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與宋神宗的對話——以李公麟《五馬圖》為中心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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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李公麟的《五馬圖》在 20 世紀 30 年代悄無聲息地從偽滿洲國皇宮流入日本，後又傳毀於“二戰”戰火，竟於 2019 年歲首出現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令世人大為驚愕。這是此畫銷聲匿跡 80 餘年後的首次展出。

　　北宋李公麟的《五馬圖》在 20 世紀 30 年代悄無聲息地從偽滿洲國皇宮流入日本，後又傳毀於“二戰”戰火，竟於 2019 年歲首出現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令世人大為驚愕。這是此畫銷聲匿跡 80 餘年後的首次展出。

　　展出場面十分震撼，觀看者排起長隊，絡繹不絕。其後，由板倉聖哲編纂的《李公麟五馬圖》出版，原大、原彩影本和解題文章，以及附有各種紅外、熒光照射圖，讓世人得以真正親近《五馬圖》這件無上妙品，親炙千年之前李公麟的絕代妙筆。印刷版與展出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這樁藝壇盛事。

　　五 馬 圖

　　現代學者研究發現，《五馬圖》在宋代原名《元祐五馬圖》。天馬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語境中，有着特殊的含義。西漢武帝時期，不惜重金派兵前往西域求取天馬。從此以後，天馬就在中國成為威服天下的一種象徵。李公麟所畫之天馬則是北宋的御馬，南宋時羅大經《鶴林玉錄》有記：

　　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

　　根據羅大經的説法，李公麟與太僕卿曹輔交好，得以終日縱觀太僕寺的御馬，他長期觀察，非常投入，以至於動筆畫馬時，全馬已瞭然在胸。根據《五馬圖》中的宋代題款可知，這些馬都屬宋代左右騏驥院與左天駟院。北宋晚期，宋神宗開始對西北用兵開邊並取得軍事上一系列勝利，西北諸蕃望風降附，爭相進貢馬匹於宋廷，這些馬皆源於此。李公麟作為宮廷畫家，可以很方便觀看這些原產自西域的北宋御馬。

　　《五馬圖》中共出現兩個少數民族政權，分別是于闐和吐蕃。于闐，故地在北宋初年被回紇人的喀喇汗王朝佔領。吐蕃，有董氈和温溪心兩位首領。董氈（1032— 1083），吐蕃唃廝囉政權第二代統治者，他的政權以青唐一帶為中心（今青海西寧一帶），在西北是介乎宋廷與西夏的第三方力量，宋廷比較籠絡他，以便對西夏進行制約，他被北宋封為武威郡王，死於元豐六年（1083）十月。温溪心，是當時靠近宋廷吐蕃部落的首領，曾經歸附於西夏，後來又與北宋交好，他又曾經臣屬於董氈，董氈死後，因為唃廝囉內部權力之爭，單獨遷出部落。

　　《五馬圖》局部之一

　　《五馬圖》局部之二

　　黃小峯先生研究認為，整幅手卷展現了至少三種不同的情境——外族貢馬、水中浴馬、馴馬調良，體現為一種混雜的畫面。雖然，第三幅明確是皇帝御馬“揀中秦馬好頭赤”，第五幅圖因為標籤的丟失，不能明確其確切來源，但不可否認的是，蕃部首領的貢馬是手卷表現的主題，御馬只是其中點綴。

　　晚宋時期的劉克莊，還曾見過李公麟所繪的《十國進貢圖》，他在《李伯時畫十國圖》題跋中寫道：“李伯時畫十國圖，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這表明李公麟肩負的任務，是要對各朝貢國進貢時的場景，立此存照。觀察此圖中於闐國形象及諸外蕃首領等畫像，李公麟的繪畫技法可謂爐火純青了。

　　技法之上，還有基於對諸外蕃的深入瞭解與認知。王安石變法後，北宋的軍備力量進一步壯大，對西夏也展開了強有力的軍事行動。在宋神宗熙河開邊及元豐對夏作戰中，吐蕃、于闐協助宋軍，對戰爭的進程發揮了積極作用。元豐六年（1083）五月丙子朔日，宋神宗於文德殿受于闐貢方物，見於闐使者於延和殿，“詔于闐人首領，畫到達勒達諸國距漢境遠近圖”。于闐使者還給宋軍提供地圖。元豐年間的宋夏蘭州之戰中，于闐人充當運糧人被西夏所截獲。“元豐六年（1083）五月甲午日。熙河蘭會路制置使司言：西賊犯蘭州，破西關，殺管勾左侍禁韋定，並擄略和僱運糧于闐人並駱駝。宋神宗詔贈定文思使依永樂例，推恩所擄略于闐人畜，令制置司優恤之”。可見永樂城之戰與蘭州之戰都有于闐軍夫參戰。

　　《五馬圖》局部之三

　　《五馬圖》局部之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是月，董氈死，阿里骨繼立，阿里骨，于闐人，非唃氏後，其母章穆轄卜，嘗侍董氈，因養阿里骨為子。既而董氈得風痺病卧帳內，委政於阿里骨，甚親信之。

