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和德國朋友論辯中國社會主義3.0？” | 文化縱橫_風聞

✪ 楊平《文化縱橫》雜誌社

✪ Jan Turowski、孫巍 (主持)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北京代表處

【導讀】 二十世紀末的世界社會主義危機之後，西方話語中對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陷入困境。出於對蘇聯模式的批判乃至否定，社會主義話題撤離出生產領域，侷限在分配領域。人類社會關於理想性社會政治實踐和人類文明走向的思考，陷入某種令人失望的停滯狀態中。與此同時，西方理論界關於中國的爭論也陷入某種認知困境之中。對於西方社會主義者而言，中國的實踐也不同於他們觀念中的社會主義概念，反而是新自由主義者的“社會主義” VS“市場經濟”劃分和意識形態敍事，成為西方社會中國觀的主流。今天，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何理解中國的現實狀況，如何評價和分析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和實踐，不僅成為包括西方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全球思想者和實踐者重新理解世界秩序變遷、重新討論社會主義理論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成為中國思想界在全球大變局時代深刻理解自身與世界關係、探尋中國發展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共生互動的關鍵性思想命題。

為此，《文化縱橫》雜誌與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北京處合作出版德文版《論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Sozialismusdebatte chinesischer Prägung） ，並在德國發行。該書收錄十篇《文化縱橫》創刊十餘年來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邏輯、現實問題和未來道路的代表性文章，彙集李陀、曹錦清、汪暉、房寧、強世功、韓少功、黃紀蘇、張志強等著名學者的理論思考。這一系列文章，直面實踐難題和理論困境，不同於修辭意義上的話語討論，對中國實踐經驗作了客觀評析。這樣真誠性的問題討論，對於國外理論界、思想界具有相當的啓發性和吸引力，不僅展示中國學者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也體現其對全球問題的持續思考。2022年3月30日，《文化縱橫》雜誌與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北京處面向德國讀者舉辦《論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德文版新書線上發佈會。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北京處首席代表Jan Turowski與《文化縱橫》雜誌社社長、總編輯楊平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麼”“中國為什麼要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中國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種角色”等話題，開展思想對談。值此“七一”建黨節之際，特發佈該發佈會對談紀要。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專欄特稿 ，原題為《與德國朋友對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德文版發佈會紀要》， 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與德國朋友對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論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德文版發佈會紀要

▍ 一、為什麼必須“把社會主義説清楚”

主持人：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策劃出版《論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麼？為什麼要選擇《文化縱橫》作為本書的合作伙伴。

Jan：在21世紀討論社會主義，中國的聲音是不能忽視的。現在中國已經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整個世界局勢有重要影響，這是我們策劃這本書的基本動機。還有一個特殊動機：我在德國一再發現，他們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認識和討論非常不符合中國的現狀。事實上，社會主義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文化縱橫》雜誌在中國為社會主義的討論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標準，也一直在引領和推動討論的深化，而且所有討論都非常有創見。因此我們在眾多可能的合作者中選擇了《文化縱橫》。對於德國的讀者和觀察家來説，能對中國有真正的認知，是非常有意義的。

主持人 ：這本書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社會主義3.0》，寫於2015年，它對這本書的主題，即有關社會主義的討論做了比較全面的梳理和總結。《文化縱橫》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產生這個議題？

楊平：我們這本雜誌創辦於2008年，當時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2020年，出現了新冠疫情危機。2021年，美國又有憲政危機和國會山事件。此外，烏克蘭危機也在今年爆發了。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出現了重大的危機。《文化縱橫》雜誌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所以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時代的問題。

《文化縱橫》的宗旨是文化重建。這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挫折，中國有很大一部分人也對社會主義感到失望，喪失了社會主義的信仰。文化重建，其實就是對價值進行重建，就是要重新找到社會主義的價值，重新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為什麼要討論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後，有人説“社會主義是説不清楚的”。在當時的情況下，蘇聯社會主義失敗了，中國改革學習的對象都是美國，是以私有化為主要追求的潮流，所以社會主義是説不清楚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需要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的關係進行認真的討論和總結。《社會主義3.0》實際上是在大多數人都説不清楚社會主義的時候，非要去觸碰這樣的一個話題，希望在理論上能實現突破，能把最難説的問題説清楚。

