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事變，把“無常”帶回日本_風聞

        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

       日本文化常有無常之感，不重生而重死，或是感慨櫻花開落之片刻璀璨，或是迷戀百鬼夜行之神人同形。都説人死債消，死者為大。蓋棺定論，安倍晉三突然以這種獨特的方式離世，註定會被載入史冊，不只是生前的功過是非，更是死亡的神秘方式，註定會在無常的日本文化中獲得某種超越性的神格。

       太平時代的超穩定和危機時代的超混沌，構成了日本文化中兩種如影隨形的氣質。在秩序和無序的轉換之間，往往只需一瞬。安倍之死，或許會召喚出一個更加魔幻的時代，一場日本全民性的轉向。“菊與刀”的解讀固然刻板，但依然深刻。這種判斷，是基於日本國民性和相似歷史情形的綜合產物。面對危機，日本的心理積習或被激發、或被引導，但難以轉變。

       直到現在，我們才開始意識到“後安倍時代”的真正到來，顯然安倍晉三的政治遺產將加速實現，同時某種名為“安倍主義”的系統性意識形態或許將很快地被安排上歷史的舞台。這不是安倍生前的意志，但卻是令安倍死亡的意志的表現。安倍的突然逝去，或許代表着日本以正常手段謀求國家正常化的事業功虧一簣，然後國勢掉頭向下。日本或許不能完成國家正常化的夙願，但國家進一步的非正常化，卻能把後安倍時代的日本變成影響東亞局勢的風向標。

       三十年的平成，把日本帶到了進退不能的境地。安倍晉三是平成時代的最後掌舵者，是令和時代的真正開啓者。安倍晉三之所以遭遇刺殺，是因為他的最長首相任期沒有終結三十年的困頓，更是因為在他手上，就連這三十年的太平犬幻想也維持不下去了。此時此刻，一個源自於薩摩藩的前海自隊員，刺殺了來自於長州藩的前日本首相，似乎戰前的“薩長海陸之爭”再現戰後的日本，只是這一次更加激進的是海洋基因。這對東亞而言，似乎象徵着某些狂暴的啓示。

       被壓抑的慾望必然會以某種強制性的形式得以迴歸。日本被美國長期壓抑的獨立慾望，如果得不到常態的表達，必然會得到變態的表達。這種變態，相較於和平而言，是戰爭；相較於憲政而言，是軍政；相較於民主主義而言，是民粹主義。安倍遇刺，如同薩拉熱窩的槍聲，不必然導致一場衝突，但後續各方的負面預期與自我預言實現，或許將再度促成新的戰爭。

       戰爭與和平，從來都不是絕對對立的存在。因為人心思變也求安，戰爭本來就是和平狀態邁向另一種和平狀態的必然環節。一切的關鍵，在於人類的矛盾是否能夠解決或者以何種方式解決。當有力量的時候，力量是和平；當有和平的時候，和平是力量。一切都取決於和平和力量之間是否平衡。

       走出戰後，一直是日本右翼的夙願。戰後之後，如何開啓，卻困擾了整個戰後的日本，左翼的答案被美國扼殺，右翼的執念被美國壓抑。無法與曾經的受害者和解的日本，註定無法邁向“戰後之後”。戰後之後，難道會是以“安倍之死”為自己的開端嗎？但歷史總是在否定之否定地螺旋前進，“戰後之後”會不會是戰前的再度上演？誰能保證曾經狂暴化的日本法西斯不再登場呢？安倍作為日本的掌舵人是有定力的。但安倍之後，日本誰還有這樣的領導力呢？

       安倍晉三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生前的路線是讓日本成為一種常量，儘管這需要日本的變化才能實現。不過作為“保守本流”的他，或許沒有將自己的“君子豹變”變成日本根底的氣質：君子是心有堅持，豹變是因勢利導。堅持是順應的根據，順應是堅持的方法。但安倍的政治成熟，未見得能代表日本民族的政治成熟，甚至安倍的突然辭世或許會帶走日本民族本就不多見的政治成熟。安倍走後，日本還將變化，甚至是劇烈的變化，但不再是把常量當做瞄準的目標，而是不可遏止地成為東亞更大的變量。手段成為目標，日本的戰略迷失將再度上演。

