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友被迫自證愛國? 所有人都不能無視一個燙手問題了｜文化縱橫_風聞

✪ 羅迪 | 廣州大學法學院

✪ 毛玉西 | 《廣州日報》國際部

【導讀】近日，著名歌手、“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張學友因一則祝福香港迴歸25週年的視頻而陷入輿論漩渦，一些人指責其在視頻中沒有提到“祖國”和“迴歸”，批評言辭頗為激烈。張學友本人則發佈聲明回應，強調“本人是否愛國愛港，自有公論”。

近年來，此類事件已非孤例。有評論指出，某種意義上，“愛國”被塑造為一種大眾網絡圍觀的權力話語，其背後湧動着一股網絡民族主義浪潮。本文追溯網絡民族主義起源，認為國際摩擦的高發頻發、國家實力對比變化以及國人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等因素，共同促成網絡民族主義高漲的現實。作者指出，網絡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思潮的最新表現形態，它一方面可以維護國家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具有極強的不確定性。某種意義上，網絡民族主義是網民政治參與、政治表達和政治交往的一種形式。如今，對網絡民族主義的研究，尚與其現實困境不相匹配。如何理解網絡民族主義存在的土壤，如何去除標籤化而還其本來面目，仍有待學界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原題為《爭論中的“網絡民族主義”》。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爭論中的“網絡民族主義”

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中國互聯網發展迅猛，給民族意識表達提供了新平台。藉助網絡工具，民族意識在網絡時代獲得了全新表達方式。“網絡”與“民族主義”結合下的“網絡民族主義”新術語與新現象的凸顯，成為近年來媒體關注的最新話題，其探討散亂於電視、網絡、報紙與時政雜誌評論中。對“網絡民族主義”這種最新現象的爭論，筆者試圖從學理角度加以梳理與分析。

▍術語興起

在中國學者的視野中，“網絡民族主義”概念的提出與討論，離不開與現實緊密相連的時代背景——民眾對中日關係的關注。

2003年的中日關係是引發“網絡民族主義”激烈爭論的最直接誘因。2003年6月，民間組織發起登上釣魚島活動(“保釣”運動)；8月，網上萬人簽名反京滬高速鐵路使用日本技術(“京滬高鐵”大討論)；8月，百萬網友聯名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毒氣彈中國民間受害者並徹底清除遺留毒氣彈(8·4毒氣事件)；9月，發生日本遊客集體赴珠海嫖娼的事件(日本人嫖娼事件)；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學爆發反日抗議活動，後來演變成西安街頭的示威遊行(西北大學事件)。

筆者認為，“網絡民族主義”概念的提出，準確地説出現在2003年《國際先驅導報》的報道中。該報在《京滬高速鐵路撞上民族主義浪潮》的一組報道中，有一篇北大博士生李穎對“民族主義”看法的文章。文中提到“以此看來，目前中國民族主義尤其是網絡民族主義的侷限性之一就在於：也許標榜民族認同但卻無實際行動捍衞民族利益。由於網絡的虛擬性，可以宣泄口號而無責任約束，可以口惠而實不至，甚至可以言行不一。”這是迄今為止筆者查找到的最早使用“網絡民族主義”術語的正式報道。

9月19日(9.18紀念日的第二天)的報道中，《國際先驅導報》有一篇題為《網絡民族主義=義和團思想》的文章。此後該報又陸續刊登民間對中日關係看法的後續報道，都涉及到“網絡民族主義”有關事件的報道與現象分析。此後，“網絡民族主義”開始緩慢浮出水面，成為網絡網民、甚至學者關注的重要話題。進入2005年以來，中日政治關係再次處於“停滯”狀態，面對日本國內修憲、擴軍、參拜靖國神社、“入常”(爭取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會)等議題，網絡中再次掀起激烈爭論，並一定程度上再次波及到現實，成為影響國內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概念界定

簡單説來，“網絡民族主義”正是“網絡+民族主義”的有機結合，是民族主義思潮在網絡時代的最新表現，民族主義思潮在網絡中獲得了充分表達平台，從而獲得了表達途徑與相關目標的實現。對此，有學者曾對“網絡民族主義”做出了這樣描述：由於互聯網成了宣泄民族主義情緒的場所，有論者將這種社會現象稱為“網絡民族主義”。針對這種現象，媒體報道稱，2003年民族主義呈現出的最顯著特點是：以網絡為平台，發表愛國主義言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 以網絡為“根據地”，集結志同道合者並採取反對日本右翼的具體行動，故而可稱為“網絡民族主義”。