今天看來，這篇文章也只是説清了一部分，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為什麼？因為社會主義目前還在進一步的實踐當中，實踐本身在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和挑戰，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社會主義仍然是一個實踐過程。所以我認為，討論社會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一種使命。今天回過頭來看，這篇文章在理論上還不完善，所以這些討論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進一步往前推進。

《論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德文版新書發佈會

主持人：根據文章的時間劃分，2015年中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3.0，現在是2022年，已經7年過去了。在社會主義1.0和2.0的實踐中，我們的社會呈現出顧此失彼的狀態：1.0階段是低經濟發展水平下維持社會平等；2.0階段某種程度上是以社會不平等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發展。那麼到了3.0的階段，中國面臨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下，在生產方式和分配機制上如何突破？您認為中國在這兩個方面是否有所突破，或者在朝着突破的方向上做了哪些的努力？

楊平：關於社會主義的3.0，實際上有兩種劃分方法。一種是在世界範圍內可以把社會主義分成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19世紀，馬克思主義誕生，共產國際誕生，國際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各國工人政黨出現，勞工權益成為非常重要的工人階級鬥爭的內容和形式。在19世紀，社會主義還沒有以國家形態出現，它是以工人運動形態出現的，這是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蘇聯解體。這一時期包含蘇聯的十月革命、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以及中國1949年革命的成功，還有與社會主義運動高度聯繫的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社會主義第二次浪潮的核心特徵是實行了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這些國家大部分完成了工業化的初步積累。到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就結束了。

社會主義的第三次浪潮應該是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浪潮興起。其核心標誌有兩個，第一個標誌是中國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個標誌是中國崛起，成為世界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並且改變了目前的世界格局。

這種依據三次浪潮來判斷社會主義是從國際範圍來看的，要在中國範圍內討論社會主義，可以做一個狹義的劃分：從1949年到1978年是社會主義的1.0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毛澤東領導，實行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最終完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積累。在1949到1978年這將近30年的時間裏，中國建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與此同時，中國也使大多數的普通人民在工業化進程中，能夠在相對公平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發展國家。這是第一個30年。

2.0階段就是第二個30年，可以從1978年或者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算起，到2012年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這30年主要是改革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一的公有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是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但鼓勵民營經濟廣泛地發展，實行混合所有制。在推動國家戰略性主導的同時，調動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積極性，使市場經濟的效率得到極大的發揮，這是改革開放的主要內容。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其中關鍵是解決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在經典教科書中，社會主義只能跟計劃經濟相結合，市場經濟只能跟資本主義相結合，而中國做出了大膽的突破，把社會主義跟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事後證明，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是成功的。

2012年以後，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也就是社會主義的3.0階段。這一階段要幹什麼？針對市場經濟中不斷加劇的社會貧富差距，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環境破壞問題越來越嚴重，怎麼辦？這時就需要用社會主義的因素去調節和控制市場經濟中的資本要素，縮小貧富差距，解決環境問題，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用4個字來表述，就叫“共同富裕”。社會主義3.0階段主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解決社會主義1.0階段效率不高的問題，要保持發展的效率，發展是第一位的；第二個問題，社會主義必須共同富裕，共同發展，要解決2.0階段逐漸擴大的貧富懸殊，在共同富裕中追求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就是我們説的社會主義3.0。目前這一階段剛剛展開，究竟怎麼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所以我們認為，社會主義3.0階段面對的是一個不斷實踐與不斷創新的過程。

主持人：Jan作為在中國長期工作和居住的西方左翼學者，怎麼看待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實踐對於其他國家或整個國際社會的意義？

