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場”正式開啓，香港的出路在哪裏？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中國的谷智軒。明天，就是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了。記得1997年的夏天，我還沒踏入小學校門。街頭巷尾、電視報紙上鋪天蓋地的慶祝標語，對一個學齡前兒童來説，更多是下意識的激動與自豪。但我當時不知道的是，一場偉大的制度試驗，即將拉開帷幕，伴隨了一代人的成長，我們都是這段不平凡歷史的見證者。“五十年不變”看似漫長，一轉眼卻已經過半。前不久，我們藉着香港新特首當選，從政治的角度，聊過這個時間節點的重要意義。本期《軒講》就從產業和經濟角度，繼續聊聊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以及“一國兩制”進入下半場，香港的出路在哪裏。

香港這25年，到底發展得怎麼樣，我們先上數據看一看。迴歸之後，香港經歷了十年左右的調整期，從2009年開始，經濟突飛猛進。短短十年間，GDP翻了1.7倍，平均年增長率高達7%，人均壽命增加近五歲。1997年到2022年，香港四人家庭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翻了一倍，民生物資供應充足，文體休閒設施大幅增加。對一個發達經濟體來説，這樣的成就，屬實是令人矚目的。

但我們也看到，從“佔領中環”到“修例風波”，香港這幾年很不太平。無風不起浪，除了外部勢力要搞亂香港，這“病根子”，還是出在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上。

首先，雖然香港市民收入長得快，但消費同樣也漲得快。如果扣除物價變化，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香港的消費收入比，遠遠低於體量接近的其他“經濟優等生”，比如新加坡、瑞士、荷蘭。所以，香港民眾親身感受到的生活變化，可能沒有紙面數據顯示得那麼好。

另一方面，雖然從平均水平看，香港市民的收入增長迅速，但不同行業與階層的區別很大。折算物價變化之後，金融保險、污染防治等行業，收入相比1999年，幾乎翻了一倍；至於物流業、住宿餐飲、家政等行業，收入幾乎沒變，部分還降低了。從小時工資來看，前5%的人，近10年內增加了51元，而後5%的人，只增長了13.5元。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巨大，基尼係數為發達經濟體之最，只低於非洲和南美的少數國家。2009年，香港有兩成民眾生活低於貧窮線，十年來增加近一個百分點，約10萬人。而在2019年“修例風波”後，一年就增加了兩個百分點。香港的失業率不算高，總體控制在5%以下，但勞動參與率卻遠低於全國整體水平。

我們在新聞裏看到的那些“黑暴”分子，經常跟“無業”、“失業”聯繫在一起。沒有穩定的工作，“啃老”，混黑社會，破罐子破摔，很容易被煽動上街搞事，妥妥是社會不安定因素。

 

事實上，香港每十萬人中登記的街頭流浪漢數量，自09年以來一路走高，這還沒算“修例風波”與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香港這些年經濟高速發展，但不同階層間，有的分到奶油蛋糕，有的只能舔麪包屑，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從經濟層面來分析，香港的主要問題，一是出在產業空心化，第二個是房地產畸形。

英國人殖民香港之初，並不注重發展工業。新中國成立前，國民黨的資本家大量跑到香港，為發展實業注入資本。但這彈丸之地，又沒有資源，連喝水都要靠內地，顯然搞不了重工業。於是接下來30年，輕紡、塑膠和電子加工，成為香港的製造業支柱，撐起了“亞洲四小龍”的江湖地位。80年代初，香港工業增加值佔到GDP三成，主要就是靠製造業拉動。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深圳特區拔地而起，港資與工廠紛紛“內遷”，搞“前店後場”的合作模式，香港本地製造業逐漸退場。到迴歸前夕，服務業的增加值佔到GDP八成以上，而製造業只有區區6%。今天，除了維他檸檬茶、京都念慈菴這種食品加工產品，還有哪些叫得上名字的“香港製造”呢？歡迎大家在彈幕裏補充。

與同等體量的深圳、新加坡相比，香港的問題在於，產業發展的“科技樹”點歪了。當初大家都是做出口加工、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深圳、新加坡靠專業分工與自主創新，一個搞技術升級，一個搞知識密集型產業。香港卻在金融服務業的路上，一個猛子紮了下去。