       整個日本目前十分平靜，彷彿安倍之死是一件意料之事，該選舉的還在選舉，該有的行程絲毫未變。但這不是真相，而是因為日本並不知道該怎麼做出反應。日本特有的關於氣氛和從眾的心理，使得日本國內依然在期待有權威的聲音來定調，否則日本民族的時間會定格在安倍被刺殺那一刻。誰會在接下來出場？是岸田文雄一統羣豪，還是麻生太郎舊夢重温，抑或是鴨子划水，等待塵埃落定？

       取代安倍晉三這個“幕府將軍”來主導日本局勢的，不一定是日本人，還有可能是那艘塑造了現代日本的美國黑船。在日本渴望一個領頭人的時候，美國會很自然而然地會充當牧羊犬，或許羊羣不只是日本人，還有那些真正的慕洋犬。在安倍遇刺的這一刻，如果一個人不感到茫然，要麼是因為參與了這件事，要麼是因為不知道自己身在哪裏。只有在片刻茫然之後，迅速清醒並採取合理行動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究竟這一刻發生了什麼。

       日本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種種“事變”的字眼，雖然這只是日本對於否認事實的修辭。但這次安倍被刺事件，或許可以稱之為“安倍事變”。因為以日本社會從眾心理的風潮，“事變”不會只此一件。當日本反對日本的時候，暴力必然發生，併成為表達政治意志的唯一手段。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最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態度，並且製造自己想要的形勢。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歷史教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記不住任何教訓，但如果我們本來就還活在歷史的延長線之中呢？曾經因為冷戰的緣故，“去法西斯化”的人類共業並未在東亞真正完成，因此我們實際上活在“不夠戰後的戰後”。不完成二戰之後本應完成的“去法西斯化”的偉大斗爭，世界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為了避免戰爭，完成“去法西斯化”的事業，既要清理法西斯的歷史舊債，也要預防新法西斯捲土重來。

       當東亞各民族遇到近代，有的成了殖民帝國，有的經歷了殖民現代性，有的在反殖民過程中獲得了鼎故革新的主體性。種種道路有交叉，也有矛盾，但終究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一個民族如何獲得自己的現代性？以鄰為壑，自然是冤冤相報；離岸平衡，終究是玩鷹啄眼；唯我獨尊，勢必成水火不容。東亞遭遇鉅變，各民族被迫分離成為彼此相異的碎片，原本的命運共同體，反倒成為了各個現代東亞民族誕生後被迫剪斷的臍帶。血本來是該流動在體中，但卻被迫流出彼此的體外。刀兵相見，取代了曾經的禮樂相交。施暴者，心有餘悸，不敢回望歷史；受害者，念念不忘，歷史難成橋樑。東亞不該主動重複曾經被動的歷史，但歷史卻總要固執地重複兩次。這次，歷史斷裂的開端依然是在日本。雖然在核時代，底層邏輯已然不同。

       安倍之死，就是“事變”。“事變”之後，必是潮流，如同漩渦，將各種人和事捲入。無關者變成關係者只是時間問題，最終“事變”將變成所有人的事。當一個民族的頂尖人物遭遇不幸的時候，通常這個民族要麼陷入偽裝的堅強，要麼進入神幻的迷狂。曾經支撐安倍晉三走上頂峯的力量，一旦安倍這個點被取消，這些力量將會被迫下降，並從建設性的力量變成破壞性的力量。理解歷史，必須從頂點下降的中途才能看到未來的影子。正如未經過頂點的拋物線永遠只是曲線，從根本上是無法把握軌跡的。

       這個世界最需要政治家的時候，日本卻少了一位。常言道，彼之英雄，我之仇讎。但每個民族都能被政治家引導的時候，世界總能太平一些。一個政治家的養成，往往比一個貴族的養成時間更長，往往比一個學者的養成難度更高，往往比一個將領的養成概率更低。日本後繼無人，即便還能再出人物，也不是太平世界的締造者和捍衞者，而是各路羣豪的龍蛇演義了。安倍在時，不覺有異；晉三不成，不見其比。或許，未來的日本人將很快感覺到這一點。

       不是每個民族都能順利走完自己的長征，因為有的在起點夭折，有的在中途覆滅，有的在終點前力竭。安倍晉三，不生則死，不死則生，但生死之間的這道關，終究是難過。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説？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