Jan：中國和德國對社會主義的討論是有很大差異的。西方對社會主義的討論不可避免陷入二元對立的劃分，更注重這個國家的形式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這就有點極端化。而中國對社會主義討論更廣泛、更多元化，它把社會主義看作一個過程，一個具有不同發展階段的過程，更注重社會主義各個階段的特性。面對一些複雜的矛盾，應該以什麼態度去看待和處理它？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在以一種更開放的態度來把這些矛盾帶入討論中：承認這些矛盾存在，儘管現在還不能解決，但可以暫時放一放，先去把作為前提性的其他問題解決了。中國對矛盾和問題的處理非常靈活，這一點恰好是中國和西方在討論社會主義時的一個最根本的差異，西方人沒有這種靈活性。

▍二、中國共同富裕的實踐對世界意味着什麼

主持人：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治理想，無論是在1.0還是2.0階段。鄧小平曾經提出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在2.0時期，共同富裕更多的是一種願景，而今天的共同富裕是政治治理實踐的指揮棒。但是我們知道，今天中國的財富實際上是在2.0時代引入市場競爭、資本邏輯等借鑑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特點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這裏面也包括國家財富和各種私人財富。2021年12月《文化縱橫》出了一期專刊討論共同富裕，也想請楊社長結合這期內容，再深入談一談您如何理解社會主義中國的“共同富裕”？

楊平：我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放在一起來談，儘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常靈活，但今天看來已經有了一些明顯的規定性。社會主義1.0時代的主要特徵是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今天這三點已經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特點了，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可以概括出以下這些主要規定性的：

第一，國有企業佔主導，中國龐大的土地是國家的；有上百萬億的國有資產；戰略性產業、基礎性產業都是國家控制。在生產資料大範圍地屬於國家所有的前提下，社會財富的分配也是大部分歸國家所有。那麼私人所能獲得的分配份額，其中產生的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就容易得到控制。龐大的國有土地、國有金融、國有企業資產，限定了市場經濟中的分配，其所造成的貧富差距一定是有限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第二，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第一要義。我們談到社會主義，總是更多地關注分配的問題，相對於生產和發展，分配是第二位的安排。比如，中國是一個南北、東西差距很大的國家，靠近東南沿海自然發展得很好，而靠近中西部山區、內陸地區，自然就不發達，貧富差距自然就沿着地理環境的差異拉開了。這時候，提前在生產要素、生產力佈局、投資領域上打破不平衡，對那些中西部的不發達地區多投資一些重大的項目，而不是單純從分配角度去事後安排。這裏發展是第一要義，而發展過程中，時刻注重東西平衡、城市和農村的平衡、階級的平衡。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常重要的特點。

第三，政府推動非常多的資源來彌平貧富差距。比如過去5年，中國解決了將近1億人口的絕對貧困問題，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在一個依靠選票政治、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把大量的資源和財富投到貧困的地區，讓貧窮的人民獲得發展，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中國可以做到。中國還有對口支援，就是讓大型國有企業、發達地區政府、發達地區民營企業，去幫助貧困地區的發展。比如新疆，基本上每一個地級市都有東部的一個省進行對口支援，從而保證整個新疆的發展不會落後太多。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消滅差距，追求公平的重要手段。此外，國家分配裏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叫轉移支付：國家通過税收，把發達地區的錢收到中央，然後再按照各個地區不同的發展需求，來重新分配，解決了大量中西部貧困地區的財政問題和發展問題。這種措施使中國的貧富分化得到了極大的抑制。

所以，談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不要靜態地看待分配公平，沒有這樣一種全國範圍內的合理公平的資源安排，只是談局部的微觀的分配公平，解決不了貧富分化的問題。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經做了很多的實踐和探索，我相信今後還會有更大的成就。到那個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總結。

主持人：貧富差距的擴大一直都是資本主義難以擺脱的夢魘，持續縮小貧富差距、推進社會的公平，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在左翼政治力量的推動下進行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比如建立福利國家。Jan來自德國這樣一個比較典型的福利國家，也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您怎麼看待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以及相關的實踐？

Jan: 我想先對楊平先生的話做一點補充。共同富裕其實並不是一個新詞，在鄧小平時代就已經講過共同富裕了，只不過這幾年又被推到前台。但鄧小平説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再實現共同富裕。在西方的討論中，可能會更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部分，但往往忽略了“共同富裕”這個部分。中國現在把它作為重點重新提出來，並且只有在社會主義2.0以後，出現巨大的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説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唯物主義的。

