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遭槍擊的安倍, 有着不為人知的特質和偏好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2-07-08 16:21
作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執政風格。這些人格特質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其對外政策偏好。作為改革型領導人，安倍自比“戰鬥型政治家”，在發揮領導力時積極主動，以目標為指向。安倍權力需求較為旺盛，敢於直面政治挫折並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際關係層面，安倍政權呈現明顯的“小集團”色彩，一度注重任用“側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裏子”。當“面子”與“裏子”相沖突時，後者優先。影響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長州藩”的精神滋養，也有“岸DNA”與晉太郎的“遺產”，其求學、入職、特別是從政的錘鍊也不容忽視。在具有“外溢”效應的國家重大政策問題上，安倍既在戰略上固守“內核”，又在策略上相對務實。總體來看，安倍具有復古的國家觀，他身上既有鷹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對外強硬的一面，又有現實主義者極度務實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願是擺脱“戰後體制”，為此致力於推動戰略與決策機制的“雙轉型”。他重經濟，但更重外交與安全保障，目的是讓日本成為一個全面崛起的大國。
2020年，新冠疫情襲來，安倍借東京奧運會推動日本經濟的計劃徹底破滅，隨後“病遁”下野。不過外界普遍認為，安倍有三度拜相的野心。他扶持對自己威脅不大的菅義偉上台，菅義偉內閣處置新冠不力倒台後，他又扶持日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上台。但岸田文雄不願做安倍的牽線木偶。此後，安倍與岸田，一個在野、一個在朝，唱起了對台戲。值得注意的是，安倍下野之後，為保持其影響力，不斷炒作台海議題，甚至鼓吹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造成台海局勢緊張。此番安倍遇刺，必將引發日本政壇大地震，至於後續的影響，還要看案件的審理，以及自民黨內部的博弈。本文原載《外交評論》2017年第6期，原題為《韜晦之“鷙”：安倍晉三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韜晦之“鷙”：安倍晉三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
文｜張勇
1 安倍是誰：成長經歷與人格養成
在馬基雅維裏筆下，理想的君主必須是一隻辨識陷阱的狐狸，同時又必須是一頭威懾豺狼的獅子。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知名作家伯恩斯的《羅斯福：獅子和狐狸》也曾獲多項殊榮。
那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呢？
浮現在我眼前的一個字是“鷙”。美國知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傑拉德·柯蒂斯曾使用“謹慎的鷹派”（Cautious Hawks）來形容安倍。被稱為安倍“國師”的岡崎久彥，其座右銘正是“鷙鳥不羣”。在安倍與岡崎合作的《守衞國家的決意》一書中，岡崎也曾以“鷙鳥不羣”來形容岸信介並以此勉勵安倍。
“安倍心中住着一個岸信介”，曾經二十餘次採訪日本原首相岸信介、堪稱日本學界“岸研究”第一人的東京國際大學名譽教授原彬久一語中的！安倍晉三的母親——安倍洋子也持此觀點，稱安倍在“政策”上像外祖父岸信介，而在“政局”上更像他的父親安倍晉太郎。
安倍晉三，本是一個碰巧出生在政治世家的“普通人”，其資質和正常人沒有任何不同，起初也不懂政治，甚至進入社會後還一度想得過且過人生。但歷經作為“政治豪門”的原生家庭有意識的培養並在社會的熔爐中不斷錘鍊，使得安倍既有岸信介般對主要政治目標的“執着”，又有晉太郎般在處理人際關係時的“練達”，有理想主義甚至空想主義的一面，又有極度實用主義的一面，是一個看似矛盾的人、一隻深諳“韜晦”術之“鷙”。作為“鷙”，自當志在青雲，有他心中真正想要的東西（亦即通過安倍所説的“真的保守”來最終“擺脱戰敗”），但因時空所限，又不得不暫時、策略性地收斂鋒芒，步步為營，以待時機。作為新生代政治家的安倍，戰後出生，冷戰後當選國會議員，新千年後方成為日本首相，與戰前出生、經歷戰爭、帶着甲級嫌犯的罪名入獄，出獄不久即投身政界，成為一代首相，被稱為“昭和的妖怪”的岸信介，以及曾擔任黨政要職、距首相“寶座”只有一步之遙的“悲情”政治家安倍晉太郎有着不同的人生經歷與政治際遇，三人所處的時代也不能簡單類比。
安倍究竟是誰？
安倍晉三，1954年出生於東京都。“儘管我們這代人常常被稱為‘冷漠的一代’但由於是在外公、父親都是政治家這樣的家庭里長大，長期耳濡目染，我與同輩人相比總還是對‘國家’有更多的意識。”
1960年至1973年，安倍先後在成蹊小學、中學、高中就讀。1977年，畢業於成蹊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不久，安倍便開始了在美國的求學生涯。回國後，入職神户制鋼所，又奉命到公司駐紐約事務所研修。據他回憶，通過工作從前輩那裏學到了許多東西。特別是“跟美國人打交道不能傲慢、但更不能低聲下氣。即使對方年長位高，也要以平等的立場對等交往。”結束在紐約的工作後，安倍開始在兵庫縣加古川工場坐辦公室，參與提高產品質量與工作效率的業務管理。
職員生活很充實，但父親的一句話改變了他的命運。安倍稱他真正“以政治為業”始於1982年。就在那一年，安倍晉太郎被任命為中曾根康弘內閣的外相，當時安倍晉三在總公司出口部工作。一天，在上班前被父親叫住。
晉太郎：“給我當秘書吧。”
晉三：“從什麼時候開始？”
晉太郎：“明天！”
晉三：“我還在公司上着班吶，這也是每年負責幾十億日元的一份工作啊。”
晉太郎：“我開始做秘書的時候，一天之內就把報社的工作辭了。”
事出突然，雖對父親的話頗感意外，但這畢竟是安倍腦海中曾經動過的念頭之一，於是很快就做出了決斷。“但我不想給公司添麻煩，開始去外務省上班後，每天就在事情忙完了或空閒時仍去總公司，完成交接與善後工作。當時我28歲。”父子的一番對話，言簡意賅，耐人尋味。一則，晉太郎對兒子的希望與栽培躍然而出；二來，在父親面前，安倍至少表面上並不是一個“叛逆者”。他順從了父親的安排。
