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禁絕鴉片卻“以徵税為禁”，代價太大，真讓人恨鐵不成鋼_風聞

鴉片戰爭結束之後，鴉片在中國更加暢行無阻，大大小小的煙館迅速蔓延開來。抽着大煙、噴雲吐霧且神情萎靡的吸食者逐漸成為沿海港口城市一道不美麗的風景線，徒惹外人笑爾。外國人將鴉片視作掠奪中國財富的工具，而諷刺的是，清政府自己也將其視作一種可以任由其搜刮的“資源”，絕大多數普通百姓逐漸陷入極為艱難的境地。

一、鴉片厘金

戰爭的失敗讓清政府的態度很快軟化下來，1842年，奉命與英軍議和的兩江總督牛鑑在與英軍全權代表璞鼎查的照會中表示：“自禁吾華民之吸食耳。”1843年8月，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的耆英在廣州與璞鼎查談判通商章程時也表示：“中國嚴禁鴉片各條例，均所以約束中國人民，未嘗禁及外國。”也就是説清政府在武力不及英國的情況下，為了不繼續捱揍，就乾脆不管鴉片的輸入，只管中國人的吸食。這麼一來，鴉片的泛濫就更加不可收拾，光是上海一個口岸輸入的鴉片就接近了戰前總量，以至於所有的中國進口商品大多都為鴉片所佔據。

清政府軟弱的態度被他國人看在眼裏，自然會對中國更是輕視，進而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實現合法化埋下了禍根。

鴉片所藴含的巨大利益是無法被忽視的，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清政府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中國税制史上的一種罕見税種——這就是鼎鼎大名的“厘金”，類似於商品税的厘金對民間貿易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某些特殊的商品釐捐就成為各地釐局發財的門路所在，鴉片是這些商品中最為特殊的一類。在整個19世紀中後期，鴉片流毒於中國的形勢已不可逆轉，特別在鴉片戰爭被打臉之後，清政府再不敢隨便禁煙。打又打不過，禁又禁不了，朝廷便想到一個“曲線救國”的法子，那就是對鴉片加徵税，達到普通商品的數倍之多，或許他們認為，只要能加徵到民眾無法吸食的地步，自然就能收到禁煙的效果，還能大大增加財政收入。

清政府美其名曰這是“以徵為禁”，實際上就是掩耳盜鈴，允許毒品合法化，最早是咸豐四年（1854年）以鴉片厘金的形式在江蘇開徵，然後其他沿海地區也效仿起來。一時間大家全然忘記了鴉片帶給國家及民族的慘痛記憶，興高采烈地吃起人血饅頭來。

咸豐八年（1858年），列強為了繼續保持自己的商品在華傾銷態勢，中英簽訂《天津條約》，規定洋貨輸入內地只需繳納2.5%的子口税，其他包括厘金在內的各項內地税全部可以免除，這對於外國商品來説當然是個大好事。

而且在《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裏鴉片藉着“洋藥”的名頭在中國大行其道，鴉片貿易也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這個條約為各國的鴉片入華打開了方便之門。但鴉片畢竟不是一種正常商品，就算再怎麼冠上“藥”的名字，對人身心的危害也有目共睹。利潤之高實在令人眼紅，清政府也想從中抽成，所以鴉片進入內地之後，能從中攫取多少“洋藥捐”，就看各地督撫的手段了。

但是英國人對此很不滿意，向清政府提出嚴正抗議，這倒不是他們關心中國人的身體健康，而是因為“洋藥捐”太高，會影響鴉片的銷售，進而威脅大英帝國的利益。所以中英雙方圍繞鴉片厘金收多少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場唇槍舌戰，最後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朝使臣曾紀澤遠赴倫敦與英方達成《煙台條約續增專條》，明確每百斤鴉片，除30兩的海關正税之外，只需繳納不超過80兩的厘金就能順利進口，這才結束了這場長達20多年的爭論。

因為簡化了手續，節省了費用，鴉片在中國的流行更加暢通無阻。主管海關的英國人赫德將促成此事作為自己的一大政績，畢竟中國的海關是英國人自己管的，不管是哪個國家的進口鴉片，只要能從中抽税，都有利於大英帝國的利益，至於普通中國民眾會因此遭受怎樣的荼毒，並沒有太多人在意。

