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谷之變:沙特國慶日變遷與建國神話的重塑_風聞
中东流浪站-中东流浪站官方账号-陪你一起,走遍最真实的中东!2022-06-24 10:46

半島地區組
作者:蔣志宇
編輯:李志豪
製圖:吳科諺
排版:周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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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7日,沙特國王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頒佈了一項皇家法令,將2月22日指定為沙特阿拉伯王國的法定假日,即“國慶日”。這一天是為了紀念默罕默德·伊本·沙特王子在1727年的2月建立了第一個沙特國家,儘管當時的沙特只是一個以內志地區的德拉伊耶為中心的小國。

● 德拉伊耶地區 來源:moqatel
在該法令推出幾天後,沙特便設計了自己國慶日的logo。

● 沙特國慶日logo 來源:Arabnews
Logo左邊的字樣是建國時間1727年,右邊圖案的中間是一名男子,他舉着被四個符號包圍的橫幅。第一個是椰棗樹,它是沙特歷史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和國民產品的來源;在座右銘中,它意味着慷慨、生命和成長。第二個是阿拉伯馬,象徵着國家的王子和英雄所表現出的騎士精神和勇敢。第三個是獵鷹,在第一個沙特國家時代,獵鷹是部落長老之間的珍貴禮物,是解決爭端時和解的象徵。最後一個符號是市場,表示經濟活動、開放和多樣性。而中間拿着國旗的沙特人則代表了統一與延續,尤其是他手上的沙特國旗意味着延續與傳承。現代的沙特國旗基本延續了沙特1727年國旗的樣式,除了在古蘭經箴言下添加了一把軍刀,並將旗幟顏色改為綠色。

● 沙特國慶日logo的意象 來源:Saudiscoop
原來的沙特國慶日是9月23日,它代表了1932年內志與漢志的合併,在原來的沙特國慶日宣傳海報或logo中,通常會有國旗上著名的古蘭經箴言“除真主外,別無神祇,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但是這一次logo裏的旗幟卻是一片空白,而且沒有一點宗教元素。從設計的簡潔性來看,這無可厚非。但是從政治的角度看,不禁讓人產生一絲困惑。宗教元素被抹去,是否意味着在沙特建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的瓦哈比主義的意義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時間點從1932年被推前至1727年,是否意味着瓦哈比主義的重要性也被國慶日的變動抹去了?因為在1727年,瓦哈比本人還未抵達德拉伊耶酋長國,而1932年,沙特是依靠信奉瓦哈比主義的兄弟會(由沙漠中信奉瓦哈比主義的貝都因人建立的組織,不是穆斯林兄弟會)統一了漢志地區。與此同時,1727年的建國時間給人們一種錯覺,即沙特是一個自1727年以來一直由沙特家族連續統治的國家。事實上這是錯誤的,沙特有第一(1727-1818),第二(1824-1891),第三(1902-1932)三個國家時期以及現代沙特阿拉伯王國(1932-至今),它們並不是連續的。這種錯覺實際上從歷史意義給予沙特家族統治的合法性,而弱化了瓦哈比主義給沙特帶來合法性過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種猜想是有道理的。按照馬克思·韋伯的三種權威理論,以建立德拉伊耶酋長國的穆罕默德·沙特王子的繼承者自居以及以瓦哈比主義提倡的復興伊斯蘭教為己任的沙特王室毫無疑問是傳統型權威。傳統型權威面臨一個宏觀的問題:**這些國家往往在開國的時候締造了一個復興或者解放的神話(沙特就是如此),這一神話賦予國家政權合法性及統治者權力。但是,如果這個神話同時與非國家機構聯繫在一起,那麼它將毫無疑問地削弱這個國家的合法性,創造一個脆弱的國家。同時,權威的分散導致民眾對國家的政治認同下降,進而削弱國家和社會之間建立建設性聯繫的能力——這往往是國家合法性與無形力量的最終來源。**這種推理過程為沙特削弱瓦哈比主義在沙特合法性中的地位提供了一種解釋,但是這種應然的解釋並不能解釋沙特在過去兩百多年裏依靠瓦哈比主義的實然狀態。因此我們需要回到歷史中,看看瓦哈比主義給沙特帶來了什麼,又因何被沙特政府弱化。
緣起緣滅:瓦哈比主義與沙特的合離
在瞭解沙特擁抱與弱化瓦哈比主義的原因之前,我們必須瞭解瓦哈比主義是什麼。很多學者,包括現代沙特的締造者伊本·沙特都認為瓦哈比主義是一個錯誤的名詞,因為瓦哈比並沒有發明什麼東西,而是強調回歸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所締造的傳統,而這實際上是薩拉菲主義,一種從罕百里派衍生出來的派別,要求恪守原本的伊斯蘭教教義。但從學術命名的角度來説,描述謝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Shaykh Muhammad bin Abdul Wahhab)所發起的馬丁·路德式的宗教復興運動的思想,瓦哈比主義一詞當仁不讓。需要注意的是,瓦哈比主義並不是貶義詞,而是一種描述。瓦哈比主義強調復興伊本·泰米亞(Ibn Taymiyyah)以及伊本·蓋伊姆·賈夫齊亞(Ibn Qayyim al-Jawziyya)的學説,以一神教(موحب)對抗多神信仰,並且在政治層面上採取伊斯蘭法律,褒揚美德,預防罪惡。

