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明：這一輪中美科技戰，幫我們理清了很多問題_風聞

以下文章來源於數創研究社 ​，作者周路明 凌雲             

周路明，深圳市源創力離岸創新中心總裁，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長，深圳清華研究院副院長、深圳市科協主席等職。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創新重大立法、決策研究工作，推動了民辦科研機構的理論研究與實踐，設立了深圳在波士頓等地的海外協同創新中心等。

中國市場驅動的技術創新引發美國憂慮

數創研究社：如何評價今天中國的科技創新綜合實力，在國際上是怎樣的一個情況，我們在這一塊有什麼樣的特點和哪些劣勢？

**周路明：**關於科技實力評價的問題，我想從兩塊來説，一塊是屬於市場化的技術創新範疇，應該來講，過去40年，中國在這一塊做得很有特色，而且發展速度相當快。

而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我想跟中國人的文化背景有一定關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就世界範圍內來講，凡是華人聚集的社區，在商業上做得都不錯。

儘管過去這些年，中國的科研機構在技術供給上做的支撐不夠，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一線技術公司的快速成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深圳這樣的地方，在中央科研機構院校佈局有限的情況下，一線的技術公司反而成長得非常快。

這些公司的成功主要經驗是：利用國際供應鏈的快速學習能力和規模化運營能力，通過市場驅動的創新模式實現對跨國公司的追趕。在這一塊我們的優勢還是很明顯的，發達國家對我們的危機感，也主要是來源於此。

可以説，如果沒有這幾年的這地緣政治衝突，中國的科技公司按照着這樣的路徑走下去，在市場競爭格局中是非常健康的，是可以繼續加速追趕的。令人憂慮是，上述經驗在過去這些年並沒有得到系統的總結和傳播，在大國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市場驅動的創新模式很少被提及，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創新是可以被計劃、規劃的”，如果用這套邏輯去應對中美科技競爭，我們無疑是在自廢武功。

至於另外一塊，就是科研部分的評價問題，現在爭議就比較大了。

如果單從傳統的評價指標來看，中國好像也挺牛，論文世界第一了，專利世界第一了，大學排名上升得也很快，面上跟我們世界老二的身份是匹配的。

但是這一輪的中美科技戰，一下就將這一塊的問題給暴露出來了，那就是我們原來説的論文、專利這些知識輸出的指標並不能代表解決問題的能力。仔細分析會發現，中國和發達國家在創新系統的底層邏輯上存在一些重大差別，發達國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是市場經濟壯大到一定時期孕育出來的東西，科研與產業一開始就形成了解決問題的邏輯一致性。我們的科研板塊先於市場和產業由政府主導發展起來，科研和產業一直沒有形成解決問題的邏輯一致性。

一輪科技戰打下來，我們發現中國的科研部分在滿足政府需求（安全、公共事業）方面還是做出了一些不錯的東西。但在對產業的支撐方面就不盡如人意了，過去40年，科研板塊對產業的輸出基本上可以説是既不能頂天（為產業核心技術形成支撐），亦未能立地（培養合格的產業人才）。不在體制機制上解決科研和產業聯結的底層邏輯，我們海量科研投入其中的大部分只是維持了一場自娛自樂的科技嘉年華而已。

搞基礎研究不是人多就行

數創研究社：那您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呢，要想做出改變的話，我們又可以在哪些層面發力呢？

**周路明：**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在基礎研究環節上的薄弱。過去，在基礎研究這個問題上，我們一直有這麼兩個問題：

一是由於我們的科研分工不明確，導致我們在基礎研究這塊的投入偏弱、偏少。

科技創新在中國是一個高頻詞，但這個詞在翻譯上就出了問題。科技創新包括了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兩個部分，這其實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科學發現是一種科研活動，承擔的主體是研究型大學和國家科研機構。技術創新是一個經濟活動，參與的主體是企業。

在英語語境裏，這兩個概念區分的非常清楚，我們用科技創新把它們統起來就混淆了兩類不同科技活動的差異，這導致了政府資源配和機構職能分工上的很多問題。科研單位的專家教授可以用科技創新創新的名義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各個層面的政府資助資金實現通吃，結果是既擠壓了真正的基礎研究投入，也擠佔了本應投向市場主體的那部分資金。

其二，即使按照嚴格的基礎研究的定義，我們正在做的基礎研究，真正屬於在無人區裏工作的也很少，而真正能夠去定義一個領域或一個行業的頂尖成果，就更少了。

我們在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圍繞發達國家提出來的問題展開，是在拾遺補漏。儘管這類研究也屬於基礎研究，但卻很難在相關領域產生原創性的東西，更別説在一個領域佔有主導、支配地位了。

要知道，搞源頭創新，不一定是説從事基礎研究的人多了，就一定能產出頂尖的成果。能不能定義一些源頭上的問題，然後再主導這類問題的研發，真正做無人區的工作，而不是扎堆跟着別人，回答一些外國人提出的問題，對我們當下的基礎研究可謂至關重要。

