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 | “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走向何處？_風聞

編者按

據新華社東京7月8日消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縣街頭演講時遭槍擊，經數小時搶救後不治身亡，終年67歲。安倍晉三是日本憲政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其死亡代表着其個人政治生涯的終結，但其留下的”政治遺產”仍然深刻影響着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後安倍時代”以來，中日關係的基本走勢如何，我國如何應對日本政界“制衡中國論”的對外政策，需要我們認真分析。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走向何處？

朱鋒｜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日本學刊》2022年第1期，感謝作者授權推送

原題《地緣戰略與大國關係：中日關係基本走勢的再分析》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2022年，中日兩國迎來邦交正常化50週年。自中日兩國恢復邦交關係以來，努力建設和推進兩國“睦鄰合作”關係、實現“世代友好”，讓兩國記取日本侵華戰爭的教訓、保證兩國“永不再戰”，一直是中國對日關係的基本方針。2021年10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與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電話通話中，語重心長地提出“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推動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然而，從安倍晉三、菅義偉到岸田文雄，近十年來日本對華戰略呈現出明顯質變的態勢。受兩國久拖不決的釣魚島主權爭端以及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進程的雙重刺激，日本政界和戰略界的主流認識越來越趨向於全面加強日美軍事同盟、擴大與區域內外國家的防務合作、在美國“印太戰略”下直接採取共同軍事行動，其防衞法案的涉華解釋也越來越具有直接軍事對抗的性質。從2013年推出系統性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到2021年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將台灣衝突直接同日本集體防衞法中的“國家興亡事態”掛鈎，日本安保外交和軍事戰略的“中國指向”已經完全確定。冷戰結束30年後，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軍力發展規劃和安保法制體制已經完成從“應對俄羅斯和中國”到完全“制衡中國”為主體的轉變。岸田文雄在自民黨總裁競選中甚至直言不諱地公開表示，他上任後的首要目標是“對付中國”。我們無須驚訝日本地緣戰略的這一戰略性變化，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 Waltz）就曾明確指出，隨着大國崛起帶來的力量對比實質性變化以及“安全困境”效應的深化，地緣上鄰近大國對崛起大國採取戰略、軍事和外交上“制衡”（rebalancing）戰略，是常見的戰略選擇和地緣政治演變態勢。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岸田文雄政府執政時間有多長，在當前美國對華全面展開戰略競爭的背景下，日本對華“制衡”戰略將通過制定和推出新的防衞法和國家安全戰略、繼續強化日美軍事協作、擴大對地區內國家的防務援助等方式，進一步凸顯國家安全戰略與防衞法的修訂和更新。其結果是，日本的安保法制將會加速擺脱二戰後日本憲法規定的“非戰條款”。或早或晚，中國很可能將不得不面對一個擺脱“和平憲法”限制、以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實力擴軍備戰並頑固地以“制衡中國”來重新定義其“國際貢獻”的日本。儘管日本出於對華經濟利益，提出從“競爭”到“協調”的日中關係，但很難改變日本“戰後外交總決算”的對華針對性。這是在東亞區域安全秩序調整中，中國不得不重新正視和長期面對的新挑戰。

一、新冠肺炎疫情難以拉近中日關係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日兩國高層保持頻繁互動，就抗疫、防疫等展開積極溝通和協商，曾一度開創了中日關係中的“疫情外交”，為兩國關係注入了難得的温情。

