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説墮胎權失守動搖了美國的“國本”？_風聞

近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以下簡稱羅伊案）的裁決，取消對美國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護，將是否允許墮胎的決定權交歸各州。這一裁決震驚全美，標誌着美國婦女人權的歷史性倒退，同時也是美國政治極化的重要體現，並將持續加劇美國社會的內部撕裂，進一步擴大美式民主的合法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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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衞士”幻象破滅

婦女權利是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獲得安全和合法墮胎的權利更是深植於國際人權法規之中，是保障包括生命權、人身安全權、隱私權等在內的更廣泛人權的一項關鍵權利。數據顯示，過去幾十年裏已有50多個國家放寬了墮胎相關的法令。如今，長期以“人權衞士”自居的美國卻反其道而行，取消了憲法層面對女性墮胎權的保護。對此，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及英法加等國首腦都予以譴責，認為美國此舉是“巨大倒退”。

然而，縱觀美國社會對女性權利的保護情況，最高法院的此次判決似乎又在預料之中。自1920年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賦予女性選舉權以來，美國女性權利得到較大提升，但近年來的民調顯示仍有75%的美國人認為國家需在實現性別平等上作出更多努力。美國民權同盟指出，1963年《同酬法》通過之時，女性工資僅為男性的59%；如今，女性工資依舊僅為男性的78%，其中少數族裔的女性工資更低，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的工資僅為白人男性的64%和54%。此外，正如近年來席捲歐美的反性騷擾運動所揭露的，美國女性在工作場所遭遇性別歧視、性騷擾甚至性侵犯的現象相當普遍。但美國法律在這方面對女性權益的保護並不健全：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僱主都不曾因性騷擾受到聯邦法院的懲罰；到1991年，國會對《民權法案》進行修訂，原告才能以性騷擾為由尋求金錢賠償。除此之外，美國還是經合組織國家中唯一在聯邦層面不保證為職工提供任何帶薪產假、陪產假或育兒假的國家。據估計，僅有60%的美國職工可以真正享受聯邦所規定的最長12周的無薪產假。

事實上，即使在此次裁決之前，美國女性也並未在真正意義上擁有“墮胎自由”。羅伊案之後，在反對墮胎自由的“親生命權”人士遊説之下，對該問題持保守主義態度的各州通過在法律上設置障礙，例如拒絕將墮胎費用納入低收入人羣政府醫療補助計劃的清單之中，迫使女性因經濟問題放棄墮胎。取消墮胎權的憲法保護將對美國婦女權益造成進一步傷害。目前，美國的孕產婦死亡率已經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高的，限制墮胎法將使那些保守主義州的嬰兒和孕產婦死亡率更高。對於低收入人羣特別是青少年、有色人種、移民和難民等來説，因無力支付旅行、請假等費用，他們受墮胎限制的影響將會更大。

美國最高法院和部分地方政府對女性墮胎權的限制極大地損害了美國女性的隱私權和人身安全權等基本人權。不僅如此，美國還是迄今尚未批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少數國家之一。這一切都在事實上暴露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雙標”——在國際上宣揚普世人權，又在實踐上踐踏國民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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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極化更加劇烈

在美國黨派鬥爭激化、政治極化現象日趨嚴峻的社會背景之下，墮胎問題已經從最初的醫學、宗教和倫理問題上升為極具政治敏感性的意識形態問題，成為兩黨在選舉中吸引目標選民的“王牌”。羅伊案裁決在日前被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則是美國政治日趨極化的重要表現和結果。

在20世紀60年代，墮胎還只是具有爭議性的問題，而非區分黨派立場的議題。當時，民主黨成員及其選民中也有不少人反對墮胎權。但在1973年最高法院對羅伊案的裁決中確定孕期婦女具有在妊娠早期自主選擇墮胎手術的憲法權利之後，墮胎問題日漸成為自由派和保守派陣營之間、“親生命權”和“親選擇權”兩股社會力量之間的較量，併成為美國兩黨政治中的重要議題。20世紀70年代中期，共和黨延續尼克松時代的“南部戰略”，在競選綱領中加入反對墮胎權的內容以吸引宗教福音派和民主黨中反對墮胎的選民。此後，兩黨在歷屆選舉中幾乎都把對墮胎權的支持與否作為其政治綱領中的重要議題之一。隨着兩黨的政治立場日趨極端化，雙方在包括社會福利、公平效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態度分歧日漸擴大，墮胎問題也逐漸與包括國家福利政策和政府公權力等在內的政策議題捆綁，成為一個劃分政黨立場的議題。因此，雖然近幾十年來美國民眾對墮胎權的態度並未發生重大改變，但民主黨與共和黨對該議題的態度分歧卻日漸突出。根據皮尤中心的報告，2007年至2022年，認為墮胎在多數情況下合法的民主黨人與認為墮胎在多數情況下非法的共和黨人之間的比例差距從24個百分點擴大到了42個百分點。

