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館”時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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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鹿鳴館”時代的起源。

　　1879 年，在與西方列強談判改約失敗後，新上任的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向政府提議，建造一棟豪華歐式迎賓館用以招待歐美賓客，在博得列強好感的基礎上，再行改約計劃。1883 年，歷時 3 年、耗費巨資的“鹿鳴館”落成，這也是日本官方第一座大型西式園林建築。此後，日本政府的達官貴人和外國官員、富商經常帶着家眷在這裏大擺酒宴或舉辦晚會、舞會，有時甚至笙歌不絕、徹夜狂歡。

　　鹿 鳴 館

　　1887 年與列強改約談判期間，首相伊藤博文更是多次在鹿鳴館和首相官邸舉行各種社交活動。某次，伊藤博文在官邸舉辦化妝舞會，應邀而來的各國外交官及賓客有 400 多人。為給眾人助興，伊藤博文不惜以首相之尊而扮成“威尼斯商人”，內務大臣山縣有朋則扮成“奇兵隊”隊員，內大臣三條實美的夫人扮作鄉下姑娘，外務卿井上馨也當場獻演曲藝節目。這一晚，種種不堪、庸俗與淺薄激怒了眾多無緣與會的京城中人，有罵他們“燭光沖天、絲毫不顧重税下淪為餓鬼的蒼生”的，有抨擊其“貴族式的歐化”的，也有嘲諷晚會“羨殺、 笑殺、 驚殺、惱殺了整個首都”的，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

　　日本近代史上有一個名詞叫“鹿鳴館時代”，即官方主動提倡衣食住行乃至語言文化全部“西化”的年代，而最熱衷於此的政要莫過於前面那位主角伊藤博文。據説，伊藤博文並不信仰基督教，但他沒事卻常常往教堂裏跑，目的無他：以示“開化”耳。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如此表現並不奇怪，早在美國考察期間，即由他主筆撰寫了明治政府未來的一個工作要點：“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業，盡皆超絕東洋。由之，移開明之風於我國，特使我國國民起速進步至同等化域。”

　　在此精神指導下，明治政府不僅頒佈法令移風易俗， 而且日本天皇及政府官員也都帶頭示範，令西方文明之風強行吹進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此前，日本男子留長髮挽成大髻，貌似道士模樣，武士還佩雙刀；而日本少女喜歡往臉上擦白粉，已婚婦女則染黑牙甚至有剃眉的做法。

　　明治維新後，城裏男人變化最快，他們剃掉長髮換成西式短髮分頭（有的連鬍子也模仿洋人），加上各式禮帽和西洋傘，新派人物們常在街頭招搖過市，顧盼自雄，那些不懂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在此影響下，城裏女人們也很快煥然一新，明治皇后在 1873 年即以真眉毛和未塗黑的牙齒示人。到 19 世紀末，城裏已很難看到舊時長髮，不過傳統風格在鄉間仍盤踞多年。

　　戴季陶清末時留學日本，據其觀察，當時的鄉下農夫和藩主武士雖説早已脱離了主從關係，但老一輩人聽見藩主的名還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樣。舊藩主從東京回到他以前所統治的地方， 老百姓們依舊“伏道郊迎”， 舊治下的武士們依舊執臣僚權節。直到二三十年後，老藩主漸漸死了，襲爵的人和舊藩屬地方毫無關係，地方上的人沒有直接受過他的壓制束縛，也沒有受過他的恩惠。到這個時候， 封建觀念才漸漸淡薄下來， 可見“因襲”是頗不容易除去的。社會風俗的演化也是如此，就像清末開始的剪辮與放足運動，儘管政府三令五申，但到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偏遠地區仍有留長辮者，纏足在西北地區更是普遍化，以至於延安時期仍在頒佈禁止纏足的命令。

　　開化好男子

　　服裝的變化最容易觀察，也讓日本換了個新模樣。明治維新後，規定政府官員、教員等全部改穿西裝（儘管他們回到家中仍穿傳統和服），軍隊和學校也都改穿西式制服。在行政力量的推動下，這一切確實令人感到面目一新。不過，對於日本的這些新變化，當時中國的士人們卻很不以為然，1875 年森有禮與李鴻章的一番對話即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原為薩摩藩士之子的森有禮無疑是典型的新派西化人物，其未及弱冠即遠赴英倫三島求學，後又往美國繼續攻讀。學成歸國後，森有禮於1870 年就任日本駐美公使，之後又回國擔任過外交大丞、外務少輔等職。1875 年 12 月，被日本任命為駐華公使的森有禮前往保定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兩人在討論朝鮮問題之餘談起中西文化的差異，三十出頭的森有禮一番高論，讓年過半百的李鴻章感到很是不快。