實際上，這一輪的中美科技戰，足以幫助我們理清一些問題，比方説我們會突然發現自己做科研的設備、檢測儀器、工具軟件，也就是開展科研工作條件的這些東西，居然都不在我們手裏。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我們基礎研究的現狀，用別人的儀器、設備、軟件工具，回答別人提出的問題，即便是高水平回答了這類問題並且在國際一流刊物發表文章，但不意味着我們能夠產生金字塔尖的成果。

這説明我們真正在無人區工作的團隊，實際上是相當有限的，而只有在無人區工作，你才會自己提出問題，自己解決問題（科研工具、儀器、設備是無人區科學發現的衍生品）。當然，跟隨式的基礎研究可以做適當佈局，只是不宜去搞人海戰術。

對中國來説，基礎研究錢不是問題，更不是錢的問題，關鍵是人才。能夠摘取科研金字塔尖桂冠的那些人是屬於天才的行列，全世界也就那麼一小撮。

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行政化色彩嚴重的大學、科研機構，不做重大的體制機制改革，很難形成培育天才的土壤。所以，在自由創新的基礎研究這一部分我們需要評估現有的人才條件慎重佈局，中國基礎研究的主攻方向應該是問題導向的基礎研究。

中國市場經濟和科技產業發展到今天，已經具備提出重大產業問題來引導高水平基礎研究的條件，最近幾年的科技戰，美國人也幫助我們定義了一批產業卡脖子問題，這些問題背後都有基礎研究的任務，也是促進產學研融合的一個很大的動力，基礎研究政策應該圍繞這個方向做文章，不要被一些口號引導。

創新的格局還不夠大

**周路明：**中國源頭創新的種種問題，除了人的問題之外，創新文化層面也存在一些侷限性。

基礎研究提不出重大科學問題，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對創新對理解過於狹隘：弄一個很牛的技術，成立一個公司然後上市，實現財富效應，這是大家公認的成功創新模式。而對於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缺乏興趣，這些挑戰可能是氣候問題、貧困問題、自然災害問題，以創新改變世界為使命的科學家才會關注這些問題，形成重大科學問題。我們的創新使命停留在“創新改變生活”層面，這種格侷限制了我們的思維。

而很多基礎研究的重大成果，不一定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甚至可能很多年都沒有使得發明者有直接的受益機會，但是它們卻可能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起到支撐作用，是影響很多年的事情。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有一批科學家有這樣的志向和使命擔當，創新的生態才能豐富起來，太過功利反而不利於出好東西。

此外，從人才培養氛圍來講，我們在解放思想、激發創新上，做得也不是特別好。

因為很多顛覆性的創新，它是反常識甚至反規則的，而中國人在創新的過程中卻非常強調守規則，一定要在某個範式下開展工作，有勇氣去顛覆規則的人不多，但這恰恰是創新需要的。

這個可能是涉及到文化層面的一個問題，短時內恐怕不是那麼容易改變，至於將來能不能改變，要取決於我們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是否能夠創造出相應的小生態、小氛圍。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對由基礎創新帶來重大原創技術成果，我們近期不要抱有太高希望。反倒是受需求端驅動的基礎研究這塊，我們還是能夠開展很多工作的，起碼這一輪中美科技戰，美國人已經“幫”我們定義了一批“卡脖子”的技術問題，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科學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科研系統和產業部分的結合會加快，進而倒逼我們去將應用端、市場端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變成科學問題。

大灣區要趟出產學研融合的新路子

**周路明：**我很擔心在強調源頭創新的大背景下，大灣區放棄過去40年通過需求驅動創新的成功模式，走回成果轉化的老路。不解決體制機制問題、觀念問題、人才問題，在科研部分盲目拼資源、鋪攤子，結果會很難看。而且會助長科研圈的江湖習氣，惡化創新生態。

自由創新的基礎研究不是不能做，關鍵是找到有使命擔當和能力，能夠忍受十年寒窗的人。大灣區當下最值得做的，是發揮好在應用端創新積累的產業基礎、人才基礎，用好美國人幫我們定義的那些卡脖子問題，形成基礎研究的科學問題，解決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瓶頸。

如果大灣區能夠把原來的應用端驅動、市場化驅動的優勢向上延伸，打通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關鍵節點，在產學研深度融合趟出一條新的路子，那就是對國家創新體系的最大貢獻。

數創研究社：對，大灣區在這一塊還是有不少事可做的。那深圳在創新上又有哪些優勢呢？

**周路明：**深圳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高度市場化的環境、需求驅動的創新模式、通過國際供應鏈的學習渠道。

我一直在説一句話，就是深圳是全國第一個將技術創新變成經濟活動的城市，因為它是從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角度來做創新的。保持對市場規則的敬畏，是深圳創新長盛不衰的根本。

