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452期文稿:吸取蘇聯教訓,重建航天部! 高流説航天(二)_風聞
马前卒-马前卒工作室官方账号-万丈高楼平地起,NB社区在这里2022-07-02 07:54
大家好,2022年7月1日星期五,歡迎收看第452期睡前消息,本期內容繼續之前的航天話題,請靜靜同學向高流同學提問。
喜歡航天尤其是技術話題的觀眾,可以單獨關注一下高流同學。
高流,449期的結尾,你建議中國航天管理部門學習美國經驗,建立中國版NASA做行業規劃。這是因為SpaceX公司的可回收火箭成績太突出嗎?

建立強大的航天管理部門,這不僅是美國的成功經驗,更是蘇聯冷戰期間的教訓。在應該搞計劃的地方,要加強政府管理;在應該發揮企業積極性的地方,要減少政府幹預。美國航天體制的優點是兩方面兼顧,政府管理強,企業也強,但首先政府管理要到位。
之前435期我説國內航天的問題是“九龍治水”,從評論看,很多觀眾以為政府管制的主要目標是減少航天大企業的重複建設。這當然是中國航天的問題之一,但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在具體展開話題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九龍治水”這個説法的出處。

2017年,第三屆中國航空科學技術大會,探月工程總師吳偉仁院士做了開場報告,題目是《中國航天的發展與展望》,裏面有一段內容,請靜靜讀一下:

我國航天發展缺乏頂層統籌協調,軍民需求對接機制不健全;航天的管理分設在多個部門,形成“九龍治天”的局面;國際合作“多頭對外”,出現一個國際會議上,多方代表都是中國人,在會議上發表不同的言論,達不成統一共識的局面。
2020年,《科技日報》又採訪了一次吳偉仁院士,請靜靜再讀一下吳院士的發言:
我國太空活動治理缺乏系統完善的常態化頂層決策機制。具體來説,就是重大決策一般一事一議,沒有發佈國家級的太空活動戰略。
更重要的是,在太空活動組織管理上越位、缺位現象同時存在,管理涉及多部門多單位,存在“九龍治水”現象。資源配置管理粗放,軍民商業航天發展不均衡。


吳院士的總結非常精準,這一期節目的核心關鍵詞,就是“缺位”和“越位。”

中國現在有航天局,但只有美國人拍電影的時候,中國航天局才是一個重要機構。中國人自己都知道航天局地位很低,只是一個存在感非常低的外聯辦事處,做不了全行業的規劃或者統籌。具體的航天項目分到航天各研究院負責,發射場、飛行測控與航天員是軍隊負責,地面站與各種應用系統歸政府不同部門。而一些長期重大項目,都有各自的上級領導單位。比如,載人航天與北斗導航歸軍委裝備發展部管,探月計劃歸國防科工委管。航天局每年提交的年度計劃與預算,基本就是把各部門的文件做簡單彙總,這就是管制缺位。

在中國民用航天領域,主要是航天科技集團負責做具體項目統籌工作。但從性質上説,航天科技只是國資委下屬的一個央企,好幾個部委甚至中科院,都能算是它的上級,都能直接指揮民用航天資源。企業向不同部門提交自己的航天計劃,這是下級越位;上級人人有權規劃,等於沒有規劃,這就是上級越位,是九龍治水,負面效果比重複建設嚴重多了。

吳院士在行業內工作,有些話不好説太明白。我可以替吳院士把話説清楚:中國如果希望也擁有發達且賺錢的航天工業,現在必須重建航天部,而且是類似、甚至超越美國NASA的強力航天部。中國必須要有一個政府機構超越具體項目,超越具體型號,超越具體的研發團隊利益去制定航天整體規劃,才會有能賺錢,能發展科技的產業。

航天部舊址
航天事業起源於冷戰時代。美蘇兩國的經驗都證明,統一的國家級航天管理機構,是航天產業升級的前提。
從冷戰期間第一輪競爭來看,蘇聯航天依靠舉國體制,在衞星發射與載人航天方面都搶到了世界第一,給美國全社會製造了危機感,被美國人稱為“斯普特尼克時刻”。之後美國成立NASA,在政府引導下發展航天,追趕蘇聯,最終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載人登月項目。這段歷史,再加上中國人對蘇聯強力政府的一貫印象,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政府強力主導的航天事業是蘇聯特色。

