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調劑”了23年的人生_風聞

中國青年報2014年5月7日 10版

記者 黃昉苨

歷經33個小時的顛簸之後，火車終於抵達了家鄉達州，謝先梅從最後一節車廂廁所前巴掌大的空地上坐起來，拍拍大衣上被乘客們踩出的腳印，拖着被壓變形的行李箱下車，開始了她的尋找生母之旅。

這個四川省達州市魁字巖村的姑娘，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個“超生”的孩子。年幼時，村裏人逗她：“你是外面撿來的。”家裏人説，她是幺爸謝運才從計劃生育辦公室抱回來的。為了湊足交給計生辦的200多元撫養費，換回這孩子，幺爸把家裏兩頭豬都賣了。

這種把交不起罰款的超生家庭的孩子交給單身人士領養的做法，被稱為“調劑”，在23年前的達州是一種處理超生嬰兒的舉措。當時，謝家的房子“垮得狗都關不到”，三十好幾的謝運才娶不上媳婦，同村有個在南外鎮打工的人對他説，要不去領養個孩子吧——南外計生辦現在就有個女娃。

謝運才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描述當時的場景：一個瘦瘦小小的女嬰，裹在髒兮兮的披風中，被計生辦主任的妻子抱在手裏。同在辦公室裏的還有另外七八個單身漢，大多穿得比他光鮮，但這個半歲大後來取名“謝先梅”的女嬰偏偏對他展開了雙臂。

“她不要別人抱，就是要我抱”，到現在，回憶起最初見面的這種緣分，謝運才的嗓門還是會一下子提高起來。

那是1991年的冬天。計生辦的人告訴謝運才，這個女娃生於6月20日。

對計劃生育而言，那是不平靜的一年。就在謝先梅出生前一個多月，1991年5月12日，《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發佈。人民網“歷史上的今天”記載稱，《決定》指出，要把做好計劃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計劃作為考核各級黨委、政府及其領導幹部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

而那年冬天，這位襁褓中的嬰孩對外界惘然無知，只咿咿呀呀地跟着謝運才回到了30公里外的家中。

如今，小嬰孩已經長成大姑娘了。她膚色黝黑，穿着熒光色的衣服，頭髮上戴着塑料水鑽髮圈，腳踩一雙後跟上防滑墊已經磨光的高跟鞋，“啪嗒啪嗒”清脆利落地走在達州大街上。有時她的目光會落在其他逛街的女人身上，然後笑着説：“我們這兒的女孩都很美，皮膚很白，又細膩。就我不這樣，在外面打工的時候曬慘了。”

她是在謝運才嫂子的揹簍里長大的，管他的哥嫂叫“爸爸媽媽”，謝運才則是“幺爸”。家裏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家裏人對她很好，她甚至覺得自己比親生的孩子更有特權：要是與哥哥弟弟起了衝突，她準是被護着的那個，捱揍的只會是另外兩個淘氣包。

14歲時，養父病重，這個女孩就此離家出外打工，至今已經是第十年。她跟着哥哥嫂子，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當過保姆、賓館服務員、鞋廠女工與打底褲的質檢員。

她覺得自己從中學到了很多：不能輕易相信人，也不能給人示弱，不然別人就會欺負到你頭上來。

因此，要逮着她好好坐下來採訪並非易事。她不一定會照着約定出現，有時也會整天不接電話，再見時，或説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處理”，也會用不容商量的口氣説“你就照着之前説的先寫唄”，但更熟悉了以後她説，自己只是不大相信陌生人。

不管怎樣，在達州市郊外的山坳坳裏成長，謝先梅從沒覺得村裏牆上刷的那些“生兒生女都一樣”的白漆標語跟自己有多大關係。上了小學，她跟着老師學習，逐漸腦袋裏就有了這樣的概念：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人太多才產生的，所以一定要計劃生育。

直到開始尋找親生父母之前，她都從來沒特別關注過計生辦這個機構。

她沒有試過在搜索引擎的網站上輸入“1991年 計劃生育”的關鍵詞，否則就會見到很多同一年出生的網友在各個縣城的貼吧裏互相召喚：“吧裏91年出生的有幾個？那年計劃生育最緊”，“有記得91年計劃生育大會戰的嗎”。

幺爸謝運才還記得，那一年在達縣鄉間，計劃生育風聲驟緊。計生辦裏還設了一間專門的房間，那些躲出去生了孩子的婦女要是回家，弄不好就會被計生辦的人找去。

謝先梅對這一切全不知情。她一直覺得自己是幸運兒，“親爸媽把我扔掉，計生辦好心，把我撿回去賣給我幺爸了”。

23年後，尋找親生母親的旅程就從南外計生辦這條線索開始。據説，謝先梅是從南外鎮雷音鋪七里溝抱來的。七里溝有8個大隊，她臘月十六乘着火車回達州後，一個挨着一個地尋訪，見到年紀上了四五十歲的人就問：“這裏有沒有一户人家，生了幾個女兒，有一個被計生辦抱去了，現在還沒找到的？”