可以説，沒有網絡的普及，就不會有網絡輿論的出現，也就不會有“網絡民族主義”的產生。“網絡民族主義”思潮是依託網絡技術的成熟，才得以通過網絡傳播下拓展到現實，並影響現實社會。對深層原因的分析，有媒體提到，國家經濟實力增強讓中國人自信心“膨脹”，與外界交往日益頻密導致摩擦頻率的相應提高，還有中國人在接觸其他社會後對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認識，都是導致民族主義高漲的原因。

有論者於《鳳凰週刊》中提到，網絡民族主義的產生可以追溯到20世紀前期，1993年北京申奧失敗和同年的“銀河號事件”掀起新民族主義的第一次熱潮，其標誌是一本名叫《中國可以説不》的書風靡一時。文章接着提到，這股思潮真正成為重要輿論力量，還要等到互聯網在國內的普及以後⋯⋯一批論壇迅速崛起，成為網絡民族主義傳播的平台。這可以説是追溯“網絡民族主義”最重要的文章，很好地揭示了“網絡民族主義”興起的社會背景與技術背景。

需要説明的是，“網絡民族主義”與“網絡愛國主義”概念術語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正如有關學者提到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似乎在各種語言中，愛國主義都是褒義的，民族主義有時卻是貶義的。

▍構成分析

“網絡民族主義”現象興起，顯然來自廣大網民的言論或化言論為行動的各種嘗試。到底“網絡民族主義者”是怎樣的構成羣體，目前還一直沒有被明確，而是處於激烈的爭議中。

對於這種模糊狀態，媒體評論中多少有所提及。比如，鳳凰衞視的資深評論員楊錦麟就提到：擁有上網條件，是成為網絡民族主義者的必須前提條件。不奇怪的是，據説新一代的“憤青”，尤其是在學的“憤青”們，是目前網絡民族主義的主要構成成分。因此，所謂網絡民族主義的參與者，他們或許是中國社會的精英部分，但可能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社會成分結構的侷限性。這正是他對“網絡民族主義”由哪些人員構成提出了疑問。

而在網絡上流行的一篇評論，則對“憤青”與“民族主義者”做了區別，認為“所謂憤青，就是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青年；往大里説，又具有關注民生疾苦的胸懷。”“民族主義者通常頭腦發熱，做出不理智的行為，這難道是正直和善良導致的麼？”該文得出結論稱 “憤青是憤青，民族主義者是民族主義者”。而在CCTV網站的一個“網評天下”欄目中，説網絡上的“憤青”就是“民族主義”、甚至是“極端民族主義”看法的網民，也是振振有辭。

具體來説，“網絡民族主義者”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1. 具有明顯的突發性，行為主體的網絡或實際行動，往往由某些重大事件引發。“網絡民族主義”往往由突發事件激起，突發事件作為由頭，引發互聯網上民眾對國家、民族前途、利益的思考。事態一旦平靜或趨於緩和，類似網絡表達往往就趨於緩和平淡。2003年以來，在中日關係等歷史遺留問題的直接誘發下，“反日”成為民族意識網絡表達主流。在眾多網絡討論中，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事件：西北大學事件、珠海買春事件、釣魚島事件、京滬新幹線事件、豐田廣告事件、抵制日貨事件等。

2. 具有一定的自發性，是一種非組織的自發行為。一般來説，國民過去的多數政治參與都是具有組織性(正式組織或非正式組織)，但民族意識的網絡表達卻並不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的行為，具有自發性和非組織性。網絡無中心的特點，讓個人行為日益成為網絡行為的主體，個人對組織的依賴明顯減弱。他們的行為完全以個人的身份參與，完全處於一種自發狀態，並且可以隨時隨地不受到任何事件和空間限制——只要擁有上網條件即可，每個人在互聯網上都可以匿名錶達自己的觀點與價值觀。

3. 從言論表達上可看出，各種探討具有非理性(諸多的政治衝動和不成熟表現)與理性思考(反思與提出可行性建議等)相結合的特點。有些網絡言論失之幼稚偏激，只有情感的抒發和宣泄，無法促使言論系統化和理論化，他們給外界造成的印象不是理性思考，而是帶有若干失控形式的魯莽情緒發泄。對此，有評論家提到“所謂的網絡民族主義仍具有諸多的政治衝動和不成熟的表現。”當然，有些文章篇幅較長，行文流暢、邏輯嚴密、觀點深刻，甚至被其他論壇甚至平面媒體轉載，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類似文章是對國家利益、民族復興的強國之路的深刻理性反思，彰顯着理性的光輝。