202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東京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北村滋共同主持中日第八次高級別政治對話。此次對話正值中日兩國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時刻，雙方就攜手抗疫交換意見。楊潔篪指出，加強全球公共衞生安全治理，增進國際協調合作至關重要，團結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中方願同包括日本在內的有關國家、世界衞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密切溝通，分享防疫經驗，協調防控措施，更好地維護兩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健康福祉。北村表示，中方的抗疫經驗對日方具有積極借鑑意義；日方願同中方加強公共衞生安全領域信息共享、經驗交流和技術合作，共同維護國際公共衞生安全。同年4月，李克強總理在東盟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上指出，密切各國衞生、海關、交通、移民等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探討建立通暢的聯絡機制，就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出入境人員管理等進行密切溝通，形成防控合力，遏制疫情蔓延；分享診療經驗，共享科研數據和信息，積極開展藥物、疫苗等研發合作；各方應當就醫療物資的生產、需求和供給保持協調，為商業採購相互提供便利。9月，習近平主席同日本首相菅義偉通電話。習近平指出，持續拓展共同利益、更好造福兩國人民，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發展的本質要求；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抗疫情、穩經濟、保民生，成為各國共同政策選擇；中日雙方可以相互支持，實現共贏。菅義偉表示，日方高度重視中國，把日中關係視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兩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穩定的日中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利益，對世界和平繁榮亦不可或缺。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初，日本政府和民間積極向中方提供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大量防疫物資，以助力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當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得到控制而日本的疫情防控面臨巨大壓力時，中國不僅同日本有關部門通過視頻會議或電話會談來交流各領域疫情防控和治療新冠肺炎的診療經驗、提供無償援助和全力滿足日本對醫護用品的商業訂單，包括醫療口罩、防護服以及核酸檢測試劑盒等緊缺的醫療物資，向日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2020年2月大阪府曾向上海市和江蘇省捐贈1萬套防護用品，愛知縣豐川市向江蘇省無錫市捐贈4500只口罩；在大阪和豐川疫情告急後，中國有關地方火速行動，立即向大阪捐助7萬隻口罩，向豐川市捐贈5萬隻口罩。中國駐日大使孔鉉佑指出:“每當遭遇重大災害時，中日兩國總能守望相助、同舟共濟。”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日兩國之間的相互支持對中日關係起到了明顯的升温作用，“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一中日鄰國之間守望相助的情感再度被“激活”。2020年2月10日，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在自民黨幹部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針對在中國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自民黨將向中國提供支援資金，自民黨內的國會議員每人將向中國捐款5000日元。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共計397人，其中眾議員284名、參議員113名，以每人5000日元計算，支援總金額約為198.5萬日元。在民間層面，兩國民眾紛紛為奮戰在一線的醫療機構捐贈緊缺防疫醫療物資，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這其中湧現出了不少感人事例。中國留學生洪喆得知高知縣出現病例時，主動聯繫宿毛市方面表示要寄送口罩。他在通過電子郵件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説：“儘管數量有限，但希望多少能幫到宿毛居民，回報曾經熱情款待過我的人們。”此外，一名剛滿14歲的日本女孩懷抱募捐箱，在路邊不停向捐款人行90度鞠躬來為武漢募捐。日本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對策方針諮詢委員、感染症對策專家會議成員、東邦大學教授館田一博先生指出，在疫情初期日本尚無感染病例時，中國及時發佈大量疫情信息，包括學術論文、感染者胸部圖像及新冠病毒遺傳基因信息，日本據此開發出病毒檢測試劑。同時，日本參考中國患者病歷、治療過程，籌備了日本的應對方略。在具體合作方面，中方在網站上較早公佈了日文版的治療方案，日本感染症學會以此為參考制定了本國的治療指針。在日本防護物資缺乏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緊急援助醫用口罩等防疫物資，對日本醫務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幫助。疫情暴發後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相互支持、幫助與合作確實增進了中日兩國民眾的情感交流，為兩國關係注入了難得一見的温情。

然而，疫情期間未能停止的釣魚島海域海警船進入之爭和特朗普政府大肆炒作的“新冠溯源論”迅速惡化了日本政界和民間開始出現積極勢頭的“中國認知”。2020年11月，日本“言論 NPO”網站發佈了一份中日聯合民調。據民調顯示，當被問到“對中國的印象”時，回答“不好”和“算是不好”的受訪民眾，在日本高達89.7%，比2019年民調結果增加5個百分點。對於“當前的中日關係”，回答“差”或“算是差”的比例達到54.1%。從日本相關機構的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將近九成的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尤其是看中國取得了抗疫的勝利，而日本每況愈下，一部分日本人對中國愈發不具有好感，不承認中國的抗疫方式，完全不談要從中國吸取一定的抗疫經驗。2020年2、3月中國疫情比較嚴重時，還有不少日本人積極支援中國抗疫；但到日本情況危急、中國反過來支援日本時，對於這些信息日本國內卻報道得非常少。這反映出日本國內對華好感度仍在低位徘徊。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複雜多樣的。具體來説，一是中國發展迅速，中日實力差距拉大。截止到2021年末，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再加上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進程的長足進步，日本對於中國崛起的安全和戰略擔心在其政治和政策精英層中不斷增強。日本還沒做好準備去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二是日本媒體與美西方的媒體和輿論基本同調。在信息化時代，美日歐媒體對於中國的報道在視角選擇和問題判斷上幾乎一致。日本長期的“脱亞入歐”的觀念、制度和心態傳統，決定了日本的“西方國家”定位。三是中日兩國存在着釣魚島主權爭議。2020年下半年，日本媒體多次密集報道中國海警船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中方採取這一舉措，是為了驅離試圖登島的日本右翼勢力船隻，但日本媒體和政府卻動不動就指責中國“入侵”，對日本社會的對華認知有很大的煽動性和傷害性。

此外，中日兩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兩國在處理同一問題時往往採取不同做法，日本國民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其根本原因是“歷史演變中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結構性變化”。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近20年裏出現了“中日同強”局面。這在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史上尚屬首次。根據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外關係定量預測組的研究，日本對華政策中的“競爭—合作”光譜定位將大幅傾向於競爭一側，中日關係下滑態勢將加劇。

隨着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日本對外加強與美國的安全與軍事合作、對內積極修憲擴軍，兩國在亞太地區安全秩序調整進程中的努力事實上在越走越遠。2020年的“疫情外交”也只是兩國關係近年來難得的“温情”閃現。“以民促官”、大力開展民間交流在改善兩國關係進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在兩國的力量對比、安全認知以及利益選擇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事實面前，2020年“疫情外交”給中日關係帶來的變化非常有限。正如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指出的，“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中日兩國民眾相互理解存在短板，日本社會存在的一些對華片面認識對日本民眾對華感情造成消極影響”。這也從另外一個視角説明了改善中日關係的嚴峻性。