● 伊本·泰米亞(Ibn Taymiyyah) 來源:Nayadaur
瓦哈比主義興起於18世紀的內志地區,彼時,衰落的奧斯曼帝國仍是地區名義上的主人。宗教是奧斯曼帝國構建國家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奧斯曼帝國支持伊斯蘭教遜尼派,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哈乃斐、馬立克、沙斐儀和罕百里)中的哈乃斐派尤其受到官方的支持。與此同時,在奧斯曼帝國的疆域中,尤其是安納托利亞東部,民間受蘇菲派(伊斯蘭教中的神秘主義分支)的影響極深。在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後,奧斯曼的政治高層也對蘇菲派別加青睞。雖然不是官方的正式信仰,蘇菲派依舊是奧斯曼帝國主流伊斯蘭教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帝國疆域的分裂帶來了帝國在宗教與民族問題上的合法性的雙重喪失。起義的阿拉伯人要求民族的復興,而新興的瓦哈比主義則鄙夷當時蘇菲派的種種儀式,尤其是偶像崇拜。於是,在瓦哈比迫於巴努·哈立德部落(位於阿赫薩,今沙特東方省)的壓力流亡時,穆罕默德·沙特王子接納了他,而這就是著名的1744年沙特與瓦哈比主義的結盟。隨之而來的便是沙特第一王國的擴張時代,在瓦哈比派的幫助下沙特第一王國的疆域迅速擴張。雖然在1818年沙特第一王國被擊敗,瓦哈比派也在之後的一百年間受到不斷敵視與攻擊。但是,在擴張與征服中,瓦哈比主義用信仰團結了許多人,包括在沙漠裏的貝都因人部落,他們為沙特開疆拓土立下了汗馬功勞。隨着1924至1925年沙特-哈希姆戰爭的勝利,沙特在瓦哈比主義的幫助下奠定了其現代國家的疆域。