中曾根任首相時，曾連續四屆讓安倍晉太郎當外相，長達3年零8個月。開始外相秘書人生後，安倍即頻繁隨父親出訪世界各地。“父親外訪39次，我隨行20次。”
1993年，繼承父親的“票田”，安倍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這一年，細川護熙組閣上台。在安倍看來，自民黨出現了分裂，在眾議院選舉中失去了過半數議席。在接下來的首相提名選舉中，敗給了標榜“非自民”、七黨一派擁立的細川。自1955年兩大保守政黨合併以來，執政38年之久的自民黨最終失去了政權。安倍出生時，是日本“55年體制”建立前的一年。他又在這一體制終結的1993年，即出現非自民黨聯合政權時成為國會議員。在自民黨下野的一年間，安倍自稱學到很多東西，自民黨從蜕變到再生的過程，也使他本人經歷了一次精神洗禮。
從政之後，安倍一度順風順水，短短數年就登上權力頂峯，出任首相。作為名門之後，儘管他在政治上仍顯稚嫩，但安倍卻憑藉頗為有效的政治運作及祖輩父輩苦心經營的人脈而平步青雲：1999年出任眾議院厚生委員會理事、自民黨社會部會長，2000年司職內閣官房副長官（第二次森初期、改造內閣），2001年內閣官房副長官（第二次森改造內閣）、內閣官房副長官（第一次小泉初期內閣），2002年內閣官房副長官（第一次小泉改造內閣），2003年自民黨幹事長，2004年自民黨幹事長代理兼黨改革推進本部長，2005年內閣官房長官（第三次小泉改造內閣）。2006年，出任自民黨總裁、第90代首相。這一年9月21日是安倍52歲的生日，從1993年當選國會議員算起，安倍作為政治家的生涯只有13年。在保守的自民黨中，資歷如此之淺的總裁是罕見的。從日本歷史上看，戰後也從未出現過這般年輕的首相。
然而，2007年安倍即因“朋友內閣”成員不斷爆出醜聞及身體原因黯然辭去首相。在新版《通向美麗的祖國》中，安倍坦陳：“作為政治家，我是個經歷過重大挫折的人。”下野五年，身邊絕大多數人都反對他再度出馬，認為勝算難料。“如果選舉失敗，就連一介政治家也當不成了。”但幾度思想鬥爭之後，安倍下定決心參選。2012年9月成功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12月終成第96代首相。2014年12月和2017年11月，繼續“安倍一強”勢頭，連續擔任第97、98代首相。
影響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老家“長州藩”的精神滋養，也有“岸DNA”與晉太郎的“遺產”，其求學、入職、特別是從政的錘鍊也不容忽視。
（一）“長州藩”的精神滋養
如果説伊勢神宮所在的伊勢市是日本人的精神聖地，那麼老家山口縣則是給安倍提供源源不盡滋養的心靈故鄉。山口縣古稱長州藩，遠古時曾與朝鮮半島相連，與之有着密切的人員往來與文化交流。
明治維新前，長州藩曾長期秘密積蓄實力，被譽為維新的孕育地。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陰曾在這裏興辦私學，主持“松下村塾”，培養了木户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維新領袖。吉田素有明治維新精神導師之譽，被梁啓超稱為維新之首功。但值得警惕的是，其思想中具有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成分，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響。
山口縣的政治家們，通過血脈代代相傳，在日本政治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其中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岸信介、佐藤榮作及安倍晉三等先後出任首相，人數如此集中，居全國之首。另外，安倍的父親晉太郎，也曾被視為距首相寶座最近的人。
山口出身的政治家，被稱為“長州幫”。他們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多數持國粹主義立場。不管是挑起甲午戰爭、殖民朝鮮的伊藤，策劃發動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山縣，決定吞併朝鮮的寺內，“田中奏摺”的始作俑者田中，還是戰後執行親台反共路線的岸與佐藤，大體都是如此。這裏還記載着19世紀末中華民族屈辱的一幕。山口縣的下關亦稱馬關，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在這裏與伊藤簽署了對中日兩國均有深遠影響的《馬關條約》。
（二）“岸DNA”與晉太郎的“遺產”
明治維新雖然推翻了封建統治，但很大程度上又保留了封建因素，政治上的大家族制度便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一例。戰後至今，特別是岸、佐藤、安倍三大家族，牢牢把持着這裏的選票。三大家族或相互聯姻，或互贈養子，形成了一張龐大而牢固的關係網。
岸信介，原系佐藤秀助之子，由於過繼給岸家，得名岸信介。其胞弟就是同為日本戰後首相的佐藤榮作。岸以優異的成績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不顧周圍人勸説，堅持考取農商務省公務員。1936年任“偽滿洲國”工業部門要職。1941年任東條英機內閣商工相，戰爭期間積極推行戰時經濟統治，為侵略戰爭募集資金。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他為甲級戰犯嫌疑，收押東京巢鴨監獄三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政府改變了佔領方針，決定扶植日本，將其扶植為遠東的防共基地，對收容在押戰犯多數不再嚴加追究。美軍將領看到一份材料上載有岸就塞班島戰役與東條發生過爭執，便以此為由免除對他的起訴。1948年，岸雖獲得人身自由，但也被剝奪公職。從巢鴨出獄後，他曾用漢詩抒懷：“鬱屈三年意始伸，還來今日萬象新。誰雲國破山河在，滿目是正天下春。”1952年岸被解除“整肅”，開始正式迴歸政界。1954年，他擁護鳩山一郎組成民主黨，任幹事長。1955年，積極促成保守大聯合，任自民黨幹事長。1956年，任石橋湛山內閣外相。1957年2月，石橋因病辭職，岸代理首相一職，後繼任首相。
岸內閣力圖解決的最大課題是對《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他認為舊條約規定日本要向美國提供基地，美國雖有承諾，但沒有保護日本的義務；有關基地的使用，也沒有與日本協商的義務。岸致力於修改這一條約，他利用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在1960年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表決前一天，國會和首相官邸被33萬示威羣眾重重包圍。
