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債困局，仍然沒有解藥_風聞

文 | 五花王

最近很多人都在關注日本國債的情況。據媒體統計，日本央行在2022年6月份購買了價值14.8萬億日元（1100億美元）的日本國債，超過了2002年11月購買的11.1萬億日元，創下了最高月度總額，其持有的日本國債超過總量的50%：QUICK數據庫統計顯示，截至6月20日，長期日本國庫券（JGBs）的總市值達到1021.1萬億日元（約合50.56萬億人民幣），以票面價值計算，日本央行的持倉達到514.9萬億日元，對應的持倉佔比為50.4%。[1]

圖1日本央行月度購買國債規模

全球主要央行持有國債比例

日本與歐美之間不斷擴大的利率差使得日元匯率一路貶值，日元兑美元已經跌至24年來的最低點，而如果考慮實際有效匯率[2]，日元匯率已經處在50年來最低水平。

按照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的看法，經濟政策的國際“規則”之一是，貿易順差國家（根據定義，也就是具有儲蓄盈餘的國家）應該利用這些儲蓄來刺激國內需求，並在經濟衰退期間促進經濟增長。

另外，貿易逆差國家的儲蓄不足，所以它們認為貨幣貶值，並且利用外部需求來使其貿易賬户達到平衡是可以接受的。**泡沫破滅到2012年的二十二年間，日本首相、財務大臣、副財務大臣反覆試圖讓日元貶值，但由於日本是世界上擁有最大的貿易順差的國家之一，最終都沒有成功。**當它在貿易順差期試圖通過貶值日元提振經濟時，對日本貿易逆差的貿易伙伴自然反對，認為它會加劇已經很嚴重的全球失衡。諸如此類的官方聲明引起了外匯市場對日元走強的迅速反應，這使得這二十二年間的日本政府難以引導日元貶值。

不過，在最近這輪日元大幅貶值之前，日本已經連續10個月出現貿易逆差，日元的貶值水到渠成。

截至3月底，銀行和其他存款機構持有的日本國債佔總量的11.4%，而保險和養老基金持有23.2%，市場上的持有人基本處於“可控”範疇，外部投資者只佔日本國債市場的很少比例。實際上，在十年前“安倍經濟學”的"超級量化寬鬆"初始階段，日元也經歷了階段性的大貶值，央行大量買進國債，國債發行量激增，海外對沖基金一度也曾壓注日本國債價格暴跌，但並未獲得成功。

日本央行不斷運用現在的低利率國債置換過去發行的相對高利率國債，結果儘管國債發行餘額增加了，但政府實際支付的國債利息卻在遞減，從1998財年的10.8萬億日元減少到2006財年的7.0萬億日元，2012年，國債利息支付也只有8.0萬億日元。按照日本銀行前行長白川方明的看法[3]，日元美元匯率之間的主要動因之一在於日本基礎貨幣數量的比例變化，由於日本央行持續增加貨幣發行，但這些貨幣基本都在日本金融體系內作為內部債務擔保來被企業用於海外投資，並沒有進入日本國內市場，因而在日本國內物價和資產價格上堪稱“毫無波瀾”。

長期來看，還是要看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的“縮表”、“加息”過程能走多遠，**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對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同樣依賴嚴重的經濟體來説，他的國內利率和匯率政策空間，已經在過去的歷史歲月中幾乎用盡了。**今天本文來大家梳理一下其中脈絡，全文一萬餘字。

日元兑美元匯率，近50年

日元有效匯率，近50年

Figure5日本政府債務與央行持有份額

Figure6 基礎貨幣數量與日美匯率

泡沫的代價還完了嗎？

培養“平成廢宅”的三十年裏，日本經濟創造了宏觀經濟學的不解之謎，即“三低”與“三高”並存。

三低：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

三高：高福利、高貨幣、高債務。

為了處理泡沫經濟破滅的嚴重影響，日本的“印鈔機”已經滾滾不停地開動了25年，日本的基礎貨幣總量到2013年時已經擴張到1997年3月的2.6倍，佔名義GDP的接近30%。而在此後十年的“安倍經濟學”路線下，日本的M1餘額已經達到了名義GDP的兩倍。

