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是誰？_風聞

作者：温伯陵

伯陵説：    

聊聊被遺忘的開國元勳高崗。

1

高崗崛起，和兩個人的去世有關係。

早年間紅軍主力在南方鬧革命，高崗跟着劉志丹和謝子長在陝北搞兵運，不過實事求是的説，和南方紅軍相比，陝北紅軍屬於小打小鬧。

1933年11月，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都開始了，陝北重建了紅26軍，只有一個師的編制，師長是王泰吉，政委是高崗，全軍共500人。1935年1月成立的紅27軍，也是隻有一個師的編制，全軍共700人、300支槍。

對於紅軍根據地來説，陝北怎麼都談不上兵強馬壯。

直到和徐海東的紅25軍會師，成立紅15軍團，陝北才有了戰鬥力較強的紅軍。老帥們後來回憶説，如果沒有徐海東的部隊，陝北根據地能不能保住都是兩説。

但是世事無常，不是兵強馬壯的陝北根據地，等來了中央，成為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解放全中國的起點。

這就是機遇。

中央紅軍到陝北後，屬於外來部隊，很多工作需要經過陝北幹部才能推下去，於是就需要找一個陝北幹部的代表，做中央和地方的中間人。

雖然紅15軍團可以算做陝北部隊，但軍團長徐海東和政委程子華出自南方，代表不了陝北，比高崗地位高的謝子長早早犧牲，和高崗地位差不多王泰吉也早早犧牲，閻紅彥則因為受批評，被調到上海和蘇聯工作，脱離陝北多年。

剩下來的人，只有劉志丹和高崗。

而劉志丹又在1936年4月東征山西的時候犧牲，那麼資歷較深、地位較高的陝北幹部，也只有做過紅15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高崗了。

就這樣，高崗成了陝北根據地的代表。

所以中央紅軍到陝北，不僅是陝北根據地名留青史的機遇，也是高崗個人崛起的機遇，而這個機遇是劉志丹犧牲留給他的。

從此以後，高崗的職務地位開始高歌猛進，從中國革命的邊緣幹部，一路做到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八路軍騎兵司令、陝甘寧邊區書記，最後更是做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和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華中局書記劉少奇並列。

對於高崗崛起，莫文驊不理解。

教員解釋説：“你們在陝甘寧邊區工作，就要和高崗搞好關係，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崗不點頭，在邊區也行不通。”

莫文驊不服氣：“這是要挾中央。”教員也不多説什麼，只是問他“多大了”，莫文驊回答説“30歲了”，教員拍拍他的肩膀：

“你還年輕，過些年就好了。”

教員的意思是，山頭是客觀存在的，強行削平山頭一定會讓山頭更加獨立抱團，你得承認山頭包容山頭，才能逐漸瓦解山頭。

這個道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不懂，得經過世事磨礪的中年人才懂。

雖然教員的“山頭觀”對高崗是一份紅利，但實事求是的説，高崗除了資歷以外，還是用個人能力吃到這份紅利的。

畢竟雄才大略的教員，可不會重用草包。

1941年做了西北局書記以後，高崗輔佐教員整理黨務政務，並且具體領導了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邊區能順利渡過經濟困難時期，高崗是功不可沒的。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我黨決定搶佔東北，高崗主動請纓到東北去。

第二年6月東北局調整人事和分工，林彪直升東北局書記，但因為性格和專業的問題，林彪主要負責指揮作戰，其他的不管。後勤和地方建設等工作，便由東北局副書記高崗負責。

他們兩人的內外軍政分工明確，林彪需要彈藥，高崗就給籌備彈藥，林彪需要糧食和人馬，高崗就給送來糧食和人馬。

總之是要什麼給什麼，配合的非常好。

遼瀋戰役的時候，高崗給林彪送來8000萬斤糧草、8000桶油料、160萬支前民工，保證了遼瀋戰役的後勤供給。

戰役結束，百萬大軍準備入關，林彪感動的和高崗説：“老高，沒有你，我打不了勝仗。”