童年期與外祖父相處的記憶，在安倍心中顯得格外深刻。當時他剛6歲，還沒上小學，和弟弟岸信夫正在外祖父家玩。牆外的示威者高喊着“反對安保”，並把石頭和擰成捆點上火的報紙扔進牆內。在安倍看來，遠處示威遊行隊伍的口號聲就像廟會祭祀時的伴樂，十分有趣。於是他和弟弟也嬉鬧着，跺着腳衝岸信介喊：“反對安保！反對安保！”安倍父母拿孩子也沒有辦法，只好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責備説，要喊“支持安保！”安倍後來回憶説，外公當時微笑看着他，很愉快的樣子。
除了修訂《日美安保條約》，岸還有另一謀劃，那就是修憲，其野心與能力之大，加之警惕其戰前的經歷，就連黨內也發生了反對運動。於是，他只能止步於修改《日美安保條約》了。看到強力的岸內閣倒台，冷戰中的歷屆自民黨的領導人對憲法、安保條約等重大政策都不再敢動手。主張制訂自主憲法的自民黨把重心聚焦於經濟增長。這也獲得了國民的支持，為自民黨長期執政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從幼年起，岸就是安倍的偶像，是一位“只考慮國家未來的赤誠政治家”。安倍曾這樣評價外公：“他能毅然面對社會上喧囂的非難，其泰然處之的態度，令我全身心地為之感到自豪”。應當説，作為母親，洋子通過有意識地帶兒子和岸多走動來往，也為那時的安倍建構了一個值得尊敬並學習的外公形象。
如果説岸從精神層面塑造了安倍，晉太郎則給成年後的安倍提供了在處理“政局”時為人處世的樣板。在安倍看來，擔任秘書之前，父子之間談話的次數屈指可數。由於當了父親的秘書，父子才開始有了作為政治家與秘書、父親與兒子密切接觸的機會。
近距離觀察晉太郎的外交，特別是對美、蘇等大國開展的外交，令安倍晉三記憶尤深。他認為，父親的課題是推行“開創性外交”。當時，美國里根總統與中曾根首相之間的“羅一康”關係十分有名，而父親與舒爾茨國務卿也建立了深厚的信賴關係。日美關係在此期間十分友好，正是這些不同層次的信賴關係發揮了作用。同樣，在日蘇關係上，安倍曾陪同身患胰腺癌的父親見到戈爾巴喬夫，親眼見證了作為“開創性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自民黨與蘇共之間的黨際交流。在安倍眼中，這是一場搭上性命的終極外交，晉太郎的體重從72公斤減到了57公斤。在與戈爾巴喬夫會面前，為使身體看上去壯一些，晉太郎在西裝裏面套了兩層內衣，又在兩層之間墊上東西，然後出院了。“這是父親最後一次在正式場合露面。此後一個月，父親走了。”“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政治家不能澹泊無為”，作為政治秘書的安倍晉三，這句話是“我從父親那裏得到的寶貴訓教”。
（三）學習與工作經歷
安倍晉太郎與妻子洋子育有三子。長子寬信，次子晉三，三子過繼給洋子的哥哥岸信和做養子，取名岸信夫。寬信之名，耐人尋味。“寬”取自安倍的爺爺安倍寬，而“信”則取自岸信介。可見，作為長子，原本被家族寄予厚望。
安倍就讀的成蹊學園由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四部分構成，安倍和大哥在這裏度過了他們的學生時代。之所以就讀於此，主要是由於岸信介從成蹊學園看到了當年吉田松陰開辦松下村塾的精神，因而大力推薦所致。
實際上，寬信對政治並不熱衷。與哥哥相反，安倍晉三卻對政治越來越感興趣。但即使這樣，剛上高中時，當聽説英國有一個政黨叫“保守黨”時，安倍曾驚訝萬分。有一次老師在台上講課，提出應以1970年為契機廢除《日美安保條約》。當時，安倍對安保條約也不甚瞭解，但還是堅決反駁了。他向老師提出：“新條約當中也有經濟條款，是主張日美經濟合作的”。他曾聽岸説過，安保條約中有促進日美經濟合作的內容，這對日本發展有重大意義。老師面露不快，急忙將話題岔開。整個班上批判的矛頭，似乎對準了安倍。由此，安倍逐漸強化了一種認識，叫嚷革新、反政權的那些人，他們對內容都不做深入思考就加以批判，真是不可思議。上大學後，安倍全面研讀了《日美安保條約》，從而確信“這是一個對日本的未來生死攸關的條約”。
當上父親的秘書後，尤其是與之相處的最後一年，看到父親“賭上性命也要做事”，安倍遂下定以政治為業的決心。從1982年起直到晉太郎去世，安倍晉三一直作為秘書緊隨身邊。長期的秘書生涯，不僅讓他有時間繼承父親的人際關係，也使許多政治家們有時間來熟悉安倍晉三的人格、性格和政治風格。安倍曾稱：幸運的是，我從秘書時代，就接觸到很多優秀知識人的思想和理論。當時，特別是岡崎久彥和中西輝政的主張，對安倍影響較大。拿岡崎來説，晉太郎任外相時，岡崎是外務省的局長，安倍專門學習過他的《何謂戰略思考？》等書。任國會議員後，安倍開始頻繁參加各類年輕議員學習會，積極討論關涉日本的各項重大議題。經與謝野馨推薦，作為國會議員一期生的安倍還參加了民間人士葛西敬之組織的“合宿”。每年聚一到兩次，每次選擇一個課題，徹夜討論。不管是憲法、財政還是外交，最後都歸結到要建設“備受尊敬的日本”這個主題上來。
2 安倍的人格特質
以上列舉了安倍成長的經歷，影響其人格形成的因素，有助於我們“按圖索驥”，歸納其作為“人”的基本特徵。
（一）性格類型
政治心理學關於性格的研究，對剖析安倍的政治性格有一定借鑑意義。基於《總統的性格》一書的分析，可從對工作投入程度和享受總統職位的成就感兩個維度，將領導人分為四類：主動積極型的領導人屬於工作狂，也享受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職位；主動消極型則對工作熱情投人，但似乎不太喜歡領導人職位；被動積極型不太熱心工作，而又喜歡總統一職；被動消極型，既不熱情工作，也不享受職位的待遇。上述實用的劃分，對於我們認識安倍的性格、工作風格和政治行動提供了一個較為可行的框架。從第一個維度來看，安倍屬於主動積極型。他相信只要努力，不僅能改變事務的發展方向，也能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國家的命運。
安倍的積極主動，還體現為他能立足大的戰略視野進行綜合判斷，注重把目標分解，謀求逐個實現。自2012年底再度出山執政之後的這五年，他對工作傾注了莫大的熱情，非常專注與投入。“首相動靜”的各項數據，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實施“俯瞰地球的外交”，安倍也如願成為歷屆首相出國訪問次數最多的一個。從第二個維度來看，自第二任期安倍開始享受領導人職務所帶來的滿足感。其自信心增強也是體現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安倍完成了外祖父及父親未能完成的“遺志”。同時，他還奠定了一個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政權，擺脱了自小泉純一郎執政後“一年一相”的局面。通過在選舉中大比例的獲勝，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扭曲國會”的格局。另外，在其格外在意的國內輿論層面，安倍也長期保持了比較高的支持率。