● 第一沙特王國疆域變遷 來源:The Review of Religions
征服與擴張之後面臨的問題便是治理。誠然,瓦哈比主義在面對奧斯曼、東部什葉派部落、哈希姆家族等諸多敵人時作為一種剛強的意識形態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它是否有能力管理一個多元的王國?**從一開始就否定瓦哈比主義對現代王國治理的促進作用是錯誤的,因為這無法解釋它作為王國的主導意識形態將近九十年的歷史。在現代沙特王國的歷史上,瓦哈比主義依舊是面對外來威脅以及共產主義與左翼思潮興起時的有力工具,這在冷戰時期,尤其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非常明顯。**但是,工具可以被用來對付敵人,也能被用來削弱自己。這個矛盾最開始體現在沙特的兄弟會與伊本·沙特之間的矛盾上,在奪取麥加與麥地那後,兄弟會領導人費薩爾·達維什(فيصل دويش)與蘇爾坦·本·比賈德(سلطان بن بجاد)希望成為麥加與麥地那埃米爾,並且要求國王發動聖戰傳播瓦哈比主義,強迫東部什葉派改宗,廢除王國的現代化成果。國王在起初作出讓步,但是面對愈發激進的要求,國王在1929年的平叛戰爭中擊敗兄弟會領導人。該事件説明了一個問題,即誰是正確的瓦哈比主義的詮釋者。雖然沙特在1971年設立了高級學者委員會作為唯一有權發佈教令(法特瓦)的機構,但是這並不能阻止在面臨危機和外部壓力時,教令被故意曲解與瓦哈比主義走向極端化進程。在兩極格局以及後來美國獨霸的格局之下,伊斯蘭世界的權利以及所要求的公平受到了挑戰。這時,通過極端化的瓦哈比主義與薩拉菲主義宣揚聖戰便有了政治與思想基礎。
與此同時,極端化的瓦哈比主義在傳播上的成本比不極端的瓦哈比主義更低,因為前者只需要截取一些簡單的話語,配以煽動性的口號,便足以讓感覺受到威脅的沙特人自動地構想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共同體。這是極端化的瓦哈比主義盛行的一個原因。在面對極端主義時,國家通過極端化壟斷自己的合法性的代價幾乎是無限的,但是不極端化也將帶來兩種成本,第一是合法性不斷受到挑戰,壟斷合法性的成本上升。第二是因為客觀的外部環境,“不極端化”的國家實際上也比之前變得極端化了,而這將帶來國家治理上的成本。1979年的朱海曼·歐泰比發動的麥加禁寺圍困事件以及在1989年阿富汗聖戰者回流沙特後造成的一系列恐怖襲擊都希望從宗教層面否定沙特政權的合法性。而“阿拉伯之春”後的“伊斯蘭國”更是讓沙特看到這種可能性。除此之外,沙特還面臨着瓦哈比帶來的另一重困境,那就是瓦哈比主義無法適應王國現代化的要求,這首先體現在難以團結現代沙特王國中的諸多派別。沙特奈季蘭省的什葉派就經常覺得沙特瓦哈比主義者們否認他們是穆斯林,並且在宗教法庭上虐待他們。其次,瓦哈比主義也無法滿足沙特新一代年輕人對於開放包容的社會的需求。再次,除了內政,瓦哈比主義也成為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世界在外交領域對沙特進行攻擊的重要焦點。2004 年 7 月,美國911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明確指出,美國目前面臨的威脅不僅僅是“恐怖主義,某種普遍的邪惡”,而是受到“內部極端不容忍的悠久傳統”啓發的“伊斯蘭恐怖主義”。這些傳統來自瓦哈比派的創始人、穆斯林兄弟會和受過薩拉菲傳統教育的傑出思想家。這類報告在“9·11”恐襲事件後的西方層出不窮,毫無疑問對沙特的國家形象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最後,瓦哈比主義所堅持的許多古典道德與現代銀行業相沖突。儘管經過多年的改變,伊斯蘭銀行有一套自己行之有效的規則,但這種排外性還是與沙特引進外資、完成2030願景與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相矛盾。在王國合法性構建上存在的麻煩與對王國現代化治理與經濟發展形成的阻礙共同導致了沙特重構建國神話的歷史性一幕。