二、菅義偉政府全力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遏制行動

菅義偉上台後，迅速加強同印太地區和歐洲地區重要國家的安全合作，為特朗普政府瘋狂的對華疫情報復和戰略抑制充當直接的幫手。中日關係沒有因為“疫情外交”而繼續改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在美國採取對華戰略競爭政策後對美 “一邊倒”。2020年，日本在推進“印太戰略”、強化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簡稱“四邊機制”）及擴大與域內外國家的訪問合作等領域表現得十分活躍。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為從特朗普到拜登時期美國實施“印太戰略”和對華戰略壓制政策最積極、最重要的幫手。

日美同盟既是美國亞太戰略的基石，也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軸。菅義偉政府高度重視日美同盟，致力於通過高層互訪、舉行聯合軍演等手段來加強日美同盟。對日本而言，“保護其和平的並非憲法第九條，而是自衞隊和基於《日美安全條約》的美軍威懾力”。2020年10月，日美兩國在日本沖繩縣及周邊海域舉行代號為 “利劍-21”（Keen Sword 21）的陸海空聯合軍演。在為期11天的軍演中，日美兩國共計出動4.6萬餘人的兵力，動用了數十艘艦艇和300餘架戰機，這是菅義偉上台後日美兩國首次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2021年1月，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在與菅義偉舉行的電話會談中稱，《日美安全條約》第5條適用於釣魚島。同年9月，日媒撰文稱，日本新安保法成立至今已滿六年，在這期間，日美之間的外交、軍事和防務一體化得到切實推進。在中美衝突加劇和台灣海峽局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日本捲入偶發性衝突的風險令人擔憂。在此背景下，要穩步推進落實安保法，保證日美同盟的牢固力、威懾力以及應對力。

日本也是日美印澳“四邊機制”最積極、最主動的參與者之一。菅義偉上台後，日美印澳四國的雙邊和多邊安全合作快速推進。2020年9月，日印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這意味着兩國可以相互提供燃料和彈藥等物資以及運輸勞務等。同年10月，日本防衞大臣岸信夫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部長琳達·雷諾茲（Linda ReynoldS）在東京舉行會談。雙方就雙邊聯合演習、軍事人員互訪、航天與網絡安全合作、陸基無人機聯合研發等領域達成一致。11月，日澳兩國達成一項具有突破性意義的軍事協議——《互惠准入協定》。兩國在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指出，該協定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防務條約，它確立了日本自衞隊和澳大利亞國防軍在聯合演習和救災行動等領域的法律程序。同時，兩國將進一步精簡程序，以便兩國軍事人員進入對方國家境內展開聯合軍事行動。2021年6月，日澳兩國以視頻會議的方式舉行了兩國外長和防長的“2+2”會談。會談期間，兩國明確提出要深化日澳“特殊戰略伙伴關係”，繼續加強在國防工業基礎設施、網絡與關鍵技術、信息共享與軍事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同年8月，日美印澳高層對話以視頻方式舉行，四國就推動在高質量基礎設施、海洋安全、反恐、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合作達成共識。四國高層對話結束後不久，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在西太平洋舉行 “馬拉巴爾” 聯合軍演，演習科目包括反潛、海上補給、實彈射擊、防空作戰等。可見，2020年以來，日本成為美國“印太戰略”實施中最為積極和主動的依靠。

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之後，加強同菲律賓、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間的防務與安全合作，擴大和提升日本對東盟國家防衞戰略的介入和影響，是日本全力協助美國在地區安全秩序中孤立中國、聯合應對中國外交與防務舉措的重要行動。

2021年3月，日本和印尼的外長、防長在東京舉行“2+2” 會談期間，兩國簽署《防衞裝備及技術轉移協定》，在轉讓的國防裝備中，包括日本向印尼出售八艘30FFM導彈護衞艦，其中日本承建前四艘，後四艘根據技術轉移協議由印尼方面建造。同年5月，日本開始向菲律賓軍方提供自衞隊在行動中使用過的提鑽、聲吶和發動機、切割機等救生設備。裝備交付完成後，日本陸上自衞隊隊員還將被派往菲律賓，訓練當地軍隊使用這些工具。9月，日本防衞大臣岸信夫訪問越南，兩國簽署《防衞裝備出口協定》。根據協定，兩國成立國防裝備與技術轉讓聯合委員會，確定轉讓的具體國防裝備及其相關軍事技術；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關於轉讓國防裝備的機密信息。岸信夫稱，對日本而言，越南是可稱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國家之一，兩國的防務安全合作正在邁入“新階段。

更令人矚目的是，2020年末以來，日本利用自己是“美西方陣營”堅定分子的地位，全面加強同英國、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防務與安全合作，協助和配合美國將北約成員國“引入”印太區域，共同圍堵和遏制中國。