（二）政治觀與信條
安倍曾坦言“我不是美國那樣的‘自由民主的’（liberal）”，而是“保守主義”，更進一步説是“開放的保守主義”。他説，從小就知道外公岸信介被人稱為“保守反動的權力化身”、“政界的黑幕”。大概是源於人人皆有的“逆反心理”，安倍對“保守”一詞，一直懷有特別的親近感。他進而表示，保守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思考日本以及日本人時的一種姿態。不僅對現在和未來、而且對生活在過去的人們我們也都負有責任。換言之，百年、千年來，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中產生、形成的傳統為何得以保存下來？對此常有真知灼見，這才是“保守主義”的精神。
安倍的政治信條，是做“戰鬥型政治家”。他將歷史上以及現在的政治家分為兩大類型，即“戰鬥型政治家”與“不戰型政治家”。所謂“戰鬥型政治家”，最重要的就是為了國家、為了國民而敢做敢為、不畏指責。所謂“不戰型政治家”，就是雖然贊同你的説法，但也不敢大膽表達出來而成為眾矢之的。他認為，無論在哪個時代，“戰鬥型政治家”都是少數。自從初次當選眾議員以來，安倍就經常勉勵自己，要做一名“戰鬥型政治家”。“這並不是説要魯莽行事，而是要傾聽國民的呼聲”，“為日本，要把話講出來”。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安倍“同鄉”吉田松陰所喜愛的《孟子》中的一句話。在安倍看來，在獨立深入思考後，如果認定自己沒有錯，那就要不畏批判，勇往直前。在國會接受質詢時，安倍也曾引用外祖父悼詞中的一句話：政治家是憑信念而動。“我也要秉持自己的信條”，“即使一千萬人反對那也在所不惜。”
（三）領導風格
伯恩斯在其著作《領袖論》中，將領袖在發揮領導力時的表現，劃分為道德型、政治型、知識型、改革型、革命型、英雄型、輿論型、羣體型、政黨型、立法型、行政型等。上述類型又可概括為兩種基本型，即改革型與交易型。説起改革型，原首相小泉純一郎與此匹配度較高。由於其獨特的執政理念與處事風格，被稱為“一匹狼”。為了順利實現改革目標，他往往把反對者統統推向對立面，或直接樹為敵手。比如，因郵政民營化而不惜與自己的母體——自民黨決裂，為吸引輿論的關注，甚至提出了“砸爛自民黨”的口號。與小泉相比，安倍往往顯得魄力不足，看似缺少原則。其中，當選首相後讓小泉時期的退黨人士復黨也為人詬病，並一度影響到內閣支持率。但安倍的強硬，更大程度上是骨子裏的。家族的政治基因已足夠強大，從政受挫的經歷也刻骨銘心，使得安倍在平和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顆推動政治社會變革的心。在“擺脱戰敗”的旗幟下，做了歷屆內閣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即使是第一任期，也推動了防衞廳升格為防衞省，制訂《教育基本法》等。第二任期後，他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訂《國家安全戰略》、新《防衞計劃大綱》以及《中期防衞力量整備計劃》，通過“新安保法”，在安全政策領域大幅突破了以往歷屆首相的立場和作為，包括自己的外祖父。當然，安倍身上也有交易型的一面。他曾明確表示：“我經常被批判為鷹派，關於這一點，我從不在意。為了確保國民的生命和財產，國家的和平與穩定，這才是目的。作為手段，我會根據形勢，並不排除從左翼到鷹派的之間的選擇項。”在近五年的執政活動中，安倍這方面的特點尤為明顯。
（四）權力需求
政治家追求權力，無可厚非。安倍對權力的渴望，也是逐漸被激發出來的。外祖父的黯然下台，父親的“出師未捷身先死”，家族的抱負與遺憾對安倍的影響是巨大的。當選首相，完成長輩未竟的政治課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安倍無法擺脱的“宿命”，正如母親洋子所説，安倍是“宿命之子”。2007年以患“潰瘍性大腸炎”的名義黯然離開首相官邸，2012年再度入主，這“一落一起”的經歷，使安倍對權力的理解和渴望都更勝一籌。
按照安倍的説法，2012年考慮再度出山競選自民黨總裁時，除了妻子安倍昭惠，其他人幾乎一片反對意見。但在一番理性評估後，特別是傾聽了黨內及鄉黨對他的評價，安倍還是毅然決定出馬。如果沒有旺盛的權力需求（或者是通過行使權力來證明自己），也許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安倍了。
（五）人際關係風格
由於曾在美國長期學習，自稱受個人主義觀念的影響，安倍有時也不分地位、長幼，直抒己見，想着只要想法正確就能被立即採用。因此，起初也有評價説他有些“傲”。但從政後，在一定程度上，安倍吸取了岸處世的教訓。長期跟隨晉太郎做秘書的職業歷練，也使得他比較注重人情練達這一從政的要諦，在不改初衷的前提下，儘可能地與周邊搞好關係，以助其成事。
在核心人際關係層面，安倍呈現明顯的“小集團”色彩，與親朋同學互相幫襯。在一些問題上，安倍還是能聽進去勸的，這點與執意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的小泉有很大不同。當然，“聽勸”的前提是他認為與自身主要目標並不衝突。安倍擔任首相後，特別是第一任期，許多舊交紛紛進入政府甚至入閣拜相。因此，安倍內閣還被外界戲稱作“朋友內閣”。
（六）面子”與“裏子”
安倍的邏輯是，既要“面子”，也要“裏子”。當“面子”與“裏子”相沖突時，後者優先。特別是在重大外交場合，無論是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的“一路小跑”，還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時的謙恭，安倍的這一特質體現得淋漓盡致。以上場景往往被外界所詬病，但這都是問題的表象。如果以此判斷安倍示弱，那就大錯特錯了。這與日本人處理人際關係時特有的細膩有關，但對安倍而言，在更大程度上都是有利於實現目標的手段。
3 安倍的對外政策偏好
在具有“外溢”效應的國家重大政策問題上，安倍既在戰略上固守“內核”，又在策略上相對務實，從而形成他個性鮮明的對外政策偏好。
（一）是否修憲以及以何種程序修憲
在安倍看來，修憲是實現日本恢復獨立的目標。這也是外祖父岸信介促使兩大保守黨合併的重要誘因之一，目的是要讓日本恢復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安倍之所以致力於解決岸未能解決的這一重大課題，有三個具體的理由：其一，憲法是駐日盟軍總司令短期擬就並強加給日本的；其二，從昭和到平成，從20世紀到21世紀，時移世異，特別是第九條等條款，已經跟不上現實的需要了；其三，要有“用我們自己的雙手製訂與新時代匹配的憲法這一首創精神”。