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經濟對外部衝擊十分敏感。97年亞洲金融危機、03年SARS疫情、08年金融危機，都讓香港元氣大傷。服務業分高低端，高端的那部分，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旅遊、餐飲、銷售這些行業，能提供大量就業，但經濟一旦不景氣，它們受到的衝擊最大，會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反過來，香港每次走出危機，都是靠特區政府救市、中央政府出手。但“服藥”不能代替“強身健體”，如果香港的產業結構不優化，日後面對危機，只會一次次地重複這個循環。更何況，“開藥”也是有成本的，這條路顯然不可持續。

我們再來看畸形的房地產業。2020年有統計，在香港，一户收入處於中位數的人家，平均20.8年不吃不喝，才能買得起一套房，高房價在全世界獨一檔，這背後自然是土地供應不足。前特首梁振英提過，香港已開發土地僅佔26%，用於居住的只有7%，寸土寸金。當初幾大地產商在香港囤地，翻雲覆雨，大家應該有所耳聞。但香港土地矛盾形成的背景很複雜，而且迴歸至今，早已形成路徑依賴，改革難度非常大。

歷史上，英國殖民者把香港當做自由貿易港，不收税。但要搞建設，錢從哪兒來呢？那時候的香港，一窮二白，英國人只好賣地，而且賣的是有限使用權，可持續性薅羊毛。港英政府設置賣地限額，背後打的算盤是：地價越高，政府收入越多。把人口大量集中在一小部分地區，又節省了基建成本，一舉兩得。70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長，港英政府先後推出“十年建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為底層民眾，提供低於市價的公共房屋，並引入私人開發商參與。加上當時金融環境寬鬆，修建地鐵，進一步推高了地價，香港房地產行業迎來大暴發。日後的地產“四大家族”，就是在這一時期發家，逐漸坐穩香港四大富豪的交椅。囤地捂地、瘋狂漲價是基本操作。他們還主動創新，發明了“分層出售”、“分期付款”、“賣樓花”等銷售方式，這些“先進經驗”，後來都被內地房地產開發商學會了。

80年代，中國政府與英國開始就香港迴歸問題展開談判。《中英聯合聲明》中專門規定，1997年以前，港英政府每年出售土地，不得超過50公頃。這個條款進一步推高了香港房價，許多人不理解。事實上，當時中央政府考慮的是，不能讓英國在走人之前，把土地賣得一乾二淨，然後“捲款跑路”，把屬於香港人的財富，通通帶回英國。

不過，《聲明》限制了賣地面積，卻沒有限制價格。結果那十幾年裏，香港房價翻了20倍，“馬照跑，舞照跳，樓照賣”，港英政府和地產商都賺翻了。每隔五六年一次漲跌循環，大量小企業被淘汰出局，強者恆強，大地產商囤的地皮越來越多。高峯時期，港英政府四成的財政來自賣地。企業也將房子當做抵押，向銀行借貸。迴歸前夕，整個香港社會陷入炒房熱，經濟與房地產深度綁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但房地產帶動的經濟繁榮，終究只是鏡花水月，是建立在對普通香港民眾與底層的壓榨之上的。香港的高房價、住房難，難在供應。最直接的解決辦法，當然是增加供應、興建更多的公私房屋。可這樣做，動的不僅僅是地產商的蛋糕，還包括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與香港中產的生計。房價，硬生生撕裂了香港社會。

迴歸以後，賣地長期為特區政府貢獻了兩成的財政收入，高峯時達到36%。此外，特區政府還有各種與土地相關的税費，比如房產税、物業税、土地年租、交易印花税、差餉税等等，加起來又貢獻了一成的財政收入。而房地產行業帶動的上下游產業，比如建築、裝修，以及背後的金融、股市，更是對香港經濟有莫大的影響。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曾推出著名的“八萬五計劃”，每年興建公私住房不少於8.5萬個，確保香港“人人有房住”。但最先反對他的，卻是10多萬揹着房貸的中產階級。當時正逢亞洲金融危機，樓市一路跳水。這些人血本無收，還欠了銀行一屁股債。政府此時在住房供應上大開口子，相當於要了他們的命。2003年，香港爆發大規模遊行，要求政府救市，抗議房價下跌。巨大壓力下，“八萬五計劃”無果而終。此後的特首，也被戴上了“房價不許跌”的緊箍咒。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香港賣地面積快速攀升，地價收入也水漲船高。久而久之，這套房地產經濟模式，早已形成路徑依賴。香港人憎恨高房價，卻又離不開高房價，但凡想做點事情來彌補，就會遭到龐大且強橫的利益集團阻撓。