2021年2月，日英以視頻方式舉行“2+2”部長級會談。會談期間，兩國在以下方面達成共識：一是英國將把以“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為中心的航母打擊羣部署至東亞；二是簽署《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協議》，穩步推進日英陸軍聯合訓練；三是聯合研發新型空空導彈和先進射頻系統。《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協議》涉及人員交流、港口互訪、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打擊海洋恐怖主義和海盜等內容。英國國防部表示，《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協議》的簽署有助於提升兩國的海洋態勢感知能力，標誌着兩國的軍事合作不斷走向深化。同年9月，英國海軍最尖端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長期航行中首次停靠日本，該航母打擊羣指揮官史蒂夫·穆爾豪斯准將在記者會上稱，“停靠日本是本次航海的重點”，對擴大日英防衞合作表達了期待。據日本外務省消息，日本和英國就締結兩國聯合軍事行動的《互惠准入協定》達成了啓動談判的協議。

繼日英加強防務合作之後，日本又全力推進和德國針對印太地區的防務合作。2020年12月，德國國防部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Kramp Karrenbauer）對日本防衞大臣岸信夫表示，最快 2021 年向印度太平洋地區派遣德國海軍艦艇。2021年3月，日德兩國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該協議的締結將適當保護兩國政府相互提供的機密信息，並進一步交換兩國政府間的有用信息。同年5月，日美法三國首次在日本本土展開聯合訓練。同月，日美法澳在日本佐世保舉行代號為“聖女貞德21”的聯合軍演。

菅義偉上台之初，外界普遍認為由於菅不屬於任何派系，在內政外交上會比安倍晉三持更加開明的態度。但菅義偉在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等關鍵議題上頻頻挑戰中國，充分顯示出菅義偉作為安倍前首相的“御前重臣”在防衞和安保政策上完全接受了安倍的理念。

2012 年安倍上台執政，併成為日本歷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及其幕僚的安保理念，是典型的自民黨右翼的主張，即認為在冷戰後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日本必須擺脱“和平憲法”約束，強化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正常國家化”進程和國家利益追求，提升日本在國際舞台的大國角色。日本自民黨右翼政治勢力具有根深蒂固的“親美遠華”、擴軍修憲、在亞太事務中扮演正常國家、以制衡中國重塑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等傳統。自民黨意識形態的核心是保守主義。雖然其保守主義的內涵與西方國家不同，但是國家利益追求和防衞政策制定與實施領域的“超級現實主義”取向是非常明確的。安倍上台之前，日本政界就將鬆動防衞體制、加強軍事實力和準備介入美軍在東亞戰爭行動確定為“重新定位日本國家利益”的基本方向。安倍上台後，面對釣魚島爭議，一方面頑固拒絕對華談判，另一方面緊抓美國這一日本對華衝突的可靠後盾。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國轉變對華“接觸政策”，這是日本政府多年期盼實現的目標。強化“中國威脅”、鬆動安保法制、謀求修憲和增加軍費，是日本以日美同盟為軸心、擴大防衞行動範圍、對華實施制衡政策需要採取的基本行動。

早在2012年4月自民黨就公佈了“憲法修正案”，涉及天皇、安全保障、國民權利以及義務、國會、內閣、司法等11個方面。與現行的《日本國憲法》相比，自民黨“憲法修正案”中明確了自衞權的使用以及設置國防軍等義務，其實質就是使日本有行使集體自衞權和保有軍隊的權利。在自民黨“憲法修正案增補版”中又對上述內容做出了進一步解釋。比如設置國防軍一項，自民黨“憲法修正案”認為，“從世界範圍來看，除了城市國家以外，在擁有一定規模以上人口的國家中沒有保有軍隊的只有日本，獨立國家為了保持獨立和和平以及國民安全而擁有軍隊是現代世界的常識。國防軍參加國際和平活動是可能的。國防軍既然作為軍隊，就要依據法律規定把行使武力變成可能。關於在集體安全保障中的制裁行動同樣是有可能的”。雖然因國內阻力直接修改憲法的目的未能實現，但在自民黨“一黨獨大”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先後通過實施“防衞裝備轉移三原則”“解禁集體自衞權”“新安保法”來一步一步達到架空憲法第九條的目的。安倍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目的是壯大日本的軍工生產能力，形成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通過“防衞裝備轉移三原則”，加大武器出口的力度，突破憲法對“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規定。解禁集體自衞權和制定新安保法案是一種解釋性修憲的策略，實質是讓日本軍隊擁有對外作戰的權力，使日本成為一個“普通國家”，從而為最終修改憲法第九條奠定強有力的基礎。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正式實施，標誌着日本政府長期堅守的“專守防衞”政策被徹底架空，日本的防衞政策發生重大轉折，為日本自衞隊在全球展開軍事行動提供了法律依據，為正式修憲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菅義偉上台後，再次明確表示會繼續把修憲作為自民黨的基本方針。2021年5月3日，日本《產經新聞》報道，在現行憲法迎來施行74週年紀念日前夕，菅義偉接受《產經新聞》的獨家專訪，再次表達了修改憲法第九條的意願。菅義偉表示：將自衞隊寫入憲法“是理所當然的，（自衞隊）已經和當年完全不同，當今大多數國民已經理解，應當對自衞隊的定位予以明確”。6月11日，與修憲程序密切相關的“國民投票法修正案” 在國會獲得通過，正式成為法律。《日本經濟新聞》撰文稱，“國民投票法修正案”通過後，日本國內已經建立起修憲的整體環境。鑑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日本自民黨會圍繞修憲展開討論，並儘快提出修憲提案。6月16日，日本自民黨修憲推進本部在《國民投票法（修正版）》頒佈後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就修憲程序展開了具體討論。衞藤徵士郎在會議上表示，自民黨會把明確自衞隊的地位、制定緊急事項條款、取消參議院選舉、加強教育作為討論修憲的起點。在7月26日發佈的月刊《花田》的採訪中，菅義偉表示，“自民黨自建黨以來就將修憲作為根本政策。我們會努力修憲，這個政策不會有任何改變”。