關於修憲，通過分析安倍最近的一系列發言，其相關偏好可概括為：（1）自民黨建黨精神之一是倡導“制定自主憲法”。因此，作為建黨以來的目標，修憲至今始終都是黨的競選綱領之中。在本次大選中，安倍首次將其定位為競選綱領的支柱、主要項目之一，並提出了四項修憲內容；（2）修憲不受所設日程的限制。2017年5月安倍提出要以2020年為目標，目的是為了使討論更加活躍。首先是“在憲法審查會上，各黨都拿出修憲方案，認真開展建設性的討論”，這一點非常重要；（3）今後，“我們會按照競選綱領中的基本思想，針對具體的條文草案在黨內開展討論。將自民黨內深入討論之後的彙總方案遞交國會憲法審查會。然後，在國會開展討論，增進國民理解”；（4）修憲，需要獲得三分之二議員的贊成方可創議。執政黨方面已經獲得了三分之二的議席。“雖然我們已經連續3次大選都獲得了三分之二的議席，但我認為我們不應拘泥於執政黨或是在野黨，而應為獲得廣泛的共識而不斷努力。在此基礎上，我們會不斷努力以獲得國民的理解。”
（二）是否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參拜靖國神社，反映了安倍錯誤的歷史觀。2013年12月，二度執政一週年的紀念日，安倍赴靖國神社正式參拜。隨後，他拋出了早已擬好的“首相講話”，列出幾條理由來為其行為辯護：第一，目的是向為日本獻出生命的人表達尊崇的心情，同時祈禱冥福、祝願永久和平；第二，向“英靈”彙報政權一年來的表現；第三，無意傷害受害國人民的感情；第四，對參拜靖國神社演變為政治與外交問題表示遺憾。
錯誤的史觀導致錯誤的行動。聯繫到安倍曾堅持認為的“侵略未定論”，之所以選擇參拜靖國神社，説明他從心理上並不認為這一舉動有根本性的錯誤。另外，他曾稱“甲級戰犯”這種説法本身就不正確，本質上是勝者對敗者的審判。即使不妥，但這也是日本“內政”，別國無權干涉。他認為，各國有按照本國的傳統、文化進行祈禱的方式，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小泉純一郎連續參拜，加上安倍2013年的那次參拜，給中日關係造成了極大困擾。特別是安倍的參拜，中韓等戰爭受害國抗議自不待言，美國對此也正式表示“遺憾”，向日方表示不滿。即使在目前“安倍一強”的格局下，也應看到，在日本外交決策過程中還是比較重視“統一”輿論這一點。在輿論（特別是精英輿論、美國輿論）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安倍有可能在策略上作出一定調整。
在該問題上，岡崎久彥曾明確建言安倍。岡崎認為，安倍提出“擺脱戰後體制”，有兩大目標：一是歷史問題，二是安全保障問題（與修憲也緊密相關〉。這兩大目標都很重要，但不能同時追求“兩隻兔子”，否則國內外壓力太大，得不償失。岡崎的建議是，應首先分出先後次序，先求實惠，等實惠到手再尋名譽。結合近三年的情況綜合判斷，應當説，安倍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岡崎的建議。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安倍作為首相很難再去正式參拜。而如果安倍選擇不再參拜，這對今後的政權（不管今後上台的人是誰）也會形成示範效應。
（三）戰略性外交
一是“俯瞰地球儀的外交”（Diplomacy that Tasks a Panoramic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Map），這是安倍對“戰略外交”更為形象的表述。其“就任首相以來，一直開展俯瞰地球儀的戰略性外交”。“我凝視着地球儀”“在心中描繪着地球”。在他看來，所謂“俯瞰地球儀的外交”，其含義是指作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不是隻關注與周邊各國的雙邊關係，而是要像注視地球儀那樣俯瞰整個世界，立足於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制支配等基本價值觀，開展戰略性外交。
二為“積極和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安倍將“積極和平主義”比作日本全新的“自畫像”，認為這是今後代表和引導日本的一面旗幟。2015年7月9日，他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致辭時曾稱，“自從我執政以來，就一直高舉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旗幟”。在第68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演説時，安倍首次提出這一“基本思想”。他表示，“日本將與以往一樣，不，鑑於世界愈益籠罩在悲劇之中，將作為更勝以往的、和平與穩定的力量而存在。以與國際社會的協調為支柱，以我國努力為世界的繁榮與和平做出的無可置疑的業績和不可動搖的評價為根基，舉起積極和平主義的嶄新旗幟。”為什麼要奉行“積極和平主義”呢？以下結合具體案例，對安倍的思維邏輯稍加梳理。案例A：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現場。假設日本的自衞隊與另外一國、X國的軍隊並肩作戰。這時突然發生X軍遭到攻擊的事態。X軍向在附近駐屯的日本部隊發出了救援請求。然而，日本的部隊卻無法開展救援。因為根據現行日本憲法的解釋，在此對X軍進行救援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案例B：以公海為例。假設在日本近海中，航行有數艘美國海軍的宙斯盾艦，與日本的宙斯盾艦互相協助，正為有可能發生的導彈發射進行防禦準備。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這些軍艦和船隻將其全部力量過度集中於導彈防衞方面，而針對來自上空攻擊的防衞力量卻變得相對薄弱。正當此時，美國宙斯盾艦突然遭到飛機的空襲。即使日本的軍艦和船隻擁有再強大的力量，都無法救援美國軍艦。因為，一旦實施救援，便構成了集體自衞權的行使，根據現行憲法的解釋，屬於違憲行為。要解決案例A、B中現實與憲法的“扭曲”，安倍認為有必要對憲法做出修改，作為第一步，要推動制訂新安保法。2014年7月1日，日本內閣會議作出了完善新安保法基本方針的決定。而此次閣議決定的“基本思想”，就是安倍強調的“積極和平主義”。