赫德

如果買不起價格昂貴的洋煙，老百姓還有別的選擇，本地的土煙相較來説就實惠得多，畢竟運輸距離的大大縮短顯著降低了成本，但真正使其被大眾接受的原因在於，土產鴉片擁有廣泛的種植面積。如果你是一個突然回到清末的穿越者，你很有可能在農村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海，不過不要忙着拍照修圖，或許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罌粟花，它所產出的果實，就是毒害中國上百年的鴉片。

罌粟在國內的擴展面積比洋人攻城略地的速度更快，19世紀50年代時，種植面積尚侷限於雲貴川等地，很難為外人所知。但在地方督撫發掘出罌粟的巨大經濟潛力之後，這種美麗而妖豔的植物迅速擴展到大江南北，幾乎除了新疆、西藏等偏遠省份，每個地區都能見到它的影子。

到後來土煙的產量已經遠遠超過洋煙，清廷乾脆直接在湖北設立土藥統税大臣一職用以管理，其他省份設分局。這些土煙每百斤可以提供30-40兩“土藥捐”，對於地方財政收入來説可謂居功甚偉，而且這個税率較之洋煙要低不少，有力地擠佔了洋煙生存空間，佔領了農村廣大市場。

二、失敗的禁煙

鴉片的危害人所共知，幾十年來要求禁絕的聲音屢屢出現，可一直沒收到太大效果，原因很簡單，就是其中利益太過誘人。在大清朝的最後幾年，土、洋藥捐總數加起來甚至佔到了大清財政總收入的1/10左右，這是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但即便利潤再大，在風起雲湧的國際形勢面前，清政府也不得不面對現實，跨入20世紀之後，基本沒有國家會否認鴉片的危害之深，即便不考慮民眾的呼籲，面對外在輿論的壓迫，清政府也只能選擇妥協。況且幾年之後上海即將舉辦舉世矚目的萬國禁煙會，這是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到時來自各個國家、不同民族的諸多代表會匯聚一堂，如果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遍地煙館、四處充斥着大煙鬼的中國，將會嚴重影響大清帝國的國際形象。

此時的大清帝國積弊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重疾正需猛藥，終於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的新政時期，清政府打算拿鴉片這個硬茬開刀。首先與英國政府商議，要在兩年後將印度輸華鴉片減少10%，這一想法得到了英國的同意，彼時的大英帝國已露頹勢，剛剛為後來者美國所趕超，正需要保住自己的形象，二者一拍即合，達成一致。並對土煙試行統税，直接猛漲到每百斤徵百兩以上。

宣統元年（1909年）2月1日，就在新帝剛剛即位不久，盛大的萬國禁煙會在上海隆重召開，中美英法德日等十幾個國家代表匯聚一堂，商討禁種、禁吸、禁運鴉片的重要議題，揭開了國際聯合反毒禁毒的序幕。國內十幾個省也很配合地拿出了自己的禁煙方案，主要辦法還是加税，這次的力度更加徹底，直接在百兩的基礎上翻了一倍，達到230兩，基本堵死了普通民眾靠合法手段吸食鴉片的路。

萬國禁煙會遺址

民政部和度支部信心十足地説，要在8年內實現逐步減產鴉片直至完全禁絕的目標，不過沒過幾年，大清帝國就土崩瓦解，這一設想終究未能得到證實。

文史君説

當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接近崩潰、基層治理幾乎糜爛的時候，人們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而去損害他人的利益，即便明知自己的親友正遭受毒害，其中每一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正如今日中南美洲的某些國家一樣，毒品貿易成為國家關税與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毒品販子的手儼然已深入官府之中，織成一張錯綜複雜的利益網絡，甚至控制了底層民眾。事實證明，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沒有一個堅定的組織與領導，沒有從根源解決問題，禁煙也無非只是一種空話。

參考文獻

羅玉東:《中國厘金史》（下），商務印書館，2010年。

黃天華:《中國税收制度史》，中國財經出版社，2007年。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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