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書評：三十年後再看“歷史的終結”_風聞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書評：三十年後再看“歷史的終結”

​2022-06-27 13:08·人民文化

自由主義遠不是取代馬克思主義和在歷史終結處佔統治地位的一種意識形態,它將成為另一塊倒塌的多米諾骨牌。

黑格爾、馬克思與福山

1988年秋季,一位在蘭德公司攻博的研究生約我去聽一場與黑格爾有關的蘇聯政治改革工作論文討論講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青澀的福山和聽到他娓娓道來的為純粹榮譽之戰,這時離戈爾巴喬夫1988年12月7日宣佈蘇聯不會再幹涉華沙成員國的事務至少還有一兩個月。

1989年1月16-19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發生遊行示威,最終演變成當年11月17日的天鵝絨革命,同月柏林牆被拆除,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如1989年《國家利益》夏季號上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所預告的一樣結束了。亨廷頓譏諷地評論:“一個世界:歡欣而和諧”。

三年後拉長到近40萬字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以下統稱《終結》)發表,《終結》從文章到書將本來能綜合幾位大師理論形成的範式,拉成涉及數百位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終結》版政治思想史,讓蓋着神秘面紗的黑格爾歷史終結論,成為霧裏看花。本文抽絲剝繭,將《終結》還原到黑格爾、尼采和福山。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 著 陳高華 孟凡禮 |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年9月

福山立論面臨的是20世紀出現過的自由民主、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三大社會形態,一反20世紀初完成語言轉向的分析哲學,福山翻開主流政治學遺忘很久的《精神現象學》,從中找出主奴意識推演的“承認”做為範疇,導出只有基於市場經濟的自由民主,才能產生人人相互承認的“普遍同質國家”,在20世紀三大思潮的格鬥中勝出。黑格爾/馬克思定義的大歷史終結於全球的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終結處人類無需再為是否有更理想的社會形態而奮鬥,成為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定義的“末人”。

顧及到可能面對的理論界質疑,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福山將歷史終結論的範式和結論全部歸功於黑格爾。

黑格爾1806年在拿破崙耶拿戰役的槍炮聲中完成了終結歷史的《精神現象學》。福山進一步強調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認定歷史會終結於某種社會形態,區別在於馬克思的歷史應終結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共產主義社會。福山認為他唯一的貢獻在提醒歷史不用走那麼遠,人類社會應該在1806年耶拿戰役這一站提前下車。

理解《終結》不能不打開《精神現象學》,而這恰恰是過去三十年對《終結》五十多種文字,近千篇書評所缺失的。

首先,《精神現象學》中沒有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結合在一起組詞還不到一個世紀。作為範疇的“自由”與作為學科的哲學幾乎同時誕生,民主到現在還擠不進哲學範疇。法國大革命流傳開的宗旨是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缺席不是偶然的,包括黑格爾在內那一時代思想家總是從負面角度論述民主,“自由”倒是隨絕對認識自我貫穿《精神現象學》,只是哲學上的“自由”與用來形容民主的“自由”並非同一件事。

其次,從《精神現象學》中找不到拿破崙的名字,其實哪怕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裏拿破崙名字也未聯繫到法國大革命的勝利。黑格爾讚賞法國大革命,從自家窗口看到耶拿戰役後拿破崙以世界精神象徵騎馬進城的説法都是來自傳記資料。特別是黑格爾不可能無知到以1806年後的拿破崙來表證歷史終結處的自由民主,當1804年12月2日拿破崙強邀教皇來凡爾賽宮為他加冕,就已經為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正式劃上句號。

最後,斷言馬克思也是歷史終結論的擁躉者將會令人失望。翻遍馬恩50卷全集找不到任何依據。相反,馬恩全集中多處一針見血地指出黑格爾體系與方法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即黑格爾“歷史終結”的體系與其辯證的方法論相矛盾。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但從未説過是“最後”形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到共產主義階段也會因生產力永不停歇地發展產生張力,馬克思摒棄了黑格爾的歷史終結體系,攝取了其辨證方法推演出不可能終結的歷史。“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

歷史終結論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

馬克思發現《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福山版歷史終結論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是科耶夫的《精神現象學》課堂筆記——《黑格爾導讀》(以下簡稱《導讀》)。

《終結》裏有一頁紙評價近兩個世紀的思想大師,每位大師寥寥數語,數落了孔德的實證主義、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的現代化理論。令人驚訝的是400多頁的《終結》的正文和註釋中,找不到任何對科耶夫的批評,這與福山對大師和範式一貫的苛求相悖。