可以説，從西北到東北，高崗始終是搞後勤建設的，這個功能，他一直延續到抗美援朝時期。

抗美援朝爆發以後，教員下了軍令：

“中國人民志願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後方基地，所有一切後方工作供應事宜，以及有關援助朝鮮同志的事務，統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志調度指揮並負責保證之。”

於是，已經升為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的高崗，成了抗美援朝後勤工作的第一責任人。

短時間內，他便領導東北各部門，開闢了三條運輸線，給朝鮮源源不斷的送去兵員、糧食、彈藥等物資，後期蘇聯援助的物資，也都要經過高崗轉運。

所以彭德懷才説，志願軍在前方打勝仗，應該感謝兩個人，一個是高大麻子，一個是洪大麻子，如果沒有他們兩個，志願軍是打不了勝仗的。

高大麻子是高崗，負責後方輸送物資，洪大麻子是洪學智，以志願軍副司令的身份，負責前線的後勤工作。

這時候的高崗是能人猛人，教員的心頭好，眾將帥的鐵戰友。

但也就在抗美援朝爆發的時間點上，任弼時去世了。

任弼時的故事，我們以前説過，這裏就不多説，只説一句，任弼時是教員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也是五人組裏非常重要的制衡力量。

任弼時的突然去世，對國家和教員來説，都是巨大的損失。

有了空位，就要有人填補空位，教員也得尋找有影響力能做事的左膀右臂，於是高崗就出現在教員的視線裏。而且國家初立，各大行政區的封疆大吏們權力太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削藩。

在這樣的背景下，便有了“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的事。

五馬進京是削藩，高崗這一馬當先，是替補任弼時。

2

1952年底，高崗進京，出任和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就此形成劉管黨務、周管政務、高管經濟的三足鼎立格局。

管經濟，倒也符合他的工作特長。

而要是説起和教員的關係，高比其他人更親近。

那時他們工作的地方在中南海一號樓，教員的辦公室在一樓，劉周朱的辦公室都在二樓，高來了以後，辦公室也安排在一樓，和教員的辦公室是斜對門。

教員有什麼事，打個招呼就把高喊過去了，要是有什麼重要文件，他自己寫上批語，也派人送到高辦公室，讓他提意見。

而且那時候有個“中央小會”，領導人們坐在一起開會議事，毛劉周是有空就來參加，朱老總年紀大，有時候開不完就走，高則是每次都參加，從頭到尾不離場。

有時候開完會，所有人都散了，教員還要留高單獨談話，一談就是一夜。天亮以後，教員回去睡覺，高回去上班……

朱老總看不下去了，怕他吃不消，便趁高來拜訪的時候，邊喝酒邊問：

“小高啊，你太能熬了。每次開會我是白天就得走，受不了，可是散會之後老毛還要找你談話，你受得了嗎？”

高喝了口酒，説到：“我沒有什麼，我還年輕，身體好，老總你就放心吧。”

朱老總不放心：“小高啊，我和老毛共事多年，他的知識很廣，他看古書。”

高不知道有沒有聽懂，只是默默喝酒，什麼都不説。

看到這段對話，不由讓人感慨萬千。

不過所有人都看出來了，高進京真的是一馬當先，重要文件後面的名字排序從毛劉周朱高，慢慢的變成毛高，但是高覺得這樣排名不合適，三番五次要求改，才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不管怎麼説吧，所有人都知道教員對高極為重視，教員也對高栽培提點，指望他能成大器。

這個“成大器”就是前面説的，接替任的地位，對另外兩足形成制衡。

也正是這個原因，教員才在一次私下談話中，親自交代高查閲東北敵偽檔案，找到1929年劉在奉天被捕的記錄。

如果是堅貞不屈，那便罷了，如果有不堅定的表現，這份記錄就是隨時可以打出去的利器。

能讓教員親近到這份上的，也沒幾個人。

3

當然了，如果非要説讓高制衡另外兩足，是為了個人權力，肯定是不全面的。

他們之間真正的分歧是路線和組織。

1949年，高召集東北幹部開會，發言説了一段觀點：

“要儘量讓農民發家致富，讓絕大多數農民豐衣足食，但也要讓農民從個體向集體發展，系統的建立供銷合作社，讓農民不受商人的剝削。”