然而，如果按照辜朝明在《覆盤》[4]一書中的測算，日本在“失去二十年”期間一共損失了1570萬億日元的資本價值，這接近日本2020年名義GDP的三倍，為了彌補這些資本價值的損失，日本的貨幣投放量可能還略有不足。而白川方明提供的數據則是，從1996年至1999年，日本銀行消除了50萬億日元無法收回的壞賬（約合5000萬億美元），但當1997年至1998年經濟再度放緩，新壞賬又出現時，其增長速度與消除舊壞賬一樣。到2002年為止，日本前六大銀行所累計的靜止不動的債務總數（約佔整個銀行業界半數），實際上已增至全體壞賬的8%。

日本的資本損失估計（資料來源：《覆盤》，辜朝明）

辜朝明聲稱，1990-2005年，日本政府用了460萬億日元的赤字開支，創造了2000萬億日元（2-2.5萬億美元，視匯率而定）的GDP增長，換言之，1日元的開支換回4-5日元價值的GDP。他認為，這是個非常划算的交易。沒有它的話，日本政府可能已經陷入蕭條的深淵。泡沫破裂後整個日本的個人金融資產的價格損失等於日本1989年一年的GDP。

對於用10億日元自己的錢和90億日元的債務購買了100億日元資產的公司來説，泡沫破裂使土地的價值減少到20億日元，但那個公司的債務還是有90億日元。日本商業的基礎——它的開發技術和銷售產品的能力——仍然很健全。資金流很強勁，利潤每年都在增加。

但是泡沫破裂引起的國內資產價格暴跌，這使企業資產負債表開了一個大洞。它們會把核心業務的資金流盡快轉去還貸，只要主要的業務能夠持續產生資金流，貸款就能還清。而且由於資產價格永遠不會變成負值，只要企業能持續償還債務，資產負債表最終就會修復。只有到這時企業才會回到經濟學文獻中提到的利潤最大化模式。

日本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末一直比美國或者歐洲同行使用更多的借貸。它們大舉借債，因為它們享受高增長率，而且它們用借款購買的資產價格不斷上升直至泡沫破裂。任何利用高槓杆的商人對隨之而來的風險都很敏感，當看到最輕微的經濟衰退的跡象或資產價格的下跌時，他們都會迅速行動、償還債務，因為這是最有效的自衞。

辜朝明總結道，合成謬誤是指，每個人都參與的時候對個人有利的行為對企業卻產生了不良的後果。合成謬誤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如果人們停止借貸並且開始歸還金融系統的資金，而其他人在存儲資金或者還貸，那麼一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停滯。如果每個人都選擇存款或者還貸，沒有人借貸或消費，總需求量將因為銀行儲蓄未貸出而縮減。

按照他的測算，在1990—2003年間，日本企業需求減少了相當於GDP的22%。換句話説，資產價格暴跌減少的企業需求相當於GDP的20%以上。無論經濟多麼強大，這種需求的急劇下降將引發經濟衰退。如果按照1929年模式，美國失去了相當於一整年GNP的國家財富，隨之而來的通縮螺旋促使GNP下降46%。鑑於此，如果已經失去了相當於三年GDP的國家財富的日本看到產值下降了一半多，那就一點也不意外了，然而日本的GDP基本保持了穩定。

**“在商業房地產價格下降87%、企業部門急着償還佔年GDP的6%的債務的情況下，日本GDP還能保持在泡沫時期的峯值，這絕對是一個奇蹟。**這是一個政府開支實現的奇蹟。”

日本政府的460萬億日元赤字（資料來源：《覆盤》，辜朝明）

Figure9 日本的貨幣供應量餘額

日本貨幣供應量與物價走勢對比

貨幣供應量佔GDP比重

在《動盪時代》中，白川提到了一組數據：如果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礎上再加上社會保障基金構成“一般性政府”的話，日本2012年度一般性政府的債務餘額為991.6萬億日元，是名義GDP的209.8%。雖然在國際範圍內準確比較各國的財政狀況並非易事，而從一般性政府總債務餘額的GDP佔比看，日本超過意大利的123.4%，是發達國家中財務狀況最嚴峻的國家，即使是扣除金融資產後的淨債務餘額，日本也達到了596.3萬億日元，佔GDP的120.5%，基本與意大利持平。日本財政赤字的增加緣於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原因。