● 國王與高級學者委員會成員交談 來源:Aramme
潛移默化:重塑建國神話前的鋪墊
任何變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沙特改變其國慶日之前,國內已經發生了許多重大的社會變化。這些變化是沙特構建其有別於瓦哈比主義的國家認同的奠基石。在2003年至2011年,沙特國內持續有個人以及團體的請願活動發生,從允許婦女開車到變更沙特的君主制。雖然大部分激進的要求沒有得到回應,但是,這些活動促進了沙特官方的有限改變。2004年沙特頒佈皇家法令,建立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中心,進行與全國各個羣體的對話。2007年,法赫德國王成立了效忠委員(هيئةالبيعة)使得宗教當局無法干涉王位繼承問題。2011年9月25日,官方承諾賦予婦女一些政治權利。更加廣泛的改革出現在現任國王阿卜杜拉·阿齊茲於2015年就任之後。沙特促進美德和防止惡習委員會,也就是人們常説的“沙特宗教警察”在2016年受到了限制,它被剝奪了參與刑事和行政控制、拘留、跟蹤、逮捕、訊問、調查等程序的權力。2017年10月利雅得未來投資倡議會議上,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宣佈將 “摧毀”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以使該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保持一致。這番講話拉開了更為廣泛的文化與宗教領域改革的序幕。
在以往的沙特歷史課本中,學生在小學六年級第一次接觸瓦哈比,包括瓦哈比本人的傳記以及他秉持的教義。但是,在新的課本中,瓦哈比的內容被刪除了。除此之外,2020年G20峯會期間,沙特教育部宣佈新的教育課程修訂案,以確保教育不受極端主義思想的影響。除了對教育的改革,文化領域對伊斯蘭覺醒運動的批判也是瓦哈比遭到削弱的重要標誌。覺醒運動是一場在蘇聯入侵阿富汗與美國進行海灣戰爭背景下沙特伊斯蘭知識分子發起的運動,旨在抵制西方化,進行伊斯蘭化的社會與政治變革。覺醒運動的理念不斷向薩拉菲主義或瓦哈比主義靠攏,最終合流,受到廣泛的批評。2019年,沙特著名作家,伊斯蘭學者艾依德·卡拉尼(عائض القرني)在沙特電視節目上向沙特民眾道歉,稱伊斯蘭覺醒運動最大的錯誤是邊緣化宗教學者,並且與國家對抗。我們可以看到,沙特建國神話的重塑擁有廣泛的政策與思想前提。

● 老版沙特歷史書中的瓦哈比內容 來源:AGSIW
何去何從:新的建國神話將使沙特邁向何方
新的國慶日並不代表着瓦哈比的消亡,它可能暗示着沙特對於瓦哈比主義的政治使用,尤其是潛在的極端化使用走到了盡頭,但這並不意味着瓦哈比主義在之後的沙特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消失。因為以瓦哈比為代表性符號的伊斯蘭教是這個龐大的沙漠國家政治延續性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新神話為沙特描繪了一幅寬容的圖景:伊斯蘭教的不同派別,不同信仰的人以及女性、外國人在沙特都能享受到社會的開放包容。事實印證了這一點,比如2021年沙特什葉派被允許公開慶祝阿舒拉節,這在以往是難以想象的。同時,沙特描繪的2030願景以及“新未來城”(Neom)規劃,都在向我們展示一個全新的沙特。不同的聲音認為,瓦哈比與王室間的契約雖然不是洛克式的社會契約,但是卻能限制沙特的國家權威,尤其是王室權威。而新的建國神話無限強化了沙特的王室權威,從而締造霍布斯筆下的利維坦,從此國家與王室的意志無法被限制。某種意義上,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我們應當看到,在沙特不那麼漫長的歷史中,沙特家族基本維持了王國內部不同宗教派別與意識形態的平衡,王室始終保持着超然的仲裁者地位。某種程度上,對於沙特建國神話的爭論或許並不存在,因為王權一直處於神話的中心。但是,我們也應該看見,變更國慶日這一行為,不僅是沙特王室的又一次權術遊戲,更是沙特不同階層支持的一場運動,一場被沙特大眾塑造的對脱離現實的歷史的訣別。這一次訣別,塑造的不僅是國家的權威,也是沙特民眾參與國家事務的範例。高壓政策與王室權威往往難以改變一個國家的敍事,但其民眾的共識,尤其是王國精英與年輕一代的共識卻可以做到這一點。無論如何,名為沙特的大船已經打舵,它正駛向我們都將見證的未來。
感謝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王霆懿助理研究員對本文的批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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