“和平憲法”第九條的核心內容是放棄交戰權和不保持軍備，這意味着日本既不能發動任何形式的戰爭，也不能擁有各種軍事力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日本並非一個“普通國家”。二戰後，日本在“和平憲法”的指導下，實行“重經濟、輕軍備”的發展路線，一步步地走向復興，最終崛起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和平憲法”第九條中所藴含的和平主義精神對於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促進戰後日本的和平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才是 “和平憲法” 最大的歷史價值。美國資深的現代日本問題專家約翰·道爾 （John Dower）認為新憲法（“和平憲法”）將民主主義思想貫穿於憲法之中，並且明確禁止日本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的權利，與“非軍事化”的原則完美結合起來。從全方位來看，憲法修正案中最具衝擊性的部分是序言和第九條中提到的“戰爭的放棄”，也就是所謂的 “和平憲法” 第九條。“和平憲法”和自民黨“憲法修正案”是絕對矛盾的，兩者不能兼得。日本學者指出，一般認為憲法的基本原理要符合國民主權、基本人權和和平主義這三大原則。自民黨的“憲法修正案”，改變了憲法的三個基本原理和憲法本身的歷史連續性，與其説是“憲法修正案”，莫不如説實質上制定了一部新憲法。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認為，“和平憲法”由盟軍起草，其中的100多條內容主要是尊重基本人權，加強人民的權利，削弱戰前的國家權力，天皇作為象徵性元首不再擁有實權。在宗教、工作、抗議、正當法律程序等方面，這部憲法保護了人民的自由選擇權。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如今日本公民對這些權利已經習以為常，“和平憲法”中的人民主權給人民帶來能動性，它不應該輕易被拋棄；所有社會機構都應該參與這一過程，所有日本公民都必須對修憲的結果負起責任。“和平憲法” 不僅有利於防止日本重走侵略戰爭的道路，更是戰後日本國民開展和平運動的重要法律依據。日本政府解禁集體自衞權和強推“新安保法”曾引起大多數日本民眾的強烈反對，但隨着東亞區域政治在後冷戰時代的深刻變化，日本國內反對修憲的和平主義力量被大大削弱。

菅義偉政府的安保追求就是通過修憲擴軍來改變“戰後體制”，以通過實現“普通國家”的方式來取得對華制衡戰略的合法性和可行性。這一日本政界的主流立場在今天的岸田文雄政府繼續得到明確體現。2021年9月29日，岸田文雄以257票當選自民黨總裁，就任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明確表示，“對付中國”是政府首要任務，將積極推動修憲。從安倍晉三到菅義偉再到岸田文雄，他們的安保主張和對華戰略可謂一脈相承。面對這樣連續性奉行“聯美製華” 戰略的日本政府，未來的中日關係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

三、岸田政府的對華制衡戰略會走多遠

岸田政府的“安保觀”和“中國觀”將延續從安倍到麻生等自民黨強硬派的傳統路線。岸田文雄在競選期間主張修憲擴軍、對抗中國，其政策主張鮮明地體現了“安倍派”的涉華路線。即便如此，中日經貿關係和正常交往仍然存在着很大空間。岸田文雄上台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疫情和發展經濟，只有這兩方面做得出色，才能得到國民的認可。2021年10月8日，習近平主席與岸田文雄通電話。岸田文雄表示，日方願同中方一道，從日中關係歷史中汲取重要啓示，以202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週年為契機，共同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的、穩定的日中關係。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兩國在經貿領域依然存在着廣闊的合作空間。即便岸田政府繼續對美“選邊”，基於中日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深度融合，日本也難以追求對華經貿“脱鈎”，中日關係仍然存在“協調”的一面。