斯普特尼克1號
歷史事實正好相反,美國雖然輸掉了冷戰第一輪航天競爭,但知恥後勇,建立的航天統籌機構遠遠比蘇聯的強大,發揮了更強的政府主導作用,所以在冷戰後期就徹底壓倒了蘇聯航天,現在更是培育出了SpaceX這樣的企業。
而蘇聯雖然一度發揮了舉國動員體制,但航天管理部門的權力、地位和穩定性遠遠不如美國,有很嚴重的政府“缺位”問題。早期蘇聯相對美國的勝利,原因是少數航天領袖和政府高層建立了私人聯繫,用個人影響力替代政府統籌力量。等到個人影響力消退,蘇聯航天就被穩定性發揮體制優勢的美國航天反超了。

科羅廖夫
在赫魯曉夫之前,蘇聯一直都沒有專門的航天管理部門,所以在斯大林時代,蘇聯航天的發展穩定性很差,經常因為領導人的個人原因受到沉重打擊。
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整體工業水平雖然明顯落後於西歐、美國,但航天領域反而有局部的先發優勢。航天之父齊奧爾科夫斯基是俄國人,十月革命後他加入蘇聯科學院,成為軍事航空學院第一位教授。所以,在列寧時代和斯大林時代早期,蘇聯有很多航天愛好者圈子,形成了很多半官方的科研組織,比如“氣體動力實驗室”、“火箭研究所”、“反作用研究小組”,在火箭研究方面有一定積累。

齊奧爾科夫斯基
莫斯科反作用小組,一排左三是科羅廖夫
30年代初,軍械部部長圖哈切夫斯基意識到火箭的戰略價值,親自組建了噴氣推進研究所。之後幾年,斯大林發動大清洗,首先幹掉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相關的知識分子成為第一批政治鎮壓目標,火箭研究所的領導人克列梅諾夫被殺,喀秋莎火箭炮的設計師朗格馬克也被殺,後來的航天總負責人科羅廖夫判刑十年,去古拉格監獄幹活。

圖哈切夫斯基

科羅廖夫被捕1938
二戰之後,航天領域斯大林只在乎導彈,在貝利亞密切監控下,任何與導彈無關的航天研究,都算是破壞國防工業的行為。在1953年斯大林和貝利亞組合消失之前,蘇聯不可能有民用航天工業。
斯大林之後是赫魯曉夫,他在政治上地位不穩,迫切需要製造政績鞏固地位。美國人在戰略轟炸機方面有優勢,可以用B-52飛機發動全面核戰爭,赫魯曉夫希望建立核戰略平衡,向蘇聯高層證明自己的治國能力。
這時候,科羅廖夫在出獄之後也學乖了,懂得怎樣哄軍政領導人滿意,順便把火箭方案作為私貨加到導彈項目裏。火箭與遠程彈道導彈在技術上相通,1956年1月,赫魯曉夫參觀第一設計局,科羅廖夫精心設計了參觀流程,用R-7遠程核導彈全尺寸模型打動了赫魯曉夫,蘇聯中央立刻決定拿出資源全力發展核導彈,以此形成對美國的核戰略平衡。用赫魯曉夫兒子的話説,“在這次參觀之後,父親簡直愛上了科羅廖夫”。

赫魯曉夫
按照蘇聯的正常管理體制,蘇聯有四個機構都能給航天部門下命令,中央書記處、軍事工業委員會、國防技術國家委員會,以及國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按正常程序,科羅廖夫彙報工作,要先找國防技術國家委員會主席魯德涅夫,軍事委員會主席烏斯季諾夫,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然後才能把信息傳遞給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
但是科羅廖夫已經成為赫魯曉夫眼中的紅人,所以能繞開四個部門,跨越三級直接找赫魯曉夫,等於利用私人關係,在蘇聯臨時搭建了獨立負責的航天發展機構。
在1955年上台的赫魯曉夫全力支持下,科羅廖夫快速搞定了R-7火箭,1957年10月發射人造衞星。到了11月,蘇聯主持社會主義國際大會,科羅廖夫又緊急組織發射斯普特尼克二號衞星,和第一次發射間隔不到20天,讓各國代表能在夜晚親眼看到衞星劃過天空,給赫魯曉夫賺足了面子,換來了充足的國家資源繼續發展航天項目。