在描述20世紀三大主義決戰中,福山指出納粹的政黨名稱和綱要同為“國家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説人們很難區分希特勒和斯大林,自由民主實際上是戰勝了同一類型獨裁專制社會的兩個實體。讓福山不安的是科耶夫的歷史終結並非拿破崙1806年後的歐洲,而是斯大林1928年開始農業集體化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後的蘇聯。這一眾所周知的事實只好放到《終結》的註釋中,本來福山可在註釋中温柔地批評科耶夫非自由主義傾向,然而他筆鋒一轉,指出科耶夫為資產階級法國服務和對美國代表歷史終結憧憬的預言,“這使得作為自由主義者科耶夫比作為斯大林主義者的科耶夫似乎更可信”。

讓科耶夫鑽研《精神現象學》居然與1929年全球資本主義大蕭條相關。科耶夫用逃離俄國流亡時走私出來的珠寶在德國體驗了一段“浮士德”般逍遙生活,剩下的財富砸在一支大蕭條中全部蒸發掉的奶製品股票上。同為十月革命的流亡者,在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校教書的克瓦雷搭救了一把科耶夫,並向法國教育部提議由31歲的科耶夫接過他“黑格爾的宗教哲學”課程的教鞭。

克瓦雷留給科耶夫最寶貴的財富是這個班中後來在法國思想界羣星璀璨的二十幾個學生,科耶夫用一種吃透黑格爾後再造黑格爾的方式,開始每週一傍晚對這批學生施展靈魂拷問,讓巴塔耶、阿隆、拉康等一羣后來聲名鵲起的法國知識精英情願每次課經歷“十數次被折斷、揉碎、殺死”,甚至“全身窒息和動彈不得”。從1933年到1938年,科耶夫用五年時間講完《精神現象學》前七章,翻成中文前共318頁的課堂筆記中反覆出現的詞或範疇為“拿破崙”、“普遍同質國家”、“黑格爾”,以及穿插其間推演主奴辯證關係帶來的“慾望”、“對慾望的慾望”、“承認”、“勞動”等。這些筆記推演的歷史終結論與福山的理解和概括大體一致。

首先,被福山稱之為“合成哲學家黑格爾-科耶夫的成果”顯然道不出黑格爾的歷史終結社會形態。黑格爾留下一本專著《法哲學原理》論述他的理想國。黑格爾的“歷史終結處”確有某種社會形態,但大異於科耶夫-福山話語體系。從黑格爾的角度看,《精神現象學》中的 “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等範疇在主奴意識階段均未出現。只有在客觀精神階段,才能從範疇自由的普遍性、特殊性和個體性導出法律、道德和倫理。倫理生活三種形式為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每一種形式倫理生活由其內在的矛盾揚棄為更高層次的倫理生活,三者的動態交融如“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黑格爾明確歷史終結處他的理想國形態為日耳曼民族的君主立憲制,終結處《法哲學原理》立論核心自由達到了,但非自由民主。

其次,幾乎所有與科耶夫交談過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特有的反諷式幽默,包括福山在內很多持保守立場學者總覺得科耶夫的共產主義信仰和對斯大林的讚譽會不會是一種反諷。歷史終結論誕生最大的秘密在於科耶夫巴黎研討班課堂上反覆講授的拿破崙1806年終結歷史的耶拿之戰,與他信奉的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才能達到普遍同質國家形成悖論。科耶夫過世的1968年他接受了一生中唯一的採訪,在《文學半月刊》吉爾·拉普吉訪談報道中,科耶夫不僅展現了他至死不渝的社會主義信仰,還點明黑格爾-拿破崙的歷史終結只是“空洞的詞”。

在1968年那次採訪中,科耶夫説“簡單説來,黑格爾只是算錯了150年時間。終結歷史的不是拿破崙,而是斯大林;而我則有責任去宣告這一點,不同的是,我沒有機會看到斯大林在我的窗前走過”。如果科耶夫在《精神現象學》開講前胸懷自由民主的信仰,他應該看到華盛頓的坐騎在美洲大陸上馳騁,但華盛頓/黑格爾這對星座很難讓斯大林/科耶夫的歷史終結論有機會再走一站。

最後,福山在《終結》中痛斥波普爾對黑格爾庸俗化的批評,與對科耶夫一直呵護的態度不同,福山對黑格爾偶見微言但從不下狠手。波普爾的批評的確顯現了他沒讀懂黑格爾,但這不妨礙他的證偽理論至今廣泛應用於人文和自然科學。科耶夫,或黑格爾-科耶夫合體範式下的歷史終結論,可以用共一套主奴辯證法推演出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終結形態。無需波普爾親自動手,歷史終結論將自己送上他證偽理論的斷頭台。