在一般會計支出方面，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醫療與護理相關的社會保障支出逐年增加，從1990年度的69.3萬億日元增加到2009年度的101萬億日元。作為財政赤字擴大的原因，過去經常列舉公共投資的增加，而在過去大概20年間，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1996年公共投資達到峯值的34.5萬億日元，到2011年則降為17.7萬億日元。

在一般會計税收方面，從泡沫經濟高峯時的約60萬億日元降低到1999年的47.2萬億日元，2007年曾一度恢復到51萬億日元，之後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再次減少，最低的2009年税收收入僅為38.7萬億日元。

**中央銀行在通過國債方式提供資金時通常有兩種做法，一種是以國債為抵押提供貸款，另一種是直接購買國債。日本銀行同時採取了這兩種做法。**白川指出，中央銀行購買國債時最大的擔心都是不能成為政府的自動融資渠道。實際上，正是由於這種擔心，很多國家都明文禁止中央銀行承銷、認購國債，也就是購買發行階段的國債。

即使是在流通階段買入國債，如果中央銀行事實上陷入不得不購買的境地，實質上與承購也並沒有多大差異：“中央銀行之所以能夠無限制地提供資金，與其説是由於中央銀行本身擁有這樣的能力，倒不如説是由於人們相信政府做出的保證未來財政可持續性的承諾。貨幣穩定最終依賴於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

日本政府債務與GDP比值

然而，日本國內物價卻長期低迷，從1992年之後，日本的CPI從未超過4%。日本物價是在1998年以後開始下降的，如果以1997年3月為基準觀察每年3月基礎貨幣與物價的變化態勢，可以發現，到2013年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下降了2.9%，而同期基礎貨幣餘額增幅達到了166%。白川方明認為，在零利率狀態下，即使中央銀行大量供應基礎貨幣，由於持有中央銀行貨幣的機會成本近乎為零，所以增加部分原封不動地滿足了持有貨幣需求。換句話説，並沒有形成被認為可以引發物價上漲的基礎貨幣超額需求。

辜朝明則認為，由於經濟衰退期間貨幣乘數為負值，因此中央銀行無論購買多少債券都無法造成通貨膨脹。如果投機者試圖通過有針對性的拋售來動搖國債市場的基礎，那麼日本央行就可以簡單地以足以消滅賣空者的規模積極買入。一旦投機者被消滅，市場穩定下來，央行便可以逐步將買入的債券賣給日本的機構投資者。

正是由於日本企業，而不是家庭的行為發生變化，公共債務發展到了目前的規模。企業增加儲蓄的所有時期都與經濟衰退同時發生。換句話説，儘管利率為零，公司增加儲蓄的決定一直是日本出現財政赤字的直接原因。這導致私營部門通貨緊縮的差距擴大，引發經濟衰退。企業出現這樣的行為是因為從1990年到2005年，它們都忙着修復在泡沫崩潰中損壞的資產負債表。

2008年起，它們才開始努力保護自己免受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傷害。在這兩種情況下，首先出現的是企業儲蓄的增長。然後是經濟衰退，財政赤字增加。當財政問題源於企業部門的過剩儲蓄時，通過研究家庭部門的儲蓄來判斷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一個政府財政赤字達到GDP的6%，而私營部門儲蓄佔GDP的12%，那麼經濟將陷入通縮螺旋，GDP以每年6%的速度減少，除非這種差異可以由出口（即外國借款）彌補。