結果，特區政府長期對房價不作為，民眾生活負擔加重，社會矛盾激化。從2005年以來，普通民眾的日常開支裏，住房花費的佔比持續上升。

如果我們再往深處挖掘，產業結構也好，房地產業畸形也罷，歸根結底，其實是政府與資本的關係。我們知道，在香港迴歸之前，港英政府曾經埋了不少雷，其中的一個，就是1980年前後，由時任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這個詞該怎麼理解呢？我們都知道，有些經濟體呢，信奉“小政府，大市場”，主張政府不干涉經濟活動的“不干預主義”。70年代中期之前的香港，也是如此。但是，一旦“不干預主義”之前，加了“積極”兩個字，完全的不干預，就變成了選擇性不干預，或者説，選擇性干預。那麼政府什麼時候應該干預呢？概括起來，就是給資本提供“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翻譯翻譯，對資本不利的政府行為，那就叫“干預”，是要最小化的；對資本有利的政府行為，就叫“支持”，那是要最大化的。

舉個例子，香港經濟起步的時候，資本通過壓榨勞動力，從製造業裏撈金，政府不能管，等到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本拍拍屁股走人，政府也不能阻攔。但製造業轉移後，遺留下來的就業、貧困、環境問題，就要政府來“干預”一下。再舉個例子，資本炒房地產、玩各種金融衍生品，不斷給經濟注入泡沫，政府不能管，但經濟危機來了，政府就得下場救市；老百姓住不起房，幾代人蝸居一室，甚至流落街頭，帶來各種社會問題，又得政府來“干預”一下。所以，所謂的“積極不干預”，就是好處資本拿，壞處留給政府；不是政府節制資本，而是資本為所欲為，再由政府收拾資本留下的爛攤子。這種對資本極度放任、充分支持的“寵溺態度”，哪怕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是罕見的。就説這反壟斷這個事兒，美國1890年就有《反托拉斯法》，德、法、英等歐洲國家，也在20世紀完成了主要的反壟斷立法。但直到2015年，香港的第一部綜合性反壟斷法——《競爭條例》，才正式生效。

不過，這還不是“積極不干預主義”最大的特色。政府要提供“支持”，就得有錢才行。可是政府要“不干預”，那收税就容易出問題。香港以“低税率”聞名，只對煙草、酒、碳氫油和甲醇四種商品收消費税，所得税税率很低，企業、富人避税的手段更是多種多樣。收不上來足夠的税，政府哪來的錢去“支持”呢？只能另闢蹊徑，比如説——土地財政。房價高，民眾住不起房，為了建公屋，政府賣地換錢，又推高了房價——閉環了。過度自由的資本產生了種種問題，而政府為了有錢提供救濟，不得不坐上了資本的戰車，結果導致了更大問題。如此一來，政府就被絞入了資本滾利的車輪中，為了達到“公平”的目的，卻反而成了製造更大“不公平”的推手。這種“政-資”關係中的巨大缺陷，可以説是許多香港經濟與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

其實，近代的經濟實踐已經證明，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對市場環境的保護與規制，對資源配置的人為引導，往往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自由”不等於“不干預”，更不等於“不管理”。但西方的媒體、智庫，在極力誇讚香港的“自由”時，卻將“自由”與“自由放任”等同。比如説，營商“自由”，就是政府不進行營商規管；貿易“自由”，就是政府不制定貿易政策。美國傳統基金會，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扛把子，據此連續20多年，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全球最“自由”的香港，其經濟表現，卻早就被“大政府”的新加坡，給遠遠甩在了後面。有些人還在吹，説香港落後了，是因為迴歸後的香港，沒那麼“自由”了。我只能説，如果沒有內地龐大的市場和高速發展的經濟，給香港背書、託底，沒有中央政府踩住香港的剎車，讓它不至於脱軌，估計這勝負還能分得早些，差距還能大些。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香港的許多社會、政治問題，都能從經濟上找到源頭。前面講了，香港的經濟問題，表面上一在產業空心化，二在畸形的房地產業，而深層次上，在於嚴重失調的“政-資”關係。那麼有沒有辦法，來“撥亂反正”，為今後25年，香港經濟的健康發展鋪路呢？個人認為，治標、治本的方法，都是有的。下面是我們的私貨，大家兼聽則明，也歡迎在評論區發表看法。