基於普遍同質國家的二律背反

《終結》第19章用的就是科耶夫創造的語彙“普遍同質的國家”為標題。科耶夫歷史終結論最薄弱的地方在其國家理論,在黑格爾和科耶夫可搜到的國家理論或其他文獻中,找不到“自由民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黑格爾的國家理論僅僅與他絕對知識中哲學範疇上的自由有關,讚美斯大林的科耶夫詮釋普遍同質國家時根本沒有在意過自由、民主、或自由民主。

科耶夫1943年寫下1200多頁手稿的《法權現象學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以彌補《導讀》中國家理論的缺失。科耶夫在《綱要》中明晰地詮釋了普遍同質的國家,強調只有社會主義的世界國家才具有普遍性,同質性則是體現在這種國家沒有排他性社會團體,所有人與每個人的經濟條件達到最優化。

編撰《綱要》的阿隆一直希望自認“斯大林分子”的科耶夫是一種反諷,但從《綱要》手稿中他失望地看到科耶夫認為斯大林的鐵腕統治是自己普遍同質國家的歷史必然。

將黑格爾和科耶夫粉飾成“自由民主”的衞士實屬福山一廂情願,但科耶夫“失敗”的地方,正是福山貢獻所在,《終結》第19章中黑格爾或科耶夫對自由民主普遍同質國家的創造性詮釋應歸功於福山,科耶夫應用主奴辯證法神器止步於普遍同質的國家,福山走完了這一步,用主奴辯證法引導出來的“承認”橫掃了歷史終結論所有範疇的最後一個角落:“歷史終結處出現的普遍同質國家,可以被看做是建立在經濟和承認這一對柱子上”。將普遍同質與普遍承認掛鈎“解決了存在於各種奴隸社會及其變種的眼中的承認缺陷問題”,歷史終結論至此每一個範疇都用上主奴辯證法演繹,邏輯上自洽了。

由此可見,何種社會形態屹立在歷史的終結處依賴於如何定義普遍同質國家。科耶夫經歷了十月革命後富商家庭財產盡失的蘇維埃平等均質社會,並用他依次體驗俄國、德國和法國等20世紀三大主義的生命詮釋和理解他定義的普遍同質國家;36歲的黑格爾將剛完成的《法哲學原理》獻給普魯士首相哈登伯格,獲得政府“國家哲學家”地位和皇帝授予的“紅鷹勳章”;同樣年齡段的福山1979年哈佛畢業後以蘇聯問題專家就職於美國蘭德智庫,1989年2月獲職美國國務院冷戰大師喬治·凱南創立的思想庫政策企劃司副司長。他們各自在自己定義的普遍同質國家生存和感悟,推出屹立在歷史終結處各自的社會形態,陷入不可自拔的循環論證。

何種社會形態終將挺立

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亨延頓的“文明的衝突”可能是從不同角度分析後冷戰世界最創新的理論框架,後者成為眾多學者跟進的理論平台,前者過去三十年無人跟進。亨廷頓不故弄玄虛,講文明的衝突甚至不用先讀懂湯因比或斯賓格勒,範式直白簡單好用;歷史的終結博大精深,朔源到科耶夫和黑格爾就已經是陽春白雪,福山還上朔到柏拉圖,下延到尼采,和者必寡。

開卷有益,沿着《終結》“參考文獻”的書目和人物名詞“索引”重走福山的伊利亞特,發現看懂福山只需要啃下《導讀》,走到黑格爾反而會陷入迷惘;看破福山則掌握《精神現象學》還不夠,至少要追根溯源到康德、費希特和謝林。福山最近的訪談仍在抱怨沒人懂他。本文試圖看“懂”福山,找到歷史終結論的誕生地和秘密,目的是企圖為歷史終結論祛魅。自認信奉馬克思的羅素在他名作《西方哲學史》感嘆過,馬克思不依賴黑格爾的邏輯學可能會更明晰地詮釋馬克思主義。為自由民主套上歷史終結論的枷鎖是福山掉入二律背反陷阱的作繭自縛。

為《終結》祛魅後,歷史終結論頓失黑格爾的光環,再脱掉柏拉圖的鞋子,摘掉尼采的帽子,自由民主不會有任何損失。事實上福山在《終結》由第5到12章組成的第二部分為自由民主加設了一條與歷史終結論平行的輔道:因為戰爭推動生產力發展,國家或遲或早會因經濟發展走向現代化,從而產生要求更多政治參與的中產階級,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結果只能是普遍“承認”的自由民主,殊途同歸。這條傳統現代化理論的道路哪怕加上一點主奴意識的“承認”,比依賴對民主淡漠的柏拉圖、黑格爾和尼采更明快通暢,但這一定不會有石破天驚的文章和上榜《紐約時報》的暢銷書。