作為“俯瞰地球儀的外交”與“積極和平主義”重要抓手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近期，隨着特朗普訪日，這一表述成為描述日本新外交戰略的熱詞。2017年11月6日，安倍與特朗普確認將從東亞到非洲建立基於“航行自由”和“法治”的秩序。其實，早在2016年8月27日，安倍在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中就正式提出了這一戰略構想。他指出：“穿越亞洲海域和印度洋，來到內羅畢就會知道連接亞洲與非洲的其實是一條海上之路。”“給予世界穩定與繁榮的正是這自由開放的兩大海域、兩大陸彼此結合產生的偉大動力。”“將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的交流活動構建成與武力和威懾無緣的重視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之地，並使其富饒。日本有這個責任。”出台這一戰略的緣起，是基於安倍對世界格局的判斷，他認為接下來是“印度—太平洋世紀”，要由日本和美國一同帶領前行。其構想邏輯是：在“東亞→南亞→中東→非洲”這一“長鏈條”上，從基礎設施、貿易、投資、開發、人才培養等入手擴大日本的參與度，使之成為安倍經濟學的重要“推動力”。同時，新戰略也關涉安保。日本將首先探索由日美澳印建立海洋秩序，希望創建四國戰略對話，把合作具體化。未來還將加入英法，構建更加廣域的安保合作機制。此外，新戰略有抗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的意圖。
（四）對美認知與政策偏好
安倍曾表示，“我個人與美國的相遇，要追述到在加利福尼亞渡過的學生時代。”當時他住在凱瑟琳・戴爾・弗朗西斯夫人家裏，她做的意大利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她開朗親切，深受大家的喜愛。她擁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朋友，這讓安倍感到十分驚訝。由此，他當時就覺得美國是“了不起的國家”。
紐約，對安倍來説是一個難以忘懷的地方。30多年前，他剛成為公司職員的時候，就在紐約事務所工作。他表示，“與公平開放的人們在一起度過的刺激歲月，今天仍在我心中佔據着特別的位置。”
應當説，留學美國，得以親身體驗美國社會生活，這段經歷對安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安倍也常常以“美國通”自居。他認為在美國外交傳統中，對獨立宣言、憲法所倡導的理想，主要表現為三種思考模式：一是孤立主義；二是相對於理想更為重視國家利益，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三是基於理想主義、福音主義的使命感，要將美國憲法的理念向全世界推廣的思想模式。在不同的時代，這三種模式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式與力度也有所差別，但卻一直存在。基於這一邏輯，他也許並不認為特朗普政權在美國曆史中是非常特殊的政權。
在安倍成長和從政的經歷中，日美同盟特別是作為其基礎的《日美安保條約》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同時，他父親任外相時，最為重視的也是日美關係。因此，安倍基於家傳，對搞好日美關係是有自信的。特朗普競選成功後，安倍迅速啓動對美人脈，開始全面收集關於特朗普的各種信息，赴美與特朗普見面。這一事例也顯示出安倍內閣靈活多變的特點。安倍認為，要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闊海域成為貫徹自由、法治的和平海域，必須加強日美同盟。作為手段之一，日本需要充實安保法制，以大幅提高“無縫”應對能力。這樣一來，自衞隊與美軍之間的合作關係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日美同盟也將得以鞏固。另一手段是更好的合作機制，也就是“日美防衞合作新指針”。他認為這是一個為構築更為堅實的和平而擬訂的歷史性文件。
安倍這一政策偏好，也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2016年2月，具有官方背景的日美兩國智庫聯合發佈報告稱：2030年前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的強硬和好鬥將有增無減，日美兩國的共同課題是中國問題，需強化對華威懾與應對能力。在實操層面，2015年日美兩國時隔18年重新修訂《日美防衞合作指針》，確認“釣魚島為日本施政下之領域”，“屬《日美安全條約》第五條承諾範圍”，“反對任何單方面損害日本對釣魚島施政之行為”。日本《防衞白皮書》透露，今後日美將共同開展演習訓練、情報蒐集、警戒監視及偵察行動，強化雙方在釣魚島周邊海域的合作，提升同盟的應對能力。
隨着外交檔案的解密，1960年岸信介修訂《日美安保條約》時的談判過程，現在逐漸明朗起來。安倍認為，正是那些微弱的努力才使駐日美軍由“佔領軍”轉變成了“同盟軍”。該過程堪稱日本為獲取獨立而努力的過程，但日本也需要美國作為盟國而存在，也就是“戰略性”利用美國，其原因就在於日本尚無法依靠獨自的力量確保安全。另外，從美國主動開放的市場、為世界經濟謀求自由而培養起來的戰後經濟體系中，最早而且獲益最大的就是日本。安倍表示，這種對美國的依賴狀況至今沒有改變。他的邏輯是：為保衞本國的安全做最大限度的自我努力，需要有“自己國家，自我保衞”的氣概。但如果考慮到核遏制下的地區平衡問題，或遠東地區的穩定，就仍需要維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而如果考慮到美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經濟實力以及最為強大的軍事能力，那麼日美同盟則是最佳的選擇。雖然也有人主張不能完全聽美國的，日本應更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安倍認為，實際上提高日美同盟中的雙向義務，包括處理基地問題，正好能顯著地提高日本的發言權。
（五）對華政策偏好
應當説，近年來安倍政權的對華政策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其變化軌跡有短期向好趨勢，但不容盲目樂觀。