以上幾個特點，正意味着“網絡民族主義”還處於動態發展中，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進一步把握網絡新羣體的動向。

▍觀點之爭

“民族主義”的爭論，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有論者把國內興起的“網絡民族主義”納入到“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分析框架中，從而對“網絡民族主義”持嚴厲批判的態度。張超《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分析》的文章指出，“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真正在全國發生影響，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始自世紀之交，是伴隨着互聯網的普及而活躍起來的。”順便提到“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毫無顧忌地在網站上發表和轉載反日、仇日的言論和文章，這樣的言論在平面和音像媒體上是無法想象的。”這是分析“極端民族主義”比較透徹的文章，但把“網絡民族主義”納入“極端民族主義”，遭到了眾多“批判”。值得注意的是，網絡論壇上有一篇匿名發表的文章，認為：網絡民族主義者們聲勢浩大的活動，展示的不是真正的民間力量，而是民間的巨大情緒。無論那些為民族主義辯護的人説它有多少諸如增強凝聚力之類的好處，在自激、自瀆中不斷氾濫膨脹的民族主義，對中國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長遠看，它更可能為中華民族帶來一場深重的災難。

第二，掀起“網絡民族主義”討論的《國際先驅導報》，其報道文章則把“網絡民族主義”的興起看成是“政治上的進步”。針對國外媒體認為國內民眾“反日”情緒高漲的指責，《國際先驅導報》較早報道中提到，即使作為處於民族主義最初級、最不成熟的“網絡民族主義”，依然有其被寬容的必要。且不説，網絡民族主義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做出的貢獻——這種貢獻至少體現在為民族主義的整合提供了平台，就是“網絡民族主義”所藴涵的“偏激”和“幼稚”也不是沒有存在的必要。此後陸續的報道中，《國際先驅導報》提到：在民族主義的此輪高漲中，最值得肯定的正是民族主義者們的這種責任意識。中國民族主義者對此問題的介入，絕對不是排日思想作怪，而是中國人國家觀念日益深入的體現和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評論指出：“正在成長中的網絡民族主義，不僅宣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而且謀求對中國政府對外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補充。”

第三，平衡上述兩種對“網絡民族主義”所謂“極端看法”觀點，行文提出了對“網絡民族主義”的辨證認識。有些時事評論員對“網絡民族主義”做出了“辨證認識”，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避免“非此即彼”的思考視角。《鳳凰週刊》的一篇評論提到：“正如所有自發的民間運動一樣，網絡民族主義也有其過激、非理性的一面，個別極端行為甚至違反了法制社會的一些原則。”但同時認為“網絡民意也越來越受到政府和公眾的重視。譬如，2007年底時任外交部長在外交部網站上接受網友提問，成為有史以來‘網上做客’的最高層政府官員。”

▍幾點結論

針對以上梳理與分析，以下幾個結論值得進一步關注:

1. 從歷史縱深的發展軌跡看，“網絡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可以説是民族主義思潮的最新表現形態。

思想大師錢穆在《中國思想史》中曾指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雖在知識分子們之腦筋裏早已失去了，但在民眾中間是依然存在的。”話語雖有些偏激，但卻一語中的，深刻指出了我國民眾在不同歷史時期，面對國家與民族的不同命運，都會做出不同反應。從歷史發展的縱深層面看，國內各種民族主義思潮曾以不同的表現形態出現過。比如，歷史上的義和團運動、反“二十一條”、五四運動等。

當前，“網絡民族主義”思潮顯然是20世紀90年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延續。伴隨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伴隨我國對外關係上與其它國家的一些摩擦，民眾滋生出的一種反應性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強化，其標誌性事件有：1993年出現的“銀河號”事件，刺激了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結；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使民族主義情緒達到頂峯；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再次引發民族情緒。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也是嚴重影響民眾民族主義情感的重要議題。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最新興起的“網絡民族主義”，依然具有過去民族主義思潮所夾雜着的理性與感性、激情與極端、思考與宣泄、建設與破壞等特徵。但與過去現實中的“實體性思潮”相比，藉助網絡平台下的“網絡民族主義”，在國家整體實力與民族自豪感增強下，顯然更多顯示了過去思潮所未有的建設性與反思性，大大消除了“實體性思潮”所帶來的巨大破壞性，呈現出總體理性的特點。換句話説，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網絡情感宣泄與思考的“起波瀾但不大驚”，則是一種最好的感性描述。