兩黨在該議題上分歧的日漸擴大促使他們不遺餘力地推動相關立法，並在雙方力量的對決中直接導致羅伊案裁決被推翻。一方面，美國右翼致力於挑戰羅伊案的判決，各州的保守派律師更是不斷將可能推翻羅伊案的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另一方面，左翼則致力於推翻禁止聯邦資助大多數墮胎的海德修正案，以擴大婦女的墮胎自由權。在兩大陣營激進力量的推動以及保守派力量日漸增強的背景下，近年來部分州議會對墮胎問題的立場更加保守，越發強硬地推行反墮胎政策。例如，密西西比、肯塔基、佐治亞和得克薩斯等州都通過了“心跳法案”，規定最早在6周內禁止墮胎。受到特朗普任內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人數以六比三佔據多數的直接影響，自由派力量在墮胎權的對決中敗下陣來，導致羅伊案裁決最終被推翻。

最高法院的此次裁決不僅是美國社會政治極化的結果，而且也將極大加劇美國的政治與社會分裂。事實上，早在5月份關於此次裁決的草案被泄露之後，已有大批抗議者走上街頭呼籲拜登總統表態，民主黨更是藉此機會動員選民在中期選舉中選擇支持墮胎權的代表。可以預見，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中，墮胎權將成為兩黨角逐的重要議題之一。同時，美國一家致力於研究生殖健康和權利的機構古特馬赫研究所認為，美國本來就已經有26個州可能禁止或限制墮胎，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將使部分州的法律立即或者迅速生效。這可能導致美國社會內部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在地理上形成集聚，從而進一步加強美國社會的思想分裂與人羣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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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民主基石坍塌

美國最高法院對羅伊案裁決的推翻也在很大程度上蠶食了美國司法系統的獨立性。美國左派雜誌《雅各賓》刊文指出，“黑錢造就了最高法院中激進保守派的超級多數”。文章指出，特朗普的最高司法顧問組建了“司法危機網絡”用於資助共和黨的州檢察長及非營利組織，致使最高法院推翻聯邦對墮胎權的保護，取消一些州對隱蔽攜帶槍支的限制等。例如，在2016年保守派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後，該網絡就曾斥資700萬美元進行廣告宣傳，阻止共和黨參議員批准奧巴馬的法官人選；在特朗普任期內，該網絡又花費數千萬美元為特朗普的三名法官候選人進行廣告宣傳。

《雅各賓》的揭批暴露了美國最高法院的信任危機。作為“民主燈塔”，美國曆來以其三權分立的民主體制自誇。然而，在美國社會對墮胎權的民意沒有發生重大波動的情況下，僅僅因為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佔據數量上的絕對優勢，羅伊案判例就在短期內被推翻，很難不令美國民眾質疑美國的司法系統是否依舊獨立於政府和立法系統之外，懷疑美國的最高法院已經被黨派政治所蠶食，淪為深度參與意識形態之爭的政治機構。這一現象也令不少學者和社會人士擔憂在未來的幾年中，最高法院可能將推翻沃倫法院時期的憲法先例，以司法權推動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

當獨立於行政與立法之外的司法權力逐漸淪為美國黨派之爭的工具與手段時，美國社會的民主危機更加凸顯，其內部凝聚力和自我修復能力將受到巨大沖擊。換言之，美國對婦女墮胎權的限制不僅僅是對人權的巨大破壞，其所引發的社會抗議與政治對立也將加劇社會的內部撕裂，深刻影響到美國的“立國之本”，使美式民主的“可信度”和“可行性”遭遇危機，從而使美國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