先説治標。香港未來25年要發展，必須找準自己的定位。香港已經失去了製造業，強行讓低端製造業迴歸，或者再從零開始打造高端製造業領跑全球，都不現實。實際上，無論是哪種製造業，香港相對於全球、甚至是中國內地的諸多城市，都沒有什麼優勢。與其在“食之無用”的“香港製造”上浪費精力，還不如集中資源，用在香港的優勢項目上——服務業上。香港自己缺產業政策？沒關係，國家已經幫香港找好了比較優勢，定好了重點產業，都寫在《十四五規劃綱要》裏邊呢，我給大家畫畫重點——善用香港與內地及國際市場緊密連同的優勢，把握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龐大機遇，鞏固和發展金融、貿易、航運航空、爭議解決、知識產權、科技創新、文藝交流八大產業，使香港成為“內循環”的“參與者”，“外循環”的“促成者”。

不過，這裏面仍然有三個障礙。首先，雖然國家畫了路線，但香港得照着走才有用。要是它不管不顧，就是要撞死在房地產上，那一切都免談。其次，國家給香港規劃了八個產業，但國家給規劃八個產業的，不只有香港。香港有的是競爭對手，而且在經濟規模、區位、產業佈局、國際化程度等方面，每家都是各有千秋，都在憑本事佔市場、搶資源。香港要在中國的未來佔據一席之地，也不是容易的事。最後，哪怕八大產業能夠按計劃發展，產生的經濟利益，最後都要落到民生上。有一説一，這八大產業，常被歸類為“高端服務業”，能夠產生的就業、直接惠及的民眾，都是比較有限的。如何讓每一個香港民眾，都能從發展中得到好處，是香港要解決的關鍵命題。

再來説治本。其實，前面提到的三個障礙，最後都要落到根本問題——“政-資”關係上。只有特區政府能夠規制資本，讓資本走在該走的軌道上，讓它們老老實實地拿出一部分利益，香港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繁榮。而重新調整“政-資”關係，勢必要觸及香港的一些基本性的制度安排。我認為，“一國兩制”的不斷升級，對香港來説，既是目標，又是機遇。

一方面，香港與內地在制度、文化上的進一步融合，以及中央對於香港政治經濟改革的保駕護航，能夠為港府破除積弊、節制資本，提供持續而強勁的動力。另一方面，香港的未來，立足於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緊密聯繫，而相較於國際市場，香港與國內市場的融合，明顯滯後了。在討論幾個區域一體化的時候，經常有種説法，説珠三角的一體化最容易，因為涉及跨省的成分比較少。但實際上，珠三角的一體化，是最難的，因為它涉及到粵港澳兩種制度、三個關税區、三套法律體系。而香港的制度變化，就能夠有效推動區域經濟的進一步融合，促使商品以及人才、土地、能源等重要生產要素，在三地之間更順暢地流動。區域一體化，也是香港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充分參與國內大循環的前奏。這一切，無疑會給香港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有人擔心，與內地的融合，會削弱香港的全球競爭力。我卻認為，恰恰相反，香港的全球競爭力，正是來自它與整個中國市場的親密無間。全國一盤棋，香港絕不是例外。香港不只是香港的香港，更是中國的香港。不論是解決自身的問題，還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為國家的未來發光發熱，這座城市與內地在市場、制度、文化上的融合，都是必經之路。“一國兩制”的下半場，我們應該把試驗的重心，從“兩制”，變為“一國”，而這，就是香港的出路。

節目最後，又到了大家喜聞樂見的吟唱環節了。感謝各位觀眾對我們一如既往地疼愛，觀察者網是一家獨立而負責任的新聞網站，我們秉持全球視野、中國關懷的理念，為大家制作節目。想要支持我們的朋友，可以加入付費會員頻道觀察員，年費198，使用我的邀請碼007可立減十元。現在充值，還有機會領取觀網限量版徽章一套，一套五枚，大家趕緊行動吧！

好了，本期《軒講》就到這兒，節目的文字版，我會放在我的公眾號@real谷智軒，歡迎大家關注，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