　　因此，吐蕃、唃廝囉與于闐一同朝貢北宋，一致對西夏。涼州吐蕃與西夏世仇，潘羅支即為西夏李德明所殺， 河湟吐蕃也在西夏的軍事高壓下艱難生存，西夏日益侵擾河湟吐蕃，讓西夏四面樹敵。這些吐蕃族裔或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甚至是國家安全的需要。吐蕃支系聯合西北諸族，主動與北宋聯合，不僅維護了自身安全，獲得了朝貢和中轉貿易的雙重經濟利益，還起到威懾西夏的作用。

　　李公麟此時繪製《五馬圖》，其用意不言而喻，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期望的富國強兵與拓邊西北之雄心，躍然紙上。正如前文所言，在第三幅圖中，北宋皇帝所乘之“揀中秦馬好頭赤”，與西域馬匹並駕齊驅，表明神宗期望自己的御馬，一如西域馬匹可以馳騁疆場。

　　《五馬圖》局部之五

　　清乾隆帝得到李公麟《五馬圖》後，甚為喜愛。他一生三次題跋該圖，對《五馬圖》的欣賞可見一斑。引首書有乾隆帝題詩（1753）：

　　杜陵題畫馬不一，要貴取義非修辭。當時此技誰絕勝，陳閎曹覇臻神奇。

　　幹雖畫肉不畫骨，天閒萬驥皆能師。後來繼者何寥寂，三百年始得伯時。

　　橫圖迥立見五馬，權奇沛艾天英之。鳳頭驄來於闐國，董氈錦膊翩相隨。

　　天駟最數好頭赤，照夜白仿唐名為。其後一馬失題識，昂藏殊相星瞳輝。

　　藝成放筆一馬殂，太僕惆悵何爭差。我聞元祐多正士，拔茅雲路驂騧驪。

　　伯時軒冕有弗屑，喜畫畫焉能累斯。清流往往禍自取，姓名未泐安民碑。

　　丹青結構有深意，同人藻鑑遙應知。芻秣豆飼信堪羨，那免按隊牽金羈。

　　乾隆帝對唐宋以來的畫馬名家，如韓幹等人，作了簡單回顧及點評，將李公麟推崇為第一人。清乾隆帝看到《五馬圖》的保存狀態，基本與現代所見裝幀無異，那時第五幅圖標籤已丟失。

　　自南宋以來，反對王安石變法成為主流，遭受迫害的元祐黨人備受推崇，特別是程朱理學成為官學以後。名列元祐黨人碑黑名單的黃庭堅與曾紆，都獲得後世尊敬。他們都曾題跋於《五馬圖》，此圖因而深得乾隆帝的特殊好感。乾隆帝也看出此圖的特殊深意，他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後面題跋即説道：

　　龍眠手寫五馬圖，一一驥院之英駿。來自於闐或董氈，事擬天馬登歌韻。

　　即今哈薩及布魯，歲市為常無論萬。（哈薩克每歲驅馬至伊犁，以內地綢緞布易之，價廉而多得良馬，數盈千萬，每匹不過三四金。伊犁易馬既多，該將軍請撥解新疆各城，及甘省各營補額且省採買繁費。因飭軍機大臣議覆施行布魯特馬，亦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烏什等城交易，每三十匹抽税一匹）

　　愛烏罕更遠於彼，馬高七尺有八寸。五馬之高不足稱。（愛烏罕在拔達山西，所進四馬曰：超洱驄；曰來遠騮；曰月騋；曰凌崐白，均高逾七尺。公麟所畫《元祐五馬圖》皆當時騏驥院所收，高者不過五尺六寸，較愛烏罕四駿，不可同年而語矣）于思牽來敬以進。

　　育之天閒聊備數，未如上駟調習順。（上駟院御馬皆蒙古地所產， 閒習調良，向年行圍，所乘必用此，至哈薩克布魯特馬只可供行路之用，不可御以行圍也）

　　然今老矣逾古稀，那似昔年磬控迅。展圖自愧且自憐，石火光險陰速誠信。

　　《五馬圖》題跋

　　乾隆帝讚揚清朝佔有的哈薩克與布魯特等地，均為良好放牧區，清廷與之貿易，可得良馬數萬而且價格低廉。眾所周知，清朝統治者滿族為馬背上民族，國語（滿語）、騎射是其不遺餘力推行的基本國策，歷代清帝對於騎射均相當重視。而且，乾隆帝將清代駿馬與李公麟所繪宋代良馬尺寸進行對比，得出了“高者不過五尺六寸，較愛烏罕四駿，不可同年而語矣”。北宋《五馬圖》中之天馬，與皇皇大清之良馬相比，不過爾爾。乾隆帝如此比較，無疑是在揶揄宋代疆域侷促，豈能與清朝相提並論。

