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怎樣煉成的？_風聞

莫言是一個時代文化的標誌。

那是一個用美西方的審美和價值觀，講述傳統東方故事的時代，那是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別人思維模式中的時代。

主旋律就是《河殤》，《醜陋的中國人》就是自我鑑定，而莫言的《豐乳肥臀》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學巔峯。那時的中國文化界，在對美西方極度崇拜、極度自卑後徹底完成了身心的皈依，在文化上尋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主宰。

“漢兒皆作胡人語，卻向城頭罵漢人”。那是一個西方的月亮是圓的，西方的空氣是甜的，除了美國的道路我們無路可走的時代。那個時候貶低中國人就是政治正確，就是“睜眼看世界”，就是時代風尚，就是中國好聲音。

那是一箇中國文化嚴重內分泌紊亂的時代，那是一個西方現代劣質文化和中國傳統糟粕文化瘋狂交媾的時代。我們幾十年來看到的文學和影視產品，絕大多數都是那個時代的濫觴。

那個時代“弄潮兒向濤頭立”的不僅僅有莫言，還有他身後數不過來的知名人士。他們站在聚光燈下，掌握着擴音器和麥克風。當他們集體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自慚形穢時，自信和自尊也就成了奢侈品。

不想多提外部對中國的滲透和侵略，西方文化的本質就是征服，但是興高采烈歡天喜地擁抱歌頌這種征服的，在人類歷史上卻十分罕見。

當我們把美西方作為文化上的宗主國，當我們承認他們的文化百分百壟斷了正當性的時候，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便蕩然無存，自然而然地成了別人的文化奴隸，成了精神和文化的亡國者。這是美西方對中國最有耐心的一次文化“投毒”，是中華民族文明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文化劫掠。

莫言獲獎後的喧囂告訴我們一個現實。在那個時候，對中國人的評價，中國人的好壞，只有外國人説了才算數。從諾獎的“頒獎詞”和莫言的獲獎感言，以及整個文化界傳媒界朝聖般的歡呼聲中，幾乎可以看到一個民族文化上被征服的全部特徵。

“有關部門”盛讚莫言在文化輸出方面的貢獻， 卻沒有意識到他們讚揚的恰恰是文化輸入的成果。可謂是南轅北轍，以辱為榮，不知所謂。

我不知道西方為什麼把諾獎頒發給莫言，但是我知道莫言筆下的中國是符合美西方需要的中國，儘管這不是真實的中國。

我知道在摧毀中國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最終在思想上控制奴化中國人這一事業上面，在美西方的眼中，莫言堪稱完美。他們頒獎給莫言，可謂慧眼識人。

美國最厲害的地方不是原子彈，也不是高科技，而是他們在世界上擁有無數個莫言。這種文化霸權相較於武力的投入，不但成本很低，效果卻常常出人意外。

在全盤西化的道路上，跑得最快的就是中國文化。中國的莫言們從來都沒有理想人格的內在壓力，更沒有背叛的痛苦，他們已經習慣了在文化自虐中尋找快感。

許紀霖説過，“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莫言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的身後站立着幾乎全部的中國文化精英。你要想把這些人一個不落的全部記下來，恐怕就是把百度搜到李彥宏的姥姥家也很難做到。

莫言筆下的中國，和方方的《軟埋》，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一樣，都是站在了中國幾千年私有制的一邊。他們翻來覆去的不過是要顛覆窮人造反的歷史，用文學形象論證造反的邪惡，證明“人民建國”的先天不足。

要尋找真相，必須要有最起碼的真誠。人們對莫言們的質疑不是因為他們寫出了真相，恰恰是因為他們沒有接近真相。他們把舊社會的灰色濾鏡放到了新中國的身上，卻無法蒙上親歷者們的眼睛。

在莫言等人的筆下，中國人除了貪婪，扭曲，陰暗之外，尋找不到任何令人興奮的性格特徵。在他們那裏，恥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就是中國人的標配。除此之外，中國人不配擁有任何文化權力。

