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教授：“我最擔憂的，反而是3個國家開始擁抱海權”| 文化縱橫_風聞

✪ Geoffrey F. Gresh｜美國國防大學國際安全事務學院

✪ 慧諾(譯)

**【導讀】**近期，我國第三艘航母福建艦下水，引發各界對中國海軍戰略以及全球海洋地緣形勢的廣泛討論。歷史上，關於歐亞地區的討論多聚焦於陸上博弈，如今歐亞各大國正積極參與海上博弈。有戰略分析人士指出，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已不僅限於內陸地區，歐亞“海權時代”已經到來。

本文指出，經濟利益、全球大國地位和安全保障，是促使歐亞大陸國家“擁抱”海洋的三大目標。隨着美國戰略收縮，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逐漸躋身全球大國，其必將填補美國留下的海洋空白，相互之間也將展開歐亞地區的海洋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

作者認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雖然困難重重，但因中國龐大的貿易體量，即便一些項目只有温和起色，也是巨大勝利。對此，印度嘗試拉攏美、日等國作為戰略平衡，以爭取向東、向南的更大海洋空間。俄羅斯則積極佈局北極地區，藉此謀求全球海洋霸主。

作者總結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的海權論和英國朱利安·科貝特爵士的海洋貿易論，認為當前中、俄、印的戰略都體現這兩種思想要素——發展和投射海軍力量，也限制其他主體進入周邊海域；這意味着美國將不再是無所不能的全球海洋霸主，而只是相對更強的一股力量。

最後，通過回顧一戰前英國和德國的海洋爭霸，作者也表達了對日益增加的“海軍至上主義”的顧慮。本文始終貫穿自詡為“自由海洋”保衞者的傳統海洋強國對挑戰者的隱憂與防範，但其對“歐亞海權時代”的分析，則揭示未來海洋競爭格局的若干客觀特徵。

文章摘自To Rule Eurasia’s Waves：The New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歐亞海洋強國的新競爭時代

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統治了歐亞大陸；誰統治了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了世界的命運。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自古希臘時代起，西方就有關於海上競爭的記載。在公元前五世紀的色諾芬所著的《雅典政體》中，老寡頭們就闡述了經濟在建立“制海權”（thalassocracy）上的重要性。在一個段落中，作者指出：“所有的城邦都需要出口或進口；除非它聽取海洋霸主的命令，否則它就無法實現貿易。”在現代，著名的探險家沃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也表達了類似觀點：“誰指揮着大海，誰就指揮着貿易。誰掌握了世界的貿易，誰就掌握了世界的財富，從而也就掌握了世界本身。”

通過海上貿易或其他手段統治海洋，對今天的所有大國來説仍然意義重大。近年來，真正海洋競爭則發生在歐亞大陸的大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之間。它們都在爭取大國地位，並向其區域海洋之外擴張。從波羅的海、黑海和地中海到印度洋、太平洋和北極，所有大國都在加強對歐亞大陸周邊海域的關注。從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再到海洋軍備，這種不斷加劇的海洋霸權競爭將主導和塑造我們的21世紀。

▍歐亞大陸周邊海域的戰略地位

長期以來，歐亞大陸一直是戰略家和歷史學家關注的焦點。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亞洲問題及其對國際政策的影響》中寫道，在中國和地中海之間的歐亞大陸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地位。他認為，這是世界上最關鍵的地帶之一，並且“註定要成為陸上大國俄羅斯和其他海上大國之間的一個爭議地區”。

但是，當前的北極融化，歐亞大陸周邊海域日益統一，以及歐亞大陸上的大國之間發生的海上競爭，都超出了馬漢、地理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等上世紀戰略家的想象。如今，世界上90%以上的貨物都通過海洋運輸，這使得全球公域的穩定和安全的重要性不斷凸顯。隨着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緣經濟利益和投資的增長，它們愈發重視海上通道（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的安全。短期來看，美國仍然是唯一的全球超級大國。但在歐亞大陸的周邊海域，美國的優勢地位和二戰後長期由西方主導的秩序正受到中國、俄羅斯和印度越來越多的挑戰。

同美國一道，其他海洋大國，如日本、韓國、法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也在這個更宏大、且不斷變化的歐亞大陸海洋動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是，它們不是這裏的主要焦點，因為與歐亞大陸上中、俄、印三個大國相比，它們近年來沒有經歷同樣迅速的海洋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發展。日本是一個典型案例。隨着其海上自衞隊（MSDF）在吉布提等地的擴張，日本的全球海權已取得了明顯的飛躍。但正如觀察家的最近斷言，“日本的海上自衞隊本質上仍然是一支以防禦為導向的部隊，而且主要是依賴於美日聯盟來實現其目標”。