　　會談中，李鴻章問：“中西學問如何？”森有禮很是直言不諱地説：“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 李鴻章聽後問：“日本西 學有七分否 ?”森有禮答：“五分尚沒有。”李鴻章微微一笑：“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説沒有五分 ?”這時，日本使館代辦鄭永寧代為回答説：“這是外貌，其實本 領尚未會。”

　　李 鴻 章

　　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 李鴻章很是不以為然，他説：“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禮答道：“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國舊有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 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李鴻章反駁説：“衣服舊制乃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森有禮説：“如我國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 1000 年前，我們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李鴻章搖頭道：“貴國祖先採用我國服裝是最賢明的。我國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森有禮説：“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頭髮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應我國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適應。關於歐服，從不瞭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源。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聽了森有禮這一大段話，李鴻章微微有些怒意：“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坦然道：“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為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而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話不投機之下，李鴻章斷然道：“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採之外國。”森有禮説：“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也沒人喜歡現在這種服制。”李鴻章哼了一聲，強調道：“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決不是用歐俗。”

　　日本改變的還不僅僅是髮型和服裝。在飲食方面，隨着西方人的大量湧入，其西式糕點、啤酒、葡萄酒、咖啡、冰水、各種清涼飲料以及西菜等也在日本開始大行其道；明治維新後的官廳、公署、學校、銀行、工廠等，也都大量採用西式造法。隨着自來水管、瓦斯燈等的陸續鋪設，城市面貌煥然一新。

　　福澤諭吉曾這樣描繪當時日本國民學習西洋文明的熱情：“我國人民驟然接觸到這種迥然不同的新鮮事物，……不僅在人們的精神上掀起波瀾，而且還必然要滲透到人們內心深處，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騷亂。……這種騷亂是全國人民向文明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我國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熱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者超過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福澤諭吉是明治時期最活躍的啓蒙思想家之一，早在1873 年， 他即與森有禮、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樹等人組織了一個啓蒙思想團體“明六社”。一年後，“明六社”會員發展到 30 多人，他們都是當時日本最新潮的西學家和思想教育界的名流，其中尤以福澤諭吉影響最大，其鼓吹文明開化的著作《勸學篇》甚至被當作小學課本和民眾讀本而廣為流傳。

　　福澤諭吉

　　當然，服裝髮型乃至生活方式的改變還只是表面，日本對鐵路、電報等西方事物的快速引進，才真正引發了社會結構的西化。1872 年夏，日本從品川（在東京）到橫濱的第一條鐵路正式通車；20 年後，日本鐵路里程超過 3000 公里，電報線達 6000 公里；到 1903 年，每天有15000 人出入於東京澀谷的火車站，而在這時，電車早已在東京街市上叮噹作響了。

　　日本對西方科技的引進堪稱毫不遲疑。1882 年，愛迪生電力公司在紐約創立世界首家發電廠後，僅過了 5 年， 日本也有了自己的民用電；1895 年，京都引進了日本第一輛電車，此時距美國里士滿的世界第一輛電車出現僅晚 8 年。不僅如此，日本還發明瞭本國特色的“東洋車”，此即中華民國後風行上海、北京的黃包車（人力車），大大豐富了東亞的公共交通方式。

　　由於人種、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中日兩國在對待洋人問題上都有一個既畏又憎的過程，但“攘夷運動”結束後，日本非但沒有出現新的排外風潮，反而在各行業大量引入外國專家，其中尤以負責殖產興業的工部省及負責教育的文部省外聘專家最多。據統計，僅 1868—1875 年，日本外聘專家即達到 2497 人次，其中以 1875 年為最多（約 530 人）。

　　為吸引優秀的外國人才來日本服務，明治政府給予外籍專家很高的待遇。以薪俸為例，當時日本職位最高的太政官，其月薪不過 800 日元，一般的部長月薪只有 500 日元，而外籍專家月薪通常在 1000 日元以上，個別專家甚至高達 2000 日元。

　　當然，一向精明的日本人很快就收回了成本。據大隈重信的回憶，日本在 1870 年開始修築第一條鐵路時，“自測量、計圖、督工之技師，以至火車司機，皆用外國人”；僅過了 8 年，在修築京都至大津的鐵路時，日本人已開始自主設計；再過幾年，日本鐵路上“僅留二三顧問技師而已”。從向西方學習到完全掌握鐵路設計建造技術，日本僅花了 10 來年時間，而在其他行業上，也莫不如此。到19 世紀 80 年代後，在日外國專家逐漸減少，各行業擔當大任的都換成了本國人。

　　近代日本鐵路

　　1889 年，英國著名詩人愛德温來日本訪問，其在歡迎宴會上盛讚日本景色宜人、藝術精緻、民風淳樸，這些本來都是奉承話，但讓大詩人沒想到的是，第二天日本各大報紙紛紛表示不滿，原因是：愛德温只讚揚日本的傳統與藝術而絲毫沒有提及日本在產業、政治、軍事等方面的進步，而後者才是日本人最希望聽到的。