但私人關係終究不如長期規劃穩定,而且赫魯曉夫是個喜歡心血來潮辦事的人,在各個領域都經常制訂高指標,搞大躍進,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早期,蘇聯工農業都被赫魯曉夫折騰出了大問題,導致他政治地位不穩。所以他又找到科羅廖夫想靠航天刷政績,安排臨時任務給自己挽回政治名聲。
比如,聽説美國正在搞載人航天計劃,赫魯曉夫根本不考慮技術問題,直接命令科羅廖夫再搶一個冠軍。所有懂技術的蘇聯官員都知道蘇聯的載人飛船還不成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伊瓦舒京甚至建議在飛船上安裝自毀裝置,免得項目失敗丟人。幸虧科羅廖夫個人能力強,控制了項目細節,保證了東方號飛船比美國提前23天帶人上天。

載人航天之後,下一個大的競爭節點是登月。但赫魯曉夫在很長時間裏,都主觀認定美國登月計劃是個騙局,後來發現美國人是來真的,又擔心蘇聯追不上,所以多次宣佈蘇聯不搞登月。而隨着美國航天計劃逐步落實,赫魯曉夫又不能丟了面子,需要想辦法證明蘇聯航天仍然比美國先進,因此就用更冒險的方式刷指標。
美國登月項目的第一步是雙子座計劃,驗證雙人飛船,赫魯曉夫立刻給科羅廖夫打電話,要求發射一個三人飛船,也就是上升1號。科羅廖夫沒辦法,拆掉東方號飛船的彈射座椅,塞進三個不穿宇航服的乘員,只憑飛船內的空氣維持生命,如果稍有泄露,三個人都回不來。這次科羅廖夫運氣不錯,又賭贏了,但後續的項目難度越來越大,科羅廖夫保證不了每一次都刷出赫魯曉夫滿意的指標,所以拿到的航天資源越來越不穩定。


跟之前的衞星和載人飛船項目相比,登月計劃的投資大、週期長,投入波動對項目的影響更嚴重。這導致蘇聯N1火箭一直沒有得到按部就班的開發,缺乏完整的地面配套測試。等到勃列日涅夫1964年政變上台,想再搶在美國之前登月,技術上已經沒有合理性了。
但蘇聯高層還是抱着投機心態想賭一波,病急亂投醫,同時開發兩種型號,把載人登月與載人繞月分開進行,進一步分散了資源。最後載人繞月擱淺,蘇聯N1火箭四次冒險發射都爆炸,證明個人關係保證不了長期航天項目。

説完蘇聯,回頭我們再看冷戰時期的美國。
一開始,美國航天也沒有統籌計劃,海陸空三軍各自搞自己的航天項目,火箭跟導彈項目一起開發,力量分散。蘇聯1957年發射人造衞星後,白宮感覺輿論被動,催着海軍在1957年內發射先鋒號,結果在發射台上就炸了。這説明用行政力量給航天工程下臨時指標,在哪個國家都沒有好結果。

先鋒號
吃了虧之後,美國也開始反思自己航天制度。美國從19世紀末開始就是世界頭號工業國,是一系列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發源地,所以很快就發現了航天部門的體制問題。1958年,蘇聯發射衞星的第二年,美國成立NASA。為了確保航天產業不受軍方的短期需求影響,美國特意強調民用航天歸NASA管,不允許軍方插手。
事實證明,NASA不僅能頂住軍方干預,還能頂住政治干預,按技術流程推進。美國載人航天項目水星計劃本來進度比蘇聯快,但由於NASA要按部就班完成地面測試流程,拒絕了白宮的催促,所以才給了赫魯曉夫冒險搶進度的機會。美國首次載人發射只比蘇聯晚了23天。
二戰後期,美蘇瓜分了德國的彈道導彈產業鏈,蘇聯搶到的技術工人多一些,美國人控制了關鍵的專家,其中V2導彈的總設計師馮·布勞恩成為NASA的技術負責人,後來主持設計了土星系列登月火箭。他給NASA帶來了大型航天項目管理經驗,主要負責人必須直接協調每個分項的進度。到6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用更科學的管理方式超越了蘇聯航天。

馮·布勞恩
1965年,蘇聯也承認了美國製度優勢,組建通用機械部,也就是蘇聯航天部,專門負責導彈與火箭項目。70年代美國完成登月計劃,蘇聯終於意識到,航天工業要想升級,必須儘量排除軍事項目對民用項目的干預,按照技術規律發展。但直到1985年,蘇聯才在通用機械部名下成立蘇聯航天局,專門管理民用航天。

