷茫、倔強而又樸素的底層心態。我漸漸明白，身處底層，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包括讀書而且讀很多的書，才能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

2.期望、成就與抱負

目標導向性不單是個體的一種行動目標，而且也是父母的一種教育期望。已有的實證研究證明了教育期望與家庭背景有關，父母教育程度較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較高。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受過教育或教育程度低的底層父母對子女就沒有高的教育期望。恰恰相反，“底層家庭的父母們容易對其子女報有高期待，並自覺不自覺地向子女傳遞了這種期待”。我的父母就是這樣。他們雖然目不識丁，天天早出晚歸忙着農活，幾乎沒有時間過問我和姐姐的學習情況，既不像精英階層父母為子女確立一種明確的人生目標及規劃路線，也不像現在父母把孩子的作業盯得那麼緊，但內心裏他們比任何人都渴望我們姐弟成材，我們就是他們下半輩子的希望。其實這也是農村父母們普遍的“望子成龍”心態。在他們的教育期望中，包含着一種不用刻意言明的愛和期盼，以及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打罵式教育。我小時候很淘氣，沒少捱過母親的打罵，不過，“打”一塹，長一智，打在手掌心的鞭子都變成了我的求學動力。記得中學寫作文時，最常用到的一個句子是“不辜負父母的期望”。當然，父母也不是隻有打罵，母親就常常在別人面前誇我“懂道理”“能吃苦”，誇我幹活麻利，每次派我到別人家幹活的時候，説我“一個小孩可以頂一個成人的勞力”。隨着慢慢長大“懂事”，父母的這種期望和鼓勵都潛移默化到我的內心中，轉化為我階層旅行中的成就動機。

我的成就動機原本不算高，就是單純地想要“出人頭地”，但是當我發現大學畢業並不能改變我和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時，我給自己立下了更高的追求目標，先是考研，然後是考博，畢業工作後又繼續去做博士後研究，不斷地挑戰自己、超越自己，因此成就動機也不能算低。從心理學上講，一個人的成就動機越高，抱負水平就越高。而抱負水平越高，職業志向越遠大，也就越希望在職業上取得成功。這一點，已經超越了心理學的意義，對像我這樣的底層農家子弟來説，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

首先，職業抱負或志向越遠大，越可以避開底層再生產的複製模式。底層的生活環境很容易讓人隨波逐流，乃至自甘墮落和“破罐子破摔”，要實現階層跨越式的流動，需要個體強大的心理支撐，包括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否則在貧窮現實的殘酷打擊下，很容易自暴自棄，永遠沉沒在底層之中。其次，職業抱負或志向越遠大，越有利於擺脱底層思維模式。正如貧困文化容易導致貧困維續一樣，底層思維模式也容易導致故步自封，而遠大的職業抱負能夠打開一個人的視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問題，用流行的一個詞來説，就是“格局”更大。工作10年來，因資質有限，我的職業抱負水平不敢自詡有多麼遠大，但是捫心自問，還是有較為強烈的事業追求和專業認同，也曾有過滿腔的熱情，想要“兼濟天下”，常常也在思索着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我很清楚一個基本的社會學常識，即職業是考察社會階層的一個重要維度，因此，要想在階層旅行中走得更遠，就需要有更強的成就動機和更大的職業抱負，而且走着走着，就會深切感受到，具有公共情懷的職業抱負，而不是那種“精緻的利己主義”，是一個比個人向上階層流動更有意義的使命。

3.超越知識的無力感

對一個從大山裏走出來的孩子來説，最容易體會到的是那種“知識的無力感”，這已經成為我們情感結構中的重要一部分，哪怕他已經取得了高學業成就。前幾年上海大學一位博士生的春節返鄉筆記在網絡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作者感嘆道：“作為農村大學生，當你回到家鄉的時候，你童年那些夥伴都衣錦還鄉了，而你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你還能做什麼呢?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我也曾有過這樣的無力感、挫敗感和失落感，它既是深切的自責，也是對現實的無奈。跟作者一樣，在老家我也害怕別人問起我的收入，更讓我害怕的是，一些親戚朋友想通過找關係來解決一些私人問題或公共問題的時候，我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其實我非常想要幫忙，比如幫他們的孩子在縣城裏找個更好的學校讀書，或者幫他們介紹一些謀生計的資源，等等，然而，我的關係網絡和社會資本遠沒有他們想象的那麼大，很多時候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所獲取的知識，實在沒法轉化成這樣的生產力；有時候因為自己的忙碌，也很害怕陷入這樣的糾纏之中。有了這些體會之後，我才能夠理解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所描述的明朝思想家李贄為什麼晚年不願返鄉的心情，因為“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顧的決不能僅止於他的家庭。……還一定會陷入無數的邀勸糾纏之中而不可自拔”。鄉土社會的情感聯結猶如一張大網，成為我一生的羈絆，縱然已不在農村工作與生活，也無法選擇逃離，這種不在場的“在場”，讓我更加感到無力，也給我自以為豪的“出人頭地”當頭一棒。