安倍認為，所謂戰略互惠關係，以往中日關係是“友好第一”，即“為了友好而友好”，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友好不過是實現國家利益目標的手段，“友好第一”是把手段目的化，這樣就本末倒置了。真正的戰略互惠關係是兩國都應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在第一次執政前後，安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因此可以説，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非常圓滿的成功。安倍指出，曾有人提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日本經濟是一種威脅。而他認為小泉的看法比較有代表性：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日本並不是威脅，而是機遇。甚至他還認為，實際上，日本經濟的復甦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鑑於中日關係具有互補性，特別是經濟關係密不可分。為了不破壞這種互補性，要致力於解決政治問題。對此，安倍開出的“藥方”是“政經分離”。他強調不應因為政治問題而殃及經濟合作，或者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利用經濟手段。應該重視並尊重相互之間的經濟利益。如果能夠共同堅持這一原則，就可以制止或抑制兩國關係的惡化。安倍認為，為了控制雙方之間的問題，國家首腦進行直接對話是最重要的。
在政經分離原則下，安倍的對華政策偏好體現為矛盾的兩面：接觸與對沖，經濟上謀求接觸，安全上實施對沖，既表明具有反對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與秩序的強烈意志與相應能力，同時又聲稱戰略互惠關係是兩國之利，為此雙方需管控海空危機，加強相關對話與合作。同樣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注重對中國博弈，施加影響。日本不斷渲染中國軍力發展及海洋活動的所謂“威脅性”，將“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這一主觀論調作為其涉釣戰略調整的“合法性依據”。實際上，其目的並非單純防範所謂“中國威脅”，實質是通過謀求涉釣戰術優勢，確保有利於日本的戰略態勢。
（六）對朝政策偏好
朝鮮問題，是安倍外交的重點之一。如果沒有朝鮮因素，安倍強硬的一面就不會通過媒體的報道，讓國民覺得其有“領導力”。
其實，早在1993年當選眾議院議員後，安倍就曾表示要為解決綁架問題傾其所能。在小泉主政時期，安倍曾推動作為國家意志不讓五名“綁架受害者”返回朝鮮的決定，此舉得到國內多數輿論的好評，認為安倍終於讓日本外交有了主動性。此次眾議院大選，安倍最重要的抓手也是朝鮮問題。他曾反覆表示，日本現在面臨“國難”。
下一步，對朝鮮是繼續施壓，還是轉而謀求對話？安倍的基本邏輯是：（1）雖然朝鮮今後的行動無法斷言，但無論怎樣，日本都應繼續強烈要求其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不得實施任何挑釁行為；（2）20年來的歷史證明，與朝鮮之間為了對話而對話是毫無意義的。日本必須結合以往對朝外交的經驗教訓來做出今後的判斷；（3）必須要求朝鮮通過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方式放棄所有核武器和彈道導彈計劃。為此，有必要與國際社會聯手，通過一切手段對其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直至朝鮮方面提出改變政策、希望對話的請求。
4 東京塔與“魔戒”
在《通向美麗的祖國》一書中，安倍這樣寫道：“如果説東京塔象徵着戰後復興和物質豐富的話，虛幻的戒指則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價值的象徵。”
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迎來了自明治維新以降國家戰略的再度轉型，擺脱“軍國主義”的束縛，張開臂膀去“擁抱戰敗”。此後，日本曾長期專注於發展國民經濟，實現了從低谷走向復興的“日本奇蹟”。而奠定戰後日本繁榮的，是吉田茂任首相時倡導的以“經濟中心”、“輕軍備”、“對美一邊倒”為三大核心原則的“吉田路線”（或稱“吉田主義”），是為“東京塔”。而充當“反吉田”先鋒的，無疑是岸信介。其追求的主要目標，在自立的名義下，有着濃重的“復古”成分。岸有甲級戰犯嫌疑，他從本質上並不對侵略戰爭予以懺悔。反而，在錯誤史觀之下，岸急於擺脱戰敗格局，通過修憲強軍重新壯大日本，同時不忘喚起日本人的大國意志。岸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英國作家托爾金筆下的“魔戒”，既攝人心魄又能使之陷入險境。
吉田茂與岸信介，分別代表了自民黨內的兩大勢力，前者被稱為“保守本流”，而後者則被稱為“保守旁流”。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前者是一條“繁榮路線”，而後者則代表了一條“自立路線”。這兩條路線涇渭分明，但又並非完全水火不容。關鍵的問題是實現的條件。作為親美現實主義者的吉田茂與親美國家主義者的岸信介，在如何強大日本這一根本目標上，並沒有本質性的差異，所不同的是實現的途徑以及對局勢的判斷。
目前，日本正在進行的這輪新的戰略轉型，始於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執政時期。日本開始全力謀求成為一個“名實兼具”的大國。作為現任首相，安倍正致力於落實“安倍路線”。在“安倍路線”的擁護者們看來，《舊金山和約》的締結，只是使日本恢復了形式上的國家主權，但戰後日本的架構，憲法自不待言，就連作為教育方針之根本的教育基本法也是美國佔領時期制訂的。美國最初的意圖是捆住日本的手腳，防止它東山再起、躋身列強。因此，日本的國家框架必須要用國民自己的雙手從頭開始構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戰後70年，自民黨作為最主要的執政黨通過高速增長，出色地完成了第一個目標─恢復經濟。而國家自立目標的實現卻被延遲了。
為此，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儀的外交”與“積極的和平主義”，致力於開展戰略性外交。為重構安保體制，日本設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接連出台“安保三箭”，制定了《特定秘密保護法》。此外，日本還調整“武器出口三原則”為“防衞裝備轉移三原則”，宣佈解禁集體自衞權。接下來的最主要的政治目標，就是修改被佔領時期制訂的《日本國憲法》。這一新的戰略性佈局，核心目標是擺脱“戰後體制”，最終實現一個經濟、外交乃至軍事上“全面正常化”的大國日本。在具體實施時，日本尤為重視在外交與安保領域“糾偏”。其具體目標又可分為增強主動性外交、確保日本自身安保能力建設以及繼續強化日美同盟三個方面。日本的戰略意圖已較為明確，即通過戰略性利用美國，積極謀求自身崛起，提升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進而爭奪東亞地區的主導權。
