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消費馬斯克，混淆精英形象！馬斯克前妻長文 I 美國最混亂的離婚內幕_風聞
大眼联盟-2022-06-27 10:47
編輯：Schnappi
來源：嘉人雜誌
【編者按】
今年5月，在SpaceX公司一名前空乘人員對埃隆·馬斯克提出性騷擾指控後，他的第一任妻子賈斯汀·威爾遜寫的一篇關於他們婚姻的文章重新浮出水面。馬斯克被指控向一名空姐提供一匹馬，以換取色情按摩，並導致25萬美元的和解。
學者兼作家貝卡·劉易斯（Becca Lewis）5月在推特上提醒人們回過頭來關注這篇文章，她寫道：“我仍然認為，埃隆·馬斯克第一任前妻2010年在《嘉人》雜誌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基本上詳細描述了你需要了解的關於他的一切。如果人們能更認真地對待女性的經歷和女性媒體就好了…….”
她補充説：“標題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個爛俗的離婚故事，但實際上它是一個極度厭惡女性的男人對他的伴侶進行長期情感虐待的故事。”
現在，隨着馬斯克的大兒子向法院提出申請將性別更改為女性，同時放棄父親的姓氏，改為隨母姓，這篇文章又有了另一層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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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妮弗·賈斯汀·威爾遜
（《Bloodangel》、《Lord of Bones》和《Uninvited》的作者。她和五個兒子以及兩條狗住在洛杉磯。）
2008年春末，我富有的企業家丈夫埃隆·馬斯克提出離婚，他是我五個年幼兒子的父親。六週後，他給我發短信説他和一位20歲出頭的漂亮英國女演員訂婚了，她為了和他在一起搬到了洛杉磯。她的名字叫塔魯拉·萊利（Talulah Riley），她在2005年的《傲慢與偏見》中扮演其中一個姐妹。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深刻：1）《傲慢與偏見》是一部非常棒的電影，2）我和這個男人的生活退化成了最老套的劇情。
至少她不是金髮。我覺得這讓人耳目一新。
我第一次見到埃隆的時候，我也不是金髮。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皇后大學讀書的第一年，我是一個有抱負的作家。
埃隆比我大一年級，是個身材清秀、來自上流社會的男孩，操着南非口音。一天下午，當我正跳上寢室的台階時，他出現在我面前。他説我們在一個我沒去過的派對上見過面。（多年後，他會承認他在公共休息室的另一頭注意到了我，並決定要見我。）他邀請我出去吃冰淇淋。我答應了，但後來在宿舍門上留了張紙條打發了他。幾個小時後，在學生中心一間熱得不得了的房間裏，我低頭讀着西班牙語課文，聽到身後傳來一聲禮貌的咳嗽。埃隆尷尬地笑着，兩個巧克力片冰淇淋蛋筒從他的手上滴下來。他不是那種會被隨便打發的人。
他是個科學型的人，精通數字、商業和邏輯。我並不是他唯一追求的女人，但即使在他轉到沃頓商學院後，他還是一直送玫瑰花。當他回皇后學院見朋友時，我同意和他共進晚餐。有一次，我們一起在書店裏，我指着一個書架説：“有一天，我希望我自己的書就放在那裏。”我以前對一個女朋友説過這句話，她笑岔了氣。但埃隆不僅把我當回事，而且似乎對我印象深刻。這是第一次有男孩覺得我的雄心壯志——而不是我的長髮或細腰——很吸引人。前男友抱怨我“好勝”，但埃隆説我“靈魂裏有一團火”。當他告訴我“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時，我明白他的意思。
畢業後，我在日本教了一年英語——那時我和埃隆已經分手了。回到加拿大後，我找了份酒保的工作，寫我的小説，考慮是回日本還是去讀研究生。一天晚上，我對妹妹説：“如果埃隆再給我打電話，我想我會回心轉意的。”一週後他真的打電話給我。
畢業後，他搬到了硅谷。他和三名室友在山景城合租了一套公寓，創辦了他的第一家互聯網公司Zip2。我很快就飛過去見他。一天晚上吃飯時，他問我想要幾個孩子。“一兩個，”我馬上説，“不過如果我請得起保姆，我想生四個。”
他笑了。“這就是你我之間的區別，”他説。“我認為肯定會有保姆的。”
然後他帶我去了一家書店，遞給我他的信用卡。**“你想買多少書就買多少，”**他説。沒有什麼情話比這句更動聽了。
兩年後，也就是我們2000年1月婚期的兩個月前，埃隆告訴我，我們約了一位律師，他將幫助我們簽訂一份“財務協議”，他新公司的董事會希望我們簽署這份協議。當我看着他時，他趕緊説：“這不是婚前協議。”
