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概要_風聞

“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概要

——企業、家庭、政府三方博弈與制衡的制度分析

（一）兩種生產①的辯證統一

市場經濟下，企業與家庭的關係可用下圖表述：

圖1  兩種生產辯證統一運動示意圖

第一象限顯示企業系統內部運動：各類企業基於利潤最大化動機和投入-產出、成本-收益考慮，形成系統內部相互競爭關係。第三象限顯示家庭系統內部運動：不同家庭基於收入和幸福最大化追求，並受制於人口勞動力的投入-產出、成本-收益考慮，形成家庭系統內部的相互競爭關係。第二象限商品市場、第四象限就業市場把企業系統與家庭系統連接起來，形成互為供求關係，由此構建了兩種生產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無限循環的辨證統一運動，推動經濟社會螺旋式上升。

兩種生產辯證統一，反映了統一的人類社會生存方式包括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又分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生活方式又分為“生命力”與“生活關係”。不同國家民族有着不同歷史文化宗教，形塑了不同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是影響生產方式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忽略的因素。

工業革命前，經濟以家庭為單位，生產與生活合二為一。工業革命後，企業職能從家庭職能分離，資本力量藉助企業“外殼”崛起並控制、整合生產要素從而構成社會生產力；家庭繼續作為人口勞動力生產單位不斷更新社會生命力而與生產力相對應。與此同時，所有制也分為兩方面：一是企業生產要素所有制，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是家庭勞動力人力資本所有權，除奴隸社會外天然私有。

企業與家庭作為兩個不同產權主體，通過商品市場和就業市場進行交易，按照自由主義經濟學原理，市場充分競爭可以自動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

然而，現實社會的經濟活動總是在“均衡-非均衡”間搖擺且非均衡更多居於常態，導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平等和貧富分化。貧富懸殊造成社會不穩定，原因在於市場機制本身。為了彌補市場缺陷，需要有形之手介入，這就是政府上層建築的產生機制，這一機制把政治與經濟緊密聯繫起來。

（二）企業、家庭、政府的三方博弈與制衡

企業、家庭、政府三者的關係可用下圖展示：

圖2  企業、家庭、政府“大三權分立與制衡機制”示意圖

政府產生的原因及存在的理由，在於政府是唯一有資格執掌國家機器和公權力、有意願並有能力生產和供給覆蓋全社會公共產品的組織機構。政府供給公共產品並主導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意志和能力，是消除貧富懸殊、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一個社會的健康運行，離不開國防安全、法治秩序、大型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私用商品如蘋果、家用轎車等，具有“消費排他性”，公共產品則具有“消費共享性”，其特徵是“成本內化而效益外化”，不能直接產生利潤但能帶來社會效益，不由市場定價而由税收定價。市場、企業、家庭，可以有效生產和供給私用商品，但沒有能力也缺乏意願供給公共產品，除非政府購買。

政府之所以具有供給公共產品的內生性強烈動機，是因為公共產品的外部效應直接關係着社會穩定和政權穩固，從而直接關係到政府自身利益。政府自身利益是所有官員和公務員個人利益的加總，政府內部的權責利配置機制及運行狀態，影響着官員公務員隊伍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效率。

然而，公共產品也有個數量、質量、結構的供求平衡問題。公共產品可以產生正外部效應，也可能產生負外部效應。如果政府推出的公共產品產生負效應引起社會反彈，政府公信力就會受損，最壞的情況下還可能垮台，危及所有官員公務員利益。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政府權力內生地、自發地具有防止負效應公共產品的強烈意識，但把這種意識變成機制性力量以有效激勵和約束官員公務員行為，不僅有賴於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設，還有賴於與企業、家庭、市場相互關係的制度建設。於是，政治與經濟形成了緊密互動關係。

正效應公共產品惠及全社會所有企業和家庭，徵税對象也涉及所有企業和家庭，由此形成政府權力、資本權利、民眾權利三大有組織力量的相互博弈：資本為右，以企業為單位追求利潤最大化；民眾為左，以家庭為單位追求基於收入的幸福最大化；政府居中，以高度組織化的科層機構追求基於税收的權力最大化和公共產品效益最大化，由此構建了一個格局視野遠高於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權分立”的“大三權分立與制衡機制”。

在大三權分立與制衡機制中，“最大化”只是博弈參與者的主觀願望但絕非客觀結果。主觀上，由人性所決定，博弈三方都具有追求各自目標最大化動機，不存在道德高下之分，但反映了人性在不同組織生態中有不同表現（一個人可以變換或兼有多種身份，不同身份追求不同目標，但人性是相同的）；客觀上，三方力量相互制約、此消彼長，最優結果是在政府主導下營造法治化制度環境，合理劃分三方權力、權利、義務邊界，“互設紅綠燈”激勵約束彼此行為從而調動三個積極性並形成合力，在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即帕累托最優的前提下實現三方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在權責利配置對稱的前提下，政府、企業、家庭每一方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必然顧及其它兩方的合法權益，由此形成既利己又利人的多贏合作博弈格局。反之，如果權責利配置失衡導致任何一方超越法律邊界行事，則必然陷入非合作的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最終損害的將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和所有三方的利益。

考察“大三權分立與制衡機制”，切忌孤立地偏執於政府、企業、家庭單一視角，必須從全視角出發，探討權責利在政府、企業、家庭各自內部及相互之間的產生、分配、交換機制，研究如何促進三方正和博弈以形成合力。顯然，這是一個多維度、多變量聯動尋求平衡的複雜過程，而這也正是“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課題。

從國際關係視角看，一個國家內部的“大三權分立與制衡機制”變成開放系統，其國內政府、企業、家庭間的博弈態勢，決定着國家的對外競爭力，也影響到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在缺失有效世界政府和“世界公共產品”的條件下，國際秩序是通過基於軟硬實力的國家間博弈構建的。

（三）“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易經》有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德經》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顯而易見，上述圖一、圖二借鑑了《易經》、《道德經》的思想智慧。

“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智慧，還得益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筆者在另一篇文章討論了大一統與天人合一、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一分為三與合三為一等哲學問題，本文則是哲學探討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延伸，涉及一系列相對範疇：生產力與生命力；生產關係與生活關係；混合所有制與人力資本私有權；企業、家庭、政府三方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貧富分化與共同富裕，等等。

事物千變萬化，終歸衝氣為和。有鑑於此，“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既強調分立與鬥爭，更看重和諧與合作。和而不同、競合共贏，概括為“和合主義”，正是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與底層邏輯。

①恩格斯：“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