　　説白了，當時日本輿論最珍視的其實是“西化”程度，如果能得到西方人的正視與承認，那他們就更加開心而自信了。事實上，日本人在追求西化的路上也鬧了不少笑話，如有人以為西裝革履外加阿 Q 所畏懼的那根“文明棍”，或如新女性們打着陽傘夾着書本就是文明開化了——有的人甚至進了屋還打着傘。培裏率黑船來日本時，日本人將美國人贈送的牛肉隨手丟進海里，但在明治維新後，日本人卻認為不吃牛肉簡直不能算文明，甚至有人西裝革履、一本正經地吃起了牛肉火鍋。

　　當然，和日本相比，清廷在對待西方事物問題上不但可笑而且畏縮。1875 年，由於雲南“馬嘉理”一案，英國公使威妥瑪對“中國式”的推諉與抗拒火冒三丈，其大罵總理衙門官員：“自咸豐十一年至今，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活到十五六歲，倒變成了一歲！”

　　同光時期的中西方文化衝突，最嚴肅而又最荒唐可笑的莫過於親遞國書和下跪問題。從乾隆末年的馬戛爾尼使團到嘉慶年間的阿美士德使團，都在這一問題上碰了一鼻子灰。然而，乾隆時的國力尚可與英國相捋，但工業革命爆發後，中西方地位已然易位。之後，因為換約問題而爆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是英法聯軍攻破北京城，咸豐倉皇逃往熱河。到了這地步，咸豐最擔心的仍舊是洋人以“堅持入覲”為要挾，最終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見“夷人”。為此，他寧可病死熱河也不肯返京。

　　1861 年後，英法等國相繼在北京設立使館，各國公使要求覲見清帝而又不肯下跪，這一問題成了清廷的一塊心病。好在同治繼位時僅 6 歲，總理衙門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簾聽政”為由拒絕其覲見要求，但隨着皇帝不斷長大，清廷也就陷入了無盡的麻煩之中。1873 年同治親政後，仍無召見各國公使的意思。忍無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國公使聯名照會總理衙門，要求覲見皇帝。經過反覆交涉，總理衙門最終與各國使節達成協議，其中要點有三：

　　一是清廷同意外國使節“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慣例改為五鞠躬禮覲見清帝，這樣的話，雙方各讓一步，彼此不失體面；

　　二是外國使節覲見時只可禮貌性地致辭而不能涉及具體事務，如“遽然奏陳，國主亦可以禮謝卻”，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機要挾皇帝；

　　三是覲見事大，不宜輕舉，外國使節應遵守“同見之例，遲早恭候，諭旨遵行，不能一人隨時請覲，用昭鄭重”。

　　1873 年 7 月，各國公使最終覲見同治皇帝。此處有個細節頗值得注意，按總理衙門與各國使節的約定，覲見時不行跪拜禮而行五鞠躬禮， 但日本使節副島種臣行的卻是三鞠躬禮，這顯然是一種破格的禮遇。清廷此舉，似乎有一種“中日同文同種”的政治示好之意。

　　當然，日本開國之初也同樣存在東西禮儀衝突問題。1868 年 3 月， 英國公使帕克斯在謁見天皇的路上突遭兩名刺客的襲擊，前導的兵士被打傷。驚嚇之餘，帕克斯被迫中止了覲見。後來查明，刺客之所以要行刺，主要原因是憤慨於外夷參朝而不遵古禮，這就是日本史上的“繩手事件”。但是，日本並未因這一事件而中斷西化的進程，在 1869 年後， 日本設立外務省並開始向各國派遣常駐使臣與領事官。反觀中國，因為清廷高層數十年的認識隔膜與引導不當，最終在庚子年走入排外風潮的死衚衕，併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當時看來，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急切之態讓人感覺有些刻意取媚之嫌，但不管怎麼説，他們最終取得了成果。1888 年 2 月，井上馨因在改約談判中讓步太大而被迫辭職，大隈重信出任外相。之後，日本於 1889 年相繼與美、德、俄簽訂新約，與英國的改約談判也成功在望。

　　井 上 馨

　　這一事件後，日本與英國的改約談判再次擱淺。直到 1891 年，俄國決定開工建造西伯利亞鐵路，感到遠東地位受到威脅的英國才一改之前的態度而變得積極起來。對此，日本方面也是心領神會，其有意識地利用英俄矛盾來推動改約談判，而英國也希望藉助崛起的日本來牽制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勢頭， 雙方一拍即合，後於 1894 年 7 月 16 日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其中廢除了治外法權，多數商品的關税率也改由日本自定。之後，其他各國也與日本簽訂了類似新約。1911 年， 日本再次與歐美各國簽訂新約，完全恢復關税自主權。至此，日本徹底擺脱了打開國門後不平等、受歧視的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