原先的他是一個苦苦掙扎的20多歲的創業者，而現在的他已經是一個有錢人。1999年，也就是前一年，埃隆賣掉了Zip2，一夜之間身家達到2000萬美元左右。Zip2與報紙合作，幫助它們實現網絡化。他買了一套1800平方英尺的公寓，並進行了翻修：我們現在有了自己的地方。他還買了一輛價值百萬美元的跑車——邁凱輪F1——和一架小型飛機。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變化（除了要上飛行課），埃隆的財富看起來抽象而不真實，是一串存在於某個奇怪空間中的零。我開玩笑説他要為了一個超模甩了我。相反，他求婚了，在街角單膝跪地。
他新獲得的大部分財富都投到了他的第二家公司——一家網上銀行機構X.com，該公司後來成為貝寶（PayPal）。據説是這個董事會在催促他簽訂一份“財務協議”。當時我不明白的是，埃隆實際上是在引導我進入一段“調解”期，我現在知道了，這意味着任何言行都是機密的，不能在法庭上使用。但我沒有時間去研究調解，也沒有時間去了解它很少能滿足關係中較弱一方的利益。多年以後，我開始瞭解這些事情。但在我們結婚兩個月後，我還是簽了婚後協議。我信任我的丈夫——不然我為什麼要嫁給他？我告訴自己這無關緊要。我們是靈魂伴侶。我們永遠不會離婚。沒有埃隆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不過，還是有一些警告信號。當我們在婚宴上跳舞時，埃隆告訴我：**“我是這段關係中的老大。”**我對這件事不屑一顧，就像我後來對簽署婚後協議不屑一顧一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知道他是認真的。他是在南非男性主導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的，那種讓他在商業上如此成功的競爭和主導的意志，並沒有在他回家後神奇地消失。這一點，以及我們之間巨大的經濟失衡，意味着在我們婚禮後的幾個月裏，某種動力開始佔據上風。埃隆的判斷推翻了我的判斷，他一直在發現我的不足之處，並對之評頭論足。“我是你的妻子，”我反覆告訴他，“不是你的手下。”
“如果你是我的員工，”他反覆説，“我會解僱你。”
2002年eBay收購貝寶時，我們已經搬到了洛杉磯，有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叫內華達·亞歷山大的男孩。貝寶的出售使埃隆的淨資產大大超過了1億美元。就在同一個星期，內華達像往常一樣躺在牀上睡了個午覺，停止了呼吸。他10周大，這個年齡的男嬰最容易患SIDS（嬰兒猝死綜合徵）。當醫護人員搶救他的時候，他已經缺氧太久，腦死亡了。他在奧蘭治縣的一家醫院裏用了三天的生命維持系統之後我們才決定讓他停藥。他死的時候我把他抱在懷裏。
埃隆明確表示，他不想談論內華達的死。我不理解這一點，就像他不理解我為什麼要公開悲傷一樣，他認為這是“情感上的操縱”。相反，我埋葬了自己的感情，為了應對內華達的早夭，我在不到兩個月後第一次去了試管嬰兒診所。埃隆和我打算儘快再次懷孕。在接下來的五年裏，我生了一對雙胞胎，然後是三胞胎，我還把三本小説賣給了企鵝出版社和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即便如此，內華達之死還是讓我陷入了長達數年的抑鬱，如果不是我們的保姆注意到我在掙扎，這種情緒會一直持續到今天。她向我介紹了一位優秀的心理醫生。半信半疑，我試了一下。在那些每週的訓練中，我開始對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認識。
我們呼吸着稀薄的空氣。我們在山景城合租的第一套擁擠的公寓，對於我們在貝萊爾山那座6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來説，似乎已經成了一段古老的歷史。我們結婚7年，家裏有5個傭人；白天，我們的家變成了工作場所。我們參加正裝籌款活動，在好萊塢頂級夜店裏坐上了最好的桌子，帕麗斯·希爾頓和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就在我們旁邊開派對。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在理查德·布蘭森的加勒比私人島嶼上舉行婚禮時，我們也在場，和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一起在別墅裏閒逛，看着波諾（Bono）在接待帳篷外與一羣愛慕他的女性合影。旅行時，我們開車來到機場，登上埃隆的私人飛機，一位私人空姐遞給我們香檳。
