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政治正確”指導歌詞審查_風聞

作者 | 丁茜雯       編輯 | 範志輝

近日，《乘風破浪》三公舞台上王心凌等五位“姐姐”改編的《星星點燈》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事件的導火索，便是原唱及詞曲作者鄭智化得知歌詞被亂改後的發文。這位曾因《水手》《星星點燈》《老幺的故事》等經典作品叱吒上世紀90年代流行樂壇的音樂人，在微博上表示“震驚、憤怒和遺憾”。 

被刪改的歌詞，原為“現在的一片天是骯髒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裏再也看不見”，在節目播出中則成了“現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裏總是看得見”。 

在“骯髒”與“晴朗”、“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刪改之間，其實我們會發現，不僅僅是《星星點燈》，歌詞早已不是第一次被當作花田般修剪枝葉了。 

被“審視”的歌詞

説起來，這已經不是《星星點燈》第一次被刪改。 

這首誕生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典勵志歌曲，由身患小兒麻痹症的歌手鄭智化擔任詞曲創作並演唱，在當時紅遍大江南北後，又在反覆的翻唱傳播中獲得新生。 

2018年5月，央視音樂頻道《全球中文音樂榜中榜》節目中，《星星點燈》的歌詞就被改為過“現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裏總是看得見”；同年12月，央視音樂頻道另一個節目《榜上榜》中，又被改為“現在的一片天是希望的一片天/星星在茫茫的天空裏/再也看不見”。直到近期《乘風破浪的姐姐》所用的版本，大體可以推測為沿用了央視修改的第一個版本。 

從立意上來看，《星星點燈》的勵志主題仍然不過時，而歌詞卻反覆被修改，且算不上“與時俱進式”的時代演繹，主要是為規避因歌詞帶來的節目下架乃至停播的風險。

要知道，一檔節目的幕前幕後耗費太多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來自上游的贊助需要節目曝光，也就影響着投入成本。因此，不想要“賭博”的節目，往往會提前選擇自我優化，解除風險預警。 

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為迎合所謂的“政治正確”。就像《星星點燈》傳達的蒼涼悲寂感，帶有一定的批判性和人文勵志，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中卻被改編為了甜美Disco打底的女團風，頗有一些迎合當下女團當道是為了給人們“注入元氣能量，才能迎接每一天”概念的意味。 

而在演繹這首歌的“姐姐”之一王心凌看來，節目組的改編委實打破了原歌曲的敍事性，改成活潑的舞曲也只是單純把難度加大。 

那麼，合格的改編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或許可以看看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在音樂競演節目《炙熱的我們》中對《星星點燈》的改編，儘管詞曲被改動得更“面目全非”，但保留了整首歌的精髓和氣質，更因改編歌詞“於是學會了幽默/沒闖禍先認錯/青春作一場交易”等，契合了年輕羣體成長的情感共鳴，獲得了眾多好評，成為二創範本。

不過話説回來，不管是刪改幾處歌詞，還是進行全新二創，其前提都需要跟詞曲作者或版權方獲得授權，即有一個“清版權”的流程。在這一流程中，詞曲作者也可提出改動建議、親自審核、版權分成等要求，倘若出現改編過大超出接受程度，甚至可以拒絕授權。 

也就是説，只要詞曲作者/版權方不同意，很可能有錢也拿不到授權。否則，就侵犯了詞曲作者的改編權（財產權，可轉讓）、保護作品完整權（人身權，不可轉讓）。

之於鄭智化，其歌詞所傳達的主題和價值觀，更是絲毫不遜於甚至超過其作曲本身的。這也就不難理解，不論鄭智化是否將詞曲版權完全轉讓，為什麼他會不滿刪改激動發文了。

歌詞為什麼一直在被改”？

歌詞被改的情況，其實我們早就不陌生了。而背後被改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門、各有隱情。 

從平台來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節目審查。作為主流平台，各種上星衞視、主流網綜，考慮其性質定位、受眾之廣，這就意味着在節目傳播中更會慎之又慎。 

程度較輕的，便是字幕修改，多為諧音取代。比如周杰倫在2018年春晚將《告白氣球》中的“品嚐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改為“留下唇印的醉”；還有徐佳瑩在《歌手當打之年》演唱的《我還年輕我還年輕》，就因“給我一瓶酒/再給我一隻煙”，在字幕上被和諧為“給我一瓶酒/再給我一隻眼”，被網友犀利吐槽“這是要做二郎神”。 