在這種情況下，佔GDP的6%的財政赤字實際上太小，不能穩定經濟，但它通常會促使經濟學家和媒體呼籲減少財政赤字，正如日本多次發生的情況那樣。但如果私營部門每年的儲蓄超過GDP的6%，除非政府出現更大的財政赤字，否則經濟將不穩定。在資產負債表的衰退中，唯一的選擇是使用新的流動資產儲蓄慢慢地修補資產負債表所負擔的過度債務。資產負債表的損害越大，清理乾淨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例如，如果一個公司在其資產負債表裏有100億日元的債務，一年可以用來償還的現金流是20億日元，那麼債務的修復過程將需要5年時間。

**“企業和家庭努力減少債務過剩，不論中央銀行多少次降息，它們對借款也沒有興趣”，這就是日本所發生的情況。**R.塔格特·墨菲在《日本及其歷史枷鎖》[5]中指出，日本的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最高水平。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本的債務相當於家庭總資產的93%，而美國只佔41%。

換言之，當下的日本，要還清所有債務，需要日本家庭幾乎所有的儲蓄。此外，日本日益迫近的人口危機意味着，日本的適齡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員的比例會降到至關重要的三比一以下。

“日本當局的錯誤在於其信心，它認為既然能控制狂熱的上升，也能控制狂熱的後果——實現“軟着陸”，而不是崩盤。然而拯救金融體系和防止大蕭條的代價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大”。

日本個人消費貸款餘額走勢

日本CPI增幅走勢

“日本環球控股有限公司”的兩難格局

2021年，日本的GDP為49347.15億美元，而GNP為52506.9億美元，如果以美元計算，日本的人均GDP仍相當於1994年水平，從這個角度而言，説是“失去的三十年”並不為過。在這長期橫盤的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人口問題：

日本的勞動力和就業人數在1997年之後已經停止增長。日本總人口在2008年達到1.28億人的頂峯之後開始緩慢下降，到2016年已降至1.27億人，2009年以後年均下降0.1%。另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即15~64歲的人口總數，由1995年頂峯時期的8726萬人降至2012年的8017萬人，到2016年更是下降為7656萬人，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減少了12%。起初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速度還不快，但後來逐漸呈現出加速態勢，尤其是在2012年以後，每年約減少100萬人，年均下降幅度超過1%。

日本的人口紅利期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結束。與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相對應的是，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比重一路攀升，日本高速增長末期的1970年為10.2%，1990年為17.3%，2000年25.5%，2013年40.4%。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的預測，到2022年這一數字將上升至49.9%，2048年將達到71.8%。這種快速老齡化現象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白川方明認為，從較長的時間跨度來看，決定GDP增長率的最大因素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所以，儘管每個勞動者都在努力工作，但由於存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逆風”現象，2000年以後日本經濟呈現的還是GDP的低速增長。即使物價上漲，名義GDP增長率上升，但實際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也不會因此提高。日本經濟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不是物價的緩慢下降，而是在當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過程中，如何實現人均實際GDP的可持續增長。

日本近30年GDP（美元）

Figure16 日本近五十年勞動力走勢

在《人口大逆轉》[6]一書中，古德哈特和普拉丹分析了日本的特殊情況，他們認為面對國內勞動力的不利變化，在世界其他地區勞動力充裕的情況下，日本在國外尋求緩解手段，並引進了全球充裕的勞動力。儘管勞動力每年減少1%，但總產出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長，而日本的人均產出更能以平均2%的速度增長。

Figure17 日本的勞均GDP遠超其他國家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圖出自《人口大逆轉》

到了21世紀初，日本工廠和設備投資總額的25%以上都花在了國外。到2004年，日本公司大約有六分之一的生產是在國外進行的。1996—2012年，以日元計價的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3倍，而1985—2013年，與對國內公司的投資相比，對外國子公司的投資增長了10倍。1987年，日本公司擁有約4000家海外子公司。到1998年，這一數字迅速上升至12600家左右，在日本經濟產業省2018年的調查中達到25000家。1996年，海外子公司的僱傭人數為230萬。2016年，該數字為560萬。擁有海外業務的日本公司近40%的產出來自海外，而2017年海外生產比率（製造業海外子公司的產出與日本國內產出之比）為25%，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以7%的速度增長，恰好與國內投資增速急劇下降的時期相吻合（Kangand Piao,2015）。