但即便長期只有一個軍民不分的航天部,也讓蘇聯航天取得了長足發展。阿法納西耶夫是蘇聯通用機械部的第一個部長,連續18年管理蘇聯航天,用比較穩定的管理推進了長週期的大項目,比如,跟隨美國發展的暴風雪航天飛機,和平號空間站,以及到21世紀才完善的格洛納斯衞星導航系統,這都是冷戰後期的蘇聯航天成果。現在回頭看,如果赫魯曉夫時代蘇聯就組建類似的航天管理部門,就算不能比美國先登月,起碼也能在長期穩步積累後,送一兩組宇航員到月球。
中國過去也有航天部,後來解散了。重建航天部是不是在走回頭路?
以美蘇冷戰後期的標準,航天部首先要確定航天產業的長期發展目標,其次要以政府機構的身份完善立法,確定航天開發流程,制定技術標準。用體育競賽來比喻,航天部就是組委會和裁判,確定賽會流程,比賽項目,比賽規則,任命裁判,考核不同品牌的體育產品是否符合比賽標準。而負責具體項目的企業,就是運動員,要按組委會確定的賽道展現實力。

美蘇航天競賽
中國一直就沒有組委會層次的航天管理部門。有航天部的時候,雖然名義上是個部級單位,但航天部自己沒有能力確定要做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只負責具體的型號管理,開發國家指定的導彈和火箭型號。這樣的航天部真實身份是一個項目公司,或者説航天項目總承包人。

航天體制年表
在六七十年代,這也是中國無奈的選擇。因為和美蘇相比,中國國力太差,航天方面的積累更差,所以航天部門只能解決具體問題。還沒有能力成為獨立產業,當然也談不上產業統籌。
早期的中國航天工業只是軍事計劃的附屬品,從1956年研發地地導彈開始,中央軍委統籌成立國防部五院,由錢學森領導,集中力量完成國家發佈的型號任務。早期的工作重點是吃透蘇聯R-2(俄語P-2)導彈技術,建立初步的導彈體系,也就是建造國產東風1型導彈。
這時候中國全部航天工業資源,也只是幾個專業科室拼湊起來的研究院。按照蘇聯的成熟型號搞逆向開發,落實具體的技術任務。

國防部五院
吃透蘇聯給的早期導彈技術之後,中國航天從仿製階段向自主研製階段發展,需要自己開發新型號,之前的管理體制就不夠用了,必須改革。
1964年11月,國防五院升級成第七機械工業部,簡稱“七機部”,照型號建立下屬機構,中國航天工業進入了型號研究院時代。一院負責地地、艦地導彈與運載火箭,二院負責地空導彈,三院負責飛航導彈,四院負責固體導彈。此外,上海機電設計院改造成八院,負責火箭總體設計,這是中國最早的專業民用航天部門。1968年,七機部成立第五研究院,負責空間技術研究。為發射人造衞星奠定了制度基礎。
這一階段的航天部,下屬機構之間沒有任何競爭,所有橫向聯繫都要七機部領導來管。用前面的比喻來説,這依然是一個運動員團隊,不是比賽組委會。航天部或者説“七機部”名義上是一個部,但實際上與主管核工業的二機部、主管航空工業的三機部、主管船舶工業的六機部一樣,都是直接管項目單位的集團公司。不過當時的中國還是處於冷戰的配角地位,並沒有太多的民用航天需求,所以問題也不大。

