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眾以安倍之死為喜是大義，有人悲傷是小禮_風聞

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對此事中國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個態度是大眾的，認為是值得慶賀的好事。另一種態度，以澎湃新聞駐日記者曾穎為代表，在報道此事時，她極度悲傷，如喪考妣。那麼哪種一種態度是合理的、正確的？

答案是：應該從“小禮”和“大義”兩個層面看，悲傷的態度是“小禮”，慶賀的態度是“大義”。

中國是義理文化，更通俗地説，是講理的文化，義理、理是中國文化、文明的核心。“義理”、“理”是什麼？就是共識，不是小共識，而是大共識。何為大共識，就是所有時間所有人的共識。

所以，義理、理也是“公”，與之相對的就是“私”、“私見”，私見、自私就是違背義理的、違背公的。

何為“大義”，就是真正的“公”？何為“小禮”，就是“公”的程度要低，包含着私。或者只知形式化、教條化的禮義，而不懂這些禮義背後的義理，知其形而不知其實。中國重大義和輕小禮，而鄙視“知小禮而無大義”的人和社會。

日本作為一個文明和國家，儘管長期受中國義理文化的影響，但是卻只學到了一個皮毛，只知“禮”的形式，而不知支撐禮的“義理”，即知禮而不知理，“知小禮而無大義”。所以從本質上看，日本還是缺失義理的，不知理，屬於蠻夷的範疇。

所以，在19世紀中國和日本同樣遭遇西方的侵略，但是對西方的認知卻截然相反。中國將技術和文化制度分開，認為西方技術先進，但在文化制度上卻是蠻夷的，是不知義理而只知利益的，因此依然將西方歸為蠻夷，並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

日本卻陷入實力決定論、技術決定論，認為西方之所以技術先進，就是因為文化先進。中國之所以技術落後，就是因為文化落後。所以，主張不僅技術上要西化，在文化和制度上也要西化的全盤西化，這就是所謂的“脱亞入歐”。

在對西方的認知上，中國之所以一開始能夠將技術和文化分開，認為技術先進、文化蠻夷，根源在於，中國所秉持的是義理思維，也是義利之辨的思維，所以很容易能夠不被表面的技術、經濟發達所迷惑，看到其缺失義理的本質。而日本自身本來就缺失義理，不知義理為何物，更不可能有義理思維，不可能義利之辨的思維，所以，只能看到西方技術發達的一面，而看不到其缺失義理的一面，於是就認為，西方不僅技術發達，文化也發達。

基於這種認知，日本開始執行”脱亞入歐“、全盤西化，在技術上實現發達的同時，文化上也變得象西方一樣壞，甚至比西方還壞。他們陷入了極端的侵略主義，即軍國化的法西斯主義。並且選擇中國作為其主要侵略對象。

二戰後，日本戰敗，作為成功“脱亞入歐”的國家，它選擇做美國的忠犬。隨着中國的崛起，中美對抗加劇，日本也像美國的看家狗一樣對中國呲牙狂吠，安倍晉三的言論就很好地體現這一點。

總而言之，日本是一個知小禮而無大義的蠻夷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以義理為內核的義理國家。日本是義理的破壞者，而中國則堅韌不拔地做義理的踐行和捍衞者。

因此，不僅安培晉三之死，日本日本發生任何的不好的事，都是合乎大義的，都是值得慶賀的好事。悲傷的，只是小禮。

所以，中國大眾的對安倍晉三之死的喜悦合乎大義，而澎湃新聞曾穎之流的悲傷只是“知小禮而無大義”的小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