相比之下，1990—2002年，日本國內投資年均下降4%，而非製造業企業投資年均下降2%左右。海外資本投資比率（外國子公司的資本投資與國內公司的資本投資之比）1985年為3%，1997年翻了兩番至12%，2013年達到30%。

**然而，這一巨大的海外投資存量，是建立在日美安保體系框架和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下的，不客氣地説，日本的海外投資是在美國的武力保護之下才得以實現的。**在R.塔格特·墨菲的總結中，在日本，衝擊不是外生的。它是被故意使用的。衝擊源於日本所有重要掌權者的共識，即他們認為，日本能從戰爭的破壞中“奇蹟般”地復原，關鍵在於它掌握了製造技術並將其商業化。日本一直致力於在幾乎所有的關鍵工業技術領域全面維持其領先地位。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看起來已經陷入債務、依賴和衰退的循環，而且很難擺脱。但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秩序仍然至關重要。它提供了一個安全保護傘，沒有它，日本將不得不再次面對自1945年以來它一直設法迴避的事關存亡的問題：如何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保衞自己，同時約束一個足以承擔防衞任務的強大軍事力量。

美國不僅幫助日本確保安全，還提供了一個政治框架，使真正的全球經濟得以運轉，在這個框架下，日本得以建立並駕馭自己的主宰地位。這個框架的關鍵要素包括以美元為形式的全球結算和儲備貨幣，以及一個全球開放的貿易體系。

對於當時的日本當權者來説，美國為全球經濟提供的安全保護傘或政治框架似乎是不可替代的，他們認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政策會由日本和美國兩個超級經濟強國決定。美國將繼續提供安保及全球貨幣，同時提供各類商品，美國仍擅長創新，而日本則可以把技術商業化以鞏固其核心競爭力。日本會在美國設立一定數量的工廠，使就業水平達到美國的政治要求。日本也會把幾個主要的製造行業留給美國，例如與國防工業有廣泛重疊的商用飛機行業，但日本供應商會提供這些領域的大部分附加值。東京和華盛頓將攜手管理全球貨幣和貿易框架，而華盛頓將繼續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並得到日本廣泛的金融支持。

然而，美國從根本上並不關心日本。美國的國家安全機構並非“母親”，對日本沒有任何母性或其他感情，僅將日本視為另一個軍事屬國，對它的期待就是聽話和不要惹麻煩。美國的精英只是將日本視為軍事資產和實現夢想的工具，這個夢想就是美國能以某種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一種可以與歷史上它在北美實現的相媲美的局面：一個美國無須面對潛在威脅和潛在挑戰的世界。

日本的直接對外投資

基於日本的大量海外投資，白川方明認為重要的指標不是概念上的人均GDP，而應該是人均GNI（國民總收入或者消費）。GNI是在GDP基礎上進行了兩方面調整，一方面是考慮了日本居民自海外獲得的收入。展望未來，在日本國內市場萎縮而海外市場不斷擴大的過程中，日本從對外直接投資中獲得的收入還會不斷增加。另一方面是伴隨着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實際購買力的增減。

野口悠紀雄[7]認為，當代社會的趨勢是從“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垂直一體化”方式的特點是，一項工程從開始到結束的所有工序都在一家企業裏進行。與此相對的就是“水平分工”。水平分工的特點是，一項工程的所有工作並不是在一家企業內部完成，而是由多家企業分別負責不同的工序，但是整體上又像是一個企業一樣進行生產活動。

他同時指出，不良債權問題基本上可以認定是金融機構自身的問題。從整個日本經濟的情況來看，更加重要的是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這是IT革命和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發展引起的，是在供給方面發生的變化。因此，這是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果推行寬鬆貨幣政策，那麼日元就會貶值。在日元貶值的過程中，物價就會上漲，然後企業的利益就會增加，股價也會相應上漲。但是，這也只不過是暫時現象而已。日本政府寄希望於匯率和貨幣政策，而不是產業和創新改革，是沒有用的。