他們寫了那麼多的文字，只不過是《河殤》的文學註解，證明中華文明作為一種落後過時，行將死亡的古舊文明，已經根本沒有前途。

他們常常把思想解放作為自己的護身符。可是看遍了他們所有的作品，除了解放了男人和女人的褲腰帶，不知道他們還解放了什麼。他們一邊高喊思想解放，一邊不知不覺地拋出精神枷鎖，讓老百姓認可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低劣的人類。

2018年一位貧困女子因為寫“小黃文”被判刑十年零6個月。而中國的兩位“黃文大師”莫言和賈平凹卻在中國作協副主席的位置上睥睨天下。這頗有些“狼吃看不見，狗吃攆出屎來”的叢林味道。

如果這位貧困女子是作協成員的話，她會不會被冠以文學先鋒；如果她走莫言，賈平凹的路子，會不會有衝刺諾獎的可能。都是寫裸體偷情亂倫濫交，都是變態的性愛，都是突破人性道德的底線，做人的差距怎麼這麼大呢。

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民族最後的墮落。當作家成為文化流氓的那一刻起，社會的精神結構就已經千瘡百孔。

作協是社會主義的特有產物，它不僅僅是一個文化機構，更應該是一個精神上的加油站，是哺育善良、同情、良知、愛的孵化器。過去我們常常將它們稱為人民作家。當這些人民用血汗供養的人以醜化人民為己任的時候，扭曲的不僅僅是文學。

文化是一種公共產品，維護公共利益是它的先天責任。一副醜陋的面孔足以燻黑整片天空。莫言們燻黑的不僅僅是天空，還有中國人的道德文化以及整個精神世界。

值得慶幸的是莫言的那個時代過去了。財新傳媒常務副主編高昱説過一句話，“站在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僭越地説一句，過去30年所有啓蒙的努力，失敗了”。他確實有些僭越，但是深度契合了莫言那個羣體黯淡的心情。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在民智開啓，價值與尊嚴覺醒的今天，傳教士們的話語權和道德形象碎了一地，神話正在變成笑話。在人民的終極審判面前，很多人正在悄悄地藏起心裏的那條美國辮子。

爭議中的莫言，背後是撕裂了的中國文化。莫言讓我們看到了“文化赤字”有多少，看到了“文化逆差”有多大。莫言今天被翻騰出來，根本原因是人們希望把被顛覆的東西糾正過來。

莫言這一輿情事件是精英墮落後的秩序危機，是人們樸素社會態度一次富有張力的爆發。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毫無疑義的社會問題，是人民爭奪文化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

沒有統一的價值觀，也就沒有統一的文化。現在中國的文化已經遠遠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是必須面對的文化現實。只有把“河觴文化”踩在腳下，彌合社會結構和文化之間驚人的分裂，中國才能踏入新世界。

大國崛起，不但要有經濟準備、軍事準備，更要有文化準備。當我們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世界前沿的時候，我們的文化還停留在對西方跪舔膜拜的過去，這就使我們失去了支撐自己的精神結構。

復興一個民族的精神比復興物質更重要，文化問題才是一個民族的根本問題。我們必須要反躬自省，我們為什麼會丟掉了價值判斷權，我們為什麼總是打不贏輿論戰，一個驕傲了5000年的文明，為什麼會淪落至此。

這不是莫言的問題，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

一個強盛的民族，必須要有符合自己性格特徵的文化。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是時候重新評估我們的傳統，認真審視我們的文化，重建我們的精神和意志。“待從頭，收拾舊山河”，讓中國人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來。

風雲激盪的100年轉瞬即逝，新中國已經白了少年頭。莫言和他的同伴們已經成為了過去，建構社會主義具有終極關懷的人文精神，依靠的只能是無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化的無產階級。

這支隊伍正在凝聚，鼓聲已經敲響；在“柳教主”、“毒教材”、諾獎這些祭品的焚燒中，新文明和新文化的旗幟正在緩緩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