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遭槍擊死亡！刺殺政府高官是日本傳統，以後還會繼續嗎？_風聞

安倍晉三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演講時遭遇槍擊，不治身亡，引發了日本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而當我們回顧歷史，重新審視日本近代以來波譎雲詭的政壇形式，會發現刺殺重要政治人物這一極端行為，在日本政治傳統中其實並不罕見，甚至顯露出異常的高發狀態。這種基於歷史恩怨、文化傳統而孕育出的復仇行為，深刻地塑造了日本的政治環境，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個國家未來的選擇。

行兇者被捕

一、近代日本暗殺錄

自倒幕運動時起，維新志士們就相當青睞暗殺這種對抗形式，它不僅能在肉體上消滅敵人，也能在精神上給予對方極大震撼。維新派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還專門起草了“暗殺策”，用於指導此方針。本質上來説，這是在敵強我弱的狀態下所不得不採取的措施，雖然沒起到太大作用，卻成為後來暗殺行為愈演愈烈的開端。

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後，新的思想與政治勢力不斷衝擊着原有的封建秩序，各政治派系間的角逐越來越激烈，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舊士族、落魄的武士階級、以及對幕府仍懷有幻想的人看到機會，開始變得蠢蠢欲動。暗殺行為也進入到一個高峯期，就連被譽為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都在上班路上被民權派志士所殺，其他的政府官員遇刺案件更是數不勝數。刀和槍，成為這些舊時代的餘黨面臨新時代時唯一可以倚仗的東西，但他們也終究無法改變歷史大勢。

大久保利通

明治維新的成功，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使日本的國力迅速飛漲，甚至具備了與列強平起平坐的能力。但經濟的發展並不能掩蓋原有的社會矛盾，反倒由於絕大多數利益為財閥所侵奪，工人與農民階級的生活狀態變得更加惡劣，問題也就變得更為突出。在這種無可調和的矛盾中，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走向。一種是將矛盾引向外部，積極鼓吹對外擴張，以掠奪的方式補充工業化所急需的原料與資金，等於是上層人吃肉、底層人喝湯，為緩一時之急而已。而另一種思潮則借鑑了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思想，主張縮小貧富差距，減輕人民負擔，幫助底層人民互幫互助，從而實現建立理想社會的目標。

兩種思潮在當時的社會都有很多擁躉，其中一些人就試圖以暗殺的形式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1889年，主張強硬外交的玄洋社成員來島恆喜，就用炸彈炸傷了當時的外相大隈重信。而1910年，無政府主義者宮下太吉，試圖以同樣的方式行刺天皇，中途事泄被捕。而當時的日本政府卻借這一機會把髒水潑給社會主義組織，以此為藉口大肆搜捕社會主義者，包括幸德秋水在內的數百名社會主義運動先驅被捕，其中12人被判死刑。引發了著名的“大逆事件”，深刻影響了戰前日本政治格局。

早稻田大學內佇立着大隈重信的雕像

進入大正時代之後，由於社會進入相對穩定期，類似的暗殺活動頻率有所減少，但絕非銷聲匿跡。1921年11月4日，一個普通的鐵路職工中岡艮一在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在火車站門口用匕首捅死了時稱“平民首相”的原敬。1922年1月，著名法西斯理論家北一輝試圖組織起一支暗殺團在鎌倉刺殺元老山縣有朋，雖然行動並未成功，卻迫使山縣有朋辭職而去。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一時期的日本政壇雖在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但在水面之下早已是暗流洶湧。各路政治派別的矛盾趨於激化，在這一過程中，以極端國家主義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逐漸佔據主流，日本開始向着軍國主義的方向疾馳狂奔。

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

正是有着日本國內如此廣泛的輿論基礎，一批少壯派軍官才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炸死東北軍統帥張作霖，進而武力侵奪整個中國東北。這一切造就的最終結果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在此之後，軍人的氣焰愈加囂張，他們試圖更進一步，全面清除日本政壇的所謂“保守勢力”，以實現徹底的法西斯主義專政。