這個問題來源於她從小聽説的關於自己身世的傳言：家裏的父母很愛打麻將，之前已經生了大姐、二姐，一看第三胎又是個女孩，就不想要了。於是三女兒被計生辦抱去，這家人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

因為這個傳説，超生的女孩謝先梅在很多年裏都沒想過尋找親生父母，“就怕跟傳言説的一樣，我是家裏多餘的女兒。”她並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其實也一直都在尋找她。最後，她向當地媒體求助，希望記者幫自己尋找親人。

這個一直聲稱自己“很強悍”“想得開”的女生也有避不開的弱點：她渴望別人的關心。出門打工的第三年，她與一個來自貴州的男青年墜入愛河，不管養父母怎麼勸説，都要跟着這男人走。然而被收養的身份卻成了兩人之間的一個疙瘩。去年年底，男友在吵架時衝她吼道：“有人生沒人養！”

謝先梅記得很清楚，這是他第二次這麼説她。第一次是在2009年。

她跟男友回貴州拜訪父母，印象很深的是男友的父親這麼對人介紹：“她家裏什麼人都沒有，家人都在地震裏死了。”

她覺得自己“就是這點改不了了”，只要有人給了她一點温暖，對她的身世表達了同情，自己就把對方當朋友，怎麼付出都不計較，事後看看，好多都是騙自己的。

她與男友分了手，回達州尋親。她説，她只想證明一點：“我也是有親生父母的！”33個小時火車，她只吃了一碗老壇酸菜面和一個蘋果，淺藍色大衣被上廁所的人踩得東一個腳印西一個腳印。

關於親生母親的線索最後是當地記者聯繫了南外鎮計生辦的負責人之後得來的。23年過去，1991年南外鎮計生辦主任李本佑已經癱瘓在牀，卻還記得當初鎮上一户姓楊的人家有這麼一個小女兒，是半歲左右被抱來計生辦的。這家人所住的方向，與當初告訴謝運才的線索剛好是相反的。

謝先梅自己扛着一箱牛奶去看望了李主任，已在垂暮之年的老者告訴她：“當年我也是沒辦法，上面逼得緊。”

他還特別強調：自己在她生母家上房揭瓦的時候，把瓦片一片片整整齊齊地疊放在屋邊，一片也沒弄碎。

但牀前的謝先梅幾乎立刻領悟了話裏的另一層含義：當初父母是不得已才把自己送走的。她心裏一下子全是陽光。

親子鑑定的結果出來以後，謝先梅和生母對着一家電視台的攝像機鏡頭分別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生母講述的故事是這樣的：按照計劃生育政策，生下了大女兒之後，她就戴上了避孕環，但避孕屢屢失敗，她已經墮胎了十一二次。

“我以前還是村裏面的幹部呢”，親生母親帶着一絲苦笑説。最初都是主動墮胎的，後來就變成了強制引產。

1991年，再也不想墮胎的生母懷着謝先梅逃離了達縣。她與丈夫在開江一户素不相識的人家生下了小女兒。回家後，計生辦向他們提出了8500元的超生罰款。

“沒有交錢，他就把我們母子弄到公社去，公社去住了兩晚上，就住的他們那個辦公室，就在椅子上坐了兩晚上，坐了兩晚上我實在交不出來錢，又把我放回去了，到10月份他就來抱了娃。”

謝先梅初聽到這段故事的時候，跟生母抱頭痛哭。

時間長了，她開始想，能不能向計生辦“討個説法”？“就算讓他們賠給我一塊錢都好，不是為錢，就是讓他們認個錯”。

但曾經熱情接待過謝先梅的計生辦現任主任如今都不願向媒體證實是自己轉告尋親最重要的線索。因為“怕計生辦以後給麻煩”，她的生母也開始迴避採訪，只有謝先梅還耐心地接待着遠道而來的記者。

她眼下最關心的就一點：計生辦派出所，能把我身份證上的日期改過來嗎？

謝先梅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是1993年。以前她要求派出所改，對方總説，得有出生時的原始户籍資料才行。

4月下旬，謝先梅與白皙、漂亮的親生姐姐相約一起逛街。她沒有踏進那些掛着漂亮衣服的商店。待姐姐坐上出租車離開，她轉進另一家更便宜的地下商場，精挑細選後，花8塊錢買了一副鑲滿水鑽的紅色墨鏡。

在一間快餐店，她開心地戴上墨鏡自拍，隨即目光又被在遊樂區玩耍的孩子們吸引了過去。她説：“至少現在，他們這一代人，不會遭遇我這樣的事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