白川方明則感嘆道，制定貨幣政策的工作就像駕駛一輛前擋風玻璃被迷霧籠罩、速度表失靈、油門和剎車操作程序都不熟悉的汽車！而且政策並不會在短短的一兩年內就見到實效，有時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他在事後回顧時認為，從中央銀行以及監督監管部門政策角度來説，問題的關鍵是企業債務顯著增加，也就是信用膨脹帶來金融體系動盪，阻礙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他還提出，對長期寬鬆貨幣政策產生最大影響的是通過擴大內需壓縮經常項目盈餘的思維範式。內需擴大帶來進口增加，的確可以縮小經常項目盈餘。但是，即使經濟實現了充分就業狀態，也很難指望大幅度縮減經常項目盈餘。

白川總結了三個教訓：

第一個教訓就是泡沫一旦崩潰，其後的長期經濟低迷是難以避免的。

第二個教訓是維持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性。泡沫崩潰後出現了對經濟增長態勢的不滿情緒，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金融體系穩定出現了問題，經濟超出這種不滿閾值就會立即陷入巨大混亂，不僅對經濟，對整個社會都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第三個教訓是中央銀行要準確把握本國經濟面臨的根本性問題，還必須努力向外界做出説明或解釋，爭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一國經濟運營的失敗往往並非源於短期景氣預測的錯判，而是對經濟所面臨根本性問題的誤判。

經濟增長是不是可持續的？白川方明認為，這取決於兩個不均衡。首先是各部門之間的不均衡。為了説明這一點的重要性，需要了解供需缺口的概念。供需缺口就是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差距，但這個概念排除了商品和服務部門之間的不均衡。在許多情況下，不均衡就發生在不同部門之間，如消費品和投資品、住房支出與非住房支出、貿易和非貿易商品，以及借款人和貸款人等。其次是現在和將來之間的不均衡。泡沫經濟時期，如果基於未來過高的經濟增長預期而進行大量支出，泡沫崩潰後就不得不大量削減開支。正是信貸的存在使過度支出成為可能，而經營信貸正是金融的作用。

第一，不能像過去那樣繼續將物價穩定與金融體系穩定截然分開，區別對待，僅僅依靠建立在物價穩定目標下的獨立性與問責制的貨幣政策運作機制不能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

第二，各國宏觀經濟穩定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穩定的影響。可以預想的是，各國的金融環境也逐漸朝着世界範圍內所有中央銀行共同決定的方向發展。現行的央行治理機制還只是為促進本國為核心的局部最優化而設計的。假如想正面解決這個問題，理論上要求中央銀行之間必須進行密切的政策協調，但很難實現。

第三，為了穩定貨幣價值，維持財政可持續性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但考慮到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少子老齡化趨勢加劇以及社會階層分化嚴重等環境變化，又很難形成實現財政均衡的必要共識。如果對財政可持續性的信心下降，最終會破壞貨幣的價值穩定。如果在這點上不積極採取對策，基於獨立性與問責制設計的貨幣政策運作理念，很容易出現政府過於依賴中央銀行的現象。

“三項過剩”就是指債務過剩、設備過剩和僱用過剩，小峯隆夫在《日本激盪三十年：平成經濟1989-2019》[8]中認為，設備和僱用處於過剩狀態時，儘管經濟好轉，企業的設備投資仍然很難增加，僱用情況也很難改善。這種膠着的狀態長期持續，景氣的波及效果被減弱，經濟因此走向低迷。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美經濟摩擦逐漸平息，平息的原因，説到底是日本以壓倒性競爭力擴大出口的構想已無法成立，對方也失去了攻擊目標。

小峯隆夫指出，在亞洲地區建立歐盟型的共同體近乎痴人説夢。歐盟推進了共同體構想，甚至採用了通用貨幣，各國打破國境，是因為歐洲各國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不讓戰火再起。亞洲則缺乏擁有通用貨幣所需的基礎條件。在經濟學中有“最適合通貨圈的討論”，一般認為，不滿足彼此經濟結構相似、勞動移動自由這些條件就不能發揮通用貨幣的優勢。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多種多樣，完全不滿足最適合通貨圈的條件。

