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決策者還沒搞清，家長的焦慮就不會減輕_風聞

       今天看到新聞：關於孩子的“體育法”，教育部門正在研究。其實類似話題還其多得很——比如科學從娃娃抓起的問題有沒有一個清晰的思路？孩子從出生到大學之前的九年義務教育是不是就可以實現科學從娃娃抓起的時代要求？到18歲之前的孩子成長過程到底需要什麼程度的純智性培養？自己能做什麼、具備什麼能力，以及從感性思維導理性思維具備怎樣的推理認知能力，等等。這些不僅是國家要關注的問題，更是家長的一種焦慮。

      到底什麼是“起跑線”，什麼是人才？大概教育管理者和家長都沒有確切的定義。我愛人的表妹因為父親去世，80年代初，我的岳母把她從河北農村接到了城裏讀書（行署所在的縣城）。我去過那個農村，村裏的小學可以説沒法與縣城的小學比較——一個班級2個年級同時上課先上2年級，後半截是3年級的課。土坯教室牆上水泥抹了一個水泥“黑板”，這是唯一的教具。沒見過汽車火車，也不知道紅綠燈，蜂窩煤爐和自來水也不知道是咋回事。進城重新上一年級還跟不上這就是現實：出門看見汽車很緊張，單位露天放電影很新奇，洗衣服老是習慣找水缸。有空總想四處找點柴火存着——學習顧不上，先得適應城裏的生活。這是不是算是“城鄉起跑線”的不同？

      我22歲才見到9寸黑白電視，現在3-4歲的孫子用智能電視找自己喜歡的動畫溜得很。孫子剛上幼兒園就問“風是什麼”、龍捲風為什麼是那樣的問個不停。反過來韭菜和麥子是分不清的——這也是起跑線的一種差異。現在鄉村的孩子知道爹媽怎樣種地，而城裏的孩子對火車知道的不少，這也是起跑線的一種差異。農村的孩子玩具少，不會從皮球想到地球，但城裏的孩子能有印着地球的皮球意識到地球是個球體。這未必就證明城裏的孩子就聰明，只不過是“感性認知上升到理性認知的一種客觀反應。

      但是，正是這種“感性認知上升到理性認知的一種客觀反應體現出一定條件下人的智性的提高。也就是説沒有感性也就無從實現理性的認知過程。所以一定條件決定了一定的起跑線。由此我們可以想到“科學從娃娃抓起”應該是怎樣的一回事。

       60年代初科時，普條件是很差的。儘管如此，青島市還是組織中學生觀看3個小時的科普電影專場.雖然步行路程很遠（從學校到電影院來回走將近4個小時），對於新奇的科普教育來説，那還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比如《不平靜的夜》和《機械包裝》，對那時的孩子來説就是“神奇的高科技”。

       當然，隨着社會發展，現在的孩子知識域遠非同日可比。所以絕對不能把以前的”起跑線“和今天的起跑線進行比較——時代不同了，認知的起跑線也必須“與時俱進”。其實家長的焦慮也就在於此。君不見，武漢的大學教授夫婦教12歲的孩子“研究基因”寫論文；山東的教授夫婦教孩子研究數學“猜想”；北京的數學教授聲討孫子的數學題是“變戲法”嗎？這也是一種焦慮，一種“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尤其是自打社會辦學的“義務教育課程”被禁止，家長又是一種焦慮：孩子跟不上可咋辦？

       所以，實際上不同的教育階段家長有不同的焦慮。

      還有一種焦慮那就是“專本分流”——高考不過分數線，只能走“職業化道路”。這倒不是發展職業教育不對，而是職教和本科教育之間有一條“鴻溝”或者説是“天花板”。本科學歷教育是通向博碩培養的唯一道路。職教畢業的學生如果想考本科肯定吃虧：課程不同教材也不同：比如職教的《工程力學》或者《化工工程》等於高考的物理化學重點大不相同，而高考試卷是以高中物理化學出題的，所以職教學生“高升”無門。這就好比是“私塾科舉”和“科學救國”：前者是做官教育，後者是實業救國的教育之間的不同之處。