再稍微嚴苛一點，就是修改歌詞，甚至會有一首歌改多版本的情況，不同節目裏修改的內容也不一樣。比如陳粒的《易燃易爆炸》，就有《歌手2018》《天賜的聲音》等多達四個節目版本的歌詞修改。

不過修改歌詞這種方式，其實是國內外均常見的歌詞審查。比如今年在韓國引起現象級熱度的歌曲《Tomboy》，出自於女團（G）I- DLE隊長田小娟之筆，歌詞中含有大量髒話、大膽用詞，也導致在送去類似於央視地位的KBS電視台審查後，不僅將Fxxking消音，還將“I like to sex on drinking whiskey”中的“sex”用“eh”取代。 

另外，還有直接刪除原歌詞的做法。比如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就被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中刪到只剩“歌詞大意”顯示。

當然，最嚴重的便是直接禁唱。2017年，蔡依林就曾因歌詞被禁止在上海演出時獻唱《Play我呸》。而這種做法，在韓國也十分常見，早在2017年，防彈少年團就因含有隱形俚語等審查結果，被禁止在放送節目表演歌曲《Wings》，哪怕是今年，也仍因含有俚語被節目審查後要求禁演多首歌曲。 

但也有如同二手玫瑰樂隊一般，現場演出時與所報備的歌詞內容不同而被處罰的。2017年，二手玫瑰樂隊在北京的演唱會中唱到《黏人》時，將帶有粗口、髒話的不文明用語悉數唱出，最終被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對其主辦方北京非凡京奇文化做出行政處罰，罰款人民幣8萬元。此案也是北京因演出活動中存在禁止內容行為被處罰的第一案，也可以説是演出活動因爆粗口被處罰的第一案。 

近年來，由於牽扯到女性話題，身為“辱女”重災區的説唱歌詞，也成了眾矢之的。像是近日MC熱狗新歌《LadyBoy》中將鄧紫棋諧音“凳子騎”以及Angelababy押韻“卑鄙”，就引發了輿論討伐。而另一説唱歌手未來星也曾因《除非她就是你》中的“如果你不乖的話，那麼明年我就可能會把你賣到印度”，引來輿論討伐。 

就像上文所説，韓國會因含有俚語、髒話被勒令修改歌詞，那麼在國內最典型的就是網絡神曲，其歌詞大多被認為不僅低級還充滿惡趣味，比如《香水有毒》《小三你好賤》《傷不起》等，難登大雅之堂。而曾經火爆千禧年的《那一夜》，因充滿暗示性的男女夜話歌詞，被閻肅、徐沛東等藝術家痛批，還在2017年被評為“網絡神曲十大惡俗榜”第一名。

不難看出，除了因迎合“政治正確”的自我審查，歌詞被“閹割”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低俗、性暗示和惡趣味。

基於這樣的現狀，其實可以借鑑海外已有的“13禁”到“19禁”的各年齡段分級審查。 目前，華語樂壇 還尚未 形成明確的分級制度，也就意味着大人、小孩接觸到的視聽內容是平等的。 

在這一方面，同為亞洲國家的日韓則是在提前審查歌詞內容後，將出現歌曲的節目進行分級，比如韓國音樂節目《人氣歌謠》，就被定位15歲以上可觀看，保護青少年的價值觀和身心健康的同時，也保證成年人接收不同作品的權利。

結語

37年前，李宗盛和張艾嘉為了《忙與盲》的一句“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張牀”送審時未能通過標準，被認為帶有一定性暗示，不得不改為“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個夢”。 

沒想到的是，時至今日，歌詞面臨的處境甚至更嚴苛了。 

考慮到歌詞文本的價值觀導向，對於歌詞的審核固然重要，但一旦過度敏感，很容易就滑向審美窄化、限制表達空間的極端。

畢竟，當“政治正確”成為衡量創作本身的指引時，無疑會讓音樂人乃至創作者畏手畏腳、小心翼翼，難以突破和推陳出新。 

過猶不及，這對於文藝創作和傳播來説，都算不得是什麼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