他的觀點是反對農民自由競爭，堅持無產階級政權的領導。

會議結束之後，東北局根據會議精神，寫了《農村支部工作指示》，並送到組織部請求答覆，劉和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的結論是：

“現在的變工互助組能否發展成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業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將來加上機器工具的條件，才能夠領導實行集體農莊。”

他的觀點是自由競爭一段時間，等條件成熟了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高和劉談不攏，便把回覆上交教員，教員看到劉的話，“不滿形於顏色”，非常直接的支持了高的觀點。

1951年，又出現了類似的爭論。

山西省委提交了《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裏面説：

“把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這兩個進步因素，在互助組織逐步增強，將使老區的互助組織前進一步。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而是要逐步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報告提交到華北局並報告劉，劉寫下批語：

“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閲。”

在這次爭論中，高支持山西的意見，教員支持高的態度。薄反對山西的意見，劉支持薄的態度。

可見關於以後走什麼路的問題，立國初期就爆發了普遍爭論，東北和華北，高層和地方，都有各自的堅持，都有各自的態度。

以上是和劉的爭論，而和周的爭論焦點在於新税制改革。

1952年12月，政務院頒佈了新税制，規定不分公營和私營一律平等納税。這份政策是公平的，但結果卻造成公營企業多納税、私營企業少納税，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

而且新税制頒佈之前，政務院沒有向中央彙報，教員有些怒：

“修正税制之前沒有報告中央，可是和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的比中央還重，這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且現在是過渡時期，到底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向資本主義過渡，這是個問題。”

因為和兩人的爭論，教員便趁五馬進京的時機，在人事和組織上做了新的安排。

政務院的八個部劃歸國家計委，高負責經濟。

政法工作由董、彭、羅負責。

財經工作由陳、薄、鄧子恢負責。

文教由時任宣傳部長負責。

外交由周負責。

組織部由饒負責。

經過這次安排，周實際上被剝奪了政務院的最後決定權，劉的人事權被剋制，高則成立了所謂的經濟內閣，再加上人盡皆知的教員寵信，高實際上成為第四號人物。

如果就這樣下去，教員的目的基本達到了，一來三足鼎立互相制衡，二來在路線和組織上有左膀右臂，大事小事都能幫襯一把。

至於説換人，那不是説換就能換的，必須先承認山頭，等時機到了再瓦解山頭，這些都需要時間，現在的任務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但高卻理解錯了，他以為教員真的要換人，結果就飄了。

4

高這個人大大咧咧的，説好聽點是不拘小節，説不好聽的就是粗鄙少文。

經常在開會的時候，幾十個人在會議室看材料或發言，他就捲起褲腿搓腿毛，然後把搓下來的腿毛擰在一起，用火柴點着，弄得滿屋子都是燒腿毛的味道。

別人捂着鼻子表達不滿，他也不在意。

這麼粗魯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周密做事。

自從成了第四號人物，高覺得自己深刻理解了教員的意思，野心也被錯誤判斷激起來，開始認認真真的倒劉。

正好，那段時間安子文提出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名單裏有薄的名字，但沒有林。

傳到教員的手裏以後，教員特別憤怒，在會議上批評安，説你只是一個副部長，有什麼資格搞這麼大的名單，這事到此為止，不許對外泄露。

安當然沒有資格搞名單，他是用別人搞的名單出來投石問路。

後來教員把名單給高看了，囑咐他看完就行不要外泄，高也答應了。但從這份名單上，高看到了機會：

“林是蘇區幹部，又是軍隊幹部，名單裏沒有林是什麼意思？”