        學海無涯，知識無盡。人類社會的智慧成長原本像無盡邊際的宇宙“膨脹”看不到終極。也就是説人類總是處在“什麼和為什麼”的探索過程中永不停歇。無論怎樣的起跑線，最終都要面對“什麼和為什麼”的探索過程，永不停歇。這是科學的規律——人類永遠都有“未知數”。

      其實，從知識域來講，義務教育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基礎性教育。但是在知識爆炸的今天，人生每個人階段的起跑線都呈現出上升的趨勢，這也就是教材不斷由上而下地迭代更新的過程。也就是説，家長和孩子都要面對“起跑線的昇華”。問題是新型考試製度和內容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教材不能再是提綱式的編纂，要增加閲讀的分量。我看過一些國外的教材，有一個印象就是閲讀量佔比很大，自然知識域也就相對寬闊。不要以為美國教授不掌握學生的閲讀情況：你讀到什麼程度，課堂上一討論和提問就是到那個學生偷懶了。

      中國人有個錯覺就是職教培養“匠人”，不同高校培養這個“家”和那個“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匠”是庶民。“匠術”算是“奇技淫巧”；士農工商中的“士”當然是高人一等，是可以有權和做官的。上下幾千年，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思維就是如此。其實到了工業革命前後，西方社會完全不是這樣的認知。工業革命前後的西方已經認識到科學技術是一架馬車的兩個輪子：一個是科學發現，另一個是技術的實現，缺一不可。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給我一個支點可以翹起地球”這句話。道理在那裏擺着，這句話説的的確不錯。但人類是看不到這種情景何時才能實現——理論假設沒錯，但技術實現不了。只能像陳嘉映説的“鬧着玩的”。這就是“士人”可以想象，“匠人”卻説不可能的道理。在中國企業中很在就有一種説法：工程師畫個圈，技師點個點就是一隻眼睛。這隻眼睛有沒有神全看技師的造化。還有一句換就是工匠經驗和技巧背後都有理論的依據，只是這些理論在書本上未必找得到。因為書本的理論知識簡單的概括。按照現在的説法，理論是高度的概括，是簡化的模型。

       總的來講，中國文化中的“匠”帶有貶義的意思，而“士”的背後是褒揚的意思。日本文化儘管來源於中華文明，但日本沒有“匠”的意思，而是用和西方文化的中的“師”表述。“師”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尊稱，這表明不同的文化中對技能型人才給予的社會地位是不同的。兒時我住的家屬院是日本投降後留下的“高等職員宿舍”，裏面前後的房子標準是有等級的，日本人按職務職稱不同住不同標準的房子。房門前都有牌子表明居住者的身份。技師按等級高低等級也在這裏居住。其實50年代我們也是這樣分配居住的。後來才有“工農兵佔領陣地”的情況，這是一個具體例子。

       我們至今對“匠”和“士”有錯誤的看法。就企業而言，“士”和“匠”只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也就是説就科學技術兩個層面中，“士”在設計層，“匠”在製造曾。前者是發現，後者是實現。就像四肢：手臂拿起東西，邁開兩腿才能搬東西一樣，是一個運動體系的2個部分。就中國製造而言，我們製造工藝性的問題要比設計難度更大。例如航空發動機，原理也都清楚但整機的可靠性差的問題大都在製造工藝層面。現有理論也還不能解決加工工藝的問題。所以，我們很多科技成果轉化困難也就在於此。實際上中國企業最缺的人才就是製造工藝大師（我不用“匠”字）。總的來講，職業教育應該投資更大，師資要求更高，其實把“匠”換乘“師”更貼切這個職業。當然現在得到了重視工人技術職稱序列已經有了改變。但職教要衝破“天花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