2. “網絡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帶來的雙重影響初見端倪。

在網絡對“民族主義”的各種討論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國需要不需要民族主義、需要怎樣的民族主義”的話題。作為科技時代的“延伸”——“網絡民族主義”，同樣存在着這樣的思考疑問。“網絡民族主義”興起以來，給人最直觀的印象就是：民族主義與網絡結合下能夠發揮巨大威力。國民以網絡為平台抒發民族情感，發表愛國主義言論，以網絡為根據地，進行“化言論為行動”的嘗試，對現實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正如上述提及的，與“民族主義”思潮始終伴隨感性與理性、狂熱與温和、極端與適度的矛盾鬥爭一樣，“網絡民族主義”已經彰顯了歷史形態中“民族主義”所表現的特徵：激勵民族鬥爭、維護國家利益與製造混亂、麻煩並存。這種雙重影響，一方面通過受眾接受的擴大化體現，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影響着政府權力決策——無論影響是良性還是惡性。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民族主義”的未來影響可能才初步顯露，目前總體理性、破壞性較小的現實，在未來可能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隨着具體事態的出現，“網絡民族主義”具體以何種形態、何種規模、何種程度出現，政府與廣大民眾如何應對等，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3. 網絡成為民眾政治參與、政治表達和政治交往的重要平台，這種“參與”在今後不可阻擋、也不可避免。

網絡為民意表達和公眾參與提供了全新、有效的技術手段。通過網上論壇，公民可以對政治問題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特別涉及到我國的民族、愛國情感議題時，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感的網絡表達不絕於耳。這種網絡民族意識的出現，一是基於我國整體自由與民主理念的發展；二是基於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當然，在我國尚未完全達到成熟的法制體制下，網絡民族意識表達有時屬於“超越”現實政治訴求的表達方式，部分反映了現實表達途徑的“缺位”狀態。

從長遠看，“網絡民族主義”現象應該納入到“網絡輿論”的範疇中來研究。從目前看，我國政府部門正日益重視網民對具體事態的意見，成為高層領導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4. “網絡民族主義”備受媒體關注，其實質是在探討中國和平發展面臨的複雜國際環境下，民眾、媒體與政府三者如何表達、如何面對的問題。

自2003年以來，“中國崛起”的聲音引起了世界關注——尤其是美國與日本等國家，關注焦點就是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民眾如何對待國家衝突與矛盾，對待非常態事件有如何反應與舉動。從深層次來説，“網絡民族主義”涉及到這樣一個“三角關係”：媒體與民眾、民眾與政府、媒體與政府。就目前來看，“三角關係”的互動，顯然是一個複雜的、相互影響的過程。

目前，“網絡民族主義”所關注的政治議題，由於涉及的政治敏感度較低，受制約的可能性機率不高，從而促使諸多網民趨之若鶩，樂此不疲。這是否意味着中國新民族主義力量重新集結面臨良好際遇，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奠定思想基礎，則需時間來驗證。

5. 當前，“網絡民族主義”還缺乏實證研究與具體調查，其話語系統一定程度上處於被泛化、標籤化的混亂狀態。

近兩年來，國外網民也出現了“憤青”一族，目標直指相對敏感的本國對外事件處理與民族利益。比如，針對“中國崛起”下的中美關係，美國網民也通過論壇與電子郵件發出敵視中國的言論。此外，帶有鮮明民族危機感的告白，也充分體現在其它國家或民族的民族主義網站上——亞美尼亞、馬其頓、威爾士、蘇格蘭、巴勒斯坦、阿爾巴尼亞、愛爾蘭、法國的布里多尼和科西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俄羅斯的車臣，所有這些地區的民族主義者紛紛開設了網站，佔據網絡輿論這塊“新高地”。

也就是説，到底什麼樣的羣體構築了國內、甚至國外高漲的“網絡民族主義”？如何定義“網絡民族主義”？“網絡民族主義”研究，是否可以納入世界不同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最新發展階段中？如此眾多問題的答案，目前還基本處在“敍述表達”的狀態，缺乏嚴格的學理性實證分析。因此，徹底梳理“網絡民族主義”現象，還需要相關學者進行深入細緻調查，不僅是從理論上、而且從調查統計上，得出相關的基本現狀資料，這樣才可能進行下一步研究。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原題為《爭論中的“網絡民族主義”》。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