**今天，世界秩序似乎正在從主要由西方主導的秩序向新秩序轉變。在這個新秩序中，歐亞大陸的新興大國發揮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並自相矛盾地促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感。**儘管中國的國防開支仍然落後於美國，但中國目前的國防預算已超過了其主要地區鄰國的總和，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和越南。中國增加的國防開支大多轉化為了其海洋安全力量，體現在其對歐亞大陸海上通道，以及其他重要航道的力量投射能力（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ies）。

歐亞大陸廣闊的海域中，包括了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戰略咽喉：丹麥海峽、英吉利海峽、直布羅陀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又稱“伊斯坦布爾海峽”）、蘇伊士運河、曼德海峽、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和白令海峽。歐亞大陸的海洋領域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30個集裝箱港口中的27個。近年來，亞洲與北歐、地中海或中東之間的貿易量每年約為2770萬標準箱（twenty feet equivalent unit, TEU），使東西方貿易路線成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繁忙的路線之一。換句話説，“2008年東亞國內生產總值的87%可以歸功於海運貿易，而這個數字在此前的20年裏幾乎翻了一倍”。

▍中、俄、印：崛起中的歐亞海洋強國

在歐亞大陸上，地緣經濟和安全保障，是推動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爭先擁抱海洋的兩大重要驅動力。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伙伴，以每年約40億美元的貿易額超過了美國。有分析預測，中國將佔據世界前25個雙邊貿易關係中的17個。2013年，中國啓動了“一帶一路”倡議（BRI）和“海上絲綢之路”（MSR），也與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地位動態相一致。由於其海上和全球貿易的增加，中國的地緣經濟和安全利益之間的交集越發負責。例如，從2003年到2014年，中國的國際貿易額大幅增長，從8510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16萬億美元。中國也認為，周邊領土和海上航道的和平對國內和諧以及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中國致力於防止或減輕外部勢力帶來的不當影響，特別關注那些試圖破壞或阻撓一帶一路項目的勢力。

“一帶一路”倡議確實是一項高風險行動，因為它涉及太多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合體。誠如一些評論家所言，這種情況下，“一帶一路”很難有着一個單一的目標管理。但是，當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發生改變時，即便“一帶一路”沿線項目有一些温和的起色，也會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勝利。

印度對海洋的積極擁抱與中國的軌跡相似，符合歐亞大陸日益增長的海洋貿易和安全趨勢。不過，印度也面臨着不同的雙重困境。首先，印度95%的貿易量都依賴于海洋，但貿易大約僅佔其GDP的10%；其次，它還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在整個印度洋地區的貿易額已經超過了印度。2012年，中國是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的最大貿易伙伴，是斯里蘭卡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目前，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是其西部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如果向東，大約55%的印度貿易要穿越南海，這使其很容易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近期，印度積極嘗試與日本合作，宣佈建立“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以直接回應“一帶一路”倡議。然而，中國也是印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從2001年的15億美元穩步增長到2016年的600億美元。如果南海發生衝突，印度的海上物流將變得無比複雜。

在北極融化的過程中，北方的俄羅斯也同樣在加大自然資源開採和能源出口，爭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俄羅斯正在利用不斷變化的北極格局，強化分佈在高緯度地區的12個區域軍事基地，這些基地可以保護或幫助俄羅斯企業獲得大量未開發的自然資源，並確保未來新興的北極海上通道。作為資源大國，俄羅斯擁有世界上約30%的天然氣和13%的石油儲備。

除了不斷增長的地緣經濟投資和相互關聯的安全利益之外，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在尋求大國地位和更多的國際聲望。在這裏，“大國”指“一個顯示出‘全球結構性力量’，或具有‘在經濟、軍事和政治-外交領域塑造治理框架的能力’的國家”。

一個國家要獲得大國地位，關鍵的組成部分歷來包括建立和部署一支藍水海軍（blue-water navy。譯者注：指能將海上力量擴展到遠洋及深海地區、具備遠征作戰能力的海軍形態。體現形式往往能在公海航行的航空母艦艦隊羣），以便其在世界遙遠的各角落更靈活地投射力量和保護利益。用學者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的話説就是，“沒有全球影響力就沒有全球體系。在現代世界中，只有那些擁有優秀海軍的國家才有資格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因此，發展藍水海軍被認為是國家權力的一個重要工具，通過它可以建立大國地位和重塑世界秩序。2017年，中國和俄羅斯首次在歐亞大陸兩岸的波羅的海和鄂霍茨克海舉行聯合海洋演習，展示了它們不斷增長的藍水海軍能力。2015年，在同樣的“海上聯合”演習的名義下，中俄還在地中海舉行了首次聯合演習。

相比之下，印度也開始在海洋空間宣示自己的立場，或者説，至少開始尋求在戰略上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海上力量。2017年，印度與美國和日本在孟加拉灣聯合舉行了年度“馬拉巴爾”海軍演習。這是美印第二十次聯合海軍演習，日本也成為了該演習“永久參與者”。（譯者注：2021年，“馬拉巴爾”軍演參與國擴大到印、美、日、澳四國）