但是,冷戰後期,美蘇都證明了航天產業的民用潛力,而中國作為領土廣闊的大國,擁有發射衞星能力之後,也逐漸需要考慮航天發展成獨立工業門類的可行性。作為國內實際上的唯一航天機構,七機部雖然只是個執行單位,但頭頂上沒有其他專業部門,被迫要自己給中國的航天發展制定目標,嘗試給其他可能參與航天項目的單位確定規則。這用前面吳院士的評價來説,就是“機構缺位”。
同時,七機部的項目還要到國防科委、計委去審批,滿足高層決策團隊的非專業需求,也出現了美蘇都遇到過的“越位”問題。典型例子就是過於超前的燈塔計劃與714工程。
燈塔1號是潛艇短波導航衞星,燈塔2號是長波導航衞星。如果只是衞星短波導航,技術水平大致相當於同時期的美國子午儀導航衞星,還算合理的目標。但短波水下導航指標,比今天的北斗衞星還先進,根本實現不了,所以1969年燈塔1號衞星下調指標,改成了水面導航,準備配套遠望一號測量船使用,1980年驗收了4顆燈塔樣品衞星。但就在這一年,國防科工委以不符合急用、實用的理由,突然通知取消燈塔1號計劃。
至於燈塔2號長波導航計劃,項目本身就不符合科學規律。長波導航需要大型天線,一般都是用地面站發射,長波導航衞星直到現在都沒開發出來,當時更是好高騖遠。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J7QV3L80535013N.html
714項目的前身是千鈞棒計劃,千鈞棒1號是2到3人的載人偵察飛船,千鈞棒2號是5人殲擊飛船,準備用6噸運載能力的的東風6號火箭發射。千鈞棒1號後來改名曙光1號,1970年毛主席圈閲報告後正式立項,代號714,對標美國雙子座飛船,但由於經費跟不上,項目擱置,一大半人員就地解散。盲目上馬又匆匆下馬,這也是航天部門缺乏獨立性,管理缺位的結果。
半個世紀後回頭看,燈塔與714計劃,以及對標土星五號的長征十號火箭,都是當時航天科研人員的技術想象。這樣的超越性項目,在研究院所層次探討一下很正常,被國家立項就很不應該了。只是當時的中國沒有能獨立制定發展規劃的航天管理機構,只有執行機構,所以只能由國家直接審批項目,當然會做出很多超越國力的不專業、不現實計劃。
到了80年代,國際形勢緩和,中國的各個民用部門也有一定的發展,航天工業逐步脱離軍事背景,開始向民用領域轉型。1982年,七機部正式改名航天部,1986年,國務院批覆報告,要求航天部開發東方紅三號中容量通信衞星、資源一號資源衞星、風雲二號地球同步軌道氣象衞星、長三甲運載火箭,開展載人航天論證和技術預研,確定了21世紀初中國主力航天器體系。

導彈是快速研發定型,批量裝備的產品。而民用航天要開發不同功能的衞星,涉及到市場不同用户的需求,管理細節比導彈要多幾十倍。歷史上無數經驗證明,單純靠行政管理,造不好市場產品,所以航天系統開始改革,從直上直下管到底的體制,變成了各“型號院”自行處理民用項目的軍民結合模式。
航天部自己只重點抓一些軍用型號任務,其它細節分散到各研究院,各工廠與研究所,給每個單位下放了一定的自主性。下屬各單位也不再是接受統一撥款完成任務,而是撥款和訂單結合,向企業轉型。
過去是七機部自己發揮軍工企業的功能,到了這時候,下屬單位都變成軍民結合的半獨立企業了,但航天部並沒有建立做民用項目長期規劃的能力,所以失去了存在意義。1993年,航天部被抹掉了已經無法發揮的政府職能,改組成航天工業總公司。1999年7月,航天工業總公司進一步拆成航天科技與航天科工兩大集團。這表面上是航天管理部門不斷解體、降級,實際上是中國航天機構丟掉了有名無實的行業管理外殼,承認中國只有航天企業,沒有全面統籌管理的部門。

航天領域只有企業,沒有全面管理部門,所以航天機構最主要的改革在企業內部。絕大多數航天企業都是從一家總公司分出來的,形成了複雜的多級法人體制,相互協作往往要不斷徵求上級企業的意見,最後還是用行政力量解決問題。到了21世紀,中國航天進一步改組企業,推進事業部改革。
所謂事業部模式,就是繞過多級法人體制,針對項目進行跨部門資源整合,支持了最近十年新型號落地。在沒有主管部門制定規則的前提下,企業靠內部改制做到這一步,已經達到技術管理極限了。繼續用前面的比喻,如果把企業看做運動員,現在的航天產業類似於各個運動員小隊自己訓練,相互妥協制定規則,推舉代表組織比賽,頭頂上缺一個組委會,運動總是繁榮不起來。

所以,今天的中國航天產業,最缺的東西是一個強勢航天部,國家需要從各企業部門抽調設計、技術人員,加上行政配套,組建一個2到3萬人的中國版NASA,只對國務院負責,做全面發展規劃,制定詳細年度預算,開展各項設計研究,編寫行業法規與技術標準,這樣才能給各企業規定競爭模式,做產業管理。

剛才你説蘇聯冷戰後期也建立了通用機械部,發射了劃時代的和平號空間站,為什麼還是建議學習美國NASA,而不是蘇聯後期的經驗?

