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參加共產黨_風聞

新青年2020 · 2022-07-01

（節選）

二戰期間，日本一個被捕日本共產黨員在法庭上的陳述：

法官問，你為什麼加入共產黨？

他説他家是大地主，他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從小立志做醫生救病人。

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結核。

他告訴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就會好。

兩年後，女工又來看病，卻惡化為末期，沒救了。

醫生罵她為什麼不聽話。

女工哭着説，她爸爸早就過世，媽媽長期生病，家裏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

這位醫生説以他的經濟條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產黨。

他講這些話時，整個法庭寂靜無聲。

法官説：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但為什麼非要參加共產黨呢？

醫生反問，（除了共產黨以外）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有意願、有膽識提出解決這種社會問題的綱領呢？因此他認為，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

我們再來談一談和電影《我不是藥神》相關的人物——白求恩。

在上世紀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雖然一心只想救死扶傷，也難免身後罵名滾滾來，因為他們損害西方大資本利益，與窮人分享醫療知識，並提供服務和廉價物資。

不管是在那時還是當今的歐美世界，醫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穩”的代名詞；醫生數量稀少（讀醫科學校需要一筆昂貴的費用，行醫資格證也被人為控制），使得他們能夠收取高額的診療費用，在社會體系中維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

如果誰要是打破了這種默契（例如義務出診、降低出診費治療疑難雜症），就要遭到行業“圈子”裏無情地嘲弄和打壓：

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寫了一部報告：《我在胸外科手術中犯過的25個錯誤》，這是一篇價值極高的自我批評文章，它能夠幫助年輕的外科醫生在白求恩的錯誤和經驗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與生命為代價——學習醫術並且避免錯誤。

然而，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裏的許多同行，在他們看來這等於是向社會“揭同行短”、“敗壞醫生聲譽”，某種意義上還破壞了資深醫生帶實習醫生，門徒、派系/學閥式“口口相傳”的不成文規矩。

最終這篇文章沒能公開發表。

除了不計較個人和小利益團體的私利，以真理為標杆，全身心地投入到醫療科學事業。白求恩還義務出診，派發藥品，他深感無產階級貧窮的生活、高強度的工作和惡劣的居住環境、無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匱乏的醫療衞生保健是導致各類傳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籲自己的醫生同行都對窮苦人予以幫助，此外他向政府請求：應當建設各類公立醫院和保健機構、承擔部分診療費、平抑藥價。

不出所料，他遭到了猛烈的抨擊和惡毒的攻訐：在政府和醫療行業，他得到的是冷漠和敵意，他的“赤化”言行和他本人的私生活被人當成把柄大肆宣揚——一如當今中國，有些網絡媒體就有點得意忘形地不斷重複，白求恩是一個薄情無義的花花公子、浪蕩闊少……

1935年8月，白求恩奔赴蘇聯莫斯科參加國際病理學大會，他在蘇聯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他廣泛地參觀了蘇聯各地的醫院、療養院和休憩地。詳細地瞭解蘇聯的醫療制度和保健、勞動保護與療養體系。

他驚歎於蘇聯在連年動亂、戰爭，一片廢墟還遭受西方經濟和技術封鎖的背景下，還能夠普及全民醫療，着力於提升全民的身體素質，控制與消滅諸多疫病的蔓延與疫情。

白求恩確信，他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是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醫生面前再也沒有窮富之分，醫療能夠真正地踐行其救死扶傷的職責，而不是被利益集團綁架，沾滿銅臭味。即使一個人得了慢性病或者傳染病，他也能安心地去住院和療養，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生命與健康權利。

在白求恩和當時的許多人看來，蘇維埃制度所能夠控制並消滅的不僅僅是傳染病本身，更重要的是“窮病”的源頭——那位日本女工的哭泣和哀怨：“媽媽重病，兩個弟弟年幼；我不做工，一家人都要餓死，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

是啊，誰不想活命？那位年輕的日本少女不想活命？可她必須要在重病的母親，年幼的弟弟和她自己的生命當中二選一……都是被逼的，被這……被這不問人命，只問鈔票的世道逼的。

除了共產黨，沒有人願意和致力於解決“讓人活命”、“人能做人”的問題……

於是白求恩加入了共產黨，開始了中國人民都無比熟悉的那一段艱苦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