戰後，日本從“吉田主義”到“安倍路線”的演變，可用下圖來表示：
在後冷戰時期，面臨國際秩序的變革與國家戰略的深刻轉型，日本正在開足馬力探索新的外交“主體性”。
美國原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1962年12月的演講中，對英國外交的迷茫，曾用譏諷的語調稱英國失去了帝國，至今仍未能找到自己應該扮演的新角色。冷戰後的日本，同樣也被認為迷失了在國際社會中的主體性。
戰後日本外交，是在上述“吉田主義”的指導下展開的。其實，早在岸信介主政時期，日本外務省在《我國外交的近況》的總論部分，即提出將“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主義國家相協調”、“堅持作為亞洲一員的立場”作為日本“外交活動的三原則”。從歷史的縱軸來看，“三原則”部分繼承了戰前外交中的“國際主義”、“亞洲主義”、“與英美合作”這三大系譜。從決策過程來看，這也是“官僚主導”下外務省內國際法局、北美局、亞洲太平洋局這三大主力部隊的意圖。在“外交三原則”之下，外務省又確立了日本外交的三大課題，即“與亞洲諸國的善鄰友好”、“經濟外交”及“調整對美關係”。基於對戰前外交的反省，日本試圖通過提出“外交三原則”來確立戰後外交的座標。但在“外交三原則”的理念與現實之間，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日本外交逐漸淪為外交“一原則”，即徹底的親美路線。
冷戰時期，作為外相的安倍晉太郎曾倡導“開創性外交”。安倍晉三也將父親的這一遺產作為推動外交變革的“原動力”之一。政權由民主黨向自民黨更迭後，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務被確定為超越“外交戰敗”。在安倍看來，民主黨執政的三年，是“外交戰敗”的三年。他認為，民主黨之所以在外交上“失敗”，主要是在日美關係和中日關係上栽了跟頭。在對美關係上，將日美同盟與亞洲外交等同視之，犯了大忌。在對華關係上，特別是在釣魚島問題上.疲於奔命。要超越“外交戰敗”，就要構築日本外交新“三支柱”，即強化日美同盟、加強與周邊國家關係以及推進經濟外交。
與上述戰略層面的變化相適應，安倍治下的“權力形勢”（power situation）也得以重構。人有性格，政權亦復如是。安倍的個性，是其對外政策偏好的重要塑造因素。但更不容忽視的是，安倍所面臨的權力形勢，往往決定了其對外政策偏好能否實現、實現方式以及限度。
此次大選之後，安倍領導下的自民黨政權仍處於明顯的強勢位置，可以用“安倍一強”來形容。所謂“安倍一強”，有三層含義：第一，與公明黨及在野黨相比，自民黨總裁“優位”；第二，政府較自民黨“優位”；第三，首相官邸較政府內各省廳“優位”。
“安倍一強”的直接後果是，導致政策決定過程的進一步“集權化”。其中，首相及首相周邊政治家、官僚的作用增大。這就意味着，在相對穩固的“權力形勢”中，安倍個人的因素更加突出，其個性對政策的影響也隨之增大。
第二次上台執政以來，安倍政權積極推進“官邸主導”，以強有力手段實施經濟、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變革。首相官邸對各省廳的統轄能力顯著增強，全面主導主要的政治性決策。
安倍將從日本戰敗到恢復形式上獨立的那幾年，視為束縛日本的“諸惡之源”。無論是修憲，還是強軍，甚至是對侵略戰爭的態度，都與東京審判以及被佔領期美國對日本的改造相關。如欲“擺脱戰敗”，就要逐一破除以上因素的束縛，“拭去戰爭與佔領的殘渣，為新世代準備一塊潔白無瑕的畫布，讓他們得以不受拘束地揮灑出代表自己的鮮明色彩。”
經過明確的戰略目標設定，安倍政權既要經濟發展（“繁榮路線”），更要在外交特別是安全保障領域取得成果，意圖更大程度上實現日本的自立。其基本模式是以經濟促安全，即經濟發展是為了更有效地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冷戰後，在經濟與安全保障二者之間，天平不斷向後者傾斜。安倍時代，日本着力踐行的戰略重心，毋庸置疑是安全保障。當下，隨着安倍的長期執政，其所設計的以外交與安全問題為切入口的宏大戰略已在逐步落實之中，日本已推動從“消極的和平主義”向“積極的和平主義”的轉變。下一階段，安倍正在邁出新的一步，計劃改變美國製定的和平憲法特別是第九條，以最終擺脱“戰後體制”的束縛。
在具體落實“安倍路線”時，吸取第一次執政失敗的教訓，現在的安倍內閣諳熟目標管理，在節奏感拿捏方面的能力顯著增強，注意靈活使用“油門”與“剎車”，能夠果斷加速、減速。此外，不把戰線拉得過長，聚焦目標，見好就收，鎖定成果。同時，在“安倍一強”的“權力形勢”中，安倍本人意識形態與務實主義兼具，但當兩者相沖突時，務實考量居於上風，以圖打開“機遇之窗”。加上已駕輕就熟的輿論操縱術，使其製造話題的能力也得以顯著增強。
目前，在“安倍路線”之下，新的戰略拼圖即將完成，作為現行憲法所具有的“和平主義”精神正面臨嚴峻挑戰。
在政界“新右傾”主導，加之日本社會日益保守化的總體氛圍下，“安倍一強”格局仍會在一定的時期“常態化”。以此為背景，安倍表示“最為重要的就是政策的落實、落實、再落實。讓我們正視我國所面臨的難題，共同開創日本的未來。”
然而，日本正在踐行的“安倍路線”，雖雄心勃勃，但同時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日本的總體國力已處於相對下降趨勢。這也是安倍所代表的“新右傾”勢力所不願看到和急於改變的。因此，竭力通過振興日本經濟這一硬指標來扭轉頹勢，以利強軍和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能力。同時，日本已將中國的崛起給世界體系帶來的影響作為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在美國相對衰落、可能忽視甚至無視日本的情況之下，特別是當諸如朝核問題愈演愈烈之時，日本勢必在安全上做出更大、更為自主的選擇。目前，日本已逐步走上前台，在國內日益廣泛討論的“強軍論”甚至是“擁核論”就是代表性例證。
以政治為業的人，大多想在有生之年成就一番事業，甚至身後名存青史。作為通過長期執政逐步創造日本政壇“神話”的首相，致力於做一個更加“偉大的領導者”，已經成為安倍執政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安倍究竟會把日本引向何方？後人將對其如何評價？也許，這將由歷史來最終評説。
*文章原載《外交評論》2017年第6期，原題為《韜晦之“鷙”：安倍晉三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限於篇幅，文章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