1932年5月15日，一批少壯派軍官突然發動政變，襲擊首相官邸及各處重要設施，首相犬養毅被殺。而這些激進分子只為泄一時之憤，根本沒什麼長遠規劃，最後只得自首。而對這種嚴重違法行為，軍部不僅不予斥責，反倒大加袒護，鼓動輿論將其包裝成“為國為民”的英雄，為接下來海軍大將齋藤實成立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埋下伏筆。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更為著名，主張天皇掌管軍部的皇道派，向主張軍部凌駕於天皇之上的統制派發起了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在2月26日夜，大批皇道派少壯軍官打着“尊皇討奸”的旗號，闖入當權的統制派官員府邸，殺害多名政府要員。但天皇嚴厲駁斥了這種形同叛亂的舉動，所以這場兵變很快便以失敗而告終。為首的主犯均遭到嚴厲鎮壓，在民眾的一片哀輓聲中被判死刑。但諷刺的是，皇道派與統制派實屬一丘之貉，皇道派被瓦解後，統制派繼續實行法西斯主義專政和軍部獨裁，反倒實現了皇道派未曾達成的目標。自此之後，日本從上到下全面右轉，武力擴張、奪取生存空間成為全體國民的共識。

二、為何日本好暗殺？

暗殺——這種明顯不遵守遊戲規則的行為能得到官方到民間的一致默許，無疑是有着十分深厚的民意基礎的，無論是民間自發形成的法西斯組織血盟團，還是青年少壯派軍官組成的一夕會、櫻會，都能夠説明法西斯主義在日本全國上下的泛濫。他們將武力視作解決問題的最高手段，必然會導致殺戮的無限循環。

而另一方面，暗殺的興起恰恰是政黨政治缺失的原因與結果。在大正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背後，是日本左翼運動興起，民眾期盼建立完善政黨政治的反映。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議會本應成為各方政治派別相互溝通的平台，而暗殺活動的廣泛開展卻扼殺了民主運動進一步開展的可能，助推了極端思想的上位。同時，民粹主義、極端國家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本身就是暗殺活動活躍的土壤，各種極端組織與暗殺團打着“天誅”的旗號，自以為正義地奪取敵對派系人物的生命，將殺人視作一種正當化的手段也同樣是價值觀扭曲的產物。這與日本民族心理當中的武士道精神息息相關，也與他們在二戰中對中國乃至亞洲的暴行有着息息相關的聯繫。

文史君説

自近世以來，日本在一部分右翼政客的推動下，一步步走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道路，而在這背後是一片片血雨腥風，暗殺與密謀成為這段時期日本政治的主旋律，刀劍與槍炮成為解決政治紛爭最有效的利器。這絕非是單個人的一時興起或蓄意而為，而是長期以來日本政壇形成的一種歷史傳統。甚至在很多時候，暗殺者不僅僅不會受到輿論的攻訐，還會成為民眾追捧的英雄。這病態的價值觀長期以來在日本政壇延續，及至今日仍然有着惡劣的影響。

暗殺的後遺症一直持續到戰後，乃至今日。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因為被老右翼分子荒牧退助行刺受傷，而不得不辭職下台。安倍今日遭遇到同樣的事件，行刺者山上徹也在被捕後聲稱：“對前首相安倍不滿，就是為了想殺他。”如此簡單粗暴的邏輯，無論背後還有着怎樣紛繁複雜的原因，都足以印證日本政壇的運行邏輯距離實現真正的正常化仍有很遠距離。

參考文獻

渠長根：《“謀殺是菩薩行為”——論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恐怖謀殺現象》《南都學壇》 2003年第1期。

吳敏文：《“下克上”現象與日本軍國主義》，《書屋》2019年第8期。

金衞星：《二二六事件、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安徽史學》2006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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