社會不平等、貧富懸殊的情況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肯定是存在的。二戰以後，西歐通過一系列福利國家體系的建設，避免了極度貧困狀態，但經歷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我們的社會福利體制在過去幾年開始停滯甚至後退，社會開始出現兩極分化。對此，我們應該用戰後的社會民主機制來挽救危局，還是創造一種嶄新體制來克服這些困難？這是西方目前所困惑的問題。中國過去幾年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大眾消費在大量增長，説明中國已經通過一系列機制把貧富差距控制住了。未來中國可能還會在這一問題上提供更多的答案，我們還是拭目以待。

主持人：資本主義在整個國際話語中佔據着絕對主流的地位，中國實際上一直在這種國際環境下搞社會主義實踐和改革開放。一方面，中國利用社會主義政治資源優勢，快速推進工業化、現代化，融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也長期遭受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基於維護資本利益的脅迫和壓力，而數字化、網絡化為資本跨越國境實踐更為隱秘的逐利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請二位在這裏做一個展望，社會主義中國在未來國際大舞台上的發展前景是什麼？

楊平：這個問題非常好，我們得客觀地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長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範圍內和各種資本主義的因素打交道，資本主義的各個環節、要素也都會影響到中國內部的各種制度安排。所以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特別困難。過去馬克思也説，一國不可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今天中國也碰到了同樣的問題，怎麼在主權國家的範圍內，儘量保證國家經濟跟得上國際的發展，同時又不被國際的資本主義因素左右，這是中國面對的最巨大、最尖鋭的挑戰。

比如，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引進外資，其實就是國際資本把勞動密集型產業甩到中國來，重新進行分工，而它的利潤已經在產業鏈的前端做了分配，在分配中不管怎麼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會拿到大頭，中國從中獲利的部分是非常少的，這就導致中國有些地方的勞資關係特別緊張。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配造成的，而這種分工又對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可是中國不走這條路又不行，怎麼辦？

比如半年前，中國有一個著名的企業“滴滴”公司到美國上市，它擁有大量的用户數據，沒有向中國政府報告就在美國掛牌，它完全尊重美國資本市場的規則，卻不尊重並且忽視了中國國家安全的要求。於是中國有關部門對其進行處罰，後來它的市值大幅度下降，最後被迫取消了在美國上市計劃。這是典型的民族國家和跨國資本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如果處理不好，一種可能是影響了生產的發展，另一種可能就是完全被國際資本左右。

所以我覺得，中國共產黨也正在逐步學會與跨國資本進行博弈和鬥爭。最重要的是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只有國家真正掌握了強有力的資本和技術，才有可能應對龐大的國際金融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有各種各樣的錯誤、經驗和教訓，但只要抓住了國有金融、國有資本這一根本，做大做強，面對外部的資本就有了博弈的實力。

Jan：首先從國民經濟來看，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國民收入比較高的國家，未來也會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對我來説，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中國選擇了自己的道路，作為一種全球獨特的經濟模式展現在世界面前。當然，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發展平衡，以及社會平等，無論在中國、德國，還是對全世界來説，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我相信中國會找到自己獨特的答案，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此也充滿期待。

▍ 三、歐洲左翼為何不理解中國社會主義

主持人：對於中國關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論辯，目前歐洲左翼的反對聲音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全球的“站隊思維”似乎正在被左派複製，他們似乎既不理解馬克思主義固有的多元性，也不願意質疑自己歐洲中心主義的所謂真理。請問你們是否也有同樣的印象？