**這是一種夢幻的生活方式，特權和超現實。**但閃光的旋風並不能掩蓋核心越來越大的空洞。埃隆痴迷於他的工作：當他在家時，他的心思在別處。我渴望深入而真誠的交談，渴望親密和共鳴。當我為了他的事業犧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時，埃隆開始説我“書讀得太多了”，對我書稿的交稿日期不屑一顧。當我們為房子或孩子的睡眠時間而爭吵時，我的錯誤和缺陷就會暴露在顯微鏡下。在他眼裏，我覺得自己微不足道，於是我開始思考我們之間的關係會對我們五個年幼的兒子產生什麼影響。
2008年春天，也就是我們結婚八年後，一場車禍給我敲響了警鐘。當對方的車撞上我的時，我的第一個想法不是：感謝上帝沒有人受傷。而是：我丈夫會殺了我的。在我的腦海裏，我突然看到了我自己：一個瘦削的金髮女人踉踉蹌蹌地從一輛非常昂貴的車裏出來。
我幾乎認不出自己了。我變成了一個花瓶妻子——但我做得很爛。我不夠注重細節，不會維護一個完美的房子或成為一個完美的女主人。當男人們聊天，女人們微笑着傾聽時，我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無聊。我對肉毒桿菌素、化妝或減少剖腹產留下的疤痕不感興趣。不管我怎麼染頭髮，埃隆都要我把頭髮漂得更金。“漂成白金色，”他一直説，而我一直拒絕。
事故發生後不久，我坐在牀上，膝蓋抬到胸前，淚水奪眶而出。我輕聲告訴埃隆，我需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我不想在我丈夫數百萬美元的人生奇觀中做一個旁觀者。我想要平等。我想要合作伙伴關係。我想要愛，也想要被愛，就像他賺大錢之前那樣。
埃隆同意接受夫妻諮詢，但他同時經營着兩家公司，壓力很大。一個月，接受了三個療程後，他給我下了最後通牒：**要麼我們今天修復這段婚姻，要麼我明天就和你離婚。**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我覺得我們的現狀很好，所以你也應該覺得很好才對。第二天早上他提出離婚。我感到麻木，但奇怪的是，我鬆了一口氣。
在我簽署婚後協議的八年後，我開始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我實際上已經簽字放棄了作為一個已婚人士的所有權利，包括除了我們的房子以外的任何共同財產，一旦我們有了孩子，房子將歸屬於我的名下。但我的律師提出了一個法律理論可以使婚後協議無效。與婚前協議不同，婚後協議要求完全披露財務狀況，但就在我們簽署協議的時候，埃隆參與了X.com和一家名為Confinity的公司的重大合併。這兩家公司合在一起成為了貝寶，埃隆對X.com股票的估值比他在婚後協議中公佈的數字高出數百萬美元。根據我的律師的説法，無論這是故意的還是疏忽的，它都可能使合同具有欺騙性，從而無效。分居兩年後，我們上了法庭。法官做出了有利於埃隆的裁決。
在我們分開後的幾個月裏，我把頭髮染黑並剪短了。我開始意識到我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社交世界裏：生活在這個世界裏的女性都是富有男性的年輕妻子和女友，或者是為他們服務的私人助理。**女性在30多歲之後就消失了，除了扮靚、購物、料理家務之外，女性的所有抱負都變成了麻煩。**我覺得自己重獲了書寫自己人生的自由。
雖然我和埃隆關係疏遠——在孩子問題上，我和他的助理打交道——但我不後悔自己的婚姻。我也有過一些憤怒。但我將永遠尊重他這個才華橫溢、有遠見卓識的人。我也不會對離婚感到後悔（我們的案子有分歧，這意味着即使財產問題沒有解決，我們的婚姻在法律上已經死亡）。埃隆和我共同撫養這些孩子，他們茁壯成長。我現在感到踏實，對我的生活充滿感激。
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在整個離婚訴訟過程中，他的未婚妻和我發現我們彼此喜歡對方。人們對於我不想用筷子戳她的眼球感到很困惑。“這有點像一部法國電影，”一個朋友説。我給塔魯拉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我寧願活出法國電影中才會有的事情，在那裏兩個女人成為朋友，思考哲學，而不是美國電影中的事情，在那裏一個是“好”，一個是“壞”，一個大吵大鬧的鏡頭，然後有人從陽台上被扔下去。
她回答説：“讓我們像法國電影那樣吧。”
大家都説，她是一個可愛、聰明、非常年輕的人，而且比我更適合我前夫的生活方式和性格。雖然她和埃隆第一次見面時是深色頭髮，但她現在的金髮比我以前都要金。
紐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