中日的經濟和社會關係已經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活力。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兩國間一年的人員往來已突破1000萬人次，貿易往來超過3000億美元，在華日企超過3萬家。“如此緊密的交流，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十分罕見的。”而且，自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經貿合作就已成為中日關係的“壓艙石”。當兩國的政治關係陷入緊張局面時，以雙邊貿易和相互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經貿合作通常會成為改善雙邊關係的重要突破口。經貿先行、“以經促政”成為推動雙邊關係發展的重要手段，這不僅有助於兩國經濟的穩定發展，還對構築兩國戰略互惠關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年來，雖然中日雙邊經貿關係仍有起伏，但中日兩國互為重要經貿合作伙伴的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2019年，即使受到中美貿易戰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影響，中日貿易額仍維持在3000億美元的規模，中國已經連續12年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同時，日本居歐盟、美國、東盟之後，為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如果按國別計算則繼續保持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國的地位。2021年1—10月，中日雙邊貿易額增長1.5%，顯示出兩國經貿關係的強勁韌性。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帶來了嚴峻挑戰，日本企業難以放棄龐大的中國市場，中國企業也會繼續引進日本高端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中日經濟的互補性將會長期存在，兩國經貿合作良性發展的基本盤難以出現根本變化。2021年9月，中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向日方展示了中國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積極信號。從中國台灣當局提出也要加入CPTPP時岸田政府表現出的歡迎態度來看，日本短期內不會給中國提供加入CPTPP的機會，這將是經貿規則領域日本“制衡中國”的表現。

需要警惕的是，岸田內閣上台後組建了經濟安全保障室，並任命前防衞副大臣小林鷹之出任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一職。小林鷹之將會與自民黨內相關幹部合作，制定半導體供應鏈戰略，防止技術外流。《日本經濟新聞》刊文稱，半導體是各種數字設備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隨着中美競爭的日益深化，構建半導體供應鏈已上升至日本經濟安保的核心位置，日本此舉旨在阻止尖端技術流向外國和打造自身重要物資的供應鏈。在大國總體趨向於把安全置於經濟利益之上的當代世界政治中，日本在高科技領域加入美國對華“科技戰”甚至準備部分“脱鈎”，是其為了在軍事和安全上對抗中國而正在採取的步驟。至於岸田政府所採取的“制衡中國”的戰略能走多遠，一是取決於中美關係，二是取決於日本國內新安保法體制和修憲進程，三是取決於中日關係的整體架構是否能繼續保持穩定與協調。

大多數亞太國家不願意在中美戰略競爭之間“選邊”，日本卻是一個例外。日本已經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明確選擇了美國這一邊。作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日美同盟早已成為日本歷屆政府對外關係的基軸。作為美國亞太聯盟體系中的核心組成部分，深化和鞏固日美同盟已成為美國“向亞洲全境輻射軍力，維持或增強在這一重要地區霸權的既定戰略”。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和中美關係的基本狀態成為影響中日關係走向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國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核心變量。在中美關係短期內難以出現實質性改善、拜登政府的對華衝突和競爭戰略將會繼續以壓制中國為基本目標的情勢下，日美在對中國戰略上的合作將會進一步深化、細化。與美國在軍事、情報、“印太戰略”、“四邊機制”、台灣問題等相關的一系列軍事和安全政策上保持“聯手”，將是日本的基本政策。2021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比爾·伯恩斯（Bill BurnS）宣稱，將在中情局設立一個輻射所有領域的“中國任務中心”。該中心將把間諜、情報分析員、技術專家以及其他領域的專家聚集在一個單位，並會在世界各地部署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由於美日兩國已建立起高級別的情報共享機制，預計日本也會全面配合、積極參與美國中情局的“中國任務中心”，同美國共享關於中國問題的情報，甚至日本有可能參加美國組織的“五眼聯盟”。在戰略和安全選擇上的“對美一邊倒”是今天日本外交的既定方針。

拜登政府也將繼續強化美日軍事同盟義務，干預中日釣魚島領土紛爭。拜登總統在2021年4月與菅義偉第一次舉行首腦會晤時，就明確重申《美日安全條約》適用於中日東海領土爭議的所謂“盟國義務”。中日兩國間不僅存在釣魚島問題和歷史問題等結構性矛盾，而且日本右翼勢力在中日關係中持續製造緊張議題也是日本政治和社會心理出現“排華、恐華”情緒的重要因素。在釣魚島問題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從歷史、地理還是從法理的角度來看，釣魚島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然而，日本官方卻始終堅持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這一錯誤立場。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曾公開揚言，“完全不能接受”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主張。釣魚島領土爭議的惡化完全是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簽署所謂“購島合同”而引發的。不僅如此，從2012年以來日本政府始終拒絕承認中日存在領土爭議、拒絕就降低釣魚島主權爭議烈度和中方進行務實對話。2020年中國頒佈《中國海警法》，依法對海上維權進行了新的規範解釋和法律宣示。然而，日本國內卻大肆鼓譟《中國海警法》的“侵略性”，指責中國想要強力改變釣魚島現狀。歸根結底，釣魚島爭端持續化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不願意正視和接受雙方存在領土爭議的事實。對美國而言，繼續利用中日釣魚島爭端來提升日本在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中的 “角色地位”，也是其既定方針。在亞太區域安全議題上美日高度“捆綁”的戰略需求面前，釣魚島領土爭議的外交解決進程將更為艱難。