野口悠紀雄[9]則認為，如果不出現新的產業，那麼，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無法促進經濟增長。許多發達國家正在依靠高度發達的服務業快速向前發展，而日本卻早已落在後面。日本政府應該徹底放棄振興製造業的經濟增長戰略，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提高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日本的製造業應該將生產部門單獨分出來，委託給新興國家的企業去做，自己專門進行產品開發、設計等核心領域。在全球水平分工的大環境中，加快推動“製造業的服務產業化”。像徹底放棄振興製造業這樣的觀點，説明日本當權階層的認識還是要依附於美元分工體系

經濟專家認為，在今後邁向老齡社會的過程中，有必要使社會保障合理化，即削減支出，但是大部分國民要求“充實社會保障”。這個巨大的認知差異也讓日本今後的經濟社會陷入困境。或許正如小峯隆夫所言，日本的民眾也好政治家也罷，都過度相信“經濟是政策可以控制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或許也應該聽聽安德魯·戈登在《現代日本史》[10]最後的看法：

日本可以説是站在後災難、後現代情境的前沿，它所得到的教訓對世界而言不僅僅是負面的。若以二氧化碳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單位輸出量計算，日本是世界上最乾淨、最有效利用能源的國家；日本犯罪率一如過去保持在低水平；城鎮治安一般而言較為良好；公共交通有效而方便；城市的基本建設欣欣向榮；在2000年，日本是全球第一個實施由政府資助的全國性長期照顧老人體系的國家，到2013年仍只有少數國家可以實行這樣的政策；其人口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因此縱然日本被視為日漸衰落的社會，世界各國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向它學習。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對於國家、社羣和個人，應該如何定義“成功”及其要素。

或許正如拉夫伯爾在《創造新日本》[11]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只要美國還能夠在實質上控制日本，以保證亞洲市場對美國的“廉價”開放，日本的國債困局，就是它繼續作為這一跨太平洋帝國最西端邊境而存在的代價，就像在《高橋是清傳》[12]中所講述的那個二戰之前的年代一樣，作為大英帝國的東亞前哨，日本享受了秩序的紅利，而當秩序崩解時，它陷入了迷失，又在美國的幫助下逃避了歷史責任。

而要想最終解決自身的問題，我倒是覺得塔格特·墨菲提出的建議是對的：日本應該重新回到東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自己的存在本身。不過，我們都知道這對於日本來説談何容易，拋除軍事政治等因素，只談經濟問題，這首先需要提高税收，不提高税收，日本無法擺脱財政赤字，也就無法脱離美元體系。另外 ，墨菲還建議到，若非絕對削減開支，起碼開支的增長率要降低。若要保證經濟復甦走在正確的方向，日本必須商業改革，促成社會轉變，提升活力又不破壞團結，建立能夠帶領日本走出困境的政府，最後，還要與主要大國維持健康的關係。這是個艱鉅的任務。

講到底，“日本真正的問題是始終無法面對它的過去。”

注：

[1]這裏的統計指期限大於兩年的“長期國債”，短期國債不包括在內。

[2]在具體的實證過程中，人們通常將有效匯率區分為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一國的名義有效匯率等於其貨幣與所有貿易伙伴國貨幣雙邊名義匯率的加權平均數，如果剔除通貨膨脹對各國貨幣購買力的影響，就可以得到實際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不僅考慮了所有雙邊名義匯率的相對變動情況，而且還剔除了通貨膨脹對貨幣本身價值變動的影響，能夠綜合地反映本國貨幣的對外價值和相對購買力。

[3]《動盪時代》，中信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4]《覆盤：一個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的另類解讀》，中信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5]《日本及其歷史枷鎖》，中信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6]《人口大逆轉：老齡化、不平等與通脹》，中信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7]《戰後日本經濟史: 從喧囂到沉寂的70年》，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8]《日本激盪三十年：平成經濟1989-2019》，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9]《失去的三十年: 平成日本經濟史》，機械工業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10]《現代日本史: 從德川時代到21世紀》，中信出版社， 2017年11月

[11]《創造新日本：1853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12]《日本的凱恩斯——高橋是清傳》，中國華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