祛魅之後的自由民主同樣光彩照人,但也更容易放在理性的天平上供跟進者批判。首先,福山與亨廷頓爭論的焦點回到價值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經典命題,自由與民主,還有平等、正義等核心價值不一定通約;其次,從哈耶克和波普爾的角度,歷史終結論讓自由民主染上決定論的色彩,而不是他們強調的“自發生成”,即使是福山在《終結》中鋪設的輔道,一定會被他們指責為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最後,價值一元與多元之爭必然會引起伯林兩種自由的拷問,歷史決定論將自由民主推到伯林最不省心的積極自由範疇,一不小心將招致專制還魂。

福山目睹2021年元月六日國會山的暴動後更是憂心忡忡,當天副總統彭斯如果聽命特朗普終止對拜登當選的認證,他將見證專制還魂從巔峯之國誕生。《時代》週刊封面在特朗普頭像後推出一連串寓意深刻的數字牌,2016、2020、2024、2028……

我們正面臨“歷史的終結”的終結?

歷史的終結不是象牙塔裏的純學術研究,這個短語一出現就成為新保守主義根正苗紅的敍事方式。隨着小布什2001年當選總統,包括歷史的終結在內的新保守主義開始影響美國的內政外交,最有代表意義的事件是2003年3月開始的伊拉克戰爭,福山等新保守主義者極力推動這場戰爭,以踐行對外輸出自由民主的新保守主義干涉主義宗旨。2009年3月福山看到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輸出自由民主困境後公開認錯,他發表了新著《美國在十字路口》,對新保守主義檢討反思,並宣稱自己不再是新保守主義者了。

福山轉向諸多原因之一是重讀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啓發,但真正預見伊拉克戰爭本質的是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雖然他不喜歡且認為無必要的伊拉克戰爭晚來了十年。亨廷頓認為美國有些人在國內推行多元文化,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結果會是災難性的。根據文明的衝突範式,美國對外應承認價值多元化,對內應倡導普適價值,這樣才能在保持美國大熔爐的性質同時維護全球的安全與穩定。遺憾的是福山轉向了,但美國內政外交仍朝着亨廷頓批評的方向慣性滑行。

今年2月24日,亨廷頓1993年預測的俄烏戰爭爆發,福山又一次抓住機會,將俄烏戰爭的走向與“歷史的終結”的學術命運掛起鈎來,戰場上的勝負將決定是否會終結“歷史的終結”,或用他2022年3月30日接受《New Statesman》在線雜誌採訪標題的原話:“我們正面臨‘歷史的終結’的終結(We could be facing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首先,福山多次強調普京的出現如同土爾其的埃爾多安、印度的莫迪等均屬歷史終結後民主制度下的強人,俄烏戰爭很難拿到《終結》的三大主義對決平台上拷問。福山引證康德普世史一文中強調民主國家之間一般不用戰爭作為解決爭端手段,俄烏都是蘇東劇變後同時邁入同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到30年已發生南斯拉夫各民族國家的混戰,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間三次戰爭,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之戰等十餘場戰爭。

其次,福山經常講專制國家有好皇帝與壞皇帝問題,民主國家就不會出現好總統與壞總統的問題?G8國家中,按福山的標準主要自由民主政體一半出過“壞”總統,去掉俄羅斯後的G7,其中的三個都曾從自由民主走向自身不能矯正的法西斯,每一次都只有靠國與國的戰爭來矯正。

最後,“歷史的終結”押中了冷戰的結束,哈佛大學教授梅南德評論道:“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這樣的賭注風險極高”。《終結》後十來本書福山總是“打出這個套路,是因為他想複製‘歷史的終結’一文的輝煌”,但一生中鴻運常在畢竟罕見。拿過去三十年中福山押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為籌碼,如果美國政府買單的話,亨廷頓贏了福山至少七萬億美金。俄烏戰爭還能做籌碼嗎?如果可以至少不能放在三大主義格鬥的牌桌上,無論從哪個角度,俄烏戰爭都是一場沒有主義的無冕之戰。

“朝霞伴隨着康德升起,自由貫徹全部哲學而始終”。但自由用來形容民主還不到一個世紀,三十年後看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沒有出生在1806年或之前,也不會以1806年為歷史的終結處。亨廷頓論西方的復興時全文引述2019年過世的日本哲學家梅原猛的一段話:“自由主義遠不是取代馬克思主義和在歷史終結處佔統治地位的一種意識形態,它將成為另一塊倒塌的多米諾骨牌”。

(作者系美洲投資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文章發表時刪去註釋及參考文獻若干)

轉載：鄒剛 經觀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