冷戰後期的蘇聯航天產業有一定成績,但還是前面吳院士説的兩個問題,行政管理方面缺位,企業管理方面越位。
所謂缺位,就是蘇聯的航天部總體的規劃協調做的太少,計劃還是經常受到軍方干擾,行政管理強度遠不如美國NASA。
所謂越位,就是蘇聯的航天部做的垂直管理太多,對下屬企業做直接命令太多。
美國的NASA和國防部對企業主抓供應鏈建設,所以能在計劃框架內應用市場規則。還是用運動會的比喻,美國的NASA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組委會,不是運動員也不是教練員。給企業劃出賽道就任憑企業按規則競爭。而蘇聯實際上沒有劃出競爭賽道,企業不能自主發展,所以航天部要頻繁直接組織生產。
中國既然看到了冷戰競爭的結果,看到了現在美國的領先優勢,就應該避免蘇聯航天部門缺位和越位的問題。

具體來説,蘇聯一開始企圖建立完全的計劃體制,所有企業都完全遵照上級生產計劃,既不需要考慮產業升級,也不考慮承擔額外的任務。
60年代後期,大型工業品越來越複雜,計劃部門發現,控制企業之間的所有協作成本很高。所以勃列日涅夫大力發展區域生產綜合體,成立聯合公司,想把協作管理工作下沉到企業內部。
這本來是個好政策,但由於組建聯合公司本身也是官僚任務的一部分,改革首先要解決人事鬥爭問題。在沒有現存市場的情況下,每個領導都希望把儘量多的資源保留在自己的地盤,都不希望因為合併而失去權力。所以很多單位只是搞象徵性的假聯合。
蘇聯領導人本來要在所有工業領域普遍成立聯合公司,但到1975年底,勃列日涅夫已經進入生命6年倒計時了,聯合公司只佔工業總產值的24.4%。1976年,蘇聯中央機構發出文件,要求在1980年完成聯合公司任務,但是到了1980年,聯合公司佔工業總產值的比例還是不到一半。
就算是順利成立了聯合公司,因為企業缺乏外部市場激勵,工作要靠上級考核,也出現很多問題。比如説,蘇聯政府給超額完成生產指標的企業發獎金,企業就隱瞞生產能力,想辦法壓低政府計劃任務,顯得超額生產的比例高。這些新成立的聯合公司領導還是行政職務,就算經營方面有成績,往往也不能抵消局部的錯誤,所以企業習慣於迴避風險,不願意技術革新。
聯合公司體制失靈,原因除了官僚要保衞自己的封建利益之外,另一個主要障礙是蘇聯軍隊。軍隊不關心整個社會的發展,只關心和美國軍隊的實力對比,尤其是今後幾年的實力對比,所以希望企業越專業越好,越聽話越好。如果企業聯合起來有了自主性,為了產業升級而做長遠規劃,為了利潤拒絕無條件追求片面指標,軍隊反而不能隨心所欲地提出需求了。


