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臨下自命不凡！《外交政策》撰文：承認美國在對抗中國方面仍無建樹_風聞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是“文明的衝突”理論創始人塞繆爾.亨廷頓與別人在1970年合作創辦的國際政治類刊物。對華態度並不怎麼客觀友好，行文之中常帶有西方的偏見和自命不凡之感。請各位閲讀時注意鑑別。

本文作者是該刊的一名專欄作家、大學教授和長期駐外記者。

上週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峯會做出了結論：西方軍事集團今後將明確將中國視為對手。

幾天前，七國集團成員在德國宣佈，美國及其歐洲夥伴已決定動員6000 億美元資助非洲和其他所謂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此目的推出的新工具“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受到的關注不如本週的安全新聞，但它也源於對中國的擔憂——即西方認為需要與該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有時據稱其動員了數萬億美元。

“這不是援助或慈善，”美國總統喬拜登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的一個度假勝地談到西方仍然粗略的反應時説。“這是我們分享我們對未來的積極願景的機會……因為當民主國家展示了我們能做什麼、我們所能提供的一切時，我毫不懷疑我們每次都會贏得比賽。”

由於對俄羅斯保持統一立場的政治挑戰如此頑固，許多人會認為，針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影響力推出有意義的西方共同安全應對措施的想法在短期內是天方夜譚。與俄羅斯相比，歐洲人對中國的感覺非常遙遠。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作為主要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地的崛起讓歐洲人對與它對抗感到警惕。除了向俄羅斯提供道義和經濟支持外，只要北京不直接威脅歐洲——幾乎沒有理由期望它會——歐洲就沒有興趣與美國站在一起共同防禦。

更緊迫但更值得懷疑的是，需要讓富裕的西方國家作為主要參與者參與基礎設施融資和提供其他國際公共產品以對抗中國。不過，在這裏，人們不需要預測，因為最近的記錄充滿了空洞的承諾和無所作為。

正如許多人在 G-7 宣佈後對社交媒體表示懷疑時所説的那樣，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類似這樣的公告一再出現，只不過是蒸發器而已。最近的一次——被稱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不到一年前來自拜登本人。今天誰能回憶起它？他們又為什麼要回憶呢？與拜登的同名國內計劃相比，它幾乎沒有取得進展的勢頭。

儘管中國繼續擴大和調整其“一帶一路”項目，但西方相同基本理念的諸多計劃卻早已被遺忘，例如藍點網絡——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於 2019 年發起的一項倡議——以及新絲綢之路倡議——由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於 2011 年推動的另一項計劃。

我最感興趣的是這條西方徒勞無功之路背後的內涵——並且迫切需要克服它——而不是越來越多的不復存在的名字。保守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和國防政策主任科裏·沙克（ Kori Schake ）很好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他在推特上發佈了最新的 G-7 計劃：“如果我們甚至假裝該倡議是為了鼓勵發展，我們將獲得更多的成果。而不是對抗中國。” 然而，接受這一點只是開端，因為現在是美國做的不僅僅是假裝關心全球發展的時候了。

華盛頓無法這樣做的原因在拜登的聲明中被泄露，並與對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所謂的全球南方之間關係的錯誤理解和非歷史性理解有關。

拜登強調新計劃不是援助或慈善，而是為了國內消費；這種儀式化且明顯的美國比喻讓人想起前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的時代，他是種族隔離主義的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人，在拜登之前於 1995年至2001年擔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赫爾姆斯以將援助發展中國家等同於”鼠洞”並盡其所能阻止它而出名。

不過，這樣的態度並不是老派南方參議員的專利，而且自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執政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朝着越來越吝嗇和輕蔑的方向推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政策。他們迫使美國各行各業的政客否認美國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的概念，而不是通過軍事力量維護國際秩序的角色。

這不僅是世界歷史上最富有的社會的一種不體面的姿態，而且對美國在全球的實力和影響力產生了緩慢但肯定的腐蝕作用——以至於無數國家現在都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儘管是個遙遠的國家，人均財富也不如美國，卻作為最有可能幫助他們在經濟領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合作伙伴。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拜登的修辭既錯誤地描述了富裕世界與全球南方關係的歷史，也錯誤地讓美國以為世界為不久的將來做好了準備。

美國、歐洲甚至日本——以及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家——的財富都建立在極其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之上，並建立在其他國家的貧困和機會限制之上。

幾十年來，繁榮的西方從世界貧困國家採購基本商品和自然資源，同時通過阻礙貿易和移民來加強其特權。這些不平等的關係甚至在長達數百年的大西洋奴隸貿易中根深蒂固，這種貿易利用了被奴役者剝奪的數十億小時的勞動力。

除此之外，在奴隸制時代後期，西方創建了像英國著名的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公司，該公司將紡織品等工業產品卸載到世界較貧窮的地區，同時剝奪被殖民者將產品出口到西方市場的權利——除了當西方公司控制了生產和貿易時。

當今巨大的全球貧富差距植根於這些事實，這些事實已被證明極難改變，並被西方意識形態所掩蓋，這種意識形態假裝富人的成功純粹是長期犧牲、美德和獨創性的結果，同時助長了對他人的恐懼和怨恨。越不幸運。在這裏，拜登和其他美國政界人士有一個重要但迄今為止尚未抓住的機會，可以向中國學習一些重要的東西。

自美國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如果不是之前）以來，美國領導人和外交官一直在警告發展中世界的政府不要伸出北京向他們伸出的經濟之手，援引所謂的債務陷阱和其他陷阱，這些陷阱將來自於接受中國在構建自己的全球經濟網絡時提供的條件。

新鮮的是，發展中國家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擁有比西方更多的選擇。華盛頓的語言表明，美國領導人至少明白中國也不參與慈善遊戲，但他們沒有抓住更重要的部分：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雙腳進入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遊戲。有多種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國際經濟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全球南方的理解。

這是未來全球增長將發生的地方。這是全球人口結構即將發生巨大變化的地方。這就是未來的貿易伙伴、才華橫溢、精力充沛的勞動力和客户的來源。北京明白這對中國來説是一個機會——不是一些被錯誤解釋的慈善活動，當然更不是老鼠洞。

推動北京朝這個方向發展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利他主義，相信市場智慧和美德的資本家應該和任何人一樣明白這不是一件壞事，應該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在一個叫洛美的城市寫下這些話，洛美是西非小國多哥的首都。洛美緊鄰世界上正在進行的最偉大的人類項目之一：創建一個從尼日利亞拉各斯到科特迪瓦阿比讓的密集城市化沿海地區。

到本世紀中葉，數以千萬計的人將在該地區生活、工作和貿易——按照歷史標準，這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中國的痕跡無處不在，小企業、大工廠、道路工程和機場，而歐洲的痕跡大多是殖民遺蹟，美國的痕跡很少。誰來安置所有這些人？誰將幫助創建電力、水、污水和通信基礎設施以及學校、大學和就業機會？

西方很擅長為經濟夥伴關係創造口號和名稱，這些縮略詞很快就會被遺忘，但與此同時，由於它未能改變其思考全球南方對西方和世界所代表的機會的方式，它冒着眼睜睜地看着被未來拋下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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