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在其區域海洋外不斷發展和增加海軍活動。隨着時間推移，如果這些海軍競爭的趨勢持續下去，並與各國的地緣經濟利益交織在一起，那麼這些海域上發生爭端和衝突的危險也將持續升級。

相比美國，雖然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藍水海軍在全球投射和行動能力仍然落後，但在歐洲和亞太地區，這三國的本土經濟、投資貿易以及海軍能力的結合已是不容忽視的存在。當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領導地位不斷下降時，這些新勢力的崛起或將重塑歐亞大陸的新秩序。

▍歐亞大陸“海軍至上主義”的驅動因素

“競爭”這個概念居於衝突和合作的中間。儘管彼此之間存在着矛盾，競爭各方是可以共存的。在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內部和外部競爭是幾個世紀的歷史互動中始終存在的主題。當我們審視如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之間新出現的海洋競爭時，也需要根據最新情況提煉出背後的主要驅動因素。本文認為，地緣經濟的計較，尋求全球聲望（或大國地位），以及維護地緣戰略利益是最影響該地區海洋競爭的三大要素。

經濟繁榮、大國地位和海洋力量三者緊密相連，但這些概念仍然過於抽象。因此，我將其進一步細分為三個更為具體的海洋要素：海洋經濟的規模，對大國地位的追求（尤其是回應日益增長的“海軍至上主義”[navalism]），以及歐亞大陸重要的海上通道（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的安全（尤其要注意北極地區等高北緯地區）。詳細分析這些要素代表的現實利益，就能理解為何中國、俄羅斯和印度近年來在整個歐亞大陸周邊的海上活動越來越頻繁。

這一概念框架還能幫助我們理解歐亞大陸整體的政治變化，跟蹤全球海洋態勢，並遇見新的區域戰略結盟將如何重塑世界政治。這三個主要驅動力也是傳統海權理論在新的國際現實下的表現，它們依然反映了馬漢的著作所體現的思想。正如著名軍事史學家E.B.波特所言，“海權的要素決不限於作戰船隻、武器和訓練有素的人員，更包括了岸上設施、位置良好的基地、商業航運和有利的全球佈局。”

▍全球海權戰略的關鍵成分

基於戰略家和歷史學家對海洋大國崛起和霸權維護過程的思考，我們首先可以關注這些大國如何將海洋用作戰略性的運輸途徑。這些大國以海洋作為權力投射的舞台，從而獲得全球聲譽，聚攏自然資源，並實現經濟繁榮。歷史學家沃爾特·麥克杜格爾（Walter McDougall）曾寫道：“所有真正偉大和成功的戰略基本上都具備有（如果不完全是）**海洋元素。”**儘管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集體崛起是21世紀的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但海洋大國的興衰原因其實是有跡可循的。

在過去的十年或更長時間裏，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一直在積極增加海洋地緣經濟投資，並將戰略重點轉向發展藍水海軍部隊。換句話説，“一個渴望全球領導地位的大國必須擁有影響全球的能力，而‘海權’就是為此目的量身定做的。”目前，這三個歐亞大陸大國都尚未取得今天的美國或19世紀末的英國那樣的全球海上霸主地位，但馬漢在其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中已經分析了哪些特徵將有助於大國在公海上取得全球主導地位的背景。

儘管馬漢的一些思想已經過時（如他關於殖民主義的討論）而且值得商榷（如絕對的“海上指揮權”），但他的一些觀點依然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世界的海上競爭。在我看來，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在將馬漢的思想元素運用到他們當下的海洋戰略中。

馬漢強調了影響海權，或者説大國如何利用海洋影響世界事務、實現大國地位並進而影響歷史進程的六個主要屬性：（1）地理位置；（2）自然環境；（3）領土範圍；（4）人口規模；（5）民族特性；（6）政府的性質和政策。

馬漢提出的前三個要素主要與地理有關，是歐亞大陸大國善於發揮的領域。其中，隨着北極融化，俄羅斯的優勢非常明顯。事實上，俄羅斯已經在積極利用這一地理事實，相信這能很快幫助俄羅斯重新確立其作為全球海洋強國的地位。

“人口規模”特指參與海上貿易的人（如商船上的人），以及能夠在海軍服役的人。“民族性質”和“政府性質”一般是指民眾擁抱海洋的共同願望或海洋文化，以及政府對利用海洋資源的各類活動的支持——從貿易和就業到勘探和開發（即尋找原材料和殖民主義）。“政府政策”特指海軍政策，要求海軍在和平和戰爭時期保護海上通道，並且隨時準備捍衞國家及其財富。前方戰略基地（前殖民地或補給站）也是馬漢清單中的一個重要成分。