楊平：對歐洲的左翼朋友們，我們有很多話要説的。我認為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重大的錯誤。錯在什麼地方？錯在教條化看待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實踐中的一些基本內容，當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普遍適用的教條，比如歐洲左翼朋友非常關心的環境問題、人權問題。在我們看來，人的權利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是隨着生產方式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人權、憲政、民主、環境，在我們看來，都是工業化、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工業化，沒有現代化，就沒有這些權利意識。今天中國的核心任務仍然是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所以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在發展過程中，權利、環境的問題固然是要照顧的，但不能把它作為一個教條來要求今天的中國，這是不客觀，也不現實的。今天由於網絡信息的發達，歐美國家普遍信奉的權利意識傳遍了全世界，彷彿這些都是天經地義的，但他們忘了，200年前，150年前，歐洲人哪有這些權利？所以歐洲左翼朋友們必須要把權利問題，中國社會主義面對的實踐問題，還原到歷史的進程中，把它看成工業化的一種自然的結果。在工業化問題、發展問題還沒有解決的時候，過分的要求這些權利，是阻礙中國發展的。

Jan:就像我前面説的，西方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沒有考慮到整個歷史發展背景。對於今天大多數中國人來説，他們享受到的基本自由，比如機會平等、社會公平等方面，比起20年前已經有了極大的提高。但中國在討論這些議題的時候並不忽視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比如整體的社會發展和個人的自由之間的關係。反過來，西方也存在同樣的矛盾，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發展、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也是我們要探討的東西。所以我們還是要謹慎地探討和解決問題，而不是把它極端化。

主持人：從中國的角度觀察這一變化，歐洲/“西方”關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辯論在中國話語中有多重要？西方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討論，對中國有什麼意義和影響？

楊平：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也經過了多種發展。比如蘇聯的列寧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就十分巨大，尤其是列寧的建黨原則和民主集中制，甚至比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還要深刻。到了20世紀40年代，以葛蘭西、馬爾庫塞、阿爾都塞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興起，他們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批判，對中國社會主義者的影響是比較大的，不過影響範圍主要是學術界，對中國的執政黨影響不大。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更小了，反而是拉丁美洲、南亞的社會主義實踐在中國的知識界中引起的討論更多。

Jan:我同意您的意見。在西方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討論中，可能到目前為止還集中在毛澤東時期，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則更集中於對中國文化背景的瞭解，沒有真正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來看待。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也越來越學術化，已經脱離了社會實踐，變成從國家文化的角度來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則更多地把經濟體制和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矛盾性作為主題，來對其思想進行發展，並解決中國具體問題，比如貧富懸殊的問題。相比之下，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決策方面的運用，事實上是越來越少了。

主持人：現在中國公眾/媒體對社會主義的爭論情況怎麼樣？

楊平：這是一個好問題。在12年前，中國的主流媒體和學術期刊經常涉及社會主義問題，但那個時代的主要思想傾向是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迷茫。2012年以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討論就重新變得熱烈了。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徵是自信。中國共產黨將之命名為“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現在學術界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規定性是什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下一步怎麼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什麼關係……這些問題的討論都非常活躍，但深入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學術界。

Jan:當我和身邊人討論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問題時，經常得到的答案是“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彷彿這一前提就説明很多問題了，但事實上，這一問題的討論還需要深入更多細節。從整個的社會來看，中國年輕人越來越自信，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越來越有興趣。過去幾十年有個巨大的變化，我剛到中國的時候，大家還是對西方非常感興趣的，認為西方很富裕、很先進，西方所有的東西都是好東西。但過去幾年，我發現中國年輕人對西方的盲目信任越來越少了，反而對中國更有自信，並且有意願去理解和推進社會主義的發展。當然目前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很多問題令人非常振奮，所以我們也希望能通過這本書，為世界理解中國做出一點貢獻。

楊平：關於社會主義的公共討論，確實像Jan剛才説的，年輕人不太關心政治意識形態問題，在成年人的世界裏，意識形態化地討論社會主義的人也比較少，都是比較務實地談怎麼解決現代化的發展問題。但是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學術期刊，包括《文化縱橫》，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受關注的問題。社會主義目前在全世界範圍看還處於低潮，所以中國的廣大人民不怎麼談論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一旦發生時代條件的變化，社會主義的新的高潮就會到來。

本文為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專欄特稿，原題為《 與德國朋友對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論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德文版發佈會紀要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