“知識無力感”是我們“鄉愁”的一部分。不過，抒發“鄉愁”很容易，真正去反思和改變“知識無力感”卻很難。在“返鄉體”網絡爆紅之後，也有不少人批判其偏頗和片面之處，認為“返鄉體”寫作，“其實就是城市知識階層關懷天下的優點和不接地氣的毛病在當下的綜合體現”。在我看來，“知識無力感”這個問題已經從一種個人困擾上升到城鄉矛盾、收入差距和階層固化等公共議題的爭鳴之中，我們更需要做的是，超越個體的侷限性，而不是以一種“高學業成就者”的姿勢來審視農村家鄉的弊病。很多問題確實是我們改變不了的，這無須埋怨知識本身。在階層旅行中，知識依然是打通艱難險阻的最重要武器，也是溝通鄉村和城市的心靈橋樑。回到個體層面，讓知識更有力量的辦法是在階層旅行中走得更遠、站得更高，如此才能更有力量地反哺家鄉。

五、結論與討論

家庭背景與教育獲得之間的關聯性已經得到很多經驗研究的證實。大多數的理論假設是，良好的家庭背景有助於教育資源和機會的獲得。但是，底層農家子弟的高學業成就已經挑戰了這一假設，即底層子弟在沒有良好家庭背景的情況下同樣獲得了高學業成就，教育依然是底層子弟實現階層跨越的有效路徑。一項針對中美兩國教授社會流動的比較研究發現，不管是在現代化發展程度高的美國還是在現代化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中國，大學教授的職業流動打破了大部分“地位獲取”模型中家庭背景具有明顯影響的魔咒，表明學術職業是突破社會流動中家庭背景侷限性的一條通道。我很願意看到這樣的結論，它展示了一種良性的社會流動機制，即大學教授是完全可以通過個人努力和勤奮的自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賦性因素)獲得職稱、收入和科研成果等方面的提升，至少我個人的經歷是如此。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該研究結果斷然宣稱“教授的社會流動並無家庭背景的顯著影響”。**一個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原生家庭的影響甚至可能持續一生，因而幾乎沒有人可以逃避家庭背景的影響，只是家庭背景產生影響的時間和機制對每個人來説不一樣。正如本文前面提到量化研究的侷限性時指出，它不能夠從更漫長的生命歷程和情感體驗中去理解家庭背景對教育獲得和階層流動的影響。當一個人已經是個教授的時候，他的社會流動的確更多的是取決於他個人因素，但是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的心性品質、成就動機和抱負水平等影響社會流動的心理因素都深受家庭背景的影響。家庭背景的影響除了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標之外，還有很多底層特有的、不可量化的、無形的文化資本以潛移默化的方式產生影響。就像“物或損之而益”的道理一樣，苦難也是一筆財富，“寒門”家境在很大程度上磨礪和激發了他們的成就動機和抱負水平，成為他們漫長階層旅行中的持久動力。

在中國家庭文化中，農村父母對子女的影響還以很多種方式存在。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成為“老漂族”的父母，一年大半的時間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幫助我們帶孩子、洗衣、買菜、做飯等，為我們的職業晉升提供了大量無償的後勤服務，可以説是我們階層旅途中最有力的支持者，這是家庭支持促進社會流動的積極體現，但經常被人們忽略了。我的階層旅行雖然只是個案，但多維度、長時間段的生命歷程分析卻有助於進一步思考家庭背景究竟如何作用於教育獲得，以及高學業成就如何促進階層跨越式的旅行。

作為伴隨着改革開放歷程而成長起來的80後，我的階層旅行軌跡跟同時代的絕大多數從底層農家走出來的知識青年並沒有多大差別，只是我生命中偶爾激起的一些浪花，讓我有了更多的體驗。我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儘管我們在成長過程中也吃了一些苦頭，但這跟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們所經歷的種種人生苦難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歷史給我們這一代人的階層旅行創造了更好的機遇。

但是，本文以自我民族誌的方式，論述底層子弟依然可以通過教育獲得高學業成就而實現階層跨越式流動，並不意味着現在底層子弟向上流動只有讀書考大學這一通道，也不意味着所有底層子弟向上流動的通道就完全暢通。實際上，在價值觀越來越多元化的今天，人們對“成功”的定義越來越多。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最近10多年來，社會的開放性程度有所下降，代際流動的機會減少，社會階層結構趨於固化和封閉。也就是説，還有很多人在階層旅行的道路上被卡住了。我們可能是幸運的，但決不能忽略的是，還有千千萬萬的底層子弟依然在困境中掙扎。近一二十年的社會環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90後和00後農村底層青年的人生境遇跟80後又有很大的差異。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階層固化”的內涵和風險，特別是需要保障教育的公平性，為底層子弟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和渠道。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底層子弟的命運就是國家未來的命運，讓底層子弟看得見上升的希望，就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希望。

我的階層旅行也遠未結束，但到這裏，可以先暫告一段落了，畢竟它不是為自己立傳。對研究者來説，它是一個冒着學術風險的自我解剖式的揭發過程，它穿梭於理論思考與個體生命歷程的審視之間，而不是在兜售成功學的心靈雞湯。我不知道我從“草根”走向“象牙塔”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喚起讀者的共鳴，但在書寫的過程中，卻一次又一次激盪了我的內心世界。這是一種主觀化的表達，包含了“我”作為一個被研究者的情感體驗和作為一個研究者的專業反省與批判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