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進程的加速，使日本對華戰略戒備與安全疑慮不斷深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隨着中國軍隊現代化進程的全面推進，海空軍武器裝備持續更新，中國海軍突破第一島鏈進入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展開軍事訓練已實現常態化和機制化。日本作為海洋國家對國際海運線路的高度依賴、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進程以及緊張對峙時斷時續的兩國東海釣魚島主權爭議，使日本近十年來鎖定中國為最大的“威脅”。通過提出“印太構想”、支持日美印澳“四邊機制”等做法，日本明顯擺出了“制衡中國”的戰略決心和戰略走勢。2018年12月，日本出台新版《防衞計劃大綱》，強調以應對“島嶼防衞”與“灰色地帶事態”為主的跨域聯合防衞、優先發展空網電等新領域作戰能力等作為未來國防的優先任務。2019年，日本宣佈把“出雲”號與“加賀”號驅逐艦改造成航空母艦，以提升其作戰能力。這些艦船裝備了 F—35B戰鬥機，已被視為“攻擊航母”。上述動向均與中日安全關係直接關聯或主要就是為威懾中國。日本媒體也認為，安倍政府增加國防軍費和擴大日美印澳安全與海上合作的諸多行動，都是旨在通過大規模增加軍事投入和謀求擴大日本軍事行動範圍和能力，實質性地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承擔“日本角色”，強勢應對所謂中國快速增長的軍事力量和在西太平洋海上行動範圍的擴大。

繼續推動安倍政府未能完成的修憲進程，很可能是岸田政府的基本施政目標。為了儘快完成修憲，岸田政府也將繼續修改日本國家安全戰略，進一步凸顯日本需要從軍事和防衞力量建設、深化日美同盟、擴大區域安全與防務行動等方面來應對中國崛起的必要性。岸田政府很可能在2022年頒佈新的對華更具有攻擊性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從日本國內來看，隨着中國的日益強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國內的快速蔓延和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護憲勢力和修憲勢力正在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據 2021年5月3日《朝日新聞》報道，在5月3日憲法紀念日到來前夕，朝日新聞社進行了以憲法為主題的全國輿論調查。在被問及現行憲法是否有必要修改時，回答“有必要修改”的受訪者佔比為45%，比2020年有小幅上升（2020年為43%）；回答“沒必要修改”的受訪者佔比為44%（2020 年為46%）。關於憲法第九條，61%的受訪者認為“不變為好”（2020年為 65%），回答“修改為好”的佔比為 30%（2020年為27%）。

可以肯定的是，修改憲法第九條、建立國防軍，讓日本在安保體制上擺脱束縛、強化對華戰略制衡的軍事和外交行動，將是岸田政府的基本目標。日本修憲擴軍將很大程度上改變亞太軍力對比和區域戰略態勢。而且，日本修憲絕非止於獲得法理交戰權，而是意味着戰後延續了70餘年的日本自衞隊體制和有限軍事力量設置將會出現顛覆性變化。以本土專守防衞為核心使命的日本自衞隊，不僅將正式更名為“國防軍”，還將擴充力量並完善不同軍兵種配置，形成以海空軍為主的複合型和攻守兼備型正規軍隊。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韓國等國對日本政府強行修改憲法第九條一直表達深深的擔憂，勢必也將增強自身軍事力量來應對日本政府的修憲結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明確指出，“希望日本能夠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真正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同時也為日本與其他鄰國關係改善創造條件”。近年來，“歷史問題”爭議雖然不再那麼尖鋭，但中國作為日本發動侵略和殖民戰爭的最大受害國，要求兩國關係“以史為鑑、面向未來” 的基本立場不會變。而在日本國內氾濫的修正主義史觀，其主張不僅是對加害部分的忘卻，甚至有人根本就不承認加害事實的存在。2021年10月岸田內閣上台後，上百位日本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反映出一個竭力追求在安全領域內 “大國化”的日本，必定試圖從重塑歷史記憶、追思軍國主義時代日本的“英雄主義”中尋覓精神食糧。岸田作為日本政壇的“温和派”，仍然仿效安倍的做法給靖國神社奉獻貢品。這説明“大國化”的日本政治人物，即便不會輕易否定軍國主義日本侵略和殘害亞洲人民的歷史事實，也仍然會從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獲取精神資源。這樣的日本，是無法真正平息與亞洲鄰國的歷史問題爭議的。