《蘇聯經濟概論》
蘇聯經濟相對最強的時候,gdp也不到美國的2/3,所以只能靠高比例的軍費保持戰略平衡,1981年蘇聯軍費佔到GDP的21%。所以,蘇聯的高技術產業鏈,很大程度上被軍隊的短期需求主導,航天工業很難跨部門聯合開發,不能把航天科技轉化成高質量消費品,影響了長期發展。
説起蘇聯解體,中國互聯網上長期流傳一段話。説蘇聯解體的時候,瓦良格號航母,也就是後來的遼寧號剛造了一多半,俄羅斯想追加一些投資把整艘船造出來。造船廠的廠長回答説:
“只有錢還不行,必須再加上國家計劃委員會、軍事工業委員會和九個國防工業部、600個相關專業、8000家配套廠,一個偉大的國家才能完成它。”
這段話一方面説明蘇聯軍事方面的遺產不少,另一方面也從側面説明,蘇聯軍事訂貨並不利於產業聯合體的存在,反而鼓勵了一大批細碎的配套企業。蘇聯軍隊的短期需求越強勢,企業越聽話,蘇聯的產業升級就越慢。
“庫茲涅佐夫”級航母是蘇聯追趕美國主力航母的過渡型號,是一個很具體的生產任務,有明確的技術指標,還可以由計委組織現有的工業部門湊出配套產業鏈。但如果某個工業部門的目標是和美國並駕齊驅甚至超過美國,引領產業升級,蘇聯體制就不知道怎麼做了。
再大的生產聯合體,也不可能自己解決全部配套任務,否則就又成了單位內部的小而全建設模式。但是,在蘇聯的各企業、各聯合體之間要轉移技術,比美國要難好多倍。美國航天部只負責確定競爭規則,只要企業不相互串通套取資金,隨便各個企業合法合規交易技術。在蘇聯的保密和行政管理體系下,跨部門交易,往往需要兩家企業的上級分別批准。最後演變成上級不安排技術轉移任務,企業為了不給自己找麻煩就不轉移。這又回到了前面説的“越位”問題。
解體前夕蘇聯發現了技術轉讓問題。意識到不能由政府主導技術產品交易,而是應該由政府制定法律,建立平台,讓企業自己去交易。80年代,蘇聯也出現了一些技術顧問與管理諮詢公司,但由於不符合計劃體制,一直處於灰色地帶,很多技術不能自由流通。在不同的蘇聯工業部門,可以看到先進技術和落後生產長期並存,完全沒有技術擴散的跡象。
所以説,蘇聯建立航天部之後,只是勉強解決了政府制定規劃“缺位”的問題,沒有制止政府“越位”管理企業的現象,企業總是越管越死。最後不只是航天部門的發展落後於美國,整個國家都維持不下去了。

剛才你講了蘇聯高度垂直管理的問題,認為政府直接干預太多,導致企業發展不起來。但你同時還説美國的航天署、NASA更強勢,為什麼沒有影響SpaceX做出成績?強政府與強企業難道不矛盾嗎?
政府管制和企業自主性不是對立關係。政府管得多從來不是問題,怎麼管才是問題。只要劃清了政府制定發展規範,不干預企業運營的界限,管的越多,企業的積極性越高。
NASA作為世界最強航天部,主要工作是統籌供應鏈,確保了工業生產的彈性。而通過建立全面的技術標準體系與統一的採購網絡,美國政府對整個工業體系形成清晰認識,既可以尋求報價最低的供應商,也可以把一份訂單分給幾家供應商同步供應,避免被一家企業卡住關鍵環節,避免讓個別企業的經營波動影響整個任務。國防部與NASA每年都會根據供應鏈狀況向白宮提交分析報告,一旦有環節開始出現退化,政府就會立刻響應,通過針對性投資來加強。

舉個例子,製造航天飛機要用到固體助推器,但美國航天飛機退役後,固體火箭生產需求下降,某些企業消失,導致某些戰術導彈點火部件和高氯酸銨供應高度依賴於單一來源,威脅導彈的長期穩定生產。所以最近幾年美國政府重點加強薄弱環節,撥款支持新供應商。在Space公司之外,再養一個SLS項目也是要兼顧培養固體火箭產業。但無論政府怎麼規劃產業鏈,具體開發商的運營決策都是自己做,政府不會插手。

固體火箭發動機供應鏈

美國國防部和工業界舉措
供應鏈統籌最重要的好處是避免大型集團反向捆綁政府。NASA制定航天計劃的時候就考慮了怎麼製造,首先對火箭各部段做初步拆分,由幾個大型集團公司來總承包,之後再向下分包六七層。冷戰後美國航天經費縮水,波音、洛馬這些總包單位也在長期穩定採購中變得官僚化,掌握了穩定的訂單,沒有動力搞產業升級。NASA通過供應鏈平台,不斷扶持新總包單位,甚至可以把自己變成總承包商,去幫助新企業成長,所以才有了現在的SpaceX公司。如果政企不分,就會導致波音這類大公司代替政府部門行使管理職能,也就不會有SpaceX創造可回收火箭的奇蹟。
本期內容已經足夠長了,我稍微總結一下。從冷戰和後冷戰時代的經驗看,理想的航天體制,是強政府和強市場的結合。蘇聯體制下只是部分地實現了強政府規劃,但不能通過市場競爭發揮企業積極性。相比之下,美國的NASA有更強的規劃能力,在市場競爭方面又對企業充分放權,時刻警惕單一企業通過壟斷市場而官僚化,所以能不斷刺激產業升級。是值得中國航天學習的樣板。對於中國航天的具體改進方案,我留到下一次出場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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