今天，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繼續在其海洋戰略中運用類似的思維，但他們還採納了英國海洋戰略家朱利安·科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和法國“新學派”（Jeune École）海軍思想的某些要素。首先，許多人都引用了科貝特關於海運貿易是許多大國致命弱點的評論。“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財力更雄厚一方會勝出……為此，我們對一個海洋國家所能採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剝奪他的海運貿易資源”。儘管在最近的記憶中，我們還沒有見證過一場有形的海運搶奪戰，但隨着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對海上航線、國際投資和戰略咽喉的日益關注，的確存在這種可能。

除了科貝特關於海上貿易的著作外，“新學派”（Jeune École）則認為，依賴外貿（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使一個國家的經濟變得脆弱。**這個學派出現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因為其海軍戰略家們開始思考是否有“替代戰略”來挑戰當時的英國這個全球海軍霸權。**如今，當較小或較弱的國家考慮利用海上貿易作為武器，在戰爭或商業競爭中威脅或挑戰較強大的國家或海軍時，“新學派”的戰略往往會引發共鳴。

然而，如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正日益遠離類似“新學派”的海軍戰略方針，這讓西方觀察者開始擔憂。這些歐亞大陸大國開始嚴肅地發展藍水能力，並投射出更大的“馬漢主義傾向”，而其性質上可能更具進攻性和主動性。

除了分析海洋貿易的作用，科貝特還提出，**“海權”是一個相對的構造，而非絕對的地位。**這種思想在當前的辯論中也能引發共鳴。與馬漢的思想相反，科貝特認為，一個國家需要同時擁有並動用陸地和海洋力量，才能保證行動的成功。他認為，一個國家可以擁有較少的艦船，但仍能保持成功的海上戰略。雖然海軍夥伴可能會分散各地並且聯繫微弱，但如果組織得好，他們依然可以迅速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支配某些咽喉要塞或海域。科貝特將此稱為“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或“在必要時能迅速凝聚成統一艦隊的艦艇集合體”。

科貝特的“另類觀點”有助於美國人認清現實。如今，許多人會認為，美國是作為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海軍大國，有能力解決掉所有問題，並且會永遠保持超級大國的地位。事實上，雖然美國海軍是世界上噸位最大、能力最強的海軍之一，但其擁有的288艘艦艇，已經縮水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小規模，這也無損其當前“相對”的霸主地位。此外，如果直接參照科貝特的説法，一個新興大國，如十九世紀的德國或法國，要控制某些戰略性的海上通道，或在公海上的製造威脅，尤其是卡住在歐亞大陸沿線的某些狹窄海峽，其實並不需要很多艦艇。

美國海軍面臨的進一步挑戰，就是如何看待俄羅斯或中國在整個歐亞大陸海域日益增長的海軍存在。許多西方人已經確認，俄羅斯是一個需要被管理甚至被阻止的國際破壞者；但是，應該如何處理或看待中國海軍的崛起，西方內部仍然存在激烈的爭論。我們都希望，這個世界永遠不會在見證另一場公海上的大戰役，或個別國家主動封鎖某個主要的海上咽喉。但是，如果大家持續認定，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不斷下降，那麼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其他國家將繼續填補因此而留下的海上空白。

西方觀察家的另一個重要隱憂是，隨着美國的明顯收縮，人類或將再次見證歐亞大陸上“海軍至上主義”的崛起。1890年代，工業化、製造業生產力以及海上貿易的擴大，英國、法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海上競爭加劇，最終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基礎。關於這個時期，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複雜因素，那就是在激烈的帝國競爭背景下，德國和英國的經濟依然明顯地交織在一起。這或與今天的情況有相似之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是英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規模超過了英屬印度和法國。從德國的角度來看，英國是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在同一時期，德國大約20%的進口也來自整個大英帝國。當時就有人指出，德國非常恐懼英國的海軍主義，“即利用海軍的優勢來剝奪世界的海洋自由，並影響其他國家的獨立性”。為此，科貝特積極地為英國的海軍主義進行辯護，“我們有能力關閉大洋……但我們沒有關閉海洋，而是將其向全世界開放。不僅如此，在我們和平統治的漫長歲月裏，英國海軍被安排在最偏遠的地方繪製地圖，尋找新的道路，並清除從阿爾及爾到遠東的自由貿易過程中存在的危險。英國做的這一切都是對世界的饋贈，不求回報”。儘管如此，當時德意志帝國海軍部國務秘書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上將（Admiral Alfred von Tirpitz）依然在他的回憶錄寫到，“只有海軍的建設，才能完全回覆德國人的本質，並復興德國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

今天，英德當年關於“海軍至上主義”的辯論似乎又回來了，並且在歐亞大國和美國之間激烈地展開。

**文章摘自To Rule Eurasia’s Waves：The New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