　　乾隆帝所言不虛，有清一代，幅員遼闊。哈薩克、布魯特等地，均在於闐、青唐地區更西的地方，水草豐美，出產馬匹更為魁梧與標緻。康雍乾三代持續不斷地用兵準噶爾等西北地區，最終成功開疆拓土。哈薩克、布魯特所產的良馬功不可沒。他們開疆拓土，達成所願，實現中華地區更大範圍的統合，比之漢唐盛世，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神宗威服於闐、唃廝囉之後，開動大宋的宣傳機器，鼓動宮廷御用畫家，大張旗鼓地加以宣揚。其實他那些事兒，根本入不了乾隆皇帝的法眼。雖然，乾隆沒有直接批評宋神宗君臣，但是，其真實用心，在題跋詩中已有非常明確的體現，只是沒有説破而已。當然，乾隆帝對自己早年騎馬之英姿津津樂道，因為比起李公麟隱晦繪製北宋皇帝御馬的形象，自己這位馬背上民族的後代、馬上得天下的皇帝，更令他十分自豪。儘管此時的太平皇帝，或許他的“武功”早已荒廢多日了！

　　乾隆帝后，《五馬圖》一直束之高閣，直至咸豐九年（1859）。這一年，吏部侍郎許彭壽受咸豐皇帝之命，前往懋勤殿臨摹《五馬圖》，並請軍機大臣祁寯藻題跋。

　　許仁山宮唐彭壽摹宋李公麟《五馬圖》跋

　　謹案高宗御題《李公麟畫馬詩》屢見於聖制詩二集、五集中，獨《五馬圖》兩邀題句，一則乾隆十八年，一則四十九年。初題長歌，歷敍四馬，名曰鳳頭驄、錦膊驄、好頭赤、四夜白。其後一馬失題識者， 則疑為曾紆跋中所云滿川花也。再題《五馬圖》，則在新疆久定、天馬雲集之後，故有萬人之行馬，高七尺有八寸。五馬之高不足稱于思棄來，敬注以進雲：“哈薩克每歲驅馬至伊犁，以內地綢緞布易之，價廉而多得良馬。布魯特馬亦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烏什等城交易，每三十匹抽税一匹。”又云：“愛烏罕在拔達山西，所進四馬曰超洱驄、曰來遠騮、曰月騋   、曰凌崑白，均高逾七尺。”公麟所畫《元祐五馬圖》，高者不過五尺六寸，較愛烏罕四駿不可同年語矣。又五集中題公麟畫三馬，蘇軾贊詩，注云：“癸未歲愛烏罕貢四駿，命郎世寧為之圖，形極相似。更命金廷標用郎之奇，肖李之韻，為四駿寫生，並各有執靮人， 即用回部衣飾，更為萃美。”蓋龍眠山水、佛像、人物無不精絕，畫馬尤盡變態，其編入《石渠寶笈》者屢荷題詠，此《五馬圖》則更鑑賞之上品也。按蘇集有《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詩，即五馬之一。當時所畫，或分又合，不止一本。又《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詩， 皆元祐初年官翰林學士時作，一時劉貢父、蘇子容、黃魯直、王仲至皆有次韻。坐觀諸詩所云，則伯時於所藏韓幹三馬外，別有摹本。今所傳東坡贊者，當即伯時所摹之三馬也。又《寶笈》三編有公麟臨《韓幹師子驄圖》，亦元祐五年作。是時羣賢盈延，儒雅風流，傳為盛事，聖制詩所云“元祐多正士”，蓋謂此也。許仁山宮唐世長染翰餘閒，摹本見示，不謂駑朽獲睹駿材，回瞻玉堂，好在天上矣。咸豐九年歲在己未仲秋三月，壽陽祁寯藻謹識。

　　祁寯藻的題跋，首先高度讚揚乾隆帝。對比清代著名宮廷畫家郎世寧之畫馬，以為李公麟與郎世寧畫馬有共同點。根據江上波夫的研究， 越向西地域出產的馬，比向東區域要高大，西域馬必然大過蒙古馬，蒙古馬更比朝鮮馬、日本馬要大，西南地區川馬、滇矮馬根本就是馬中侏儒，如果不是更西方來的馬，體型勢必小些。不過尺寸之長短，代代有別，宋清未必一致，不好比，這些祁寯藻未必不知道，卻都是不能説的事情。祁寯藻對比《蘇軾文集》中題李公麟畫馬詩，研究此圖的繪製時

　　間，可謂是首創研究之先河。祁寯藻還曾寫詩《許仁山彭壽少詹事摹李伯時詩》透露一個信息，此圖至少在咸豐九年（1859）就已經在清宮懋勤殿收藏，板倉聖哲編《李公麟五馬圖》解題認為此圖在清代一直收藏在內府，卻未能説明其具體收藏地，誠為憾事。

　　李公麟《五馬圖》實在為中國繪畫藝術史乃至世界藝術史上最精美絕倫之藝術結晶，其中李公麟繪畫製作與北宋神宗拓邊西北之息息相關，又有其後乾隆帝三次題跋評論，讓兩位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皇帝得以對話同一幅圖，真是難得的景觀。從李公麟此圖原跡與乾隆帝題跋中，我們還看到了讓人會心一笑的題外之義。藝術不僅關乎藝術本身，還成為當權者借題發揮、表達自己的工具。他們對於西域邊疆的心態，體現了不同時期中樞的看法，為人們瞭解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增添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