過去很多地方，將技術當做一個目的，總以為技術是越高越好，將最尖端的技術做出來就是成功，但是市場經濟是選擇最適合的技術，最尖端的技術在市場上卻未必能夠成功。

深圳對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的理解，還是相對比較透的，搞創新也是市場導向、需求導向。正因如此，深圳才誕生了像華為、騰訊、大疆這樣在國內外都很有影響力的科技公司，這些公司對整個深圳的科技生態帶動很大。

在中國的產業版圖裏面，大灣區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高科技製造嵌入國際供應鏈的程度也是最高的，是國家參與國際協同創新的最重要的觸角。這個方向要堅持，不能因為美國人打壓而有絲毫鬆懈。

中國的研發型公司實在太少了

數創研究社：提到公司，注意到您非常關注“研發型公司”，為什麼他們很重要，對比大學和科研機構，他們優勢在哪裏？

**周路明：**所謂的研發型公司，是包括大學在內的科研機構，在輸出有質量的原創性的技術成果後，驅動出來的一批公司。

在國外，有很多這類研發型公司的聚集區，比方説波士頓就有圍繞哈佛、MIT等名校形成的創新區，再比方説高科技公司雲集的硅谷，同樣是依託於斯坦福這些名校而成。

正是因為這些名校持續輸出高質量的技術成果，才催生出了很多研發型的創業公司，這些公司所做的工作就是幫助這些成果在商業上實現從零到一。

因為在國外，做商業跟做研究是嚴格區隔開的，你要做技術創新，只能是在公司裏實現，不能説在大學裏還搞技術創新，大學裏做的工作就是基礎研究，這個分工是很明確的。

而在中國的整個創新體系裏邊，研發型公司無疑是一個短板，目前我們這類公司太少。

之所以少的原因，一是大學本身的產出，支撐不了那麼多的研發型公司，二是由於這類公司少，進而也就形不成正反饋的良性生態，因為示範案例有限，沒有形成財富效應。

在我看來，要解決產學研協同的問題，除了基礎研究要往無人區擠壓，輸出更多高質量的技術成果之外，另一個着力點就是研發型公司的生態，要有一批研發公司活躍在大學周邊，去幫助這些成果在商業上實現從零到一，進而吸引來資本接手把它做大。

這個正循環一旦形成了，對大學在內的科研機構是一個很有力的正反饋，就是大家會覺得做這一塊兒還是有前途的。

科技戰或導致大公司內卷

數創研究社：除了研發型公司，您怎麼看大型科技公司在科技創新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呢？

**周路明：**現在關於大科技公司的議論不少，政府也比較關注他們，但在我看來，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研發型公司怎麼樣在未來變成新的大公司。

現在我們創新資源配置的做法，就是越大的公司要啥越容易，小公司雪中送炭的活卻鮮少有人去做。我們沒有從根上去思考和解決，未來的華為、騰訊在哪裏這樣的問題。

我們在強調大公司作用和貢獻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們存在的問題：

首先，中美這一輪科技戰，帶來的一個效果就是國內大公司的內卷，客觀上呢，大公司國外的市場受損的話，它肯定要轉向國內，在短期內做這樣的過渡性安排，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我比較擔心的是，國內不少大公司紛紛轉向to G這塊的市場，會成為一個長期安排。眾所周知，to G市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越大的企業跟政府對話越簡單。

大公司過多地佔領to G市場，一是可能會吃掉中小公司的那部分資源，尤其是會擠佔研發型公司“從零到一”的市場份額，對他們的成長髮展造成衝擊；二是這樣做對大企業自身文化基因也不利，如果形成對toG市場的某種依賴，會扼殺大企業的“狼性”和服務意識。

大公司應以開放式創新為新戰略

**周路明：**此外，中國的大型企業在開放式創新，包括維護產業生態這一點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按道理來講，作為整個產業生態的龍頭老大，應該有維護、呵護產業生態的責任，但跟發達國家的同行相比，它們顯然在這塊做得不是很好。

具體來講，這裏邊又包括兩個生態：

一個是供應鏈的生態，大公司要盡力去維護好供應鏈的生態，去幫助配套公司成長，幫助它們獲得合理的收益，通過這個生態實現共同提升。

很遺憾，我們的大公司在這塊意識還不夠，做得還不夠好。

另一個就是在創新的外部性上，國內的大企業同樣沒有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

很多跨國公司在這個問題上就走在了前邊，因為它們發現大企業的官僚體制會抑制創新，所以它們紛紛選擇通過培育外部生態來解決新技術的供給問題，再通過併購形成良性循環。

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很多國內的大公司還沒有相關意識，我覺得是不應該的一個情況，尤其是現在中美科技戰的背景下，幫助研發型公司成長應該成為大公司的責任。

因此，未來怎麼樣去解決自己的技術供給，我覺得不光是這些大公司的社會責任問題，更是他們自身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性議題。

（訪談人：凌雲，數創研究社特邀研究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