四、結語

當前，世界正受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三重疊加效應的衝擊，全球經濟、政治和安全格局尖鋭而複雜的動盪效應還在不斷深化。對於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日兩國而言，這本來應該是雙方加強合作、共擔責任的重要契機。歷史已經把中日兩國推到了需要為未來的世界發展、繁榮與和平深度攜手合作的關鍵時刻。正如王毅國務委員指出，“國際格局的演進正在提速換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人類社會對健康安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命運與共的認知更加深刻。世界回不到過去，人們在求索未來。各國都要做出團結還是分裂、開放還是封閉、合作還是對抗的重要抉擇”。日本政府在美國打壓中國、妖魔化中國的對華戰略競爭與衝突進程中赤裸裸地在美國一邊“選邊站隊”，在軍事安全上全力推行對華 “制衡戰略”，不僅有悖於今天動盪時代世界和平與繁榮發展的現實需求，同樣也違背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人民和兩國社會在廣泛接觸、交流與合作進程中所取得的建設性成就。如果日本繼續全力扮演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對兩國人民的福祉和東亞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必將帶來重大損害。

從安倍晉三政府到菅義偉政府再到岸田文雄政府，日本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所採取的選擇是典型的“戰略清晰”（Strategic clearance）策略，而不是更多的東亞國家所採取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策略。這兩者的區別是，堅持在中美兩國之間採取“戰略模糊”策略的國家，即便繼續保持對美軍事同盟或者安全夥伴關係，但注重在保持與中國強大的經貿聯繫的同時警惕美國想要把“新冷戰”強壓給中國和東亞地區，因而傾向於在地區安全秩序建設和可能出現的中美戰略對抗中不“選邊站隊”，更傾向於不直接參與美國的各種對華打壓行動，以便與中美兩國都保持友好與互利的關係；而“戰略清晰”策略則強調對美國的同盟責任、認同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妖魔化和戰略打壓、準備在中美未來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中和美國採取共同行動。採取“戰略清晰”策略的日本，為了應對未來在南海、東海和台海可能出現的衝突，必然將追隨、配合甚至在個別問題上主動推動美國對華採取遏制行動。日本的對華經貿與科技合作的原有框架必然在這樣的“戰略清晰”策略的選擇中逐步進行調整，以便降低未來涉華安全風險可能帶來的經貿代價。從2020年6月開始，安倍政府就提出政府出資鼓勵更多的在華日企轉移投資，這就已經傳遞了明確的信號。岸田政府宣佈設立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和首相辦公室的“經濟安全協調員”，都已經反映出在中美之間奉行“戰略清晰”策略的日本，正在全面準備削減和降低“聯美製華”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儘管疫情嚴峻，2020—2021年中日雙邊進出口貿易不僅沒有衰退，反而繼續有所增加。2020年全年中日貿易額達到3175.38億美元，同比增長0.8%，其中日本對華出口增長2.1%，反映出中日經貿合作帶來的收益仍然在明顯上升。但在將安全優先於經濟的大國政治中，日本對華“經貿轉向”將是未來長期持續的過程。

即便如此，面對把“制衡中國”作為國家安全戰略中心目標與手段配置的日本，中國的戰略反應不是簡單地在“敵國”還是“睦鄰”之間做出選擇。中國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權力、利益和財富再分配結構的調整，必然會導致地區和全球秩序的調整和變化。明確地選擇“制衡中國”是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與中國存在地緣政治競爭、兩國仍然存在未解決的領土糾紛和複雜的歷史情結的日本做出的選擇。在中美之間採取“戰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也正在為日本的“大國化”注入新的國內政治動力。但日本政界和社會各界必須認識到，把日本“捆綁”到美國戰船上，從長期來看是否真的有利於日本人民的福祉。冷戰結束30年以來，世界經濟中心之所以向東亞轉移，東亞之所以成為這一時期戰亂最少、發展最快的地區，根本原因是中國、東盟、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共同致力於經濟的發展和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如果日本的“戰略清晰”策略進一步助長美國在東亞的 “新冷戰”企圖，東亞的繁榮與穩定前景可能難以避免地存在崩潰的風險。即便面對採取“戰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中國仍然需要加強“戰略協調”。我們需要鼓勵日本在地區安全合作、穩定與繁榮這一共同目標上，拿出日本的智慧、眼光和決斷。

中國必須警惕的是，中短期來看，日本的這一“聯美製華”的戰略選擇將有助於美國繼續增強和鞏固在亞太地區的霸主地位，加劇亞太地區力量對比的失衡，增強美西方在亞太權力、財富和利益結構中的主導地位，給中國致力於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帶來新的阻力和挑戰。事實上，中國的周邊安全態勢正在出現惡化。自冷戰結束以來，中日兩國已經形成了多層次和多樣化的溝通交流機制，雙方經貿和社會交流廣泛而深入，但兩國之間的差異同樣是巨大的。日本把自己作為“美西方陣營堅定分子”的國家定位和利益選擇，是中短期內中日兩國發展“睦鄰友好關係”仍然難以跨越的鴻溝。日本政界對美國實施對華競爭戰略充分肯定、日中長期未能緩和領土爭議以及地緣戰略上日本對中國消極認知，都將繼續成為中日關係改善難以順利實現的嚴峻考驗。東亞區域戰略局勢的尖鋭性、複雜性將會長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