於是呢，高便提出白區黨和紅區黨的論調，説教員代表紅區，劉代表白區，江山是紅區的人打下來的，現在政權卻掌握在白區的人手裏，要進行徹底改組。而且到處傳播名單的事，言外之意就是白區的人要搞紅區，我們紅區的人要團結起來。

這番論調説出來，高便不再是一個人，而是成了蘇區軍人的代表，得到彭林等軍人的支持。

53年的6—8月，中央召開財經會議，高帶頭批薄，準備以此為突破口來倒劉，並且在會議召開期間，帶着十幾個人大張旗鼓的到西山看望林。

這意思就很明顯了，你們的名單裏沒有林，但林和我們是一起的。

戰嗎？

戰啊。

受高的影響，再加上原本就和劉有私人恩怨，饒開始在組織部追查私擬名單的事，自然通過安追到幕後的劉，於是在9月份的組織會議上批安討劉。

現在説是高和饒有聯盟，其實沒有，他們之前就沒什麼交集，現在剛進京更不會有深交，之所以同時行動，只是因為目標一致。

但他們做的太過火，大張旗鼓生怕別人不知道，遠遠超出教員的規劃，甚至葉都跑來問：“有薄無林是怎麼回事？”

教員有些詫異：“你怎麼知道的，我要查一下這件事。”

他很生氣的問高：“誰泄露出去的，是不是饒？”這是給他承認錯誤的機會，但高沒有接住，繞開話題説：“饒不會吧？”

這時候教員發現壞事了。

原本只是想制衡，誰知道高和饒走的這麼遠，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如果讓他們繼續搞下去，非但不能團結起來做工作，甚至可能造成紅白分裂、軍政分裂、央地分裂。

1953年是抗美援朝剛結束、國內經濟建設剛開始的時候，最需要的是團結，最不需要的是分裂，一旦出現分裂，將給國家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教員決定收拾殘局，但還是想給他們一次機會。

他讓劉、陳、高開一次會，都做自我批評，結果劉和陳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檢討，高卻輕描淡寫，不積極搞團結。

教員非常失望，12月24日説出“兩個司令部，一個吹陽風、一個吹陰風”的那番話。

可能從這番話開始，高判斷出了風向，知道自己要失敗了，有些心灰意冷。

但教員還是給他機會。

1954年2月，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前，聽聞高想到杭州找他談，教員説不要來杭州了，讓高和劉、周、鄧談談，看他有什麼想説的，有沒有挽救的機會。

三人和高談了幾次，高始終不承認錯誤，就沒談出什麼結果。後來據高的夫人説，去談話前，高在褲襠裏縫了20幾顆安眠藥。

這是準備一旦被捕就自殺。

做為數十年風裏來雨裏去的老革命，稍微遇到挫折就不活了，抗打擊能力真的有些差了。

因為高的態度，事情到這裏就沒懸念了。他在路線上得罪了劉，職位上得罪了周，並且不低頭認錯搞團結，讓教員想保他都保不住。

如果強行保高，那就是和另外兩人決裂，代價太大。要和另外兩人團結，就必須棄高。

該怎麼選，其實不難。

於是風光顯赫的高，就此成為批判的對象，而饒也被連帶在一起批判。

從現在來看，高其實還是有翻身機會的，但前提就是活下來，再等12年。事實上，教員也是這麼想的，再給他一次機會。

1954年2月，高和饒被批以後，教員準備讓高回陝西做地委書記，以後的事以後再説，結果還沒來得及派人去談，就傳來高自殺未遂的消息。

教員聽到這個消息，滿臉厭惡的表情，感覺自己看走眼了，和秘書説：“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隨他去。”

高自此翻身無望，半年後吞安眠藥自殺，自己把自己給作死了。

人死如燈滅，案子也就沒有翻轉的餘地，成了雷打不動的鐵案，連帶着饒也被關了二十年，空耗時光。

1955年4月，高和饒的處理結果宣佈，林補高的缺，當選政治局委員，再過三年晉升為副主席。

歷史走入新的階段。

寫到這裏想到兩句老話：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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